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經濟社會危機教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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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以來，拉美國家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幾乎同時步入發展主義軌道。雖然在工業化初期，這些國家的經濟建設大都取得了不俗的業績，但幾十年過去之后，結果卻大相徑庭：前者繼續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而后者卻在貧富分化的危機中停滯不前。總的來講，這可以歸結為在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程中是否實現了社會協調發展，尤其是工業化造成的農村剩余人口能否被現代社會重新吸納。在這些方面，拉美國家的教訓值得深思。

一、現代化進程中頻繁出現的社會危機

曾幾何時，拉美地區由于經濟高速增長而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樣板；而如今，拉美化卻成了世界上所有國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種社會現象。個中原委極為復雜，既有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也涉及歷史與現實的問題。

(一)發展理論在依附論與放任論聞搖擺。長期以來，拉美國家并沒有形成符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建設理論。如果說有的話，也就是二戰以來，由拉美學者提出的依附理論、邊緣化理論、內部殖民主義理論等。然而，這些理論大都是作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設理論的形式出現的，而且還隱含著某種封閉的發展觀。事實上，雖然拉美國家在1950～1980年期間經歷了軍人干政、政權更迭和社會動蕩，但經濟卻維持了近30年的持續增長，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進口替代”的內向型模式。然而，就在東亞地區于1960年代轉到“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時，拉美國家卻抱著陳舊觀念不放，從而導致十年(1980～1990)發展機遇的喪失。應該說，這與依附論等理論有莫大關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變現狀、卻能影響政府決策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而一籌莫展時，就將“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全盤接受下來。然而，這種“放任論”并非靈丹妙藥，在使經濟稍有起色的同時，卻導致了更加擴大的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近年來，在民眾強烈不滿的情緒中，拉美國家“政治左轉”的集體“變天”，就說明了“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某種失效。或許說，拉美國家在兩種極端發展觀的搖擺中，還要面對更為嚴重的社會危機。

(二)政治權力在不滿與失望中頻繁變更。拉美歷史上有軍人獨裁統治的傳統，而軍人當政、政權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風靡這一地區。亨廷頓把這種政治化的社會稱為普力奪社會，主要特征是：各種社會勢力“很少或壓根兒就不將他們的私人利益和公眾利益聯系起來”；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富人行賄，學生造反，工人罷工，暴民示威，軍人就搞政變”。因此，社會權力是支離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這使得“軍人寡頭統治能延續幾個世紀，中產階級體制能延續幾十年，群眾政體通常只能延續幾年”。拉美地區的政局不穩，在經歷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壇再起風云。自1998年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以來，左翼領導人已經在拉美3／4的國家上臺。然而，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系教授瓊·德里爾卻認為：“這有些像陰陽的理論。有時候勢態趨向某個方向，但到達一定的程度時就又朝反方向發展了。拉美國家過去有著中間或者中右翼執政的政府，他們當時存在很多問題。因此，中左翼政府就當選了。我不認為拉美國家這些中左翼領導人之間是團結一致的。我認為，最終拉美國家還是要遇到麻煩的，因此，到時候那里的潮流又會朝另一個方向變了。”

(三)經濟增長在腐敗與犯罪下艱難運行。拉美國家經濟結構的顯著特點除了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過分依賴外資以外，就是伴隨著經濟增長而滋生的腐敗與等犯罪經濟。首先，官員腐敗嚴重。1990年以來，拉美各國政府腐敗丑聞接連不斷，上至總統，下至執法部門，都陷入腐敗泥淖；腐敗如同瘟疫；腐蝕著拉美各國的政治機構。如巴西總統科洛爾因腐敗而遭罷免并受到審判；委內瑞拉總統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資金而被迫下臺；墨西哥警察與犯罪分子勾結敲詐勒索和攔路搶劫現象司空見慣。其次，泛濫成災。“20世紀70年代以來非法交易產業的驚人增長確實轉化了拉丁美洲的經濟與政治結構。”現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產地之一，而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種植中心；“美元”已成為一些拉美國家重要的經濟來源。最后，恐怖活動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區的犯罪率就屬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萬人中平均每年發生兇殺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兇殺案發生率最高的地區。腐敗、和其他各種犯罪經濟糾纏在一起，嚴重腐蝕了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使合法經濟的成長步履艱難。

(四)利益集團在貧窮與富貴間形成斷裂。在拉美地區，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總收入的40％～47％；而20％最貧窮的人口卻只占有人口總收入的2％～4％；有1．25億人無法獲得飲用水；2億人不能享受必要的衛生設施；1／7的人口用不上電。因此，盡管拉美社會的不公正與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歐洲殖民時代，但在其步入現代化軌道之后也沒有多少改善；況且近15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政策導向下還有惡化的趨勢。同時，拉美國家的公共政策始終沒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員大面積腐敗的情況下，貧困人口的相對數和絕對數都在增長，這就反過來促使犯罪流行，加劇了社會沖突和動蕩。對于拉美這種貧富嚴重分化的效應，R·維斯科夫評論道：“在任何情況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帶來不穩定的政府，因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中創造出了鴻溝，而這些利益集團難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協。大多數人會用一種充滿敵意的眼光注視著僅僅有利于某一特權社會團體的經濟政策；如果經濟政策變得有利于大多數人，這一特權社會團體也會用一種充滿敵意的眼光注視這種政策。”這就是說，長期嚴重的貧富分化已經徹底摧毀了拉美社會集團之間達成信任、共識與合作的基礎。

(五)社會局勢在沖突與動蕩中危機四伏。自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末以來，拉美地區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頻繁發生危機，別的不說，波及整個地區的危機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會一政治危機；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初爆發的債務危機，也稱“結構性發展危機”；第三次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連續的金融危機。這三次危機看似起因不同，實際上根子只有一個，這就是由于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引發的社會嚴重分化。反映在經濟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數人的貧困，特別是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剩余人口沒能融入現代社會，導致市場得不到相應的擴大和升級。而這時政府又沒能及時轉變“進口替代”的發展模式，使得國外市場沒有開發，而國內市場狹小又限制了經濟增長空間，以致于到期外債無法償還，發生債務危機也就無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只不過是1980年代債務危機的變種，根源都在于貧富分化導致的國內經濟體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會方面，長期貧富分化導致了社會集團間的嚴重對立，結果只能是在走投無路時由對立派執掌大權。然而，由于隱患并未消除，這一派也未必能長久穩定大局，最終是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社會也總是會在這種沖突和動蕩中危機四伏。這就是拉美國家頻繁發生危機的演繹邏輯。

二、大多數人被邊緣化的城市化發展

不能說拉美國家沒有成績，但發展成果大都被少數權貴所吞沒。對于大多數人特別是被農業剝離出來、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農村人口來講，其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都在惡化。

(一)理論照搬導致實踐上的尷尬。拉美國家長期存在一種認知傾向，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越低，農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越小，現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也為這種認識提供了某種佐證，因為這個模型用西方現代化作背景，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為視角，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兩條路徑：一是實現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完成工業化過程；二是實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轉移，完成城市化過程。當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時，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就會消失，在農業和工業、農村與城市之間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現代化就基本實現了。問題是，劉易斯模型暗含的、以發達國家現代化為依據而設立的三個假設前題卻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至少是在短期內無法做到的。其一，勞動力的產業轉移不存在任何素質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礙；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納這些人口，并使他們融入現代生活；其三，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不會過快。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步履艱難的癥結不是反映在實現途徑上，而是恰好出現在這三個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國家這種簡單模仿發達國家的傾向顯然是認識上的一個誤區，而且以這種理論為導向制定的發展政策在實踐中也造成了難以扭轉的嚴重后果。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僅難以找到適合的工作，而且給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福利帶來巨大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城市的環境污染，降低了人們生活的質量，引發了一系列棘手的社會問題。

(二)土地的壟斷造成農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無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農業資源被少數人壟斷，這大大壓縮了中、小農戶的發展空間，致使他們只有成群結隊擁入城市謀求生存和發展。拉美在歷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產主集團歷來就是拉美各國統治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權力，能夠對政府的決策施加影響，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這就決定了這些國家不會通過社會變革來調整農業資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現狀的情況下，通過緩慢的技術變革來進行。當然，在20世紀50～70年代，部分拉美國家也進行過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進行的兩次，消滅了農村的大莊園制度和富農經濟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這種情況下，拉美地區農村土地占有權越來越集中于大型農場，而“小型生產單位的數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規模減少了，這一衰減趨勢到90年代更加劇烈”。少數人不僅對土地進行壟斷，而且還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壓力集團，攫取了大量有關農產品的政策優惠，使大多數農民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這也使得拉美農村社會的嚴重分化在所難免。此外，拉美各國幾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視為緩解農村社會沖突的“排氣閥”，因此，大規模自發移民潮的出現無法避免。數據顯示，1950～1960年期間，拉美農村人口的增長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間，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紀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不到100萬，70年代每年超過200萬。由此可見，農村經濟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尷尬局面的總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貧民窟。雖然拉美地區在歷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別是首都聚集的傳統，但在1955～1980年期間顯然是加速了這一進程，這25年城市人口由占總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農村人口擁入城市不但就業困難，而且還處處受到排斥。從需求講，首先，“進口替代”模式出現偏差，結果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犧牲了社會公正，使城市失業變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滑坡，帶動就業的能力在減弱。從供給看，農村流入人口素質低，無法適應現代工業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區人口增長率處于歷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遷移農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貧困人口，他們在城鄉結合部搶占地皮，搭建簡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價及生活費用的上漲，數量越來越多的低收入階層，也從原來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邊地帶轉移，這樣就逐漸形成了環繞城市的大片貧民區，從而造成“貧民窟包圍城市”的尷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等)都被大片貧民窟包圍，那里通常沒有正規道路或街道，水電供應也往往是從城市供水、供電系統“偷”來的；在文化層面上，貧民窟居民與所在城市更是難以融合；而且，這里還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會勢力橫行，非法槍支泛濫，各類犯罪活動猖獗，因而形成“一個城市，兩個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種病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區有3.8億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達75％，城市化水平居發展中國家首位，而且，這一地區有52個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萬人)、布宜諾斯艾利斯(1387萬人)、圣保羅(1300萬人)、里約熱內盧(1000萬人)都已躋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這又說明了什么呢?是終于實現了少數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還是實現了將大多數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來說，城市化是以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為特征的一種歷史進程；其不僅表現在人的地理位置轉移和職業改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變化，而且還伴隨著精神、文化、觀念的轉變。但是，拉美國家卻把這種發展趨勢簡單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難應對和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這從下面一組數據大致可以得到說明。上世紀90年代末，拉美地區每lO個貧困人口就有6個住在城市；1980～1990年，農業勞動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貧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萬人，總數為2.27億人，占總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總收入的60％；1995年。公開失業率為7.3％，失業和從事非正規職業者約占全部勞動力的50％；2003年，失業人數凈增70萬人，城市公開失業率創10.7％的歷史新高，城市失業總人數達到1670萬人。這樣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恐怕與拉美人民當初的憧憬是大相徑庭的。

三、社會劇烈分化中的強迫性政策變革

拉美發展模式作為一個典型的負面案例，說明貧富的嚴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會出現社會動蕩與危機。易言之，人們的憤怒情緒如果得不到化解，總是要通過極端方式對社會發泄不滿或進行報復；或許說。就是要對社會進行強迫性的政策變革。近年來，中國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熱潮，這決非空穴來風，而是與當前我國在社會發展中遇到的諸多疑難問題有莫大關系；同時，也說明拉美國家的許多教訓確實有值得我們吸取的地方。

(一)應以大多數人受益為改革價值導向。以拉美現代化歷程為鑒來審視我國社會結構在改革過程中所凸現的裂痕，理當引起我們對改革與發展的價值導向進行再思考。一方面，應正確理解和及時轉換過去的價值觀。在一個思維僵化的社會里，提倡“效率優先”可以催人奮進；而在社會步入正常運轉的軌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則才真正具備合法性與正當性。這是因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礎上建構的效率，才是可持續增長的效率。另一方面，應弘揚和強化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理念。改革的過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過程，其間當然會形成受益集團和受損集團。如果發展的成果由大數人分享，社會自然就會處于健康與和諧狀態；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數權貴受益，則會引發人們對改革的不滿，降低對改革的預期。而且，由少數權貴構成的利益集團一旦羽翼豐滿，形成氣候，就會不顧大局而堅定地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而加劇社會的兩極分化，滋生公眾的不滿與憤怒情緒，進而使社會出現危機。在這一點上，拉美國家的貧富分化與政局不穩就是明證。因此，如果說拉美國家在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們則是“千里大堤”可能“潰于蟻穴”。以史為鑒，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二)應整合城鄉社會日益分化態勢。拉美社會轉型的結構性特征并不是體現在農民作為一個群體的集體衰落，而是表現為由農村社會內部的巨大分化而引發的城市移民潮，這主要是由于拉美國家普遍沒有經歷徹底的社會變革而形成的。

在我國，改革開放前長期實行“以農補工”和城鄉分治政策。雖然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這是適宜的，但客觀上也是導致“蘭農”發展滯后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初期，“三農”在集中釋放了多年壓抑積累的能量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又終歸陷入困境。總的說來，目前我國的城鄉分化主要表現在：相較于其他社會群體而言農民群體的集體衰落。這主要應歸結于社會轉型中市場機制的負面效應，也就是說，這是由于農業的弱質性促使資源的“去農業化”，從而導致農業的經濟地位逐漸衰落，進而使得農民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隨之衰微而產生的。亨廷頓認為，盡管農民的目標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質生活和勞動條件，但是農村主導集團所起的作用實系決定政府穩定或脆弱的關鍵因素。換言之，要求得工業化所必須的、穩定的社會環境，農民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從全面的視角出發，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提高國家政策供給的綜合效應，反哺農業，建設新農村，就成為整合我國城鄉分化態勢的重要舉措。

(三)應推進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從拉美國家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情況看：農村遷移人口素質與工業化要求不匹配、現代化進程被極大壓縮以及農村人口增長過快是其主要的客觀原因；而人口過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導致的尷尬局面則與其主觀因素有莫大的關系。以此為鑒，在我國，大量農村人口全部流入大城市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只能走大中城市與中小城鎮并舉的道路；然而，近些年，中小城鎮發展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這些地區缺乏經濟活力，最主要的就是沒有產業集群支撐。其深層原因，恐怕與地方政府在產業發展上貪大求全以求政績的思想有關。從吸收就業的角度講，眾所周知，大企業遠遠不如小企業，許多國家把扶持中小企業不是看作一項經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發展政策，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在我國要推進城鎮化的健康、有序發展，關鍵問題是要將就業率，特別是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水平，作為考核地方政府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同時，出臺相關配套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給中小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特別是吸引大中城市產業層次較低的企業到中小城鎮落戶，以利人口素質與產業層次的對接。在這樣的基礎上謀劃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才會更加健康而持續。

(四)應加強農村遷移人口就業管理。在城市化進程中，僅僅實現農村遷移人口的地域轉移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應使他們同時實現產業轉移。拉美國家在這方面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態度，以為農村人口遷移到了城市，使得農業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這樣就實現城市化了，結果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嚴重后果。從勞動力供給的角度看，根據我國特點，應充分重視農民工的培訓和管理工作。農民工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如同候鳥，在農村與城市之間來回遷移；但從長遠看，這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終歸是要在城市定居的；因此，未雨綢繆，占據主動，總是不會錯。首先，應加大對農民工的培訓力度，提高他們的文化與技能水平，以更好地實現素質與產業的對接。其次，破除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給予農民工公平的社會關懷，使他們能夠盡快融入城市生活。最后，農民工大都從事城市的非正式職業，不但不能享受附著在正式職業上的福利，而且基本權益也時常受到侵害。因此，加強對農民工的管理與服務，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不僅是一個維護社會公正問題，同時也是一個實踐社會倫理問題。

(五)穩定聯產承包制適度推進規模經營。拉美城市病的起因就是農業部門的專業化與兩極化發展。也就是說，農業現代化是通過大地產者對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新技術的吸納來實施的。這樣就導致了兩種結果：一是使農業就業大幅減少，許多農民流離失所；二是使小生產者的經營停滯不前或陷入困境。因此，大量農民陷入貧困和極端貧困，只好涌入城市尋找生機，從而形成移民城市的潮流。由此來看，在我國，實行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聯產承包制，不僅具有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經濟功能，而且還具備穩定農民的政治和社會功能，因而需要保持一貫性并長期堅持下去。然而，一家一戶小塊土地的經營模式與現代化大生產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機械化難有用武之地，成本降不下來，技術引入也缺乏特別的動力，規模效益更是無從談起。因此，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維護公平與追求效率、實現穩定與激發活力之間，確實需要有更大的智慧、更高的謀略與持久的恒心。一方面，既要創造條件，又要綜合平衡，以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盡可能地減少農村人口；另一方面，還要促進土地向農業能手集中，根據實際情況適度推進土地規模經營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