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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SARS（即“非典型性肺炎）發生的背景是中國正在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原來的制度基礎已經不存在，但新的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體制卻還沒有建立或還沒有完善，那些處于這種轉軌時期的制度在處理突發性事件中的缺陷在SARS的沖擊下更加明顯。
從短期看，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歷了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抗洪斗爭以及近幾年來全球經濟不景氣等事件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與這些因素不同的是，SARS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更大，影響到了人們生活、學習、工作的各個層面，因此，它對經濟增長以及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應也更大。
在長期中，由于制度性因素的改變，這次沖擊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最深遠的影響應當是提升了經濟、政治改革以及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等等制度改革的速度，為中國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穩定的制度基礎。雖然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是對它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以及暴露的轉軌時期各種制度問題，以及政府與企業在這一過程中采取的策略與措施進行分析，有利于我們思考和總結經驗，為進一步的改革指明方向。
二、SARS對國民經濟的短期影響
一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取決于基本的經濟要素：資本、勞動、自然資源、技術進步。SARS不是經濟內在的生產要素，從短期來看，它不影響生產要素的存量，但是疾病帶來的恐慌和為了防止預防疫情擴散采取的措施改變了人們的消費、投資、生產等行為，對國民經濟產生了影響。從這一點看，它與東亞金融危機相類似，都相當于經濟系統的外部沖擊。因此，我們對SARS短期影響的考察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通過它同東亞金融危機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的比較來說明SARS沖擊的嚴重性；二是從構成社會總需求的消費、投資、進出口貿易三個部分來分別考察SARS的經濟影響。通過比較和國民經濟構成的分析，可以較全面地認識SARS對國民經濟影響的方式和途徑。
（一）SARS沖擊與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國民經濟影響的比較分析
1.兩者都是突發事件，并對國民經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東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東亞的經濟增長給整個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稱為“東亞奇跡”。雖然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都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著稱，但兩者的產品不同，再加上廣闊的市場需求，并沒有出現激烈的競爭。但東亞危機爆發并持續數月之后，東南亞貨幣紛紛貶值，使得對外依存度已經很高的中國面臨著很大的壓力。1998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而外貿出口又受到東南亞國家的競爭，增幅陡降，帶來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經濟效益下降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雖然中國頂住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采取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使1998年的經濟增長7.8％，但這不僅在數量上與1997年預計的8％以上的增長率還有距離，而且從增長的結構上看，國家財政的國債投資占了很大比重，而在現代經濟學里，政府的投資效率一直是個值得爭議的話題。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在短期內對中國經濟造成了負的外部沖擊。
自從五六十年代的天花消失以后，中國一直沒有爆發過大面積、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在衛生部公布的傳染疾病里也沒有SARS這種類型。從2002年11月第一例SARS患者在廣東河源被發現到2003年5月，這種病癥迅速由廣東傳到了北京，然后傳到了內蒙古、山西、湖北、江蘇、四川、河南等地，造成了全國性的影響，引起了人們的恐慌。最開始，醫生對這些病癥也沒有確診，雖然在2002年12月已經確認這是一種新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而且對其臨床特征有了初步的認識，但對它的危害、傳染性等等都一無所知。一直到今天，研究人員對SARS病毒仍然沒有完全認清，它的傳播途徑、傳染性、疫苗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這種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它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現在還不能下結論，但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海聞教授對此有個粗略的估計：受SARS影響，今年國內外旅游業的直接損失就高達1400億元，加上間接影響，對經濟的影響總額為2100億元。但如果把外國投資影響考慮進去——2003年4月舉行的廣交會出口成交只有33.12億美元，遠遠低于去年同期的168億美元，而且許多外商出于對安全的擔憂，紛紛考慮把制造業轉移到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也比較低廉的國家和地區，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遠遠不止2100億。在對外貿易方面，SARS對貿易逆差的影響可能到
五、六月份才能顯示出來，但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經處副處長高輝清博士認為如果目前的SARS危機延續到七月，中國在這三個月期間的逆差將會是50億美元。
2.SARS對國民經濟影響比東亞金融危機更加深遠。
從性質上說，SARS沖擊不是經濟危機，更確切地說是一場導致經濟問題的危機，而東亞金融危機是一次純粹的經濟危機。性質的不同以及傳導機制的不同，導致了兩者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也完全不一樣。
在影響總需求的傳導機制上，由于資本帳戶沒有開放，因此，國外資本不能直接通過國內的資本市場影響人們的消費和投資，東亞金融危機主要是通過進出口貿易、外資流動而對總需求產生影響；與此不同，SARS對消費、投資、政府的消費、進出口貿易等等都產生了直接的沖擊。為了避免交叉性感染，人們盡可能不在人多的地方集聚，超市、旅游、餐飲、交通等行業都在這次沖擊中受到重創。以北京市為例，今年4月與去年同期比，北京接待海外游客人次下降59.9％；北京涉外飯店接待國內游客下降21.4％；北京旅行社業務出現萎縮，國際旅行社外聯組團游客下降76％；飯店出租率大幅下降。北京主要旅游景點游客明顯減少，其中20家主要旅游景點統計，國內外游客人次下降51.7％，營業收入下降49.6％。（注：資料來源：《光明日報》2003年5月16日。）
除了國內的消費，世界衛生組織還把中國許多發現SARS病情的地區列為疫區，建議不要到這些地區旅游、公務，這不僅影響了旅游業，而且SARS何時能結束的不確定性阻礙了國外資本的流入，一旦工廠不能按時開工，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與經營戰略就會受到影響。
相比之下，東亞金融危機的危害要小得多。首先，它是通過進出口貿易以及外來投資渠道影響國民經濟的，采取一定的財政貨幣政策可以抵消其對國內經濟的影響，擴大內需彌補外部需求的不足；其次，中國資本帳戶不開放避免了投機資本炒作對資本市場沖擊，并通過資本市場的擴散效應，損害國內企業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從而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的損失。因此，東亞金融危機對中國國內的產業并沒有造成實質性的損害，在國家實施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后，國民經濟仍然實現了高速的增長。
從發生的地域看，全國大部分省都發現了SARS患者或疑似病例。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還表現為由于生產和經營不能正常進行，影響了國外投資者的投入和對外形象。SARS的重災區在4月之前是廣東，之后是北京。廣東是中國制造業的中心和產值最高的地區，對外聯系緊密，許多跨國企業都在這里設有工廠，生產電腦配件、外圍設備、服裝、機電等等。由于SARS的影響，使得工廠不能正常開工，而且一旦工人感染SARS工廠將停產，就面臨無法及時供貨的風險，而這種風險的考慮可能導致海外客戶分散下單或者轉移采購地點，勞動力同樣低廉的東南亞或南美等國就可能成為它們選擇的對象——這對于依托比較優勢，促進經濟增長的中國經濟將造成嚴重損害。許多跨國企業的中國總部都設立在北京，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的首都，北京還具有特殊的政治影響，很多外國使節和外國友人居住在這里，北京也是世界了解和評價中國的一面鏡子。5月初，摩托羅拉北京總部的一位職員感染SARS，擁有1600多名員工的北京總部暫時了停止工作。（注：資料來源于摩托羅拉（中國）公司主頁新聞，網址：http：//。）北京成為SARS的重災區不僅影響了當地的經濟，而且容易給國外投資者造成中國整體環境不安全的印象。
從已經產生的一些國際影響來看，由于SARS的發生與蔓延，原定于在中國舉行的國際會議紛紛取消或推遲，WHO建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旅游者不要到中國旅游，截止5月20日共有124個國家對來自中國的旅游團或參加國際會議的代表團以及個人采取限制措施，其中有些國家甚至不準中國來的人入境（注：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外交部主頁通知，網址：http：//）——這些事件嚴重損害了中國在國外投資者、旅游者以及進出口商心目中的形象。而與此相反，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這對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吸引外資和促進對外貿易等方面都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綜上所述，盡管SARS風暴仍在繼續，但它對消費、吸引外資、進出口貿易、國家形象等等方面的影響都要遠遠大于東亞金融危機。
（二）SARS對總需求的影響
從今年春天開始，蔓延中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的“非典”疫情成了人們最關注的話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有關地區的經濟發展。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9.9％，人們曾經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可以高達7.5％以上。鑒于SARS流行，今年四月下旬，世界銀行把中國經濟增長率向下調了0.2個百分點。有些經濟學家指出，SARS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有限，現在中國人暫時不愿出門，但只要潛在購買力還在，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還在，如果他們想買汽車或房子，完全可以等到SARS風暴過去再實現，雖然消費行為延遲，只要供給方面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中國經濟整體還是健康的。
我們認為這種說法不完全準確，需要分析。一般來說，國民經濟總量的衡量指標通常采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和國民生產總值（GNP），這兩者都是流量概念，統計的是一年之內一個經濟社會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增加值，如果消費的速度加快，那么企業的生產經營也就跟著加快，于是按照年度統計的國民經濟指標值就會大大增加。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從消費和生產兩個途徑得到了強化，從而減少了當年的經濟活動，因此，從這個角度考慮，SARS給國民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雖然全國，特別是北京的疫情已經逐漸減弱，感染人數、確診人數和疑似人數都有下降的趨勢，但SARS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最重要的諸如：這究竟是什么病毒？它的構成怎樣？有哪些傳播渠道？有沒有可以治療的途徑？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仍然不清楚，SARS就無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控制，它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仍然在繼續增加。
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不是所有的消費都可以通過延遲來彌補（比如黃金假日“五一”）。因此，旅游及相關產業的損失已經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對于生產與消費同時進行的餐飲等行業更是如此，以北京為例，資料顯示：北京餐飲業四月份實現零售額8.3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月下降4個百分點，與一季度相比，增幅回落近40個百分點。在貿易以及投資領域，海外客戶分散下單或者轉移采購地點造成的損失不能通過以后投資的增加加以彌補；由于以上分析的消費方面的原因，國內企業投資需求的減少也不能完全通過事后投資的增加來彌補。再考慮到投資具有的乘數效應，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
三、SARS沖擊的長期經濟社會影響
（一）信息不對稱與管理體制的變革
對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問題的研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取得的最重大的進展之一。信息不完全包括了不確定性和風險，后者可以通過保險或多樣化轉移或分散，而不確定性卻無法消除和轉嫁。信息不對稱則是由于經濟參與人之間擁有的信息量不對等而造成的決策失誤、生產無效率等等問題。在這場危機中，促進信息交流，提高政府決策透明性對增強政府政策效果、降低決策成本等帶來的好處卻是通過生命的代價和試錯法得到的。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北京最早的SARS病例是在3月初由外地輸入，在此之前，在廣東已經有數十名醫護人員在治療患者的過程中染上了SARS，已經有患者死亡。廣東的醫生也對這種病的癥狀和一些臨床經驗進行了總結。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造成信息不暢通，北京醫院的一線醫護人員不知道對于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病需要采取特別的防護措施，在接診SARS及非SARS患者的過程中，很多護士和醫生與之前的廣東同行一樣不幸染上了這種致命的疾病。沒有人提醒他們，更沒有人提醒北京的市民，SARS來了！
在以前計劃體制下，完全按照條條塊塊管理，各地區之間、部門之間不互相交流，對于問題則是以中央或上級的文件為依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雖然打破了這種教條主義，但是地區之間、地區的部門之間有效及時的研究合作交流渠道的建立仍然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在廣東發現了很多例SARS患者的臨床特征不屬于衛生部列舉的傳染病之列，但是在沒有正式公布之前，對這種病的認識也只能局限于廣東，與其他兄弟省份的醫院、研究機構之間缺乏及時的交流的渠道。在制度轉型形成的灰色地帶里，信息的不對稱造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犧牲和危機的擴大。
在政策的實施上，最開始對這種不知名的疾病，為了盡量不引起社會的恐慌，維護社會穩定，基本的政策是盡可能地減小SARS消息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在知道了SARS引起的后果后如果仍然沒有權威的說法，人們更容易相信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各自采取措施來實行自我保護，從而加劇了恐慌，比如最早在2002年底在廣東產生的搶購白醋、搶購板藍根等的風潮，以及后來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治療SARS的偏方等等。
與疫情初期相比，4月下旬以后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措施：加入SARS研究的世界開放實驗室，共享國際資源；爭取世界衛生組織（WHO）在技術、人員等方面的援助；通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等媒體，及時公布各個地區SARS疑似人數、確診人數以及由疑似轉為確診人數等信息，以及世界各國有關SARS研究的最新進展——信息不對稱分布的改變不僅贏得了國家社會的援助，有助于改變由SARS帶來的中國在國外消費者和投資者心中的形象損失，而且大大降低了國內社會對不確定性本身的恐懼。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的重要性在這次沖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由此看來，SARS沖擊帶來的制度性影響是促進了整個政府管理體制以及衛生管理體制的變革，向一種更加透明、信息反應更加及時的制度轉變。
（二）增長與發展的選擇
在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上，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承認經濟增長并不完全等同于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指標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要包括人均壽命、教育水平、醫療衛生水平、居住環境等等。但是在實踐中，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發展的位置上。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人均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都處于中低收入國家水平，（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1）》，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而且在經濟轉型時期需要處理各種制度以及非制度上的矛盾，因此，我們一直強調經濟增長的速度，即使是在1998年，遭受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影響和大洪水之后，中國政府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仍然是“保八”。
在經濟增長目標導向下，政府對醫療衛生的投入相對減少，統計資料顯示：1990年時，由政府財政撥付的衛生總支出中，還有19％用于公共衛生與疾病防控，到了1995年，這個數值下降至12％。可同期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卻是連年以兩位數的比例在增長。（注：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以及《衛生年鑒（2002）》有關數據計算。）與此同時，衛生醫療制度的改革是與社會保障體制、企業改革等等相聯系的配套改革，而且滯后于后面兩者，經歷若干年的改革，政府的公共衛生職能和醫療衛生市場仍然無法分開。在農村，改革開放以后，原來的以公社、大隊為基礎的醫療體系已經解體，而新的以合作醫療為主要形式的醫療制度由于鄉鎮財政困難以及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一直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這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就使得我們應對諸如SARS之類疾病沖擊的預防與治療基礎設施上從一開始就存在不足。在疫情嚴峻的時候，世界衛生組織緊急派人來華，有個叫拜努力的該組織官員前往北京南部的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機構考察，發現該機構設備破舊不堪，已處于半癱瘓狀態。經估算，該機構要想有效運轉，至少要投入500萬美元的資金，即使是這樣的機構，在全國也只有五六家。（注：資料來源：《中國青年報》2003年5月6日。）
這次危機促使很多人反思我們的發展目標。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是處理國內經濟改革中各種問題的基礎，但忽略發展問題則會減少用于公共風險需要的投入，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風險反應彈性，由此帶來的種種缺陷在這次危機中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
（三）非正式制度的變化：社會道德與社會心理
與正式制度相比，社會道德和社會心理都屬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疇。一套社會認可并共同遵守的道德規范有利于約束“損人利己”的行為，提高社會的信用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不僅如此，道德規范的出現還可以改變信息在社會各階層、部門之間的分布，提高政策實施的效率。但是，社會道德的沖突、比較與選擇只有在危機和突發性事件中才能充分體現出來。
“非典”來勢洶洶，傳染性強，危害性大，短短幾個月迅速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及個人生活的頭等大事。與以往碰到的疾病或危機相比，非典還超出了國界的范圍，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對一個現代社會在危機中的應變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道德規范都是極大的考驗。
在互聯網絡發達的現代社會，一個國家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大致有四個層次：一是采取果斷措施，在徹底的解決危機的辦法產生之前，對危機范圍進行控制，不使其擴散；二是政府以及相應管理部門應通過各種媒體以及互聯網及時向社會權威信息，避免謠言、傳言等非權威信息對管理危機造成消極影響；三是開展主權國家之間的合作，獲得國際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技術、人員、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四是取決于企業與個人應對危機的能力加強。采取各種自我保護措施，盡可能地減少感染疾病的機會。
如果應對危機的措施采取得當，那么人們對危機本身的恐懼就會消失，整個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心理承受能力就會增強。從目前發展的情形來看，中國在一開始并沒有這種現代危機意識，在局部地區出現了一些恐慌的現象，但隨著形勢的變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深了人們對這種疾病的認識，人們開始平靜地對待非典，社會生產與生活逐漸恢復。
具體來說，在這次SARS沖擊中，這種非正式制度提高了政策效果，同時降低了政策實施的成本。比如作為面臨的公共風險，對外來人員的隔離應當由社會共同支付，由政府支出，但村民自發組織替代了政府的號召和動員，由于相對政府而言，村民可以及時獲得最新的消息，因此，這種自發的監督和隔離顯得更加有效率。
對工作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社會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一些重點高校紛紛宣布優先錄取參加高考的醫護人員的子女；保險公司也積極為他們提供免費保險；國家財政部和稅務總局還決定對一線的醫務和防疫工作者的特殊臨時性工作補助等免征個人所得稅。這些社會導向都有助于形成一種“恪守職業道德”、“為他人、為社會服務光榮”的良好風氣。
與正式制度的形成相比，非正式制度需要更長的時間，然而其一旦形成就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不輕易改變。SARS沖擊對我們的道德觀念、社會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場考驗，經過這次危機，整個社會對突發性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都得到了增強，而社會道德規范的變遷也有助于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應對突發性事件和危機的處理能力、控制能力，并降低了政策的實施費用。
四、小結
SARS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短期和長期。在短期中，SARS對國民經濟確實造成了損害，但是損害究竟有多大，不同的學者和研究機構觀點也不盡一樣。（注：筆者對截至5月15日各媒體公布的專業機構和專家學者的14種預測進行了整理，主要分布在0.3％～0.9％區間。）雖然遭受災害最嚴重的旅游、交通運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它對旅游、交通運輸、餐飲等行業的消費沖擊是當期的，而投資、進出口貿易等影響則有“J曲線”效應，考慮到這些滯后影響，在短期內，SARS對于國民經濟的影響可能要比東亞金融危機嚴重。
然而，SARS發生的背景是中國正在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長期來看，這次外部沖擊對經濟體系最深遠的影響是通過加快對現有制度的改革，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注：這和美國1918年的流感不一樣，當時美國有60～70萬人死于流感，但資本存量不變，消費減少，人均資本存量和儲蓄提高促進了長期的經濟增長。）不僅如此，沖擊和危機還導致了社會道德、社會心理承受能力等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有利于形成一套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提高社會對突發性事件和危機處理控制能力的社會規范。因此，長期中，SARS對國民經濟的沖擊有正面的影響。
SARS沖擊使中國的轉型體制在面對突發事件時“牽一發而動全身”，問題的復雜性已經顯露無遺。因此，應當加快推進醫療、財政、企業、社會保障等等相互關聯體制的系統性改革進程，以增強社會抵御突發性事件的能力，并為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