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農產品貿易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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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wto以及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涉及農產品貿易的關稅壁壘問題

1.如果關稅高峰較為嚴重的話，那么其他國家的農產品就難以進入該國市場。從WTO農產品談判角度而言，消除這一領域的關稅高峰極為困難，因為其涉及的產品往往都是這些國家最為敏感的產品。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TPP所倡導的高標準談判已經覆蓋了這一棘手的領域，不難想象，在談判的最后關頭，各方對敏感產品的關稅減讓方面都希望能夠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例如在牛肉進口市場方面，進口到日本的美國冷凍牛肉關稅率將從目前的38.5%降低到9%，這個稅率也可能適用于其它的TPP成員。

2.關稅升級及其對全球價值鏈和附加值貿易的影響除了關稅高峰問題，WTO和區域貿易協定談判所要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關稅升級（TariffEscalation），級（TariffEscalation）的手段阻礙了WTO或區域貿易協定中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例如針對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實施遞增的關稅稅率，提高了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隨著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的發展，區域內部成員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方面取得了比WTO農產品談判更為有效的進展，但是在關稅承諾方面仍然面臨國內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壓力。

即隨著加工深度的提高，相應地提高半成品、制成品的關稅稅率。關稅升級能夠較為有效地達到限制附加值較高的半成品和制成品進口的效果，是一種較為常見的貿易壁壘。關稅升級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都存在，例如對某一初級農產品的征稅雖然很低，但是對加工過的農產品則征收高額進口關稅。假定未經加工的咖啡豆的關稅為5%，但對炒過的咖啡豆則需要支付10%的進口關稅，磨碎的咖啡豆關稅率可能達到20%，而瓶裝的星巴克咖啡飲料關稅率則可能達到45%，在實際中，這種形式的關稅升級是很普遍的。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關稅升級是個主要問題。由于越是加工程度高的產品，其被征收的稅率就越高，這樣就阻止企業把其價值鏈延伸到較高價值的產品。對加工產品實施高稅率也就意味著出口產品變得不那么具有競爭力，從而使之無法獲得其更高的價值，企業因此陷入出口初級產品的陷阱中，例如只能專注于出口未經加工的咖啡豆而不是出口那些可以獲得更高利潤的瓶裝咖啡飲料。關稅升級問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農產品貿易方面的不同立場和利益訴求以及對全球價值鏈的爭奪。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WTO后巴厘談判進程并非容易，由于農產品貿易極度敏感，農產品貿易談判往往缺乏政治意愿以及集體行動的動力，導致WTO某一成員的反對意見很可能成為集體行動的“人質”。在區域貿易談判中，雖然政治意愿比較強烈，集體行動的問題相對比較容易解決，但是也必須考慮到成員中利益集團的反對力量。盡管消費者可以從較低的關稅受益，可以有更多的選擇購買價格較低的產品，特別是在那些關稅高峰領域中的產品，然而，成員中也可能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阻礙談判的實現，例如在TPP談判中，美國的農場主有組織地、積極地保護他們的市場，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都可能遭到他們強烈的反對，同樣地，日本的農民也強烈反對政府向美國開放農產品市場。鑒于此，通過關稅配額解決市場開放問題似乎是TPP的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3.關稅配額作為過渡選項從目前WTO以及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的狀況來看，跨境的農產品貿易也不能在短期內完全開放，那些極度敏感的領域將是最后開放的領域，如日本在大米、牛肉和豬肉、奶制品、大麥和食糖等5個重要領域仍然極力維護本國農民的利益。在區域貿易協定談判中，即便是TPP成員中的農業強國如美國和新西蘭也十分關注農產品貿易，此外，那些小型化的家庭農莊也十分擔憂他們將受到越來越大的農產品競爭壓力。毫無疑問，農產品事項將是在協議談判中屬于最后階段需要談判的事項。從區域貿易協定談判的策略而言，成員可以通過特別程序例如關稅配額（TariffQuotas）管理措施以避免農業領域的快速開放。通過關稅配額，對一定數量（配額量）內的進口產品適用較低的稅率，對超過該配額量的進口產品則適用較高的稅率。例如在美國和日本的雙邊談判中，日本并沒有立即同意上述5個重要領域的完全開放。在大米市場的開放方面可能通過先通過協商對一定數額的大米降低進口關稅，如在初期同意對美國大米的進口數量為每年100,000噸。從長期來看，在較低水平的稅率基礎上，大米或其它農產品的進口配額將逐漸增大，直至進口配額可能被完全取消，以達到農產品市場的完全開放。TPP在農產品貿易問題上已經進行了重大的談判，各成員愿意通過集體行動解決關稅減讓的問題。對于那些將來希望加入TPP的非成員方也必須考慮到上述的市場開放問題，例如韓國雖然沒有決定加入TPP談判，但是農產品貿易屬于韓國極為關心的問題，農業生產，特別是大米對國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韓國的農業不像美國的現代化、機械化種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且規模較小，因此，其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果大米被外國產品替代，是否將導致農民大量流離失所，導致農村穩定遭到不可彌補的破壞和毀滅。從加入TPP的經濟考量而言，未來的成員當然不希望破壞本國農業而完全退出大米生產，而是更希望通過加入TPP使得大米不僅在國內生產和消費，而且能夠出口到其它TPP成員中。

4.從量關稅從量稅（SpecificDuty）是按照商品的重量、數量、容量、長度和面積等計量單位為標準計征的關稅，其中重量是較為普遍采用的計量單位。從量關稅尤其被廣泛適用于食品、飲料和動、植物油的進口方面。美國約有33%稅目欄是適用從量關稅的；挪威從量關稅也約占28%。例如在日本豬肉通常被分為三類，現在每公斤482～547日元的關稅將降低到每公斤50日元。這些承諾尚未達到完全自由貿易的程度，因為至少在短期內關稅不可能降低為零，但是，如果不經過這些步驟，農產品諸如精加工大米的稅率就無法從777%的水平降低為零。當然，區域貿易協定如TPP成員也意識到在高度敏感的領域進行大幅度變化存在很大的難度，因此，在諸如TPP這樣覆蓋了各種產品的協定中，談判效果更加難以駕馭，其走向自由貿易區的路途還是很漫長的。鑒于每個成員對農業都極為敏感，應當允許其對自由開放的市場持有不同的觀點，畢竟每個國家都有其支持的產業或產品，并需要允許農民經過一段時間適應和調整。因此，在多方的區域貿易協定談判或WTO農產品談判中，需要對開放的時間和承諾給予靈活性的安排，以便各成員能夠達成協議，但是也不能淡化協定的核心問題使得各方利益減損。

二、對我國在WTO農產品貿易談判中的啟示

我國是農產品貿易最為開放的發展中成員，中國在入世過程中已經做出了巨大而廣泛的承諾，提高了農產品市場的準入度。中國的關稅形式單一，從價稅達到了99%，相比其它國家的各種關稅形式，中國的關稅貿易壁壘比較少，這些都是中國在后巴厘時代WTO農業談判中國進一步減讓的基礎。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環境成本、土地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不斷增加，中國持續進口其它國家的農產品，導致國內農業發展、農民增收和糧食安全受到壓力，中國繼續減讓的空間非常小。鑒于此，中國在WTO農產品貿易方面需要保持合理的關稅水平和對農業進行一定的政策保護，特別是考慮到中國農業生產規模小，且以家庭經營為主，其競爭力完全無法和歐美的現代化農業生產相比。WTO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必須考慮到WTO成員的這些差異，允許發展中國家通過政策支持確保農業生產的健康發展以及小農利益不受到損害。例如在“巴厘一攬子協定”談判中，印度堅持農業補貼政策以維護小農生計就值得我國借鑒。此外，中國在后巴厘農業談判中可以通過大國的談判經驗和地位，為其它發展中成員爭取特殊差別待遇以及新成員靈活性等，推進多哈后巴厘農業談判，同時為中國農業健康發展爭取一定的政策空間。另一方面，需要繼續推動多哈農業談判，削減發達成員的高關稅特別是禁止性關稅以及技術性壁壘、消除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補貼。

作者：江清云 單位：上海對外經貿大學WTO 研究教育學院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庫國際經貿治理與中國改革開放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