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格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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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由次貸引發的此次金融危機是社會生產要按比例協調發展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次貸危機使世界經濟失衡加劇，并導致世界經濟增速放緩，金融動蕩將向全球實體經濟蔓延。世界貿易、金融、要素、產業及協調等格局將面臨調整。雖然貿易保護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抬頭，但不會泛濫成災。

關鍵詞：美國經濟世界經濟格局次貸危機

當人們回顧2008年、展望2010年的世界經濟時，次貸危機依舊是一個必須討論的命題，它引發了人們對于上個世紀末流行的美國新經濟和經濟全球化的再思考，以及對于將來世界經濟格局的新探討。

一次貸危機引發的理論再思考

(一)對于美國新經濟的再思考

“新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美國，人們對新經濟概念的界定不盡相同，意見比較統一的表述有如下幾種：1.“新經濟”是不同于傳統經濟的一種新的形態；2.“新經濟”是以信息為主導的經濟；3.“新經濟”是高科技經濟和知識經濟；4.“新經濟”是以人為本的經濟即“知本經濟”；5.“新經濟”是創新經濟，尤其是觀念、制度創新的經濟；6.“新經濟”是風險經濟、創業經濟或企業家經濟；7.“新經濟”是注意力經濟或眼球經濟即吸引“點擊”和他人注意力的經濟；8.“新經濟”是全球化經濟或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9.“新經濟”是數字化經濟即信息從模擬進步到數字的經濟。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總之，20世紀末，在談論美國“新經濟”時，人們大都把目光投向技術和工程發明層面，討論信息技術、網絡會給人類帶來怎樣的影響。

筆者在2DOO年時曾提出，美國“新經濟”具有其他國家無法仿效的特點：風險投資的社會化、國際化；高新技術的數字化；經營管理結構的虛擬化，經濟政策的鼓勵等；這些經濟制度框架創造了美國新經濟的運行方式，其他國家在短時期內基本無法套用美國的這一框架機制。筆者尤其認定，美國的風險資本在新經濟中經歷、完成了證券化的過程(如NASDAQ市場)，風險投資從富有者的專利變為大眾的行為，不僅中小投資者可以介入風險投資，使得資金集中、數量急劇擴大，同時投資風險也分攤到大眾投資者身上。今天來看，這一過程既有效率的超常規躍進，也在醞釀著巨大的風險。工程科學與社會科學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在新經濟條件下，金融創新和衍生工具這些社會科學與工程的邊緣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實踐，比任何真正純工程學的發明意義要大，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要深刻得多。次貸危機最終向人們展現了這一點，使得人們對于20世紀末美國新經濟對世界的影響進行再思考，為將來進一步分析世界經濟走勢提供了多角度的視野。

(二)對經濟全球化的再思考

對于經濟全球化，人們大多有這樣一種共識：誰能夠以高新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控制世界資源的流向和經濟產出的流向為手段，以標準和游戲規則的制定保證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根本利益，誰才是全球化最大的利益獲得者，否則將承擔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成本。

從世界經濟角度來看，網絡和信息技術、金融創新使美國利用全球化平臺，走向世界，獲得了來自世界的大部分利益。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只有美國能夠做到這點。一個很清楚的事實，世界經濟失衡產生了世界生產與世界資源配置與收入分配的嚴重失衡，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證券化的力量失衡地配置資源，必然導致新產生的財富世界分配的失衡。今天世界各國的國際收支中，貿易順差、逆差互相流動，為什么世界貿易的順差最終沒有選擇地一定要流向美國去?換句話說，美國是不是通過全球化的平臺控制住了整個要素的流動?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就應該特別注意金融創新這個名詞。因為在金融領域，風險無法消滅，但總是有辦法轉移。而且任何一個轉移風險的工具，一方面在平抑某一層面風險的同時，總是在另一個層面創造更大的風險。然后人們把它更深層次地證券化，更深層次地把這個風險轉移。其后果是，這種轉移在更大的層面上制造了更大的風險，為危機擴展提供了新的平臺。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告訴我們，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其非均衡的傳導作用就越劇烈，就越容易使世界經濟的非均衡從一個經濟體傳導到另一個經濟體，從一個行業傳導到另一個行業，從而形成全面的沖擊。次貸危機之后，人們對于全球化的前景已經不那么樂觀了，開始反思全球化究竟給世界帶來了什么。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利用其在全球化過程中的主導地位轉嫁金融風險引發了新一輪對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例如，在金融危機逐步深化的周期中，昨天人們還在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今天就要經歷著痛苦的債務清算和“金融去杠桿化”過程，僅不到一年時間全球就經歷了從流動性過剩到流動性緊縮的重大逆轉。

次貸危機的影響還在繼續擴散，這場金融危機到底會發展到什么程度并持續多久，事實上充滿了不確定性。由于發達國家金融領域普遍出現信用和信心危機，資本市場、信貸市場的活力減弱，商業銀行普遍惜貸，對工商業實體經濟活動的金融支持力度大減，金融危機的風險逐步向實體經濟蔓延。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經濟體經濟增長前景暗淡，經濟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國經濟周期同步性將放大次貸危機對全世界實體經濟的拖累。世界經濟復蘇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這大概是這次危機難于渡過的癥結。

(三)對社會生產要按比例協調發展與平均利潤率規律作用的再思考

很多人把美國股市、房地產泡沫歸咎于美國銀行家的貪婪，也歸咎于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長期維持低利率政策，導致借款價格過低，變相鼓勵個人、家庭或企業不顧及自己的信用去借貸，去搞房地產，由于房價暴跌，很多貸款人無力還款，引爆次貸危機。

與此同時，人們在探討，美國在金融衍生品監管方面犯了兩個錯誤：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寄托于抵押物品上面。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住房抵押貸款貸給了不具備還款能力的人，同時又寄希望于這個產品永遠在低利率的環境下生存，即使還款人無法償還，房價還在不斷上漲，抵押物變現之后的資金足以償還貸款。二是衍生產品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致使風險無限積累，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買到的這個產品的原始產品是什么、風險是什么，多次積累風險，因而引發風險蔓延。當然人們也還把此次金融風暴的爆發歸結為評級機構的失職，政府監管政策的失誤等等原因。不過在筆者看來，次貸危機更深層次的原因卻另有根源。

筆者認為，這次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是社會生產要按比例協調發展規律和平均利潤率規律共同作用的結果。簡單說來，就是社會生產與流通失衡的結果。眾所周知，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就是要求國民經濟各部門、各行業的發展要均衡，要協調，不能厚此薄彼。平均利潤率規律就是說，對于任何人，等量的資本投入會帶來等量的資本回報，不管你投資的是什么部門，什么行業。如果這些社會生產的基本規律遭到破壞，社會經濟的危機是遲早的事情，而不管在技術層面監管有多縝密、多嚴格。

此次次貸危機，當投機者預期資產價格大幅度上漲，就會千方百計獲取信貸資金以參與投機買賣；同時資產市場的預期高回報會誘使許多企業放棄長期實質投資，加入到短期投機行列，大家都去投資金融，這就違背了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規律；股市和房地產價格上漲增大資產價值，將價值迅速放大的股票和房地產作為抵押物，反過來又可以獲得更大的信貸資金，只有金融行業最賺錢，這就違背了平均利潤率規律。，于是整個經濟金融體系很快形成如下的瘋狂鏈條：資產價格泡沫一企業和個人資產急劇放大一大量信貸投放進一步促進資產價格暴漲一更多的信貸投放。一旦上面的兩條規律發揮作用，泡沫就會破滅，瘋狂鏈條就迅速逆轉：企業和個人無力償債和破產一銀行資不抵債和壞賬累累一銀行收縮信貸進一步迫使企業和個人經營困難和破產一銀行體系資不抵債和壞賬更加嚴重。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化可以跨越國界，不同產業或獲得的要素的客觀比例，也可以跨越國界展開，平均利潤率規律也會在世界范圍發生作用，從而延緩某些矛盾的激化，但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世界經濟自身已經難于平衡巨大結構失衡時，矛盾就會以難以想象的激烈程度爆發。當虛擬經濟在全球獲得了無可比擬的高回報，人人都要進入虛擬經濟獲取暴利，資源大規模地從實體經濟抽出流入股市、債市、房市，一方面虛擬經濟中的資源相對于利潤率嚴重供過于求，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因資源抽逃而難以為繼，資源不僅供不應求，而且成本由于虛擬經濟的拉動而飛漲，其結局可想而知。一個經濟在崩盤之前，共有的規律一定是流動性在虛擬經濟過剩而在實體經濟奇缺，經濟規律將強行體現作用，新平衡將以巨大破壞得到恢復。這次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經濟調整就是這樣的過程。

二世界經濟增速放緩，金融動蕩向全球實體經濟蔓延

21世紀初，在擺脫新經濟泡沫破滅帶來的衰退之后，世界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連續5年保持4％(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PPP方法核算)以上的增速，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沒有過的高增長時期。直至2005年上半年，由于世界經濟失衡和發達經濟體增長下降，世界經濟增長曾有所減慢，但是由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貢獻加大，世界經濟逐漸恢復穩定。事實上，從2005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相比顯得模糊和脆弱，結構調整沒有到位使得世界經濟沒有出現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新投資熱點和新增長點；其次，全球發展失衡加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流動性過剩和金融危機等諸多因素拉低了人們對經濟長期增長前景的預期和信心。

直至2007年，經濟增長的放緩還僅限于美國。而2008年，最終需求占世界總需求的1／4的美國(按現價計算)，其經濟增長的減緩對全球經濟產生了直接的沖擊。另外在2008年，由原材料價格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加劇和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消費信心的下降也為世界經濟增長蒙上陰影。更為嚴重的是，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后，一些國家也向美國一樣經歷著房地產價格過度上升之后的深幅調整，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經濟動蕩開始向全球蔓延。

(一)工業發達國家步入衰退

2008年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增長進一步減緩。盡管美國經濟在一攬子財政刺激政策的拉動下強勢增長，但由于歐洲和日本經濟滑坡，第二季度整個工業發達國家按年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實際增長率僅為0.8％。美國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主要由出口拉動，國內需求依然疲弱。稅收支票的使用，刺激了私人消費的增長，但私人房地產和建筑投資仍在大幅下降，設備投資也出現下滑。盡管經濟實現了增長，但就業市場依然低迷。新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增加，從2008年初起，就業崗位減少了60萬個，失業率上升到6.1％，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個百分點。

歐元區經濟由于歐洲金融市場與美國金融市場聯系較深，當次貸危機發生后，歐洲的銀行業和金融市場首當其沖。法國巴黎銀行、瑞士銀行等銀行金融機構紛紛爆出次貸損失。隨著金融資產的大幅縮水，銀行等金融系統的放貸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響，市場信貸緊縮隨之出現。相比于美國，歐元區的間接融資比例較高，經濟增長中源于銀行的資金貸款高達60－65％，因此歐元區經濟對銀行系統的融資依賴程度更高，信貸緊縮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更為明顯。以居民消費為例，當次貸危機發生后，歐元區私人消費增速趨于放緩。而區外貿易特別是對美貿易中，高端產品為主的貿易結構也使得對外貿易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加深，美國經濟衰退帶來的沖擊也更為明顯。而對于歐盟區一些新加入的小國而言，由于外來資本在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受信貸緊縮影響，外資流入規模的降低也對這些國家的消費、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

日本從2004年開始的景氣回升已走到盡頭。工業生產從2008年年初就已開始回落，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大幅下降26％。外需曾是帶動近兩年日本經濟回暖的主要因素，但第二季度出現大幅下降。國內需求依然疲弱。公共投資和私人住房價格拉動的物價上漲，實際可支配收入縮水，居民消費持續低迷。勞動市場也出現連鎖反應：就業增長停滯，失業率開始上升。

2009年情況更加嚴峻，美國第一季度經濟環比下滑1.5個百分點，歐元區則環比下滑2.5個百分點，日本更為糟糕，下滑達4個百分點，使得世界經濟的復蘇姍姍來遲，甚至還有進一步下滑的趨勢，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拖累了世界經濟的探底與復蘇。

(二)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明顯減弱

2008上半年，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增長也顯著放緩。投資和消費仍持續快速增長，但能源價格造成生產成本上升，對增長構成威脅。各項指標顯示經濟運行在減緩。由于出口受全球經濟疲軟和人民幣升值影響而顯著放緩，設備投資增長也因奧運投資結束而放慢，中國第四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幅減至6.8％，2009年第一季度為6.1％，是2005年底以來的最低增長。2008年上半年，印度經濟增長動力明顯匱乏。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僅上升7.9％，遠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工業部門增長減速最為明顯，6月份僅為5.4％，服務業首次出現下降。受金融危機深化影響，第四季度增長6.5％，為全年最低。

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也明顯減弱。高通貨膨脹壓制了私人消費；由于經濟前景看淡，第

三、四季度投資增長明顯放緩；近期內隨著亞洲貨幣兌美元匯價的下調，出口增長略有回暖，但仍處于5.0％的相對低點。拉美國家經濟增長2008年第一季度時就明顯減速，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雖增長5.2％，但環比僅上升0.6％。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增長滑落最為顯著。在墨西哥，美國需求下降導致其出口增長受阻；而食品價格的攀升也抑制了私人消費需求。哥倫比亞緊縮貨幣政策明顯打壓了消費和投資的意愿。阿根廷的農產品出口停滯制約了其增長步伐。只有巴西經濟在投資和出口的拉動下保持5.8％的增長。

三全球經濟失衡的規模增大導致調整成本增大

全球經濟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過中心國家的金融市場來實現的，而中心國家金融市場失靈則會使失衡的全球經濟走向衰退。世界經濟失衡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表現得十分充分。在很多人看來，失衡是全球經濟結構問題，筆者認為，失衡更多表現的是世界資源配置、全球財富生產與世界經濟中財富分配的扭曲，生產與分配在地域、產業中的嚴重失衡。全球經濟的這種資源配置、生產和利益分配的失衡，主要是通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加工，以及中心國家的金融市場來實現的，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生產能力的過剩、中心國家金融市場失靈則會使失衡的全球經濟走向衰退。

從理論上講，世界經濟的失衡，可以被認為是生產財富的資源在生產和流通領域中配置比例失調，利益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分配失調的結果。價值是在生產領域中誕生，卻是在流通領域中實現的，流通和生產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流通服務于并反作用于生產。但是，如果流通的作用超過了生產領域的實際需要，調整就必然發生。當然，這種生產與流通的比例關系，在封閉經濟條件下，要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得到反映，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則會在世界范圍形成生產、流通的適當比例，只有當全球的生產、流通失衡，自我調節無法進行時，這種失衡所要求的全面調節才會發生，而代價比在一個經濟體內要大得多。正是基于此，筆者認為，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中國成為所謂“世界工廠”是以華爾街為首的世界金融資本在全球生產力布局的結果，是世界金融資本在全球重新配置資源的結果。

這次金融危機深化了全球經濟的失衡，而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沒有找到科技創新的突破領域時，全球失衡將持續面臨矛盾積累的挑戰，在這種挑戰面前，美國的做法一定是將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成本通過轉嫁的辦法，例如利用本幣貶值、通貨膨脹等方法轉移到貿易伙伴國，即貿易順差國。近十年間，在全球經濟中，經常性項目的順差國主要是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石油輸出國家，而經常性項目的逆差國主要集中于美國。在這一時期中，歐元區國家的經常性項目略有順差，但波動性很小。貿易逆差集中于全球中心國家的事實，會使全球經濟失衡調整時出現成本收益的不對稱現象，即貿易順差國家會承擔更多的調整成本。但是，從貿易順差國和貿易逆差對全球經濟失衡同時進行調整的角度看，順差國必須在實物經濟領域中將資源由貿易部門轉移到非貿易部門，而逆差國則需要將資源由非貿易部門轉移到貿易部門。就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看，這種變化需要對世界各國經濟的產業結構進行根本性的調整，其調整成本對雙方來說都是巨大的，所需要的時間也將是漫長的。另外，以虛擬需求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既是美國新經濟以來的經濟增長方式，也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經驗觀察，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國家，其結局大抵是經濟崩盤，美國、日本、英國和新興的經濟體香港等，概莫能外。原因非常簡單，房地產如果滿足的僅僅是消費需求，它的規律遵循商品供求；但如果房地產作為一種金融產品，甚至被衍生多次，則它遵循的是金融衍生品的規律、虛擬經濟運行的規律，在失衡的經濟中，不崩盤是很難的。如果此次危機意味著美國虛擬需求增長方式的調整，那么毫無疑問，這次危機也預示著對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開始。美國這場次貸危機與2001年前后的信息技術泡沫危機的最大區別在于金融機構選擇了非貿易品部門作為資產泡沫的炒作對象，并且盡其所能在不斷擴大它的范圍。非貿易品部門的虛擬需求雖然其衍生金融產品可以在全球范圍轉移，但是其真實需求部份則只能依賴于美國的實際購買力，因此，虛擬需求的泡沫在房地產行業的真實需求支撐遠遠不及信息技術行業。這就決定了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的調整深度遠遠大于2001年的調整。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經濟的深度調整大大增加了經濟何時復蘇的不確定性。

這次金融危機也是重新洗牌的一個過程，一國在危機面前的控制力可能會使世界經濟重新洗牌，大國經濟和小國經濟在全球范圍內可能被重新定義，不會再從經濟的總量和價格的操縱上而是從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和抵御危機的能力上來重新定義。正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全球將目光轉向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大國勢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這也將推動了世界經濟格局的發展和演變。然而，筆者對此存有疑義：中國和印度，人口25億，但每年消費僅3.7～3.9萬億美元，而美國3億人口的年消費額達到近10萬億美元，從這樣的角度考察，世界經濟的復蘇，更多地還要期待發達經濟體的復蘇。

四世界經濟格局面臨調整

(一)貿易格局

隨著2009年各國先后進入零利率時代，在政策層面上可能都會以財政政策為主，同時也可能在單個國家爆發嚴重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和保守主義傾向。戰后的新自由主義框架也許會在這個時候進行微調，例如美國的經濟政策就在以新古典主義向新凱恩斯主義轉變的形式進行調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其經濟刺激方案中提出了“購買美國貨”BuyAmerican)條款，歐盟認為只使用美國鋼材的計劃是一個“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信號。從全球貿易格局來看，歐盟比美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沖動可能更強烈。因為歐盟遇到的困境要比美國大一些，會更加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和投資，嚴禁資本的對外輸出和非本地區貿易產品的輸入。而歐洲產業和亞洲產業之間存在同質化特征也是導致歐洲保護自身市場的重要原因。例如英國反對使用外籍勞工，提出要求保留“英國的工作給英國工人”(BritishjobsforBritishworkers)的呼吁。法國政府要求汽車制造商承諾不會將工作或生產轉移到國外，否則不予提供60億歐元的救助，并且必須購買法國國產的汽車零部件等等。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采取一系列救助計劃和保護本國市場的政策，以及2008年7月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使得很多國家政府擔心可能誘發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筆者認為，雖然貿易保護主義會有一定的抬頭，但不會泛濫成災。這主要歸因于世界貿易組織(WTO)和美國、歐盟(EU)等主要成員制定的規則限制了關稅提高的空間。歷史上有過相似的前車之鑒。20世紀80年代，美國、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國家實施了一輪保護主義措施，加劇了各國間的緊張關系，進一步惡化了經濟危機。各國政府現在都會避免再發生這種情況。畢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各國經濟依存度增強，再度回歸各自為政、以鄰為壑的時代不太可能。但是還要看到，各國可能在采取的貿易保護形式上會有所變化，不會采用傳統的關稅和配額等措施，更傾向于采用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模糊的措施和非關稅壁壘等政策措施。

(二)金融格局

金融危機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會逐步邊緣化，我們認為不是這樣。但是如果美元不斷貶值，歐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貨幣的地位是否會發生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會不會發生變化?未來會不會形成一個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則是肯定的。但問題是，美國經濟的彈性、美元的彈性遠大于人們的預期，美國經濟自我調整的能力非常強大。在可預見的未來，超國家主權貨幣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當渺茫的。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之中，美元都是貨幣體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國次貸危機深刻動搖了美元的貨幣基礎。有學者認為，歐元、英鎊或是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市場貨幣將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唯一核心。實際上，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未來發展而言，歐元或其他幣種能否承擔唯一核心的職責并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一個且僅有一個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否適應經濟、金融發展變化的需要。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利用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幾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然后通過美元的貶值以減輕外債負擔。這一貨幣地位也被用來轉嫁危機。美國出現貿易赤字時，就多發行美元來彌補赤字，輸出通貨膨脹轉嫁衰退。目前各國建立多元儲備池，要求在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就是金融危機后對單一貨幣體系進行調整的一種嘗試。從世界經濟的長期發展來看，國際金融格局將發生漸進式的改變，其重塑將是一個全球性的博弈過程，向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邁進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難預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貸危機引起美元不斷貶值，全球要素價格不斷上漲，供求格局發生變化，資本的流動方向也會發生一些逆轉。如果美國不再是一個安全、回報率高的投資場所，那么這些資本將流向何方?資本市場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資源，現在卻變成調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這樣的格局下，資本的流向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在危機之后，國際游資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機無限炒作，那么，未來國際市場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價格的確定，就依然充滿不確定性，這種狀況對未來的世界經濟增長負面影響大而正面促進作用小。

(四)產業格局

當今世界經濟中的格局，有互補，有競爭，中國的產業格局調整發生于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后續影響的過程中。如果這次世界經濟放緩，會迫使中國從內部重新進行產業格局的調整，當然這種調整是有代價的。首先，美國總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帶來的市場總體份額縮水，必然會導致國際商品市場競爭程度加劇，其直接結果便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爭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機后，美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轉為資源向新的高科技領域的投放，如環保節能型產品的出現以及在生產領域中的運用，在這種情形下，美國會進一步通過新的市場標準和環保節能標準對外圍國家的傳統制造業進行限制，外圍國家的出口企業可能會面臨新的市場標準和環保標準的考驗。最后，當美國新技術在生產領域中的運用也遇到障礙后，美國當前的經常性項目的巨額赤字將難以維持，那么美國不得不進行的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將會是資源從非貿易部門向貿易部門的轉移，美國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從非物質權力轉向物質權力。這將對全球的產業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五)世界經濟利益格局

根據國際經濟學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論，在美元不斷貶值的情況下，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相對穩定之間要重新尋找契合點。此時應適當放棄資本的自由流動而把匯率的穩定作為一種政策選擇。中國是從封閉走向開放，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個不可能三角形中間，需要將穩定放在第一位，在穩定的基礎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泰國等國家的歷史已表明：過快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會形成對本國貨幣和匯率的連續沖擊。另外，從利益分配的經濟學角度看，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出現必然導致財富從債權人向債務人的轉移。上世紀70年代，美國正是通過向歐洲國家輸出通脹來轉嫁美國的經濟衰退。根據歐洲以往的經驗，避免外生性通脹的主要辦法是放棄與通脹輸出國貨幣的固定匯率制度。由此看來，我國人民幣有效管理匯率浮動空間，并對金融市場開放領域有所保留，是對外經濟政策的必要手段。從短期應對金融危機的實際效果來看，穩步開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傳導強度。

(六)世界經濟協調格局

全球經濟失衡中實物經濟領域的失衡與金融領域的失衡相脫離，這為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協調增加了難度。從資產負債的分布地區來看，美國資產的一半以上、負債的40％以上都來源于歐洲地區，而美國持有的亞洲地區資產不足總資產的20％，對亞洲地區的負債也僅占總負債的30％左右。但若從美國的地區貿易權重上看，歐洲地區在美國貿易中所占權重僅為27.3％，而亞洲地區的貿易權重為41.2％。因此，歐洲地區與美國的關系準確地說應該是金融伙伴關系，而亞洲地區則與美國是貿易伙伴關系。所以，歐洲經濟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更大，形勢也更為嚴峻。歐洲的銀行持有大量的美國次貸產品，同時冰島、英國等國銀行業過度擴張使其受國際金融市場的沖擊也較大。因此，國際經濟的協調應該是兩個方向上的調整，即美國與歐洲之間和美國與亞洲之間在全球范圍內的失衡的糾偏。

國際機構組織協調的困難在于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下降，意識形態成本成為重要考量因素。從歷史上看，國際經濟協調一般是在中心國家地位凸顯的時代容易取得成功。審視西方經濟循環，人們似乎發現總是美國率先走出低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認為，世界經濟必須有一個超級大國作為穩定者，為全世界范圍內的剩余產品提供一個市場，保證資本充分流動，并在面臨危機的緊要關頭發揮救助作用。不但危機時期需要一個穩定者，在正常時期也同樣需要。

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經濟學告訴我們，實體經濟領域的貿易失衡主要靠調節供給與需求達到均衡，而金融領域失衡則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重新劃分利益。金融危機下全球化的逆轉意味著政府經濟職能的復興，國際范圍內企業的競爭將會讓位于政府間的博弈與角力。無論是七國集團(G7)、八國集團(G8)、二十國集團(G20)，還是一些人在奢談的中美國集團(G2)，此次金融危機后，國際經濟協調的難度增大已經是2009年不可回避的事實。2009年之后，世界經濟的復蘇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目前的救助計劃充其量能夠維持全球經濟的脆弱前行，全球在進行深層次結構調整的同時，最終能否找到實現新一輪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增長點，這才是世界經濟回暖與未來可持續增長的核心問題。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