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流入的經濟效率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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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經濟雜志》2015年第九期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數十年“量”的增長，但是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我國現行的經濟結構已不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相比經濟總量的增加，發展質量的提升顯得更為關鍵。在此背景下，我國提出了“調整經濟結構，促進轉型升級”的經濟發展戰略。隨著經濟社會全球化的不斷擴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fdi)開始成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促進轉型升級的一種有效方式。作為外來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的集合體，FDI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緩解企業的資金不足問題，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生產技術和企業管理模式。這些都是政府投資、國內商業銀行貸款所不具備的優勢，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社會習俗、地理環境等地區差異，國際資本在中國的流動存在著區域隔離現象，使得各省、各地市的外資流入量截然迥異(許冰，2007;王軒等，2012)。在區域特色明顯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如何促進當地經濟效率?進一步地，對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FDI作用又將如何變化?通過梳理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文獻，筆者發現，學者們一般關注FDI的區位分布(Kimino，2007;黃肖琦和柴敏，2006)和溢出效應問題(Ledyaeva，2009;鐘昌標，2010;王軒等，2012)，較少討論FDI效率評價問題。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從宏觀國家和省市層面(劉輝煌等人，2009;文東偉，2013)，抑或微觀企業層面(張會清和王劍，2011)，分析FDI對經濟增長或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鮮有學者基于地級市這個中觀層面研究FDI與當地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從地級市層面深入探討FDI與地區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不僅能夠揭示出我國經濟迅猛發展背后的經濟效率變化規律，從而解釋高速增長能否持續的問題，而且還可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在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巨大中的影響，對當地政府更好地招商引資、合理利用外資來發展本地經濟提出針對性建議。

基于此，本文使用非參數DEA方法測量我國246個地級市在2003－2012年間的經濟效率，然后控制基礎設施、外貿依存度等經濟效率影響因素，探討了FDI與地方經濟效率間的關系。研究發現，FDI、外貿依存度和市場化程度能夠顯著提升我國總體經濟效率，固定社會資產投資有明顯負作用，而基礎設施和吸收先進技術變量的影響則不太明顯。為分析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FDI對經濟效率的作用規律(李杏和Chan，2009)，我們把樣本數據分成東部、中部和西部三組①，結果表明，在經濟越發達，經濟效率越高的地市，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貿依存度的促進作用越明顯，而市場化程度則越不顯著;政府干預對當地發展效率有負面影響。本文的內容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進行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主要介紹文章使用的模型方法、以及數據變量等內容;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借助DEA－Malmquist方法測量出各個地市歷年的經濟效率數值后，接著運用面板數據模型，探究外資直接投資與地區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第五部分總結研究結論，并給出相應政策建議。

二、文獻回顧及評述

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以用錢納里模型(Cheneryetal.，1975)進行解釋。通過緩解資本短缺、促進技術進步等途徑，外商直接投資不僅能夠促使當地企業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還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為了吸引外資流入，各地政府部門也會大力建設基礎設施、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和完善法治信用環境，努力提升經濟社會發展軟環境，因此在理論上，除了促進經濟增長之外，FDI流入會提升地區的經濟效率。同時，直觀上，由于每個地區擁有不同的地理位置、風俗習慣以及基礎設施等，這些因素肯定也對FDI的各種溢出效應和促進作用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在實證研究方面，Haskeletal.(2007)發現外資企業會影響本地的生產率，而Huang(2003)認為外資進入不僅滿足當地企業的資金需求(SteingressandVandenbussche，2008)，并且對包括政治在內的不完善經濟社會系統起到了很好的補充替代作用，從而減輕社會資源扭曲程度(GuarigliaandPoncet，2008)。國內學者王文劍等人(2007)也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有效緩解了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亟需的資金短缺狀況、給當地企業帶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理念，然而東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投資的相對比較優勢各不相同。為獲得更多FDI，中西部省市側重于稅收優惠及財政支出等手段、而東部地區則是全方位競爭。李青原等(2010)在資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Wurgler，2000)基礎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資、金融發展與我國28個省市的27個工業行業資本配置效率之間關系，結果表明，盡管FDI和金融發展都能顯著提高地區資本配置效率，但兩者還存在相互競爭擠壓作用，尤其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省市。此外，文東偉(2013)分析1999年－2008年期間我國30省市的產業增長情況，并認為各省的產業增長與該省地理位置、行業市場依存類型等因素相關，整體來說，東部省市大多數工業行業的產業增長要高于中西部地區;此外，王晶晶和黃繁華(2013)借助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和SYS－GMM方法，探究了FDI結構變遷與勞動生產率之間的作用。他們發現，FDI結構性轉變對勞動生產率的促進效應有顯著地域差異，具體為在東部和西部地區，該正向影響更加明顯。還有學者從外商直接投資的數理和特征角度，討論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例如郭熙保和羅知(2009)就認為，在外資較多的地區，技術含量高的FDI對當地經濟增長有利，然而在FDI吸收較少的地方，只有適當技術水平的外商投資能夠促使經濟增長。然而，正如引言中所述，現有與FDI相關的文獻，多關注FDI的區位分布(Kimino，2007;黃肖琦和柴敏，2006)和溢出效應問題(Ledyaeva，2009;鐘昌標，2010;王軒等，2012)，較少討論FDI效率評價問題。劉輝煌等人(2009)、文東偉(2013)和張會清等(2011)雖有所涉及，但主要從宏觀國家和省市層面或微觀企業層面，缺少從中觀地級市層面的分析。因此，本文在2003－2012年我國246個地級市數據的基礎上，利用基于工具變量法的固定效應模型，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并對東中西部地區在經濟效率方面的差距是否有所收斂進行了詳細分析。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本文建立如下面板模型，以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地區經濟效率關系。市場化指數Market和固定資產投資比重Invegdp。在模型(1)中，主要關注回歸系數α1，根據前面分析，我們預期該項系數為正。考慮可能存在的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也就是說，地方經濟效率越高，吸引的FDI流入量越多(路江涌，2008)，我們將滯后一期解釋變量作為工具變量，用基于工具變量法的固定(隨機)效應模型重新估計參數。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1．外商直接投資(Fdi)。采用各個地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萬美元)，根據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基準匯率轉換成等值人民幣。2．地區經濟效率(η)。限于我國地市層面不同行業效益數據的不可得性，無法借助Wurgler(2000)資本逐利模型的投資反應系數、轉而用技術進步率反映地區經濟效率。從技術角度出發，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計算各個地級市的Malmquist指數。同時借鑒以往學者的做法(王文劍等，2007;許冰，2007;路江涌，2008;李青原等，2010)，我們還控制下列影響因素:3．基礎設施(Fra)。用市轄區年末實有鋪裝道路面積(萬平方米)，反映運輸成本。當地基礎設施越完善，經濟交易成本越低，從而促使生產要素高效率配置，當地經濟效率越高，預期回歸系數為正。4．對外貿易依存度()。利用轉換成人民幣的地市進出口總額除以當地GDP表示，是地方政府對待外資及國際貿易態度的重要體現，也是FDI有效發揮作用的制度保障，預期回歸系數值大于0。5．高等教育學生比例(Inno)。使用每萬人口中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數代表，人力資本是當地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的前提，高素質人才是FDI產生技術外溢效應的一個重要條件，預計該項系數為正。6．當地市場化程度(Market)。采用樊綱和王小魯連續編制的市場化指數(2011)，考慮到市場化進程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按照樊綱和王小魯計算方法推算出2012年我國各省市的市場化指數。當地市場化經濟程度越高，資源越能有效利用，因此我們預期該項回歸系數大于0。7．固定資產投資比重(Invegdp)。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與GDP的比值表示，由于我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大部分是政府投資，所以該變量反映了政府發展經濟的態度以及地方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預期為負值。表1給出了本文所用變量的符號表示、含義和預期符號。由于我國地市層面披露的數據信息不太一致，所以本文剔除數據缺失較多的地市，而對個別缺失值，則用當地前后年份的平均值代替，這樣一共獲得246組地市樣本。因為大部分地市的進出口貿易額數據只能追溯到2004年，因此研究區間選為2003－2012年①。另外，出于量綱不同的考慮，所有模型數據都進行自然對數處理。本文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并與《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年鑒》交叉匹配。

四、經驗分析

(一)地區經濟效率度量在測量我國地市歷年的Malmquist指數時，我們采用產出導向型評價方法，并假定規模技術報酬可變。圖1提供了我國地市2003－2012年間的經濟效率平均值。圖1中，橫坐標是年份，縱坐標為全要素生產率(TFP)平均值，表示經濟效率。總體而言，除2009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經濟效率都大于1，也就是說，大多數時間，全國經濟效率是逐漸上升的，自2003年以來，我國經濟效率約累計提高了37.1%。另外東中西部的經濟效率不同，而中部地區最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這與“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處于我國一般水平”的直觀認識一致。盡管西部地區的經濟效率數值波動比較大，但整體上高于全國平均值，說明西部大開發戰略有效提高了西部經濟發展速度和質量。接下來，本文將討論FDI與經濟效率間的關系。

(二)FDI與地區經濟效率實證研究1．基本分析經過Hausman檢驗，發現P值為0.000，顯著拒絕“建立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因此選擇固定效應面板模型。由于不同地市間還存在個體差異，我們還采用了截面個體加權方法。表2前兩列匯報了參數估計情況。從表2前兩列看出，FDI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整體上，FDI對當地經濟效率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在考慮不同地市的個體差異后，影響程度更大。控制變量方面，政府的對外開放態度、投資意愿與地方經濟效率之間有顯著正相關關系，而其他變量的效果都不太明顯。考慮到變量內生性問題，我們運用IV－FE方法重新擬合模型。回歸結果見表2后兩列。發現回歸系數依然都顯著、并且系數絕對值變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符合我們的預期。伴隨外資而來的資金和先進技術，有效提升了我國經濟效率。另外，反映政府對待外資態度的外貿依存度和反映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程度，系數都顯著大于0，說明它們對經濟效率有明顯促進作用，也與我們直觀上的認識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會顯著抑制經濟效率的增長，由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很大部分是政府投資，表明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發展的做法會扭曲資源配置，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下降。2．進一步分析: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上述所有模型中，盡管基礎設施變量和消化吸收先進技術變量的系數為正，但都不顯著，這不太符合常理，可能原因是上述模型基于全國整體角度來分析。為此，我們把數據分成東、中和西部地區三組，研究在不同區域，基礎設施等變量對經濟效率的作用是否會變得顯著。眾所周知，由于政府政策、地理位置和歷史等原因，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呈現區域化，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發達，西部相對落后，所以通過劃分不同區域，我們可以詳細探究不同經濟發展階段，FDI對經濟效率的影響。由前面分析可知，不考慮內生性問題時用截面個體加權FE、考慮內生性問題時用截面個體加權的IV－FE，所得的參數估計結果更合理、模型擬合度和整體顯著性更高，所以下文只采用這兩種方法。相關回歸結果見表3。表3顯示，在10%水平下，外商直接投資變量顯著為正，其中東部子樣本組的回歸系數值最大，也就是說，經濟越發達，FDI對發展效率的促進效果越明顯。同時，基礎設施變量也是只在東部地區子樣本中顯著大于0，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區都為負值但不顯著，說明基礎設施對經濟效率發揮正向作用，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條件。有趣的是，外貿依存度和市場化程度的作用規律截然相反: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外貿依存度能夠顯著提升當地經濟效率，其他地區(尤其是西部)則不顯著;而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西部，市場化程度有明顯促進作用。另外，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變量仍然在1%水平下顯著小于0，說明無論是在全國范圍、還是在各個區域，政府干預經濟對當地的發展效率都有負作用，并且經濟越不發達，負面影響越大。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在校人數占比變量回歸系數還是不顯著，這反映出我國沒能有效吸收國外技術，先進技術對當地經濟效率的溢出作用很有限。3．進一步分析:經濟效率高低程度考慮到可能存在的第三方共同影響因素，我們以地市全要素生產率中位數為界，將各個地市分成高經濟效率和低經濟效率兩組，但發現僅有少數幾個地市一直位于某一組別。由于本文全要素生產率的時間跨度是9年，為此用下列規則進行劃分:若某地市的全要素生產率有5年或以上時間處于某一效率組別，就認為其屬于該效率行列，這樣我們獲得了110個高效率地市和136個低效率地市。類似前面處理過程，表4提供了參數估計情況。在表4，我們發現高經濟效率組別的FDI回歸系數值要大于低組別系數，說明經濟效率越高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越明顯。控制變量上，對外開放度僅在經濟效率高的地市發揮顯著正向影響，市場化改革進程只在低效率地區有正面效果，而政府干預則還是明顯負作用于當地經濟效率。另外，還可以發現，高低經濟效率地區的比較結論與東、中和西部不同區域的結果大體一致，這印證了“經濟發達地市的經濟效率一般較高”的觀念。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FDI是資金、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理念的集合體，因此地市間FDI利用水平各異是導致我國地區經濟效率差距懸殊的重要原因。首先，我們使用非參數DEA方法測量2003－2012年我國246個地級市的Malmquist指數，發現自2003年以來，全國經濟效率逐漸上升，約累計提高了37．1%，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區域的經濟效率提高程度并不相同，其中東部效率上升最快。然后，通過基于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本文討論了外商直接投資與地方經濟效率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控制其他影響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資能有效促進當地經濟效率，特別是東部地區。當地經濟越發達，經濟效率越高，那么FDI和外貿依存度提高經濟效率的作用越顯著。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我國應該繼續大力引進外商投資，以有效緩解我國現有金融體系對廣大“中小微”企業的供血不足狀況，同時也給當地企業帶來相對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從而進一步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與此同時，政府應適當減少經濟干預活動，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則，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務產品，減少資源扭曲程度，讓市場這只無形之手起到應有的資源配置作用。第二，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盡管其經濟效率相對較高，但是東部省市消化吸收國外技術的效果不太明顯。考慮到東部省市的教育程度已經較為發達，所以建議這些地區著力引進那些本地企業能夠吸收消化的適用性技術，避免盲目一味地追求高新尖端科技，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出“干中學效應”，進而有效提升當地經濟效率。第三，就中西部相而言，需要要在市場環境、投資環境和人力資本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供更好的基礎設施、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和教育投資，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資力度，還要進一步擴大當地的對外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此外，國家也應對中西部地區加大扶持政策力度，使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的分布趨于最優狀態。

作者：趙廣川 郭俊峰 陳穎 單位：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