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前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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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偟膩砜?，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威脅論，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則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雁行模式業已結束。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本文對比了日本與“四小龍”和部分東盟國家出口主導產品的差異，闡明了日本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說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關鍵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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