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民營企業政治關聯動因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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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問題雜志》2015年第六期

一、引言

我國的公司治理環境正處于由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型的時期(李維安和郝臣，2009)。而在轉型過程中，由于經濟型治理尚未完善，政府仍在關鍵經濟資源的分配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相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為了獲取存續和發展所必需的資源，有更強烈的動機尋求與政府的聯系(李維安等，2010)。實際上，我國民營企業從建立之初就具有政治關聯偏好，并對政治關聯具有路徑依賴(李維安等，2010)。近年來國內外眾多實證研究表明，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在獲得貸款(Fanetal．，2007;何鏡清等，2013)、緩解融資約束(羅黨論和甄麗明，2008)、規避稅收(Adhikarietal．，2006;李維安和徐業坤，2013)、突破行業壁壘(羅黨論和劉曉龍，2009)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許多學者認為，在我國的法律環境和市場環境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的政治關聯作為一種替代機制，在經濟資源分配中發揮作用(Fisman，2001;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政治關聯反映了政府對企業活動的干預(杜興強等，2009)，并伴隨著政府的尋租行為(杜興強等，2010)。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的研究著眼于外部制度環境，發現在產權保護水平差、政府干預水平高和金融發展水平低的地方，民營上市公司更傾向于參與政府活動。同時在這些地方，企業更容易通過政治關聯受益(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也就是說，在這些地方，政治關聯作為政府影響企業行為、企業尋求政府幫助的一種路徑，其作用更加明顯。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處于相同經濟和制度環境中的企業，由于個體層面的差異性，在尋求政治關聯的傾向和行為方面也存在不同。那么，哪些企業更傾向于與政府建立政治關聯?企業對政治關聯的偏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問題在現有的研究中沒有得到詳細的討論。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企業戰略行為的選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本文將從內部特征和外部環境兩個方面來分析民營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動機。其中，內部特征主要關注企業的融資需求和成長性，外部環境則主要觀察環境不確定性、政治關聯的普遍性以及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

(一)融資需求與政治關聯外部融資是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獲得外部融資可以促進企業的成長和再投資(Cull＆Xu，2005)。而相對于國有企業，我國的民營企業面臨著更加明顯的融資約束(張純和呂偉，2007)。銀行信貸在我國的社會融資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由于我國的商業銀行更傾向于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Allenetal．，2005)，民營企業在尋求信貸融資過程中遭受著歧視(rdon＆Li，2003;宋建華，2011)。出于上述原因，政治關聯作為一種非正式途徑，成為了民營企業拉近與政府關系，緩解融資約束問題的途徑。國內外眾多學者已經發現政治關聯能幫助企業獲得貸款、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的證據(Claessenal．，2008;于蔚等，2012)。但是，在實踐中，并非所有民營企業都選擇了政治關聯路徑解決融資約束問題。企業建立與政府的政治關聯并非是沒有成本的。民營企業在通過政治關聯獲得政府優待和庇護的同時，也需要幫助政府實現相應的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這就可能使企業不得不做出違反企業價值最大化原則的行為，如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進行過度投資(張敏等，2010;梁萊歆和馮延超，2010a)、擴大雇員規模和提升雇員薪酬(梁萊歆和馮延超，2010b)、更大規模的慈善捐贈(賈明和張喆，2010;薛爽和肖星，2011)等。因此，并非對所有民營企業來說，建立和維持政治關聯都是有利可圖的。如果我們假定民營企業是理性的，那么只有當獲得政治關聯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時，企業才有動機尋求政治關聯。當民營企業本身資金充足，或者擁有其它低成本的融資渠道時，就不會選擇政治關聯路徑緩解融資約束。所以只有那些資金緊缺，且其他融資渠道成本高昂的民營企業才有動機付出政治關聯的成本以換取融資。綜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對于外部融資的需求越迫切的民營企業越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

(二)企業成長與政治關聯企業的成長性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高成長性的企業往往面臨更高的風險。從資源依賴的視角看，企業成長的速度與企業從外部獲取資源的能力是息息相關的。現有研究表明，高成長性的企業面臨著更低的融資約束(劉伶等，2011)，同時高財務杠桿、長期負債對企業成長有正向推動作用(沈坤榮和張成，2003;譚慶美和吳金克，2011)。也就是說，高成長性的企業對外部資源更加依賴。一旦面臨市場波動、銀行信貸緊縮等局面，高成長性的公司受到的沖擊將更加明顯，不僅公司的成長會面臨瓶頸，甚至會出現資金斷裂、陷入財務困境的風險。一些研究發現，企業的高成長性不一定會帶來更高的公司價值(戴書松和朱歡，2014)，甚至高成長性會帶來更低的公司估值，這是由于高成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風險所造成的(張敏等，2010)。因此，高成長企業更需要通過其他手段來保證其對資源的獲取能力，以降低經營風險。而建立政治關聯使得民營企業能夠借助政府的力量更加穩定地獲取資源，因而成為高成長性的企業重要的路徑選擇。因此，提出假設2:成長性越高的民營企業越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

(三)不確定性與政治關聯環境不確定性是影響公司行為決策的重要因素(Pfefferetal．，1976)。國內外研究表明，環境不確定性與企業的并購行為(Haunschild，1994;陳玉罡，2006)、投資行為(Bloometal．，2007;申慧慧等，2012)、創新行為(Freel，2005;李妹和高山行，2014)等重要的戰略行為均存在聯系。在我國，除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波動外，政策變化以及政府官員的更替都會對企業的經營和決策產生影響(徐業坤等，2013)。李維安等(2010)認為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可以被看作是民營企業減少不確定性的一種路徑選擇。在我國的經濟體系中，政府在關鍵經濟資源的分配中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與政府建立持續的、良好的關系有利于民營企業應對復雜多變的環境，以保證企業的存續和發展。正如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的資源依賴視角所說，對環境中得到關鍵資源缺乏控制造成了組織所面對的環境的不確定性，同時資源的重要性、稀缺性以及組織之間的競爭決定了組織對某種資源的依賴程度。而我國民營企業通過與政府建立聯系，借用政府對關鍵資源的控制力來降低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動機。因此，提出假設3:面臨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高的民營企業越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

(四)組織間的模仿效應民營企業通過與政府建立聯系來達到獲取資源、維持企業發展的目的。但是，僅從工具性的視角來分析企業的行為可能是不全面的。當政治關聯成為一種常態，那么不存在政治關聯的企業可能顯得格格不入。新制度主義指出，組織通過選擇或變革組織結構和行為以滿足外部環境的期望，進而獲得合法性(Meyer＆Rowan，1977)。我國的民營企業多以“紅帽子”的形式起家，先天性地對政治關聯具有路徑依賴(李維安等，2010)。這種依賴可能以認知和信念的形式延續下來并對后來者產生影響。如DiMaggio＆Powell(1983)所說:對資源和客戶的競爭、對政治權利與制度規范的遵從，共同導致了組織之間的同構性。而當許多組織采用同一種實踐的時候，就提升了這種實踐的合法性(Tolbert＆Zucker，1983)。實證研究也表明，領域內的組織采用某種實踐的比例會對其他公司的決策產生影響(Haunschild＆Miner，1997)。而就我國的情況來說，超過一半的民營上市公司存在政治關聯(李維安和徐業坤，2013)，而各行業中規模最大、績效最好的企業也大多具有政治關聯。政治關聯已經成為我國民營上市公司中的普遍現象。面對復雜多變的環境，對領域內其他成功組織的模仿便(自然地)成為組織決策過程中成本最小的方案(Cyert＆March，1963)144－148。因此，提出假設4:同行業內建立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越多，企業越可能建立政治關聯。

(五)金融危機的影響企業處境的變化會對企業的行為選擇產生影響。在面對困境時，企業可能做出與平時不同的行為決策。陷入財務困境的企業往往需要尋求外部救助和擴張投資來擺脫困境(張功富和宋獻中，2007)，而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更容易獲得政府救助(新夫和宋玉，2014)。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的企業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許多民營企業不得不通過尋求政府的幫助渡過難關。現有研究發現，金融危機使得政治關聯的貸款效應更加顯著(Faccioetal．，2006)。這說明在面臨危機時政府更傾向于救助與其存在聯系的企業，雖然這些企業的績效可能更加糟糕(呂鵬，2013)。同時政治關聯的貸款效應還會給企業價值帶來負面影響(何鏡清等，2013)，這可能源于政治關聯企業的非效率投資(張敏等，2010)。在金融危機爆發后，企業面臨的環境急劇惡化。企業所需的重要資源更加稀缺、更加難以獲取。因此民營企業為了其存續和發展更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這可能會導致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的依賴性進一步提升。因此，提出假設5:金融危機爆發后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的依賴上升。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定義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PC)。為了更加全面地反應民營企業的政治關聯程度，參考之前研究(新夫和宋玉，2014;徐業坤等，2013)的做法，本文同時關注了企業的實際控制人、董事長和總經理的政治身份。企業家自身的情況不同，其獲得政治身份的方式也有所區別。其中，政府官員類的政治聯系可以看作是“紅帽子”現象在現階段的體現，反映了政府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干預(于蔚等，2012)。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則體現了不同民營企業家參與政治活動的不同方式。呂鵬(2013)的研究表明，人大更傾向于吸納中共黨員以及在慈善事業和企業責任方面表現突出的企業家，而政協則更加偏好派和具有高學歷的企業家。但無論如何，這些政治身份都是民營企業家建立政治關聯，獲得政府支持的路徑選擇。因此本文對其進行綜合考察:當民營企業的實際控制人、董事長和總經理具有上述的任何一種政治身份時，則計一分，否則計零分。PC為三者計分的總和，最高為三分，最低為零分。2．解釋變量本文使用企業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來表征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我國，債務融資是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我國的民營企業遭受著銀行的信貸歧視(張敏等，2010)，但同時相對于國有企業表現出更高的債務融資偏好(Zorn，2004)。因此財務杠桿水平低的民營企業具有更強的債務融資需求。本文采用企業的5年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來表征企業的成長性(Growth)。本文參考申慧慧等(2012)的做法，以公司五年的銷售額作為因變量對年度自變量進行回歸。將公司當年的年度自變量設定為5，上一年的設定為4，直至四年前的設定為1。回歸的殘差即是各年度的異常銷售值。異常銷售值的標準差與五年銷售均值的比值即代表公司面臨的不確定性。考慮到不同行業的差異性，我們采用上述比值再除以其行業均值，就得到經行業調整的不確定性指標(Uncertain)。參考之前研究(Zorn，2004)的方法，本文計算了行業中具有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的比例(Ratio)，以此來表征民營企業政治關聯的普遍性。此外，本文引入了時期(Period)虛擬變量以控制金融危機的影響。將2008年及以后的年份賦值為1，之前的賦值為0。3．控制變量考慮到與時期變量的共線性問題，本文沒有引入年度虛擬變量，而是以當年的克強指數(KQin-dex)來控制當年經濟環境的影響。參考花旗銀行的做法，我們對發電量增幅、鐵路貨運增幅和貸款總量增幅三個指標分別賦權40%、25%和35%，以此計算出克強指數的數據。此外，考慮到大企業更可能建立政治關聯，本文引入了總資產()，以控制公司規模的影響。為了控制行業的差異，本文引入了一組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

(二)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金融危機之前和之后各四年(2004－2011)作為樣本的觀察區間。這一方面是為了配合本文的研究假設，另一方面是由于更早的上市民營公司數量稀少、數據不全。而由于本文選取的部分指標需要上市公司前五年的數據，因此剔除了區間內上市不滿五年的公司的數據，在剔除了其他數據不全的樣本之后，最終得到了包含2746個公司－年的樣本數據。本文所使用的政治關聯數據由手工整理而成，公司財務數據來自CCER和WIND數據庫。宏觀經濟數據摘自國家統計局網站。

(三)模型構建基于本文所使用的被解釋變量的截取性質，選用托賓(Tobit)模型進行估計以解決截取數據所帶來的估計偏誤。但是另一方面，線性模型豪斯曼檢驗的結果(chi2=53．71＊＊＊)表明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可能是有偏的。也就是說，考慮不同個體之間截距的差異是有必要的。但是，目前計量經濟學界還未能有效地解決固定效應模型應用于Tobit回歸時的估計偏誤問題。因此本文使用線性回歸的固定效應模型(FE)作為對照方法與T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進行比較。

四、研究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從表1描述性統計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爆發之后(2008年之后)，我國民營企業政治關聯程度(PC)的均值顯著提升。這說明面對危機，我國的民營企業更加依賴政治關聯的路徑來保證企業的存續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設5。此外，金融危機之后，我國民營企業的財務杠桿率(Leverage)有了顯著下降，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銀行借貸資本的緊縮迫使企業降低對借貸資本的依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企業面對金融風險主動調節的結果。同時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并沒有對企業的成長性產生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企業通過加深與政府的聯系來獲取資源，從而維持了自身的成長性。這從另一個側面支持了本文的假設2。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Uncertain)在金融危機之后明顯提高，而行業中建立政治關聯的民營公司的比例(Ratio)在金融危機前后沒有顯著差異。

(二)回歸結果表2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報告了整體樣本的Tobit模型和線性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公司的資產負債率指標(Leverage)在兩個模型中的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資產負債率低的公司更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成長性指標(Growth)在兩個模型中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成長率越高的公司越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這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在Tobit模型中，不確定性指標(Uncertain)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其符號為負，這意味著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越低，越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與本文的假設3恰恰相反。這一效應在FE模型中沒有得到體現。同時在Tobit模型中，政治關聯的普遍性(Ratio)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企業所屬行業中政治關聯的普遍性對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傾向具有正向影響，驗證了本文的假設4。最后，時期變量(Period)的系數符號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民營企業更加傾向于建立政治關聯以尋求政府的庇護，借此來度過危機，這驗證了本文的假設5。為了進一步觀察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我們將樣本分為金融危機之前(2004－2007)和金融危機之后(2008－2011)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我們發現，各子樣本的Tobit模型(第三、第五列)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沒有顯著區別。僅Uncertain變量2008－2011樣本回歸中的顯著性有所下降。這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機爆發后，系統性的環境不確定性削弱了企業個體之間的差異所導致的。描述性統計的結果也表明，2008－2011樣本中Uncertain指標的標準差顯著小于2004－2007的樣本。在2004－2007的子樣本FE模型中(第四列)，各指標的系數都不顯著，事實上，F檢驗的結果表明固定效應模型并不適用于這一子樣本。而在2008－2011樣本的FE模型(第六列)中，Growth和Ratio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對比第四、第六列的結果我們發現，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民營企業為了應對危機，對政治關聯形成了更強的路徑依賴，這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5。同時，對比各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Tobit模型由于考慮了本文所用數據的截取性質，更加適用于本文的分析，解釋力更強。

(三)進一步討論在上面的回歸中我們注意到，各模型中Uncertain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與我們的假設不符。考慮到本文以營業收入的穩定性作為度量企業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的指標，出現上述結果可能是由于業績穩定的企業更可能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其建立政治關聯的難度更低。但是另一方面，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可能促使其對其他企業進行模仿(徐業坤等，2013;新夫和宋玉，2014)。因此，雖然總體上不確定性與政治關聯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是不確定性可能強化企業的模仿行為，從而與政治關聯的普遍性具有正的協同作用。為此，我們設計如下回歸模型。

(四)穩健性檢驗首先，由于政治關聯同樣會反過來影響企業各特征指標，因此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此，我們將主要解釋變量Leverage、Growth、Uncertain、Ratio進行了滯后一期處理后重新進行了回歸，如表4第一、第二列所示，回歸結果沒有發生顯著改變。其次，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由最終控制人、董事長和總經理的政治身份加總而來。考慮到部分民營企業的最終控制人、董事長和總經理在人員上重合的情況，可能給我們的估計帶來偏差。因此，我們使用一個啞變量PC1代替我們的被解釋變量，此變量當最終控制人、董事長和總經理至少有一人存在政治關聯時取1，沒有人在存在政治關聯時取0。之后用Logit模型重新進行了回歸。如表4第三列所示，回歸結果沒有顯著改變。以上檢驗證明本文的研究結果是穩健的。

五、結論

本文基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個體之間的差異性，著眼于企業內部特征和外部環境特征兩個層次，對我國上市民營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動因進行了探究。研究發現，獲取融資、維持企業增長都是民營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內部動因。此外，對其他企業的模仿是促使民營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外部動因之一。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企業所需的關鍵資源更加稀缺、所面對的環境更加動蕩，因此使得民營企業更加依賴于政治關聯路徑以保證企業的存續和發展。本文的研究還發現，環境的不確定性會降低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可能性。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政府對與其建立政治關聯的民營企業的選擇有關。但是另一方面，不確定性會強化企業之間的模仿行為，對促使企業建立政治關聯。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的理論意義:首先，現有研究多數僅關注政治關聯對企業的影響，而本文的研究基于民營企業的個體差異性，通過實證研究探討了我國轉型經濟環境中不同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路徑的依賴程度的區別，擴展了現有研究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以金融危機爆發為中點，選取了其前后各四年作為研究區間，將宏觀經濟因素引入到政治關聯的研究框架中來，對比分析了不同宏觀經濟環境下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的路徑依賴程度，豐富了政治關聯的研究內容;最后，本文將新制度理論引入到政治關聯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民營企業基于模仿和對合法性的追求而尋求政治關聯的行為，同時觀察了環境不確定性對這一行為的影響，為政治關聯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視角。本文的研究也具有實踐參考價值:一方面，實證結果表明，融資需求和維持企業成長是民營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重要動因。這證明了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條件下，政治關聯作為替代路徑的作用。但是，研究表明，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有利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張良貴，2013)。因此應當進一步提升市場機制在關鍵經濟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降低政府干預，為民營企業搭建公平、開放的競爭平臺。另一方面，我國的民營企業已經對政治關聯形成了制度慣性，尤其在面對危機時民營企業對政治關聯的依賴更為明顯。這說明要改變現狀，政府應當發揮主要作用，主動降低對經濟活動的干預程度，切斷政治關聯與經濟資源分配之間的關系，以減少企業尋求政治關聯的經濟動機。

作者：李浩波 單位：南開大學中國公司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