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務外包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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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金融外包服務現狀

(一)我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特點我國金融服務外包目前以在岸外包為主。國內金融行業如今在快速發展時期，在金融行業競爭加劇以及客戶服務需求層次不斷提升的刺激下，國內金融機構對于金融服務外包的需求也不斷增加。金融服務外包在我國還在初級發展階段，主要是因為關于金融服務外包支持及監管等政策出臺時間較短，政府支持不足。而且服務外包企業規模不大，國內的企業和國外服務外包業巨頭，尤其與服務外包業強國印度的公司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但是我國金融服務離岸外包市場近年來不斷擴大。我國承接金融服務外包提供商的規模在迅速擴大，金融服務外包業的發展即將步入加速發展的“快車道”。我國金融市場正逐步開放，國外的金融服務外包巨頭，如埃森哲、FDC、Unisys、IBM、HP、Infosys、Wipro、TCS等正加快進入國內市場，離岸業務日益增多。國家開發銀行將PC等設備外包給HP;中國光大銀行將信用卡外包給美國第一資訊公司。這些跨國企業通常有較強的業務能力，在我國的外包項目以涵蓋復雜環節的外包為主。另外，跨國企業擁有先進的外包管理方法，我國接包企業能學習其先進的管理經驗。我國金融外包接包商通過專注國內市場從而不斷充實自身的競爭優勢，在發展國內市場的同時，也逐漸融入全球外包市場，正獲得越來越多的歐美金融機構的認可。目前，我國金融服務離岸發包市場主要集中于日本、北美、西歐等發達國家。其中，日本的大部分離岸外包業務是我國企業承接的。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選擇金融服務外包的大部分金融機構實力較強，金融服務外包業務的承包商人力資源較高、基礎設施較好、具有較強的品牌或信譽。但我國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和發達國家外包市場相比，總體上存在著市場規模小、核心競爭力弱、業務層級低、風險控制薄弱、交付和運營能力差、人才短缺等問題。

(二)我國金融服務外包區域布局狀況我國本土金融服務承包商一般脫胎于原來的IT軟件開發企業和國內大型金融機構自建的后臺服務中心。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放開，金融服務國際承包商紛紛登陸，我國金融外包市場逐漸擴大。如今國內很多城市提出建立金融中心，其中北京和上海兩地由于涉及政策引導、行業研究，以承接高端業務為主;大連、深圳、天津因為靠近沿海的地緣優勢，積極承接東亞各國(地區)的金融外包服務;昆山、蘇州、杭州、南京因靠近上海金融中心，主要承接國內金融機構的業務;中西部的成都、西安、重慶、武漢等城市正成為區域金融中心，其人力資源成本優勢日益明顯，承接當地金融服務外包業務。以成都為例，近幾年建的有平安保險服務中心、工商銀行電子銀行中心、交通銀行信用卡中心、光大銀行成都后臺服務中心、太平洋保險IT數據容災和后援增值服務中心、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客服中心、中國銀行西南信息中心、萬國數據成都運營管理數據中心等。成都已逐漸成為我國西南金融服務外包中心。

二、研究框架

(一)數據說明2012年成都市委金融辦公室對成都金融機構及外包產業園中共120家金融機構進行了調查，主要方式是問卷調查及專家座談，從而得出影響金融外包決策的因素(共發放問卷120份，收回有效問卷110份)。成都作為我國中西部“服務外包示范城市”，近幾年在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取得了快速發展，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在成都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成都在產業發展環境、人力資源、綜合成本、交通與通訊優勢、政策扶持、產業載體等方面狠下功夫，推進現代服務業“優先發展”，為服務外包及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營造了較大競爭優勢，初步形成了服務外包知名跨國企業、國內領軍企業以及本土企業聚集發展的產業格局，已逐漸成為全球金融服務外包承載地。目前全球金融服務外包20強企業有一半在成都開辦分支結構，本土金融服務外包承包企業蓬勃發展，成都外包產業園初具規模，外包市場發展日漸活躍。2011年10月7日成都市政府制定了《成都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行動計劃》，首次明確了成都市作為“國際金融綜合服務外包中心”的產業發展定位、發展路線、空間布局及產業推進措施等。

(二)變量定義表3為模型中決策影響因素的相關統計特征，可看出，外包和非外包企業在相關政策因素、服務可分解程度和市場的競爭性方面無顯著差異，其他變量都存在顯著差異。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實證結果分析自變量對金融外包服務決策影響實證研究的輸出結果如表4所示。其中依存性反映的是發包方和外包商之間權利的對等性，承包商的權利越大，依存性也越大，則外包的可能性越小，可見依存性和外包決策存在反向變動關系。從優勢值可以看出，依存性若變大，其選擇外包的發生比降低0.197。承包商的人力資源水平對金融服務外包決策將產生正向影響，因為金融服務外包屬于知識密集型，需要計算機、數據挖掘與處理等方面的高端人才。金融機構通過選擇擁有相關專業人才的公司，才能確保金融業務的順利進行，達到預期的外部效果，并減少其中存在的風險。從表4中還可以看出，承包商基礎設施對金融機構的外包服務決策帶來正向作用，不同基礎設施的發生比達到4.142，這主要是因為基礎設施的狀況決定著其承接外包的能力和便利性。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多將計算機網絡或程序軟件等非核心業務進行外包，趨向選擇具有較高軟件設施的承包商。另外，硬件基礎設施(網絡覆蓋和交通物流狀況等)也將從根本上決定產品的成本與效率。政策因素也將對金融外包服務決策產生正向作用，政策包括國家制定的法規和地方出臺的具體措施。目前，我國國內很多城市先后建立起專門的金融服務產業外包園。為了推動產業園的快速發展，成都專門組織相關機構制定《成都市金融服務外包產業發展行動計劃》，規定了金融服務外包產業定位、發展路線、空間布局以及產業推進措施等細節。就外包決策而言，品質和信譽是企業的無形資產，金融機構進行外包決策時期望建立的是互相誠信、低風險以及可長期發展的服務，因此，承包商的信譽和品質也會對金融機構外包決策發揮正向作用。對于金融機構而言，由于外包涉及到商業機密、客戶資料等，會牽扯到法律方面的事宜，金融企業進行外包決策時，需要對外包的產品和服務邊界進行更深一步的考量，如表4所示，OR值為5.292，這說明對于核心的敏感項目，即關系到產權問題的業務不傾向于外包。表4結果還表明，市場規模將會對因變量帶來一定的正向作用。這是因為:若市場中的金融發包企業越多、規模越大，則外包需求越大，從而有利于承包商達到規模效應，降低成本。對外包業務的復雜性而言，金融機構和承包商是圍繞外包業務開展合作的，因而其復雜性(難易程度)對外包決策有重要的影響。復雜性越高，承包商完成的難度越大，質量越難以保證。因此，業務復雜性對外包決策的影響是負向的。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考量的是當前整體國內外的經濟環境是否會引致外包交易風險，如果經濟運行不確定性高，則風險就高，不利于金融服務外包交易的達成，和外包決策呈現反向關系。金融機構需了解外包業務的市場狀況。假如壟斷程度較高，就容易對承包商產生依賴，反之，如果市場競爭性高，承包方之間的競爭激烈，則有利于發包方對承包商的多方選擇，降低外包成本，因此與外部決策呈正向關系。

(二)模型檢驗1.系數檢驗。由表4可知，模型設置的所有自變量的wald值均大于自由度為1的標準3.841，說明在0.05的水平上，各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作用統計性顯著，拒絕變量系數為零的零假設，通過了wald檢驗。本文使用似然比正向逐步檢測法逐步引入變量，每步似然值－2Loglikelihood如表5所示，因結果大于自由度為1的卡方分布臨界值，說明逐步加入的變量對服務外包的決策解釋作用顯著。并且在逐步檢測中，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這兩個指標數值在增大，理論上認為，類R2趨近于1時意味著模型能夠實現完美預測。2.擬合優度檢驗。需要借助擬合優度檢驗對模型的適當性進行檢驗，一般采用偏差、Pearsonχ2和Hosmer－Lemeshow(HL)三個指標來實施。由于本文自變量較多，協變類型數量很大，每一協變類型的觀測數很少，因此選擇HL指標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a=0.05，HL統計量的概率P值小于給定的顯著水平，這說明擬合優度較高。另外，還要對模型的預測性進行評估，模型預測判別分類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中可以看出，110家金融機構中，有89家(76+13)被模型正確分類，總正確率為80.9%。在實際觀測有92家金融機構選擇外包服務中，通過模型預測有76家，模型預測精度達到82.6%，而對于不外包企業的預測精度達到72.2%。這表明，本文設計的二分類Logistic模型基本引入了相對重要的影響因素，預測結果較好，這對于金融機構實施服務外包決策具有參考價值。

四、結論

論文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承包商的人力資源水平、政策因素、承包商基礎設施與承包商的品牌和信譽、市場規模及其競爭性等因素對金融機構業務外包決策起到正向影響作用，其中承包商的人力資源水平、品牌和信譽、市場規模及其競爭性影響顯著，具有較大的系數值。這說明我國金融機構進行外包決策時，更多地考慮承包商的核心競爭力，政策因素、基礎設施、經濟運行狀況影響相對較小，原因是我國金融服務外包還在發展時期，很多的條件都不成熟:不完善的相關法規和政策對行業尚未形成較大的激勵作用，基礎設施還無法滿足市場需要，金融服務外包市場尚不成熟。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機構對承包商的依存性、知識產權保護、外包業務復雜性、經濟運行不確定性等因素會在外包決策過程中產生反向作用。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結果，是因為金融機構在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以提升自身競爭力時，還將會重點考量外包中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總之，我國目前的金融服務提供商，由于起步較晚、配套設施不完善、政策不配套等因素，與發達國家相比，總體上存在著市場規模較小、核心競爭力缺乏、業務層級低、風險控制薄弱、交付和運營能力差、人才短缺等問題。因此，通過健全相應的監管體系，建立系統的資格審查制度，以控制外包風險，并鼓勵承包商引進人才，提高人力資源水平，同時完善知識產權法等相應的法律法規，提升服務外包企業品牌和信譽，為建設高效成熟的外包市場打下堅實基礎。

作者：鈕中陽崔婷婷單位：四川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