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東盟產業貿易結構關聯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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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限的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總體上看,中國產業結構的宏觀變動繼續沿著“配第—克拉克定理”①揭示的方向演進,并且變動的步伐逐步加快?？偟膩碚f,第一產業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穩步發展,第三產業呈上升態勢。中國作為一個特殊的后起發展中大國,產業結構具有多層次階梯狀的特點,在比較優勢方面也呈現為多樣性和綜合性。一方面,中國擁有一個較為獨立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中國教育的普及程度不及東亞多數國家和地區,但在科技人員的絕對數量上卻位居前列,整體科技力量僅次于日本,在某些高新技術領域如航天、生物工程、超導技術和激光等領域已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技術的低成本優勢使其在部分技術和資金密集型行業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展開競爭;另一方面,在主導產業方面,即資源密集型產品及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中國以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及豐富的資源與東盟四國②展開競爭。但是應該看到,在過去的一定時期內,中國與東盟四國的競爭是有一定限度的,因為二者在經濟結構及貿易結構的變動方面表現出了一定的差異性。

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盟四國的初級產品部門都經歷了劇烈的收縮,初級產品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據統計,從1980年到1993年,馬來西亞初級產品比重由33%下降到23.8%,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菲律賓也分別從50.5%、25.0%和25.0%下降到27.1%、11.9%和24.3%。而同期,這些國家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量則趨于上升,在GDP中的比重分別從19.6%、11.6%、21.5%和27.6%變化為30.1%、22.4%、28.6%和24.7%。①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部門收縮較為緩慢,到了90年代,包括農業部門和礦業及燃料業在內的初級產品仍占GDP的近1/3,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擴張程度都小于東盟四國。一般來說,經濟結構的變化總會帶來貿易結構的變化。但相對于GDP的擴張速度而言,中國的出口增長遠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初級產品雖然絕對量較高,但人均擁有量很少,因此出口較少,而作為國民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的制造業,其產品出口又受到國際市場上的激烈競爭,難以有效擴大。分析1990年至1998年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初級產品所占比重由25.6%下降到11.2%,工業制成品則從74.4%上升到88.8%。雖然制造業出口總量有了很大增長,但與生產的擴張還是不成比例,1998年占國民生產總值42.1%的制造業其出口僅為產值的35%②,而馬來西亞早在1996年就已達到了77%。這種經濟結構進而貿易結構變動的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貿易關系并非是完全的、惡性的競爭。

盡管如此,仍有人把20世紀90年代東盟出口增速放慢的原因歸結為中國的競爭。根據聯合國提供的有關資料,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東盟四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長率曾達到高峰,但90年代中期以后,泰國和菲律賓卻出現了負增長,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增速也遠低于80年代后期的水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期中國逐步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重要出口國。從表象上看,二者似乎是一種此落彼漲的替代性關系,但實則不然。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顧問普萊凱希·拉格尼(PrakashLoungani)的測算,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份額更多的是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即亞洲“四小龍”(NIES)市場份額的縮小而取得的,而不是靠犧牲東盟四國的份額取得。

二、競爭中的合作是基本走向

長期以來,東盟四國的對外貿易90%集中在東亞、美國和西歐三大地區。從1986年到1996年這十年的情況來看,東盟四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重點是東亞地區,它占其外貿總額的比重從50%上升到了55%,對美國和西歐的貿易比重則大致不變。對亞洲出口增長中主要是對東盟內和亞洲“四小龍”的增長,對中國出口則相對緩慢,盡管1996年雙方貿易額突破了200億美元(此數據包括新加坡的貿易),比1990年的貿易額60億美元增加了三倍多,但它對中國的出口增長只有0.99個百分點。③中國與東盟四國的貿易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在各自的貿易額中所占比重卻很小,雙方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一直較低,1994年也只分別達到3.1和2.7,遠遠低于同亞洲其它國家的貿易依存度。其發展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雙方經濟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和產業結構較為趨同,經濟互補的領域較少,貿易特化系數較為接近。④

中國與東盟四國機械類制品的貿易特化系數是很接近的,除了馬來西亞以外都在-0.4以上;在一次產品即初級產品方面,東盟四國則競爭力較強,一般制品方面中國較有優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工資成本較低,非熟練勞動力資源豐富。該系數反映了在1992年東盟四國的產業結構,總體上是優于中國的。但此后,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東盟各國經濟在1997年危機期間所受的沖擊,它們之間的貿易特化系數必定越來越趨近。由此,有人擔心越來越趨近的貿易特化系數是中國對東盟造成威脅的原因。其實,競爭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種常態,世界經濟的發展正是靠競爭推動的。就東亞地區而言,競爭使亞洲“四小龍”互相促進而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競爭亦使日本后來居上成為了世界經濟強國。因此,中國與東盟四國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競爭關系并不可怕,只要我們處理得好,就可以在競爭中促進雙方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換代,為雙方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從發展前景來看,競爭中的進一步合作將是中國與東盟四國經濟貿易關系的基本走向。因為在亞太地區日益擴大的貿易格局中,中國與東盟絕大多數國家出口商品在結構上主要還是互補性的。越是不發達的國家,越是傾向于自然資源出口的國家,與中國專業化分工程度越高。而且隨著近年來部分東盟國家勞動力成本的逐步高漲,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的絕對優勢越來越大,中國出口的相關產品由于要素稟賦替代的困難性,正受到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等發展水平近似國家越來越多的歡迎。更加重要的是,中國與東盟國家在產業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已逐步從傳統的產業間貿易走向產業內貿易形式的互補性分工。產業內貿易是指同產業中雙方國家互有不同質商品的貿易往來,目前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類型,約占國際貿易額的七成左右。例如中國與馬來西亞、泰國在辦公用機械、電動機械、電器、自動數據處理設備,中國與印尼、菲律賓在鋼鐵、機械及運輸設備方面都具有較好的互補關系。

在現實中,我們驚喜地看到,在2001年上半年中國對亞洲大多數國家的貿易增長速度都放緩的情況下,對馬來西亞的進出口總額卻比2000年同期增加20.5%,達到40.92億美元;其次是泰國,增幅為15.6%,達到35億美元①。雖然這一數字在雙方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都還不大,但它卻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經濟合作是很有前途的,雙方正在把這種合作引向縱深方向。因為面對中國10多億人的大市場和“大東盟”形成后的5億人口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雙方都意識到了其中蘊涵的機遇。東南亞金融危機在給東南亞國家造成危害的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寶貴的啟示,即必須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與合作。眾所周知,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誘因就是這些國家國內產業結構的畸形造成了產業升級過程中產業轉移鏈的中斷,而使外國直接投資資本減少,于是政府不得不引入其他形式的短期資本,這些投機性極強的資本最終成了危機的導火索。因此,逐步減輕對西方發達國家的依賴,依靠本區域內的團結力量,成為了東亞發展中國家順利實現產業升級,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在另一方面,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也日趨飽和,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在美日歐市場上的份額增長緩慢,也說明靠西方國家市場的擴大來帶動經濟的發展余地已不是很大。

尤其是美國“9·11事件”之后,本來就不很景氣的世界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和美國國內市場的縮水,使亞太地區各經濟體維持出口增長的主要途徑將是增加區域內部的貿易。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緊密的、相互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使區域內的產業分工逐步趨向合理,各國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建立相應的產業結構和主導產業,使區域內的產業發展既有競爭力又能夠協調發展,同時優化各自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發揮規模經濟優勢,發展雙方產業內貿易,提高產業結構的互補性,增強東亞地區的整體經濟實力。在2001年11月文萊舉行的第五次“10+3”會議上,朱钅容基總理和東盟各國領導人支持和批準了專家組提出的建議,一致同意今后十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并把農業、信息通訊、人力資源開發、相互投資和湄公河開發作為近期合作的重點,這標志著東盟與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此外,隨著中國已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進入了制度性開放的階段,這將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也將為世界各國特別是地域相近的東盟國家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和更多的商業機會,并促進“10+1”的進程。世界銀行調查顯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臺灣和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一倍,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將上升20%。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說:“把中國經濟視為亞洲經濟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時候到了?！雹趪鴦赵嚎偫碇祛娜莼凇蛾P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將長期堅定不移地貫徹擴大內需的方針,今后五年,中國將進口價值1.4萬億美元的技術、設備和產品,這意味著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更多的商機、更多的財富和新的增長機會。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于中國而言,加強與東盟四國的協調和合作,除了經濟利益以外,還具有一種特殊的戰略性意義。因為,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周邊環境客觀而論并不十分樂觀,周邊滲透了西方國家的一些敵對性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與東盟四國的關系入手,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對于我們擺脫上述困境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政策建議

為了減少與東盟四國業已存在的競爭,并避免將來可能出現的更大的競爭,維護和發展雙方間的良好經濟關系,為盡早促成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掃清障礙,同時也是建立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我們有必要對我國的產業結構進行適當的調整。首先,要堅持結構調整與貿易、投資、產業合作相結合的原則。從我國目前產業結構的現狀來看,調整主要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運用現有高科技或引進技術來改造某些傳統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的瓶頸部門,針對各產業發展特點,定位于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工業,對某些無比較優勢國內需求又趨于飽和的產業,實行限產、轉產、停產;其二是加大對現有高新技術產業的科技投入,使其充分利用國內現有的較低的工資成本進軍國際市場,實現高新技術產業的規模和集約經營,充分利用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和后發優勢。

其次,注重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努力實現出口產品的多樣化和差別化。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東盟四國普遍認識到了提升產業結構,增強出口產品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此在諸多的反危機措施中,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政策就成為其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從實際表現來看,這項政策也有了一定的成效。毫無疑問,這種發展勢趨將與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呈同步發展態勢,從而使二者將在一個更高的、具有水平分工性質的層面上形成競爭關系。眾所周知,與垂直性分工不同,水平性分工的特點是競爭性強,分工國之間的產業關聯度高,貿易和投資的波及效果也更為明顯。在這種分工格局中,由于各國的生產成本大致相同,競爭主要不是圍繞價格進行,而是通過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拉開產品的差異程度來建立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因此,能否避免相互之間的過度競爭,關鍵在于分工國是否具有實現產品多樣化和差別化以滿足不同消費者偏好的創新能力。為此,我們必須加大企業制度創新力度,實現技術創新和新產品開發,在產品多樣化和差別化方面勝人一籌,就可以避開與東盟四國的正面競爭,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注意扶植本國的主導產業,發揮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產業結構多層次和多樣化的特點,利用經濟持續的高速發展、巨大的國內市場、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某些高技術領域的領先優勢,對其他國家某些有產品而無市場或有市場而無能力生產的領域開展重點突破,爭取在自由貿易區實現之前實現這些產業的提升。這類產品主要包括各類機械產品、成套設備、汽車及配件等等,這類產品具有需求彈性大、價值增值高、市場機會多、技術進步快、容易進行新產品開發等特點,非常適合作為工業化進程中的主導產業。

第四,進一步增強服務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在中國“入世”談判的過程中,電信、金融領域市場準入的談判是重中之重,也是“入世”后首當其沖受到沖擊的領域。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對可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的且可實現最佳效率的生產資源要素持有量的多寡,決定了不同國家在新的貿易格局中的比較優勢地位,從而決定了它們的利益份額。這一點,在以信息技術和金融交易為核心的服務貿易領域表現得更為突出。日本在90年代以來經濟持續走低,一蹶不振的原因,除了其在信息產業領域沒有及時調整以外,其服務貿易領域,尤其是金融服務領域缺乏競爭力而成為凈逆差國,也是一重要因素,這也是90年代美日經濟差距加大的原因。而一個國家服務業的發展和繁榮,不僅可以起到轉移勞動力,增加就業機會的作用,而且對有效配置社會資源,提升整體產業水平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應該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在對外開放我國的服務業市場的同時,采用多種合資合作的方式,學習國外公司的先進管理和服務經驗,提高我們的服務水平,促進國內各產業的協調發展。

最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應僅僅局限于東亞地區,而應該立足于世界的國際分工來開展,在大力發展區域經濟的同時,積極融入到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為此,我們必須堅持“走出去”的方針,逐步擴大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目前,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已成為一個國家深程度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的最主要途徑。我國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貿易大國,但是相比之下,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卻發展緩慢,對外直接投資量尚不到世界對外投資總額的1%,這既與我國經濟的總體發展和引進外資的規模不相稱,也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較低層次和不利的地位。為此,我們應根據當今全球競爭的特點,同時依照區位優勢原則,一方面發揮現有技術優勢,重點擴大對東亞、非洲等地區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另一方面,對一些發展成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可以考慮轉移到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去生產。在投資形式上則應注重靈活性,采取現匯投資、技術投資和設備實物投資等多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