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文化共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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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訊業如魚得水，蒸蒸日上

隨著世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在各國經濟中的地位正在不斷提升，國際產業重心開始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從1982年至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增長近29倍，為全球平均增長水平的2倍，出口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進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7位。

值得關注的是，同期中國服務貿易出口額占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在10％以下，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務貿易長期逆差。造成這樣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服務貿易主要集中在傳統服務貿易，例如運輸及旅游等，對于服務貿易中高技術、高增值的金融、保險、咨詢、計算器信息服務等項目，僅占2005年服務貿易總收支的8％。因此，中國服務貿易這塊蛋糕如何做大做好，已經是迫在眉睫的時刻了。

幸運的是，正當美國及歐盟的發達成員在覬覦中國服務貿易這塊大蛋糕之際，中國通訊企業已憑自身的力量，在東盟國家服務貿易中先發展起來。根據《協議》規定，東盟10國中，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六國均承諾向中國開放電信市場，承諾包括允許中方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放寬設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內容。在沒有承諾開放電信業的四國中，華為技術在總裁任正非于2004年走進東盟國家文萊，承建全球最大的商用NGN(下一代網絡)，用戶人數達12萬。另外中國電信已與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展開國際電信合作談判，加快建設東盟——湄公河次區域國際通信中心，2006年11月在APEC峰會期間，中國聯通分別與越南河內電信、越南電信簽署CDMA商務合作備忘錄及合作與業務協議。今年2月，中興通訊宣布，已經與印度最大的網絡電視運營商Atlas簽訂了超過1.6億元人民幣的合同，中興將負責為Atlas建設印度最大的也是第一個寬帶網絡電視網。根據雙方簽署的這項合同，中興通訊將承建包括印度首都新德里及其三個衛星城的寬帶接入網絡電視系統。引人注目的是，中興殺入印度電信市場，也是繼本月華為在泰國擊敗眾多國外企業，獲得泰國3G網絡建設合同后，國內電信設備廠商第一次獨立在海外建設全套通信網絡。

不過通過這些案例我們不能飄飄然，自以為中國已經在東南亞服務貿易上取得了全面領先的優勢。今年初索尼愛立信宣布了在印度生產移動電話的計劃。在印度本土進行生產一方面將降低成本，使公司能夠向市場提供具有極強價格競爭力的產品，另一方面也可以不斷抑制其它國家在印度投資的發展，通過一定的競爭，使他國企業在進入本國的發展受到一定的壓力，并最終使其退出此地區。今年初，全球電信老大的英國運營商沃達豐宣布，已經以111億美元的現金，外加20億美元的債務，成功購得印度第四大運營商HutchisonEssar67%的股權，這部分股權原本歸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持有。這樣便給位居第二的中國電信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

總之，中國與東盟10國在《協議》中做出了承諾，都將在各自WTO承諾的基礎上，相互進一步開放服務市場，提供更加優惠的市場準入條件。這樣必將使中國的通訊企業更上一層樓。

二、依托地域優勢，再創佳績

中國目前在國際貿易格局中已經是第三位，并且馬上將提升到第二位，但服務貿易只排到全世界第九位，在金融、計算機服務、咨詢等領域介入很少，長期存在著巨額逆差。

意識到服務貿易的軟肋之后，中國的目光自然投向一河之隔的香港特區。在中國與東盟發展服務貿易的過程中，香港的角色特別微妙，香港是全球服務貿易最發達的地區，服務業占GDP達85％，2005年香港的服務貿易總量高達7319億美元，遠高于美國的6272億美元及英國的3258億美元，而香港的服務貿易順差達2271億美元，也遙遙領先于美國的450億美元及英國的370億美元。相對而言，中國的服務貿易總量僅為1581億美元，逆差93億美元。東盟國家中，新加坡的服務貿易量較大，但也只有603億美元，印度尼西亞是東盟最大的經濟體，但服務貿易總量也只有227億美元。

然而香港并非10＋1的成員方，但卻透過CEPA與內地有更緊密的經貿關系，隨著東盟國家服務貿易發展，十一五規劃中已將香港定位為金融、航運、電信及旅游業中心，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又聯同香港各界的精英，打造十一五規劃行動綱領，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匯豐銀行，渣打銀行，富邦銀行，花旗銀行等各個外資銀行群集，NEC，MOTO，NOKIA等通訊公司云集，以自己的較高的授信等級，通過銀行進行融資，解決流動資金不足等問題，再利用香港的便利的運輸條件，最后連手同類公司一起進入，共擔風險，這些必將使中國與東盟發展服務貿易更加順利。

三、博弈合作，共融發展

亞洲的區域合作進程正處于平穩的加速中。亞洲的經濟布局也在東盟與中日韓即“10＋3”的博弈下逐步展開。我們在談到亞洲合作時，首先聯想到的是歐盟。21世紀初開始，歐洲國家已經使用著統一的貨幣歐元，在歐盟內部不同的國家購物，旅游，同時歐盟國家正享受著彼此之間優惠的貿易關稅政策，其喜悅之情就像巴黎的春天一樣讓人神往。縱觀歷史，歐盟的民族內部也是存在差異的，無論是日爾曼人，摩爾人，還是羅馬人，他們的生活習慣和處事風格以及以往的民族交流都是不同的。但最終他們通過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因為歐盟的形成像投石激起的圈圈水波，是由中心到外圍的涵蓋和輻射。只要外圍國家趨于同質性，成熟一個發展一個。比如，歐洲的非歐盟成員必須達到一定的綜合指標，再經過嚴格審查之后才能入盟。這就說明了民族合作的內在邏輯，不是強調民族的對峙性，而是通過以往的存活競爭，反思出應該做什么，什么是對本民族有利的，從而發展到今天的共融。這種共融理念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都有表述，在亞洲不論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都是這樣，共融本身就是人類所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因此，東盟與中日韓之間在經貿合作方面存在博弈格局的。

一方面，東盟十國有著強大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的產生不僅由其內部的經濟合作帶來，更多來自于歷史文化因素。在一本描述越南文化的書中，作家忠實的記錄了河內的一間文廟里的情景：“一塊寫有‘萬世師表’四個大字的漢字匾額，匾上注明是‘康熙御書’”。可見越南“既有原始的圖騰崇拜，又有對佛、道、儒、天主教等各大教派的信仰，又如佛教是泰國的國教但是馬來族信奉伊斯蘭教,還有少數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所以各種宗派并行不悖，在包容中各種宗教精神成為精神文化的共融體。可見東亞國家的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共源的。東盟有十個國家，其中主要的領導者印度尼西亞。中日韓要重視印尼的很多態度和立場。東盟內的另一個重要國家是新加坡。新加坡在獨立之初，李光耀把它看成是馬來世界里的孤島，這很像伊斯蘭世界中的以色列偏偏信仰猶太教一樣。但是東盟諸國的凝聚力，把新加坡融入到東盟這個地區組織中，彼此在經貿政治文化領域中互融。

另一方面，中日韓之間合作所遇到的問題，主要是歷史問題、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對于“10+3”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比如，2005年中日韓三方峰會因日本問題而未能舉行，引發國際輿論一片悲觀。去年10月，中日雙方為改善和發展關系創造了條件，日本的安倍上臺后，修復中日、日韓關系的立場很明顯，所以今年的峰會才能正常召開。

因此，參與東亞合作的各方都應該達成這樣的共識，出于多贏的考慮，東盟與中日韓應該著眼于建設“和諧東亞”與“和諧亞太”的立場，同時應該進一步與更廣闊的亞太地區相結合，多一份包容，多一份開放，少一份對峙，實現跨地區的共贏。

四、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評價

縱觀整個世界經濟發展里程來看，區域貿易自由化將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最典型的就是歐盟成員已經從其區域貿易自由化中得到巨大的好處。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該地區的消費者們將以更低的價格買到更好的商品和服務，而生產商們也能進一步擴大市場，獲得更多的收益進行自身的做大做強。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新自由貿易區將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等比肩并立，有利于亞洲發展中國家減少在經濟上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提高亞洲的國際地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