列寧研究馬克思的方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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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形成階段

1893年，沃龍佐夫(Vorontsov)和丹尼爾遜(Danielson)撰寫了他們最后一本書，這兩位民粹主義經濟學家無比堅定地認為，在俄國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而那時俄國資本主義正準備進行躍進式發展。當時日益衰落的民粹主義者不可能像這位在薩馬拉的年輕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聚精會神地閱讀理論家們的遲緩理論發現。列寧必須了解自己的對手，不僅僅是為了反駁他們的著作。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尋找斗爭的內在確定性。的確，他以辯論的精神考察了現實，并將當時所有論戰的矛頭指向了仍然殘存的民粹主義;但是，對于這位未來27卷論戰性著作的著作者來說，沒有誰比他更不屑于以純粹論戰本身為目的了，他必須了解現實生活。列寧越了解俄國革命問題，越熟悉普列漢諾夫，就越尊重普列漢諾夫的批判性著作。目前對俄國布爾什維克歷史(如普列漢諾夫)的篡改，在這一主題上花了大量筆墨:“在俄國土地上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受流亡者組織和普列漢諾夫任何直接影響而自發產生的”———還應該再加上一句，即不受馬克思本人影響，因為馬克思也是地道的流亡者。他們將列寧稱為俄國本土“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正是從這種馬克思主義中產生了后來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

將馬克思主義的自發誕生看作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反映”，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意歪曲。經濟進程不能在本土無知的“純粹”意識中得到反映，它只能在歷史意識中得到表達，并為人類所有歷史成果所豐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之所以可能在19世紀中期產生馬克思主義，僅僅是因為辯證法，這一德國古典哲學的成就就在手邊，僅僅是因為英國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僅僅是因為在大革命后，法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學說的蓬勃發展。因此，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伊始就從本質上具有國際性特征。伏爾加河流域富農力量的增長和烏拉爾河流域冶金工業的發展絕不足以單獨帶來完全相同的科學結果。勞動解放社在國外的誕生并非偶然:俄國馬克思主義首先并不是將其未來曙光看作是俄國資本主義的自發產物，就像甜菜作物以及棉紡織業一樣(即使是對于棉紡織業來說，機器還得進口)，而是看作俄國革命斗爭的全部經驗和西方誕生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相結合的復合體。19世紀90年代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在普列漢諾夫所奠定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

二、精神上的乞兒又是如何“贊揚”列寧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列寧的歷史貢獻，沒有必要再描寫列寧的早期歲月———他是如何用自己的犁躬耕俄國的處女地。葉利扎羅娃(Elisarova)機械地模仿卡梅涅夫(Kamenev)等人寫道:“不存在現存的詳盡著述。對于列寧來說，重要的是研究原始資料，并從中得出自己的推論?！睂α袑幾陨韲烂C且謹慎的科學精神來說，最大的攻擊莫過于認為他不重視其前輩和導師這個觀點了。而且，在19世紀90年代初俄國馬克思主義沒有形成詳盡著述也不符合事實。在那時，勞動解放社的出版物已經構成反映當時新趨勢的簡單版百科全書。在同俄國知識精英的偏見進行長達六年的英勇輝煌的斗爭后，在1889年巴黎社會主義世界大會上，普列漢諾夫聲稱:“俄國革命運動勝利的唯一前提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對我們來說，沒有、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边@些話從整個前述時代中概括出了最重要的一般性結論，也正是基于這種“流亡者”的普遍化，列寧繼續在伏特加河流域研究學習。弗多弗索夫(Vodovosov)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列寧過去常常帶著深刻的感情談及普列漢諾夫，尤其是談及普列漢諾夫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書?！备ザ喔ニ鞣蚰茉跁r隔30年之后回憶起這個片段，可想而知，列寧當時是多么生動地表達他的感情。《我們的意見分歧》的力量，主要在于它將革命政策同唯物史觀和俄國經濟發展分析緊密聯系起來。烏里揚諾夫在薩馬拉發表的第一個反對民粹主義的聲明，就與他對俄國社會創立者的著作的熱情評價密切相關。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列寧最感謝的就是普列漢諾夫。

1922年末，當提及19世紀90年代初的發展時，列寧寫道:“就在這種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趨勢開始擴展之后不久，西歐就呈現出沿著社會民主主義方向前進的動向。”這幾句話概括了整個一代人的發展歷史，也包含了一部分列寧對自己的回憶。從馬克思主義經濟歷史學說出發，在遠遠超越俄國知識階層的勞動解放社思想的影響下，列寧成為一名社會人。在喀山、薩馬拉和阿拉卡耶夫卡時期，列寧認為自己只是小學生。但是正如偉大的畫家在他們青年時期所展示的獨立畫法，甚至年邁的大師也會臨摹其畫作那般，列寧在“學徒”時期就呈現出如此思想和創造活力，以致很難區分哪些是他從別人那里汲取的，哪些是他自己創造的。但在薩馬拉的最后歲月，這種區分逐漸變得明晰:學徒逐漸變成了獨立的研究者。

三、歷史性的爭論

與民粹主義者的爭論很自然地過渡到當前發展領域，或者說過渡到評價資本主義在俄國是否繼續發展這一問題上。顯示工廠煙囪和產業工人數量的圖表以及那些反映農民階級內部區別的圖表，呈現出某種特殊意義。為了判定這一進程的動力，有必要將歷史和現實的數據進行對比。因此，經濟統計成了科學中的科學。一個個數據柱就成了破解俄國命運、俄國知識階層和俄國革命之謎的鑰匙。即使是俄國軍方在進行周期性戰馬普查時也會要求回答:誰更強大，卡爾•馬克思還是俄國農村公社?普列漢諾夫早期著作的統計數據也許并不豐富:對鄉村經濟研究具有重大價值的地方自治會(Zemstvos)的統計數據，也僅僅在19世紀80年代有所發展;而且，當時包含這些數據的出版物對于那些幾乎與俄國隔絕的流放者來說，是很難接觸到的。雖然如此，普列漢諾夫還是非常準確地指出了科學工作應該以統計數據為基礎這一基本方向。新學派的早期統計學家就是沿著這條道路走的。郝威奇(M．A．Hourwich)，一位俄國出生的美國教授在1886年和1892年發表了兩篇有關俄國公社的文章。列寧對其評價甚高，并將其用作模型。由此也可以看出，列寧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承認其前輩工作的機會。

作者：來慶立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