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內稅收體制國際競爭力的強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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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稅收制度的演變過程

1950～1978年之前的稅制改革，是在我國政府摸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基礎上進行的，是伴隨著國內的政治斗爭和經濟制度變化而演變的，不涉及專門對外的稅制改革。而改革開放之后，新的經濟運作和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促使了我國稅收制度的新變革。全面健全涉外稅制的時期是1978年到1994年。過于簡化的稅制結構無法適應改革開放后各種國外商品和技術的涌入格局，對哪些進口商品征稅、設定多高稅率，外國投資者在國內辦廠所得稅交多少、外商在國內的個人收入是否應交稅，這些都是問題。沒有較為全面、詳細的稅收法律，不僅僅無法增加政府的收入，也無法讓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安心投資。1981年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這標志著我國的涉外稅收制度初步建立。

涉外稅收制度的建立，有效地加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由于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外國投資者紛紛進入國內市場，尤其是重工行業(比如汽車行業)，發展更是如火如荼。但面對大型國營企業的壟斷地位，國外企業仍然望而卻步。無競爭的經濟環境必然導致國營企業的生產效率低下，對提高整體國民經濟不利。中央政府在1983年先后進行了兩次“利改稅”“。利改稅”也就是說從原本國營企業向國家上交利潤的方式改為向國家繳納稅收。第一次“利改稅”主要目標是利用稅收政策將國家與企業剝離開來。第二次“利改稅”是對工商稅制全面的改革。通過兩次“利改稅”，一方面使得國家稅收與國企利潤分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削弱了國營企業的壟斷性質，增強了行業內部競爭，從而使得大量外國企業進入本來無法進入的市場領域。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更是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資，大大提高了我國稅收制度的國際競爭力。

2稅收制度國際競爭力提升的實證檢驗

從我國稅制的演變過程看，似乎可以發現，由于我國稅收制度的完善和涉外優惠稅收建立，促使了大量國際資源進入國內市場，大大刺激我國經濟的發展。以上的論述是定性的判斷，接下來本文用具體數據和模型進行檢驗分析，從定量角度較為準確地驗證這一關系。

2.1變量和數據

對于稅收制度國際競爭力的表現，一般沒有比較直接和明顯的刻畫方式。本文認為我國稅收制度國際競爭力提升，主要表現為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數額的提高，也就是FDI值上升。而我國稅收制度的演變和改革，必然帶來了稅收收入的增加，所以稅收收入是一個比較好的反映稅制演變的變量。另外，進出口總額的變化則可以反映我國對外貿易的情況，但在實證模型中不是直接利用進出口總額進行回歸，而是除以每年的GDP，從而反映的是我國對外開放程度。因為數據受到消費物價指數的影響，所以對除了開放程度之外的所有數據進行CPI剔除，得到實際值。表1顯示，從2000年以來，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基本上年增長，只有2002年到2003年，略有下降。加上外商其他投資后，外商所有投資每年上升，但并不是每年都在上升，1998年、1999年是略有下降，表上并沒有顯示。再看進出口總量和稅收收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7.9%，19.1%。外商所有投資(包括FDI)、進出口總量和稅收收入三者的相關性較高，所以筆者猜測存在某種長期關系。

2.2回歸過程和解釋

根據上述描述，本文將回歸方程設定為：其中，FDI為外商直接投資額；T為稅收收入；OPEN為開放程度，用進出口總額除以GDP得出，它反映了我國對外貿易情況。FDI和T的數據采用自然對數形式，主要為了減少數據波動，而OPEN是一個比例數，所以不進行對數化。數據為1985～2011年的年度數據。首先進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非平穩的數據直接拿來回歸會導致偽回歸。本文采用比較常用的ADF檢驗法進行。從檢驗的結果看，三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都是非平穩的，P值都很大，在5%的情況下不顯著；進行二階差分后，ADF值變得平穩，說明這三個序列是二階單整序列I(2)。在同階單整的前提下，數據可以直接進行協整檢驗。

因為同階單整，所以協整方程即為上述回歸方程。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通常是兩種方法，一種是E-G兩步法，另一種是Johansen協整檢驗。前者較為普遍和簡單，但操作繁瑣；后者操作簡單，一般是用在VAR模型中的檢驗方法。本文采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首先將協整方程進行OLS回歸，提取殘差項，用ADF單位檢驗法檢驗殘差項是否為平穩，如果平穩，則表明該協整方程的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如果是非平穩的，則它們之間不存在長期關系。檢驗的結果較好，殘差項為平穩序列，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和稅收收入、開放程度存在長期關系。

下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GrangerCausalityTests)。雖然已經得知FDI與各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關系，但是還不清楚是哪一方的變化導致了另一方的變化，因果關系不明。利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可以直接探查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是lnFDI與lnT在滯后5期的情況下互為對方的格蘭杰原因，而lnFDI與OPEN的檢驗始終不顯著。既然檢驗出了存在因果關系，則回歸結果就存在一定意義。回歸結果的表達式如下：稅收收入變量顯著不為零，t值為5.1，開放程度顯著，t值為0.3。再看系數，稅收的對數變大一個單位，外商直接投資的對數就變大0.927個單位，并且兩者互為格蘭杰原因，這說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著互相帶動的關系，也證明了我國稅收收入的提高促使了FDI值的提升。

3結論與建議

通過上述計量檢驗發現，稅收收入的提高使得FDI值提高。這個結果證明了本文的一個猜想，我國稅收制度的提升伴隨著稅收收入增長，稅收制度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則伴隨著我國FDI值的增大。所以，從中國1985～2011年的數據來看，在對外開放的環境下，我國稅收制度國際競爭力的確得到了提升。但是，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我國的經濟運作系統也在發生演變，特別是后經濟危機時期，我國原有的優勢產業，依靠高能耗、高勞動力的發展模式已經很難再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長期的對外優惠稅制，也會對國內產業帶來不利影響，比如本國汽車工業。優質的汽車基本上都是中外合資企業生產，原汁原味的國內汽車的市場占有率不高。

針對調整涉外稅收優惠，提升新時期下我國稅收制度的國際競爭力，本文提出兩點建議：對外，逐步減少高能耗、高污染的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優惠，多設置高技術、高附加值外商企業的稅收優惠，提高稅收國際競爭力，以吸引國外先進技術和人才進入國內市場。對內，調整外商企業所得稅，使得國內企業和外商企業所得稅趨于相同，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力，發展優質產業。這在提升我國稅收國際競爭力的同時，也大力支持本國企業的發展。

作者：李蘇桓楊凌單位：昆明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