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爭端案例的實證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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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爭端案例實證分析

在“歐共體—對中國鋼鐵緊固件的最終反傾銷措施”[1]一案中，中國指出，歐共體依據占總產量27%的同類產品生產者的比例作出調查決定，不符合《反傾銷協定》第4.1條所要求的產量“占國內總產量主要部分”。專家組審查后認為，《反傾銷協定》并沒有規定具體的百分比，也沒有規定確定國內產業的具體方法。而且雙方都承認，協定第4.1條中要求的產量構成國內總產量“主要部分”可以低于50%。專家組注意到，支持調查的企業總產量占歐盟總產量的37%，而不是27%。專家組認為，中國未能證明27%的產量為何不能構成總產量的主要部分。既然第4.1條沒有具體規定，歐盟的實踐就沒有違反第4.1條。

對于前述專家組給出的結論，中國向上訴機構提出了上訴。上訴機構對于“主要部分”的理解不同于專家組的解釋，其首先分析了《反傾銷協定》第4.1條和第3.1條的含義，認為雖然這些條款并沒有規定構成“國內產業主要部分”的具體比例，但這并不意味著任何比例都可以稱之為“主要部分”。問題在于，在這個案件中，同類產品產量占國內總產量27%的企業可以構成國內產業的“主要部分”嗎？上訴機構注意到，《歐盟理事會1221/2009號條例》第4（1）條和第5（4）條規定其產量占總產量25%的企業就可以構成國內產業的“主要部分”，而歐盟認為27%可以構成國內產業“主要部分”的理由就是其達到了條例規定的25%的標準。中國沒有對25%這一標準本身提出質疑，而是對這一標準在中國案件中的具體適用提出了質疑。上訴機構指出，《反傾銷協定》第5.4條中提到25%是決定申請人資格而不是確定第4.1條中國內產業“主要部分”的，由于歐盟適用了與確定國內產業“主要部分”無關的標準，其在緊固件調查中確定的國內產業只占產業的一小部分，嚴重影響了收集資料的范圍。此外，上訴機構發現，歐盟所稱的“國內產業”包括的是配合調查的企業。上訴機構認為，把企業是否愿意合作作為是否將企業包括在“國內產業”的依據，這是沒有理由的。據此，上訴機構認為專家組關于中國沒有證明歐盟違反了《反傾銷協定》第4.1條和第3.1條的結論是錯誤的。

在專家組程序中，專家組以中國“未能提供證明”為由駁回中國的主張，這個理由看似只是從舉證責任的角度解決了爭議而并未對第4.1條的規定作出評判，從“誰主張誰舉證”這個程序規則出發亦無可厚非，但這實際上意味著專家組對于產量占“主要部分”這個問題也并沒有準確的意見，因而回避了從實體上直接認定歐盟的比例可以構成“主要部分”，從側面印證了這個問題的尷尬之處。作為中國而言，國內《反傾銷立案調查暫行規則》規定達到50%以上方能被認定為“主要部分”，進而順理成章地推定外國也應當參照這樣的標準，或者說至少可以作為我國質疑對方調查申請主體適格性的理由。但在缺乏充分論證的情況下，對這樣模棱兩可的問題的質疑顯然無法說服專家組。《反傾銷協定》中所規定的“主要部分”的認定標準完全取決于調查發起國國內的規定，在我國其比例為不低于50%，而歐盟的相關規定則未設定明確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以不滿足“主要部分”為理由對國內產業的適格性提出抗辯往往難以得到專家組的支持，除非申請者總產量的比例明顯過低。上訴機構之所以否定了專家組的結論，是因為其認為歐盟所使用的數據中有一部分與“國內產業”無關，而并非認為27%這個數據本身達不到“主要部分”的標準。所以，該案中上訴機構其實也沒有對“主要部分”這個實體問題作出回應，而是以歐盟存在程序瑕疵為由推翻了專家組的結論。筆者認為，在貿易救濟規則對這個問題缺乏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專家組及上訴機構至少應當在個案中針對具體情況作出回應，而不是通過程序上的否定來回避實體問題。事實上，比例數字本身并非問題的關鍵，27%是否可以構成“主要部分”并不具有普遍意義，甚至50%也不一定就能認為其構成了“主要部分”。但是作為個案，這個問題理論上并沒有超出專家組以及上訴機構的能力范圍，專家組及上訴機構應當對其作出實體性的分析。

類似的爭議還出現在“阿根廷—對巴西家禽的最終反傾銷稅”一案中。巴西指出，《反傾銷協定》第4.1條規定“國內產業”是“同類產品的國內生產者全體，或指總產量構成同類產品國內總產量主要部分的國內生產者”，因此“，主要部分”應當至少是大部分，而阿根廷外貿全國委員會把產量占總產量46%的生產商作為國內產業，違反了《反傾銷協定》第4.1條。阿根廷則提出，第4.1條有意不規定“主要部分”的具體比例，表明“主要部分”不一定要超過50%。案件第三方美國和歐盟均認為，第4.1條僅僅只規定了“國內產業”的定義，而并未給成員方施加任何義務。美國還提出“，主要部分”并不意味著“大多數”，其可以解釋為“非常重要、嚴重或重大的”。專家組認為，《反傾銷協定》第4.1條規定了認定國內產業的特定方式，這也就對成員方施加了特定的義務，從第4.1條的措辭可以看出，對“國內產業”的定義是成員方必須遵循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主要部分”就一定要超過50%。專家組首先分析了“主要部分”的普通含義，第4.1條并沒有要求成員方將產量占總產量50%的生產者作為國內產業。從該案的實際看，占同類產品總產量46%不能說不是主要部分。據此，巴西的這一訴請被駁回。前述專家組的分析表明了其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般態度，即在相關規定沒有明顯強制要求的情況下，專家組不會輕易同意申訴方“構成”或者“不構成”某種情形的訴請，一般會推定成員方善意地履行了協定義務。在后續的類似案件中亦可窺見這個基本立場。

二、“主要部分”的認定視角

鑒于WTO需要為兼顧各成員方的國內規定而保持其規則的靈活性，因而在《反傾銷協定》、《反補貼協定》或者《保障措施協定》中不規定“主要部分”的具體比例無可厚非。但是，筆者認為“，主要部分”仍然應當形成相對統一的認定框架和標準，其可以通過判斷以下兩個因素予以確定：第一，審查申請者的產量占比是否達到了其應當達到的標準。產量占比的要求并非意味著必須設定固定統一的比例，只需在具體案件中審查該案所應當達到的相應比例以及相關因素即可。那么，何謂“應當達到”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判斷：其一，審查國內產業的產業集中度。產業集中度對于貿易救濟調查申請有著顯著的影響，甚至對于申請實體本身都有影響。在以調查方全部領土作為認定國內產業的范圍時，產業集中度的影響范圍僅限于申請發起的支持率問題。這也就意味著此時該特定產業的分布較為分散，那么產量占比要求就可以適當降低，以便利生產者申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而當以調查方的領土范圍內的某一區域作為認定國內產業的范圍時，則意味著該產業的分布較為集中，那么其產量占比要求就可以適當提高。其二，審查支持申請與反對申請的國內生產者的比率，這個比率應當足以支持立案，并且要求調查主管機關說明在某一具體案件中該比率的合理性。第二，申請者的產量及市場地位等是否足以對國內市場、區域市場或者消費者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可以審查申請者對上下游及周邊產業的影響程度。一般而言，貿易救濟所針對的產品往往是產業鏈中間的某一環節，其產量、價格等均會受到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影響，進而影響到上下游的相關產業。另一方面可以審查該申請實體的產品是否足以對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習慣產生影響。如果該申請者產品產量的變動已經足以對消費者的需求和習慣產生重大影響，那么應當認定該申請者可以構成“主要部分。

作者：余鴻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