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動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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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抗日戰爭是近代史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勝利。中日兩國之間為什么會開戰？日本這樣一個彈丸島國為什么敢于向中國這樣一個泱泱大國發動一場慘絕人寰的全面侵略戰爭？其背后的經濟根源是什么？之所以探討這些問題，是因為任何戰爭都是有原因的，而在這些動因背后又隱藏著與經濟因素或明或暗的聯系。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總結歷史可以使我們更好地面向未來。

一、島國狹隘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日本民族的狹隘心理，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心理基礎

日本是個島國，在航海條件十分落后的漫長歲月里，長期孤懸海外，并被海洋分割在一個個孤立的海島之中，加之長期的封建割據，養成了相當部分日本民眾狹隘的民族心理，并構成日本民族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甚至發展為左右日本民族集體行為的最主要的心理因素。雖然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國，但是，由于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日本民族未必能夠領悟其深層次的部分，因而中華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諸如仁愛、王道之類并未真正構成日本文化的精神內核。盡管日本文化中也充斥著仁愛、王道等詞語，但從骨子里看，左右日本民族行為特征的并不這些自外而來的先進思想和崇高品德，而是發育于日本本土的狹隘思想和自私基因，日本文化與中華文化只存在外表的形似，而沒有實質的神似。與中華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就少了幾分視野的博大和心胸的寬廣，而多了幾分在具體利益上的計較和精明，在對待其它民族和國家時，就難免時常采取一種狹隘的民族視角，甚至做出極端的民族行為。日本民族心理中狹隘性的這一面，與大氣、廣博、深厚、仁愛等優良品質相距甚遠，其主要表現為眼高于頂、夜郎自大，氣度狹小、難以善與，目光短淺、極端自私，欺軟怕硬、崇尚實力，陰險虛偽、暴虐殘酷。這種狹隘自私的心理一旦膨脹起來，往日的謙謙君子就變成了現世的殺人惡魔，所謂的“大和”民族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好斗“武士”，其靈魂的扭曲和道德的缺失也就在更深的層次和更廣的范圍充分地表現出來。這樣，日本民族與好勇斗狠、侵略成性、草菅人命、無惡不作聯系在一起，也就不足為奇了。從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日本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正是其民族心理中狹隘的一面瘋狂生長的必然結果。

二、對經濟資源匱乏的畸形反應和病態思考，形成了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論，這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思想根源

日本原本是一個土地面積狹小的國家，通過侵略擴張其國土面積日益膨脹，但經濟資源的匱乏卻一直是無法改變又不得不面對的現實。這種狀況使日本民族一直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有一種對利益的天然敏感。同時，在一個很長的時期里日本對這種狀況一直存在著畸形的反應并進行著病態的思考，形成了反人類的強盜邏輯和臭名昭著的侵略理論，認為只能搶劫才能致富，只有通過侵略和掠奪才能使本國經濟獲得可持續發展，從而使日本的侵略理論日益系統化并加速付諸實施。日本侵華戰爭是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而“大陸政策”的思想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日本幕府末期的“海外雄飛論”?！昂Ｍ庑埏w論”是對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學者對外擴張主義思想的一個總概括。其代表人物本多利明的海外發展論影響頗大。本多利明海外發展論基礎是所謂的“萬民增殖”論，這種理論與馬爾薩斯人口論頗為相似。本多利明認為，兩對夫妻在33年間可繁衍子孫79人，人口增長率為19.75倍。而日本土地有限，產品不多，難以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其出路只有效法西方殖民主義者，從事海外貿易和殖民事業[1]。大陸政策是以日本天皇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的對外軍事擴張政策。大陸政策按計劃分六步實施：第一步是吞并中國臺灣，第二步是吞并朝鮮，第三步是吞并中國滿蒙地區，第四步是吞并中國內地和西伯利亞，第五步是征服整個亞洲，第六步是稱霸世界[2]。日本大陸政策于19世紀80年代趨于成熟，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正是實施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日本奉行大陸政策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甲午戰爭前，時任日本外務大臣的柳原前光和曾任外務卿的副島種臣都曾談到由于日本四面環海，易攻難守，為避免國防危機，就必須在亞洲大陸獲得領土。作為明治重臣的山縣有朋更將大陸稱為日本的“利益線”。山縣以日本首相的身份第一次發表《外交政略論》的施政方針演說,強調指出：“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為守衛主權線；二為保護利益線……大凡國家不得主權線及利益線,則無以為國，而今介于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只守衛主權線，已決非充分，必亦保護利益線不可。”[3（]P217）柳原前光、副島種臣、山縣有朋等人都是近代日本重要的政治家，他們的主張代表了當時日本社會特別是統治集團的主流意識。在日本政治家看來，要解決富國強兵與位居島國的矛盾，不僅需要通過戰爭來開疆拓土，而且需要通過侵略來確保經濟不斷增長。19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工業化迅速發展，生產能力急劇擴張，一方面對原材料的供應提出了越來越大的需求，一方面也要求有越來越大的市場來消化日益增長的生產能力。然而，貧乏的資源和狹小的國內市場卻無法滿足上述要求，因而它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自己的鄰邦——以中國為主體的市場廣闊、資源豐富的亞洲大陸。然而這時的亞洲大陸大部分已經被西方列強所瓜分，日本作為后起的資本主義工業國，與經過長期發展的西方列強相比，實力上的差距是明顯的，要在短期內通過正常貿易取得競爭的勝利也是非常困難的。應該說，日本政治家對這種客觀情勢的判斷是清醒的和準確的。如果日本能夠臥薪嘗膽，不斷加強內部創新，增強自身實力，并在此過程中，與其它處于弱勢的殖民地國家聯合起來，共同爭取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從而不斷改變自身所處的外部環境，日本完全有可能走上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條道路很艱難也肯定需要化費更長的時間，但一定更踏實，也一定會取得最后的成功。但在當時的日本政治家看來，要想獲得可靠的原料供應和商品輸出市場，像西方列強一樣得到快速的發展，就只能重走西方列強的發展道路，像西方列強一樣通過軍事占領形成排他性的經濟壟斷優勢。這種對客觀情勢的判斷和由此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論與日本民族好斗的本性結合在一起，充滿強盜邏輯的大陸政策應運而生并引導日本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也就具有了幾分悲劇的宿命。

三、對西方發展道路的生硬模仿造成了經濟發展模式的錯誤選擇，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經濟基礎

明治維新前后日本也曾經陷入過深重的民族危機。1853年“黑船事件”（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進入日本江戶，要求日本與美國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貿易，史稱“黑船事件”）之后，日本被迫與歐美各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各方面都不得不屈從于歐美列強并深受其害。但是，在這種時候，日本卻并不是對與自己有同樣命運的周邊國家和民族同病相憐，想著在共同的敵人面前如何同仇敵愾，想著如何通過正當的途徑發憤圖強、自主自立，而是被強盜搶劫以后也想像強盜一樣去搶劫，因而惡意地模仿強盜的行為，從而形成了一種試圖通過侵略弱小鄰國來取得更大的政治、經濟利益，以補償它在屈服于強大的歐美時所受到的巨大損失的畸形心態。早在1855年日本與美國、俄國締約后，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蔭就提出了“失之于歐美，補償于鄰國”的“海外補償論”。他在《獄是帖》中說：“我與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斷不可由我方決然背約，失信于夷狄。但必須嚴章程，厚信義，在此期間善蓄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應由朝鮮、滿洲之土地以為償。”[4]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為最高國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數十年后致力于侵略中國東北乃至全中國的思想根源。明治維新的啟蒙大家福澤諭吉力倡窮兵黷武，一反“兵者兇事”之說，而鼓吹戰爭對日本的好處。他在《通俗國權論》中說：“百卷外國公法不敵數門大炮，幾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盵4]他極力主張“脫亞入歐”，“加入吞食別國者之列，與文明國一起尋求食物”。在這里，日本強盜的無恥蠻橫已暴露無遺。日本對大陸的覬覦和擴張，包括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盡管也有與列強爭霸的一面，但都是建立在對別國的傷害和蹂躪之上的，它全面繼承了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衣缽，它的行為已與西方列強的強盜行徑別無二致，它們已完全成為一丘之貉。

四、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一種最壞組合形成了軍部和財閥緊密結盟的日本軍國主義統治，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政治基礎

有歷史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惡性發展、擴張野心不斷膨脹的結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的。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社會變革。這次變革，既給日本帶來了學習西方、全面開放、強國富民的社會效果，同時也給日本帶來了天皇軍、政、經、教合一的變態政治體制，直接促使日本走上對外軍事擴張的發展道路，并迅速蛻變成一個野蠻侵略他國的軍國主義國家。為加快發展資本主義，實現“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的野心,日本明治政府制定了“殖產興業”的經濟改革政策?！爸钞a興業”政策最開始是由大久保利通1874年在考察歐美國家后提出的。其主旨就是要充分運用政府的力量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為了發展資本主義，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政策手段，甚至不惜動用國庫資金，并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具體而言，該政策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幫助創辦“樣板”企業，供私人企業效仿，同時由國家直接興辦交通通訊事業，為工業發展奠定基礎。二是政府大力扶植和保護私人企業發展。政府不僅把鐵路和軍工企業以外的大部分國營企業無償或以優惠的價格轉讓給私人資本家，而且還通過補助金和優惠貸款等形式給予私人資本家資金支持。三是政府在積極發展國內市場的同時，大力拓展海外市場。從該政策實施的具體過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建立了以軍事工業為重心的國營重工業，并同時帶動了以紡織業為中心的輕工業，實現了日本工業化。這就使得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軍事色彩。另一方面，日本的工業化是依靠對內殘酷剝削壓榨、特別是通過對外侵略掠奪來不斷推進的。以軍事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化和和以戰爭促發展的發展戰略，兩者相互結合，使得日本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帶有瘋狂的侵略性和掠奪性，并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重要社會經濟基礎。

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天皇政府，通過制定和實施“大陸政策”，一步步地實現著自己的帝國迷夢，于是，就有了甲午戰爭，有了日俄戰爭。與日本軍國主義統治者所希望的那樣，通過這兩次戰爭，日本加速完成了產業革命和工業化，并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而這種成功也進一步刺激著日本沿著既定的道路繼續發展著極具日本自身特色的資本主義。日本在日俄戰爭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資本主義不僅具有列寧指出的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而且還有著自己的特點，它是一種帶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是軍事性、封建性與資本主義三合一的帝國主義，即日本軍國主義。日本軍國主義是日本軍部和財閥的狼狽為奸，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最壞組合，它的最后或最高階段，就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日本軍部和財閥的緊密聯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加速形成并不斷鞏固?！熬乓话恕笔伦兒?，日本軍部加快了對外侵略戰爭與擴充軍備的步伐，急需得到新興財閥的全力支持，而日本對外傾銷受阻使國外市場縮小，也促使財閥積極靠攏軍部。擴充軍備為新興財閥帶去了大量需求，日本軍需生產加速擴張，不僅為日本軍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軍事裝備，而且它所形成的高額利潤也滾滾流向新興財閥。同時，財閥支持著軍部擴充軍備的要求，軍部也使用武力保護和擴張著財閥所需的市場和資源。兩者相互接近，結成了一種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堅持軍事擴張的統制派在軍部改組中確立了自身的支配地位，也為這種利益共同體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統制派主動接近、拉攏財閥，爭取財閥的支持、合作，財閥積極回音、支持軍部。軍、財雙向都積極地向對方靠攏，便有了軍部與財閥的臭味相投、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和由此而形成的緊密聯盟。

五、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經濟社會現實使日本錯誤地以為有了可乘之機，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外部誘因

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悍然侵略中國，是由其侵略本性和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而當年的中國積弱積貧，經濟和科技上都處于劣勢，也使得日本軍部和財閥認為有機可乘。正如有的學者在總結“二戰”教訓時所說：“一個國勢衰微而四分五裂的民族，終難逃被奴役的命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7]日本奉行的大陸政策，是一種赤裸裸的侵略叫囂，有悖于正常的國際關系準則。為掩人耳目，日本一些學者和政客曾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1880年，時任參謀本部長的山縣有朋，令其直屬的參謀本部第二局編纂發行《鄰邦兵備略》，該書透徹、細致地解析了清帝國的水文、地理、軍備、風俗，為之后征伐清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初版剛剛印刷之后，山縣便將它上呈明治天皇，并在進獻該書給天皇的奏折中，山縣針對清政府在洋務運動中加強軍備的努力，編造出了中國將在數年后“稱霸于世界”的神話。其實，熱衷于鼓吹“中國威脅論”的山縣，心里也很明白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對中國的情況了如指掌，力主對華作戰，就是確信有必勝的把握，之所以渲染中國威脅，只不過是找點借口，給擴軍備戰提供理由罷了。其時，“中國威脅論”、“中國好戰”、“中日必有一戰”等論調在日本甚囂塵上，似乎都在為把中國作為假想敵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和依據。事實上，日本多數政要都心知肚明，這些論調都是建立在虛構的證據基礎上的，只不過是他們為了對內進行軍事動員、對外欺騙國際輿論而玩弄的手腕。日本的大陸政策不是建立在中國的強大之上，恰恰相反，它完全是建立在他們對中國日益虛弱的深刻了解和發自內心的對中國極端蔑視基礎之上的。甲午戰爭前后，日本朝野非常明確地把這場戰爭看作是先進文明對落后文明的“義戰”。他們認為，通過維新變法，日本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國家，而老大的中華帝國已經日薄西山，暮氣沉沉，代表的是一個逝去的時代。1930年，吉野作造在《對支問題》中說：“日、支兩國之關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國與代表舊文明之大國之關系。”對清國一戰，目的正是“在使支那驚醒”。盡管如此，日本朝野也非常清楚，睡著的獅子還是獅子，受傷的老虎終究不會是病貓，老大的中華帝國盡管已是英雄遲暮，但其力量依然不容小視。事實上，甲午戰爭開始時，日本是抱著瘋狂的賭徒心態，以國運相賭的。然而，現實卻比他們的最壞設想要好得太多，甲午一戰，“老大的帝國”清王朝幾乎是一擊即潰，頓令日本舉國上下欣喜若狂。經此一役，日本開始向蔑視中國的方向大幅度傾斜，中國在日本人心中已經完全沒有了地位，日本人認定中國無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都一無是處，已經不堪一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態度表現得更加肆無忌憚。甲午戰爭之后，伴隨著對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征服，日本的經濟軍事實力一直在突飛猛進地發展，而中國正好相反，伴隨著軍事割據和不斷的內戰，中國的發展幾無可圈可點之處。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中日兩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的對比更是相差懸殊。就國力而言，日本工業產值達到60億美元，而人口和面積遠超日本的中國卻只有區區16億美元。日本年產鋼580萬噸，年產彈藥可達50萬噸，而中國更是相形見絀，年產鋼不過4萬噸，還不及日本的1%，年產彈藥也只有幾千噸，而武器也主要靠進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來看，日本海軍噸位達到190萬噸，是中國的20-30倍。日本擁有作戰飛機2700架，而中國僅有305架。盡管中國陸軍擁有近百萬之眾，但只是數量上的優勢。日本1個師的武器裝備，在戰爭之初相當于中國1個師武器裝備的3倍；而在戰爭的中后期，已經相當于中國的8-9倍[10]。正是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日本法西斯分子頭腦更加發熱，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里，以為可以不吹灰之力就能夠鯨吞整個中國，也難怪日本陸相杉山元要對日本天皇說：對華戰爭，“一兩個月就足夠了”[11]。

六、日本對自身現代化成就孤芳自賞并從侵略戰

爭中得到極大的經濟利益和心理滿足，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內在動力明治維新是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重要事件，經過明治維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得以完成，新的生產方式得以確立，富國強兵的目標已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富強之后的日本，憑借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了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了國家主權，取得了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地位。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本成功擊敗昔日的強盛帝國，包括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輝煌的成果使一些日本人有了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日益膨脹。在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中，日本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甲午戰爭之后，中國被迫割讓臺灣及附屬島嶼、遼東半島、澎湖列島于日本，并向日本開放了多個內陸港口城市，日本還獲得了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日俄戰爭后，日、俄兩國代表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簽訂了《樸茨茅斯和約》。條約將旅順、大連地區和中東鐵路長春以南支線的租借權由俄國轉讓給日本，朝鮮和中國東北南部劃為日本勢力范圍，庫頁島北緯50度以南地區割讓給日本。俄國勢力從此退居中國東北北部[12]。日本又一次通過戰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再一次激活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更大侵略戰爭的野心。

七、戰前經濟危機全面爆發與各種矛盾相互交織，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直接原因

任何戰爭都與一定的現實原因緊密相關。20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殖民體系遭遇了挑戰，現有的勢力范圍已經不能反映殖民帝國的現有實力對比，已經無法滿足新興帝國對資源和市場的需求。以英法為代表的老牌殖民帝國在上一輪瓜分世界領土，強占原材料、土地和市場，實行殖民統治的戰爭中，占據了絕對優勢，成為現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大大增強了資本主義的實力，但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也導致對資源和市場的需求持續增加。當時的世界經濟體系尚處于發育期，既無組織也無規則，新老帝國信奉的都是實力至上的強盜邏輯。按照帝國主義的強盜邏輯，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工業化，要繼續發展，就需要像老牌殖民帝國一樣通過戰爭來爭奪發展所需要的原材料、土地和市場，就需要重新劃分勢力范圍，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利益。

因此，后崛起的工業國家如日德等希望通過戰爭和硬實力的比拼來奪取資源，也就毫不奇怪了?，F實的發展也非常有利于后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20年間，德國和日本的工業發展比較突出，經濟實力明顯增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法、美等國則先后出現了經濟停滯的局面。這樣一種狀況使得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自己已經有資本和能力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一爭高下。于是日本開始處心積慮，精心謀劃，準備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向英美法等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勢力范圍發起強有力的挑戰。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空前的經濟危機。這場大危機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了沉重的打擊，各國經濟已處于崩潰的邊緣。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及由此帶來的政治社會危機，各個國家都在尋找出路。作為一種對付經濟危機的措施，西方國家無一例外地進一步提高了關稅稅率，競相貶值貨幣，以嚴厲保護本國市場，擴大商品出口，這就必然進一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受阻，加劇國際競爭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矛盾。國際競爭的加劇和國際市場的日益萎縮對于像德、日這樣經濟實力不夠穩固、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新興資本主義壓力更大，按照帝國主義發展的固有邏輯，德日加速走上武力擴張的道路，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此外，中國在進入20世紀以后，由帝國轉型為民國并逐步走向現代化，也引起了日本的擔心、恐懼和先下手為強的沖動。為了阻止中國的統一和現代化的進程，日本也覺得需要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正是這樣在多種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日本軍國主義者處心積慮，用嫁禍于人的手法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變，并以此為借口占領了中國東北。1937年，日本又用同樣卑劣的手段制造了盧溝橋事變，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從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更深重的災難。經過前后14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人民趕走了日本強盜，贏得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仡櫄v史，對照現實，我們發現，除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并日益走向富強之外，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動因并沒有完全消除。日本右翼勢力又在蠢蠢欲動，它們的所作所為及其未來走向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作者：盧曉平 單位：中共湖北省咸寧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