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位數回歸下的區域經濟差異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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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我國東部、中部、西南、西北、東北五區域視角，通過對泰爾指數的計算，考察了五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并利用分位數回歸實證分析了資本、人力、技術及制度要素的差異對區域經濟差異的影響。結果發現，東部和東北地區各省份之間的差異在減小，西北地區差異明顯上升，中部和西南地區略微上升。人力、技術和制度要素是影響東部地區差異的主要原因，而其余四個區域的差異主要來自于資本和人力因素；隨著差異的變大，各因素對東部和西南地區差異的影響在變大，對中部的影響在減小，對西北和東北地區的影響資本因素在增大，人力因素在減小。

關鍵詞：區域經濟；測度；泰爾指數；分位數回歸

引言

區域經濟差異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即不平衡性的加劇，會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矛盾，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健康持續協調發展的關鍵問題。如何均衡發展地區間的經濟，實現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政府關注的焦點。要解決好這一問題，只有弄清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的程度、趨勢和形成機制，才能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本文旨在對我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進行測度，并在此基礎上探究影響地區經濟差異的因素，從而為縮小地區間差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供政策建議。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測度及影響因素的研究，近年來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測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測度的方法。多數學者利用標極差、標準差、變異系數、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等測度區域經濟的差異；考慮到區域經濟差異的空間異質性，也有一些學者將空間因素引入測度模型中，利用測度分解公式對差異進行不同角度的分解。二是測度的視角。大部分學者對我國省際及東中西三大區域的差異進行測度分析并進行比較。在影響因素的研究方面，資本投入、勞動力轉移、技術創新、制度變遷、產業結構等都是熱點研究對象，同時區位因素、城市化因素、經濟開放程度、初期收入、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受教育水平、失業率等也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重要因素。在實證分析方法上，面板數據模型、短面板動態空間誤差模型、地理加權回歸分析方法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研究視角多采用傳統的東中西三大區域，而沒有結合我國新時代經濟政策特征進行區域的劃分；研究方法上只得到了影響因素對于差異影響的大小，而沒有因素隨差異變化的變化趨勢。據此，本文將采用五區域視角，利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對區域經濟差異的大小及影響進行動態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測度

（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測度方法衡量區域經濟差異的指標有很多，可以分為單指標測度和多指標測度，其中單指標測度又可分為絕對差異描述和相對差異描述，本文選取單指標測度中的泰爾指數對地區間差異進行了刻畫。基于信息理論中熵的概念可以得到衡量區域經濟差異的泰爾指數，其計算公式為：其中yi為區域i的指標值，為所有區域該指標的平均值。按照此方法計算出的泰爾指數可以測度區域經濟的總體差異，其取值在0-1之間，并且值越大表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不平衡性越突出。

（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測度本文從《中國統計年鑒》中搜集了1998-2017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GDP和人口數據，采用指數平減法對GDP數值進行處理，并計算出人均GDP。根據我國近年區域發展戰略將31個省劃分為五個區域，即東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南（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西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和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分別計算五區域的泰爾指數，得到五區域內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結果，相關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其中次坐標為東部地區的泰爾指數。由表1五區域泰爾指數的計算結果及圖1可以看到，五區域內部的差異大小及趨勢有所不同。泰爾指數呈下降趨勢的區域為東部和東北地區，東部地區從1998年的0.0921下降到2017年的0.0531，下降幅度為42.3%，東北地區從1998年的0.0173下降到2017年的0.0061，下降幅度為64.7%，與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經濟增長中心的擴散作用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一系列的政策的頒布有一定的關系。中部和西南地區的泰爾指數呈不斷波動的變化趨勢，但整體上這兩個地區泰爾指數略有增加，幅度不大。近幾年來中部崛起、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的實施以及一系列經濟新區的頒布，對這兩個地區差異的縮小具有一定作用。西北地區的泰爾指數呈現比較明顯的上升趨勢，從2005年開始增長顯著，在2009年達到最大值后出現了下降趨勢，但下降幅度不大，且其值始終高于西南、東北和中部地區，接近東部地區。從1998年的0.0211到2017年的0.0381，增長幅度高達80.6%，這主要是由于西部大開發戰略使得西北地區各省份發展差異拉大，出現明顯的不平衡發展態勢。

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理論分析影響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性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并結合中國經濟新常態時代特征，將影響因素分解為資本要素、人力要素、科技要素和制度要素，構建考察差異水平影響因素的理論框架。長期以來，資本要素都被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采用狹義的資本，即考慮物質資本的投入，具體包括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人力要素是資本要素的擴展，指勞動力的數量、質量以及結構，對區域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科技要素是加快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核心力量。科技要素包括的內容很廣泛，本文從地區科學技術的基礎條件、投入狀況、產出狀況三個方面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指標，形成綜合評價。制度是指一國建立的國家政策和經濟體制，是保障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礎，是根據國家發展意圖，對區域經濟運行進行的規范、引導和干預。根據我國國情，本文認為制度要素的變遷主要表現在市場化程度提高、城鄉格局變化和對外開放程度三個方面。

（二）實證分析1.分位數回歸方法及模型構建。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的方法，目的是在控制個體差異的同時對因變量條件分布的不同分位點上各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即各影響因素在其不同的分位點上對區域經濟不平衡性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便掌握影響因素的變化趨勢。本文采用泰爾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各影響因素的變異系數為解釋變量，考察影響因素的差異對于不平衡性的影響。故根據理論框架，構建如下計量模型：其中，被解釋變量Yt為第t年我國各區域泰爾指數，該指標由前文計算而得（見表1）；Xkt表示第t期的第k個解釋變量，即為等式右邊的ZBCVt （資本因素變異系數）、RLCVt （人力因素變異系數）、KJCVt （技術要素變異系數），ZDCVt（制度要素變異系數），β0表示不受分位數值影響并且不被其他變量控制的個體間差異，τ表示分位數，μt表示不能被模型解釋的隨機波動。

2.變量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資本要素采用資本形成總額這個指標來衡量，是在一定時期內獲得的減去處置的固定資產加存貨的變動，包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人力要素采用各地區就業人數來衡量；技術要素和制度要素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多個變量的主成分指標作為衡量的標準，其中技術要素選取各地區的科技活動人員、全社會R＆D經費支出和專利授權（公開）數三個指標；制度因素選取非國有企業職工人數/總就業人數、城鎮人口比重、各地區進出口總額/GDP三個指標。上述變量的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年鑒》及地方統計年鑒，部分數據來源于中經網。

3.實證結果及分析。

利用五區域1998-2017年泰爾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對五個區域內的經濟差異進行分位數回歸分析，在第10個、第25個、第50個、第75個和第90個分位點處stata輸出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見，資本、人力、技術和制度因素對五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性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東部地區的人力、技術和制度因素對其內部各省份的差異性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而資本因素的影響不顯著，這說明東部地區吸引了高層次人才與資源，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步擺脫對資本的依賴，向技術型發展過渡。從回歸系數的值來看，人力因素的系數值最大，說明勞動力在東部地區各省間的差異對不平衡性的影響最強，其次為技術因素，而制度因素最低。東部地區改革開放起步較早，其科技發展水平、市場開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和對外貿易等方面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且發展相對均衡，故其對于經濟的差異影響程度也相對較低。隨著分位數的增加，即不平衡的加劇，三個因素的回歸系數也在不斷增大，這說明三個因素對于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的地區影響程度更大。與東部地區不同的是，中部、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的差異主要由資本和人力因素決定，而技術和制度因素的影響并不顯著。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還占據主要位置，是導致該地區各省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因素。二者的回歸系數為正，則意味著兩個因素的差異加劇了地區各省間的差異，縮小資本與人力因素的差距可以使得各省份實現均衡發展。西南地區的資本和人力因素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并且隨著區域經濟差異的加大，二者的影響程度也在增強。兩個因素的差異越大，該地區的經濟差異越小，這說明兩個因素的差異可以抑制該地區各省差異的擴大，即使得各省的經濟趨于均衡發展。西北地區的資本因素回歸系數為正，人力因素回歸系數為負，說明資本因素的差異越大，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越大，人力因素差異越大，差異越小。東北地區的資本因素回歸系數為負，人力因素回歸系數為正，說明該地區的資本差異越大，整體差異越小，人力因素差異越大，整體差異越大。四個地區的人力因素回歸系數均高于資本因素回歸系數，中部、西南和東北三個區域的資本和人力因素的回歸系數均差距很大，說明四個區域的不平衡性主要來自于勞動力在各省的分布不均衡，改善勞動力分布狀況可以有效改善各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技術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在四個區域中對經濟差異的影響并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只有中部地區的制度因素在第90個分位點處是顯著的，說明中部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對外貿易已經對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中部崛起”等相關政策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拉動了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技術因素的不顯著說明四個地區的科技發展水平還不足以影響到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仍需不斷提高。

結論

本文選取人均GDP指標，使用泰爾指數測算了1998-2017年我國五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并對形成差異的原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到如下結論：第一，東部省份的經濟差異最大，中部最小；東部和東北部地區各省份的差異在下降，中部和西南部地區略有增加，西北地區有明顯上升趨勢，說明東部和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在逐漸趨于均衡，西北地區各省份發展差異在不斷增大。第二，由分位數回歸的結果可以看到，東部地區省份的經濟差異主要來自于人力、技術和制度的差異，而且隨著差異的增大，影響的程度也在增加；而其余四個區域的差異主要來自于資本和人力的投入，隨著各地區省份間差異的變大，資本和人力對中部地區的影響作用在減小，對西南地區在增大，而西北和東北地區的資本因素的影響在增大，人力因素在減小。根據這一規律可以針對不同區域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及確定政策實施的強度，以實現區域經濟均衡協調發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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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丹 單位：沈陽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