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自由秩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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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的形態
人類文明的歷史亦即人性從異化到不斷解放的歷程，意味著人之自由的不斷進步。可以說，自由的發展過程，就是人類更接近他自身實現的過程(弗洛姆，1988)。法律被視為正義之物，而“整個法律正義哲學都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博登海默，1987)。而自由為何物，無論是在哲學領域，還是在法哲學領域抑或經濟學領域，都是眾說紛紜。法律視角最直接關注的是人的行為，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調節器，通過規范人的行為以影響社會關系，進而規整與塑造社會秩序。因此，法律關注的自由，首先是描述某種行為或活動狀態。自由首先就是行為之自由，雖然這不是自由的全部。即使，我們經常可以將自由或不自由的狀態還原為諸行為的自由或不自由，但二者畢竟具有不同的價值。如：自由選擇是行為自由，但其結果并不必然使自己處于自由的狀態，而這種不自由的狀態，并不能因其源自自由的選擇而符合自由價值觀。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言，不能將具有因果關系的自由行為與不自由狀態相混淆(哈耶克，1997)。但“行為自由”過于寬泛，理解行為自由還需要理解法律視角下行為的特質。
不同學科從自身學科的視角出發，對行為進行了不同的界定。受哲學思辨影響的人，會將“行為”定義為“受思想支配而表現在外面的活動”(《現代漢語小詞典》，1982)。而在倫理學領域，由于其強調行為目的之合理性，行為是指“人類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宋希仁等，1989)。行為科學家由于從“人和環境交互作用”出發，主要強調行為的社會性，因而關注那些與社會發生互動的行為(劉鳳瑞，1991)。馬克斯·韋伯就是將社會學定義為“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的科學”(韋伯，2006)，從而將“非社會行為”排除在社會學研究之外。但毫無疑問，行為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表現部分，另一方面是內在的主觀方面。行為自由必須從這兩個方面進行思考。
從語言分析的角度來看，正如叔本華所言，“在我們的思想中，自由的概念總是動物的賓語”(叔本華，2004)。因此，自由總與人或動物的主觀狀態相關聯。就人之行為而言，意志構成行為的內在方面，內在方面的行為自由，即通常所謂之意志自由。但是，在現代法律中，若無外在的表現或表達，意志自由，在規范意義上，沒有實質性價值。內在的意志不表達于外，就失去其社會性特征，那么從社會規范的角度，就失去意義。行為的外在方面，即為行為人客觀可觀察的舉止，其為人之器官的各種活動或不活動，其作用于外，方產生行為的社會性，才具有規范價值。但是，若脫離行為的內在方面的自由，行為的外在舉止的自由，僅意味著在功能上無障礙，這顯然不是倫理或價值論意義上的自由。因此，行為自由包括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意志自由以及意志表達與實現上的舉止自由。行為自由表現于社會關系之中，表現為不受他人意志的強制。自由原本就是“僅指涉人與他人間的關系”(哈耶克，1997)。荒島上的魯賓遜無所謂自由與不自由，因為同其發生關系的他人意志是不存在的。
二、組織體的行為自由
通常，傳統法學理論上所謂的行為自由往往指個體的行為自由或者說是與政治權威相對的被管理者或被統治者的行為自由。這一傳統信念與民事法律行為理論相切合。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不僅僅有公權組織的存在，還有眾多的非公權的經濟組織，而這些組織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中的影響遠遠超出自然人。因此，“組織行為”的自由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但組織行為的自由在內、外兩個方面顯得相當復雜。傳統的行為自由理論對于組織行為在以下兩方面缺乏解釋力：
首先，人為地割裂了兩類組織體的行為自由。就私法人而言，我們常常用權利和自由來對其行為進行描述；對于公法人，通常用權力來描述其行為，而幾乎不談其行為的自由問題。就自由的本來涵義而言，行使權力的行為與權利行為同樣是意志自由的表現。如果說私權組織具有意志，而且是自由的，那么公權組織就不存在意志?其意志在行為時與他人意志發生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它是非自由的?
其次，對于公權力行為問題，通常是用“職責理論”來進行闡述的。如果用“職責理論”來反對公權力行使中的“行為自由”，則混淆了此等行為中的內外部關系。
組織行為依賴于自然人的軀體活動，但這些特殊的人的軀體活動確是“組織”的而非“活動著或不活動著的人”的行為。這原本是“非自然的”，是因為生活中的約定俗成或法律的設定而使之如此。是什么因素決定著一個外在表現為自然人的舉止被視為一個組織的行為呢?顯然，是其內在的主觀方面的因素。“我以...的名義”，這樣的開場白，顯然表達了行為的內容為被代表者的意圖，而非行動者的意圖。但是，實際的困難是：對于行為的受眾來說，其直觀感覺到的是舉止者的軀體活動。無論任何，作為行動承擔者的舉止者，在進行軀體活動時，同樣表露著其自身的主觀色彩，包括思想、情感、態度或情緒。因此，對于行為受眾來說，兩個方面的因素都對其產生影響，一方面是，通過作為代表者的自然人的舉止表達出來的組織的意向，另一方面是，代表者在表達組織的意向時，自己表露在外的思想、情感、態度與情緒。因此，在組織行為中，行為受眾受到兩個方面意向的影響，而不是“組織”的單一意向。
同時，實際的舉止者在從事代表行為的時候，他的內心意志中已經與被代表者發生內在的聯系。而這內在的聯系本身也是這一行為的要素或邏輯前提。因此，就行為及其社會關系而言，組織行為蘊含如圖1所示的三種關系。
作為組織的代表，自然人的舉止，一方面基于結構關系，受制于其與組織的結構關系所產生的某種要求；對于行為受者，舉止活動的主觀意向不屬于舉止者，而屬于組織，因此，在舉止者與舉止受者之間形成的主要是一種外在活動所表現的物質互動關系。而行為受者的意志與組織的主觀意志發生關系，因此組織與行為受者之間發生了一種意志上的關系。而正是這種意志上的關系，被我們視為真正重要的關系。但有必要聲明，并非是說圖示中的“結構關系”和“物質關系”與人的主觀意志無關，正如上文中所說，舉止者的思想、欲望、情緒等都對行為受者產生影響；而且結構關系本身又是另一行為所產生的具有意志內容的關系。
“職責理論”忽視了這種復雜的關系，要么將舉止者的“行為”解釋為職責之所在，而非意志自由引導的系列變化；要么將組織的“行為”解釋為職責使然。前一種解釋，顯然混淆了組織行為關系體系中的“物質關系”與“意志關系”。組織行為所產生的真正社會關系是“意志關系”，考察行為是否自由的重點實質為組織意志及其展開，而非舉止者的意志狀態。后一種解釋則是混淆了意志源起與意志自由的關系。無論公法人組織或私法人組織的行為自由，都表現為組織意志的自由表達與實現。我們不難想像私法人意志在源起上受到法人制度及其運行體系的束縛，但這并不意味著私法人在行為時，意志是受到強制的。而且，“職責理論”同樣忽視了自然人意志在源起上也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有些是法律制度之外的，而另一些則是法律制度之內的。意志自由意味著，在行為所產生的特定社會關系中不受對方意志的強制束縛，而并不意味著受其組織機構制度的影響以及受到社會的一系列條件的限制。公法人本身也是出于公法人體系的制度性機構體系之中，其意志的產生與源起同樣受其置身于其中的機構體系的影響。但公法人在行使職責時，其行為相當于相對人來說，其意志是不受強制的。可見，公法人與私法人、甚至是自然人，在行為的意志自由方面沒有區別，而區別僅在于行為過程的外在表現以及行為過程的復合關系。
三、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
經濟自由作為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通常與政治自由相對應。并且，在傳統的自由主義觀中，兩者往往也被認為是可以分開的。雖然，經濟自由對政治自由具有特殊的功能性作用，甚至是必要的條件。但經濟自由不僅僅被當作是一種現象的描述，而且被視為重要的價值目標。正如弗里德曼所言，“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弗里德曼，1986)。作為價值目標的經濟自由，無疑就與社會的價值體系密切相關。從市場經濟的視角來看市場行為，其本質上是自由的，這是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所要求的。
自亞當·斯密《國富論》以來，經濟自由的理念長期以來一直引領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乃至成為西方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受凱恩斯主義短期沖擊后，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后再次主導著西方的經濟學觀點。有經濟學家甚至呼吁“古典自由主義……一定不能從世上絕跡”(布坎南，1988)。自由主義堅持市場的自發作用，作為交換經濟，市場經濟必然要求經濟行為的自由。經濟自由乃是由市場經濟的本質結構決定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交換，“看不見之手”的調節機制基于無數平等自愿的市場交換得以實施。意志自由的交換主體是這一機制的細胞，而自由的交換就是這一機制的動脈。
經濟行為的自由主要表現為契約自由與競爭自由，而作為這兩者的邏輯前提是私有財產權利。因此，經濟自由包括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是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自由。雖然亦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經濟人”假設始終是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假設之一。“經濟人”意味著市場中的參與者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私利角逐者。作為單個交換主體，獲利是其根本目的。而自由的市場經濟必須以此為邏輯起點，那么，意志上的自由就是市場經濟制度環境下的必需品。從微觀上看，這就是前文所述之行為自由的內在方面，即自由的經濟行為的意志自由。其次是生產經營的自由。從“經濟人”的假設出發，市場主體都是逐利者，依據自己對自己利益的判斷，進行生產經營。而商品生產的目的在于交換，基于自由的交換，市場機制所發揮的資源在社會成員間的配置功能才得以實現。交換通過當事人之間契約而完成，因此交換的自由亦可謂之契約自由。因此，生產經營的自由包括了商品生產與交換的全部過程中的行為自由。再次是競爭的自由。資源的有限性和市場主體的逐利性，必然產生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自由的市場經濟，要求按照市場規律調節主體之間的競爭行為，由競爭主體根據自己對自己利益的判斷，自由選擇。自由的競爭導致市場主體在自我發展上的自由。一言以蔽之，經濟自由，在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中，即為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之自由。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消費自由。商品的終極價值體現于消費使用，而且人人皆為消費者。因此，消費自由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它不僅決定著物質享受過程的心理愉悅狀態，而且這一消費過程是人人都參與的過程，因此關涉到所有社會生活中的個體。消費自由最常見的障礙是壟斷，一些壟斷構成對消費者意志自由的強制，導致不自由；而一些則僅僅構成行為的物理障礙，而不構成消費者的不自由(哈耶克，1997)，如自然壟斷。
與經濟自由一樣，經濟秩序亦構成市場經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所謂秩序，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基本面：首先，秩序表現為人們一致的、至少是相對一致的行為或具有一致價值取向的行為所產生的社會關系。其次，此等社會關系之所以不具有明顯的或不可調和的沖突，原因在于其內在的價值體系相互可以協調或利益沖突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調和。再次，秩序意味著行為規則的當然存在，而且構成秩序的行為規則構成一個有效的調節人們行為的體系，此一體系相對而言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或價值體系上的一致性，其適用于人們的行為，不至于產生不可調和的沖突，或者即使產生沖突也可以通過規則體系內部的調整而有效地消除沖突。這就意味著形成秩序的規則體系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而是一個自身可以不斷適應外界變化的開放體系。最后，至于秩序本身也是一個可變的動態的人類關系體系。其可變性源自人類物質生活狀態的不斷演進以及由其而引發的人類價值體系的不斷演化。而對于一個局部社會來說，其秩序的演化可以是內在力量的推動，也可以是外在力量作用的結果，而對于整個人類來說，無論是來自多數人的意志還是來自少數人的意志，其都是內生變化的，除非持創世觀，沒有人類以外的智力引發或誘導社會生活的變遷。因此，無論是內生的秩序演化，還是外在的秩序變遷，秩序都具有歷史現實性。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經濟秩序首先是一個歷史性和地域可分性的社會現象。經濟法意義上的經濟秩序，應當界定為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秩序，或者說我們所謂的經濟秩序乃是市場經濟秩序，而不是任何其他形式的經濟秩序。就市場經濟秩序而言，從不同的角度可做不同的區分：
從形成市場經濟秩序的規則來源的角度，可分為私人自發的經濟秩序和調控的經濟秩序。市場經濟源于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本源于私人自發的物質生活需要而產生的愿望，千百萬自發的交換行為形成了市場經濟最原初的秩序。此等由于人們自發的物質需求而導致的行為，由于其具有內在的同質性，因而表現為相對一致的行為模式，從而產生市場經濟秩序中最基礎的部分。當然，在國家還是當今人類社會最根本的組織形式的前提下，此等自發秩序要得到有效的運行，離不開國家權力的有效保護，因此，此等經濟秩序實際上也是被法律制度化了的。與自發的經濟秩序相對應的是調控秩序。自發的經濟秩序即使在法律保護下，亦不能免于走向自身的反面。任何事物都有向其反面發展的內在傾向。因此，當自發的經濟秩序發生有悖于其自身的要求或導致自身的崩潰，國家作為社會的組織者，毫無疑問將進行干涉，國家對市場經濟進行干預而形成了不同于自發秩序的經濟秩序，此等經濟秩序明顯具有國家意志的特征。當然，國家干預市場經濟而形成的調控秩序與自發秩序是交織于一體的，就具體的單一經濟關系而言，其中的自發因素和國家調控因素相互起作用。因此，這一區分是理念形態的，在實際社會關系中，此二者共同并存于特定的社會關系之中，或者說同一經濟社會關系體現著二者的意志。
從經濟秩序所體現的價值而言，我們認為經濟秩序至少可區別為效率秩序與正義秩序。在漢語中，經濟的另一日常含義即為效率。市場經濟的微觀方面是通過交換各取所需，而宏觀方面就是通過交換而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從中觀角度來看，經營者的經營應當具有盡可能的高效率以獲得盡可能高的利潤。因此，那些與效率要求相一致的經濟行為與經濟關系就形成了效率經濟秩序。當然，效率不能解決人類生活關系的一切方面，更不是經濟秩序的惟一目標。正義的生活是人類矢志不渝的理想，正義的要求同樣適用于人類的經濟生活。市場經濟在歷史上的一系列挫折和危機，都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更加關注經濟生活的正義問題。經濟法視角下，國家對市場的干預處處體現著正義的原則要求。消費者保護，體現正義要求的實質平等；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體現著符合正義要求的自由競爭；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反映了正義所要求的對人的基本保護與人道主義關懷。效率與正義不至于像有些理論家眼中那樣處于格格不入的尖銳對立之中。果真如此，要么，現實的經濟發展就不可能延續；要么，道德水平始終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說效率與正義始終處于和諧與相互一致的狀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二者的暫時性對立是在所難免的。
霍布斯對原始叢林中導致每個人對每個人發生戰爭的自由與權利的描寫，似乎表明：自由意味著就是撕裂秩序之網的利刃。在集體主義者與社群主義者眼中，個人自由即使不是對立于秩序的和諧，也與之發生著緊張的關系，因此就產生了集體優先于個人的教義或民主主義(多數人的統治)。而自由主義者，在堅持自由精神與追求的同時，其不可能否認自由與秩序的并存。如果，自由果真導致每個人與每個人發生戰爭，任何嚴肅的理性學者都不會倡導自由。而恰恰是自由主義者堅持自由與秩序的并存，堅持這種并存狀態——“自由秩序”的價值。自由主義旗手哈耶克，反對將基于自由選擇或被動接受而產生的使人處于奴役狀態的秩序視為自由(哈耶克，1997)。在其眼中，自由不僅是人的不受奴役的狀態，而且是一種值得過而且應當去追求的社會秩序。在具有集體主義傾向或民主的思想中，秩序的形成不成問題，多數人的意志或集體的意志決定了秩序的建構。但在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框架中，秩序的形成卻不折不扣是個難題。
四、市場經濟自由秩序的形成
“如果要保存或恢復一個自由社會，我們必須傳播的是信念。”(哈耶克，1989)即使是在堅持自由秩序的自發生成觀的哈耶克看來，人的主觀性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此一來，這種自發生成的自由秩序觀，不僅意味著市場經濟的自由秩序由意識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市場行為衍生出來，還意味著這種市場秩序需要一種對某種自由的市場秩序的信念作為基礎。問題在于：這樣信念下的自由觀仍然是一種具有主觀上的構建性質。很明顯，哈耶克所持的自由秩序原本就不是客觀現實中的一種真實自由秩序。至少哈耶克，從反對理性建構的立場出發，又不可避免地卷入另一形態的建構主義。哈耶克的憲政改革顯然是基于自己的自由主義信念，而非一種客觀的自由秩序。
如果從主觀介入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任何秩序的形成，都不可能避開有意識的主觀行為。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人的有意識的行為主要是“計劃行為”。無論是各個純自然人的計劃、國家或政府的計劃，還是競爭組織的計劃，都是主觀知識的一種運用，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建構作用，這從“計劃”一詞的意涵即可得以明證。即使在哈耶克的語境下，無數個人的自由計劃衍生了真正自由的經濟秩序，屬于內生性的。但問題在于：這樣的思考，其前提假設就是政府或國家是市場秩序之外的。這根本就不符合與建構理論相對立的真正意義上的混沌理論中秩序的“涌現”或“生成”理論(沃爾德羅，1997)。政府或國家這樣的組織本身也是“涌現”或“生成”的結果，其與市場都是同一涌現過程的產物，是人類社會秩序的自發涌現的現象。兩者的區分只是理論上的，實際上不存在相互分離的市場與國家。
因此，那種強調由千百萬個個人自發的自由市場行為生成自由的市場經濟秩序，這本身就是：首先，人為地割裂了人類生活秩序。我們從理性認知上可以將市場秩序與公共生活尤其是國家組織體之下的公共生活區分開來。但實際上這兩種被人為割裂的社會秩序是交織在一起的。抽象的區分適宜于智識上的理解與認識，但歪曲了事實，作為復雜“涌現”的社會秩序具有整體性。這一整體性表現為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其作用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社會秩序是這些相互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共同演繹而“涌現”出來的。
其次，這種理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人類歷史上，國家從來就沒有從經濟事務中完全超脫出來。以資本主義經濟為例，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最終形成是通過政治斗爭。在這一過程中，政治、軍事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英國漸進式的憲政改革、圈地運動，美國的獨立戰爭以及一系列的資產階級革命。沒有政治上的勝利，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根本無法形成。而在“自由”的資本主義確立以后，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做過真正的“守夜人”。海外殖民與關稅壁壘就是明證，由其導致的武裝沖突更是極端的表現。
而且，這樣的理論也割裂了自然人的自由與政府以及其他國家機構的自由。正如本文一開始分析的那樣，任何組織體，在社會生活中同樣是自由的。那么國家在市場秩序中所表現的自由同樣是存在的，這并不能僅僅以“守夜人”這樣的職責來表達。這既不符合歷史，也不符合現實。以職責來替代自由，僅僅是另一層次上的理論構造，是一種至今未曾證實的信念。
那種反對國家對市場進行積極干預的理論，還做了另一個“歧視性”對待。那就是允許個人在不完全知識的基礎上進行計劃，而堅決反對有缺陷的國家進行的計劃。允許千百萬個個人有缺陷的計劃，以至于造成大危機也堅信“自發的市場力量”能夠重新恢復秩序，卻不能容忍有缺陷的國家干預。索羅斯認為美國政府拯救雷曼兄弟公司，將使政府面臨“道德風險”。而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過程中的海外殖民，也決不因為道德問題而從未發生過。兩惡之間誰更惡，這根本就不清楚，那么反對國家的“介入”的理由也就只能置于信念或社會的道德觀上了。然而道德觀是有民族性和歷史性的，在中國，“有問題找政府”，似乎就是老百姓天經地義的信條。
因此，人類的任何秩序都是內生的，因為沒有人類以外的智慧在安排計劃我們的生活，人類社會完全就是一個“自組織”的過程，有意識的自由的行為不僅是這一過程的細胞，還是這一過程的動力。就自由的市場秩序而言，不僅僅表現為個人的自由，組織的自由也是客觀存在的，這其中包括國家和政府的自由。而市場秩序的形成，正是無數自由相互競爭、相互作用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