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民工荒與經濟結構調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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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工荒”現象從2004年在我國珠三角、閩東南、浙東南等加工制造業聚集地區首次出現起，以后幾乎每年都會季節性地產生，起初在個別行業、地方出現，隨后迅速蔓延到服務業、餐飲業、批發零售業和長三角、蘇南、津京滬乃至中西部省會、特大城市等國內多個地區。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春季前后表現得尤為嚴重。據浙江省人力資源市場2009年7月的供求報告顯示：企業用工缺口達25萬人；深圳市2009年4月用工缺口2.3萬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過6萬人；東莞地區崗位數與求職人數比從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節前后達到高峰[1]。進入2011年春節前后更是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民工荒”，據《新世紀周刊》報道，勞務輸出的幾個大省———四川、湖北、湖南、河北、安徽、河南等的勞務輸出量正在減少，僅湖北省就減少100萬人，重慶由于東部多家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轉移落戶于此，新增10萬用工崗位，陷入用工短缺[2]。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1年春節前的調查報告顯示：廣東、浙江和福建部分加工業集中地區用工短缺約在10%，廣東達200萬人的缺口，深圳為20萬左右的缺口[3]。面對“民工荒”現象，有的學者認為“民工荒”是多種原因引起的短期暫時性問題（樊綱，2005）；也有學者從我國二元經濟發展的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判斷解釋“民工荒”（蔡昉，2008）；更多學者從勞動力市場分割、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農民工權益得不到保障、農民工就業環境惡劣、外出就業成本增加等方面分析了“民工荒”的原因。本文試圖從經濟結構調整視角入手，從勞動力需求和供給兩方面借助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模型和托達羅人口遷移模型的綜合框架，解析多年來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現象，并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二、經濟發展進程中“民工荒”泛起的結構性探源

從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看，在“民工荒”泛起的同時，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勞動力市場出現了一個悖論現象“：民工荒”與就業難并存，即有工作崗位找不到人或有人找不到工作同時上演。按經濟學理論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結構問題。由此，近年來“民工荒”濫觴、擴展的背后，有更深層次的經濟結構因素值得我們去探究。

（一）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結構的變化

1.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紅利”變薄。從經濟學研究的直覺來判斷“，民工荒”的出現與市場上勞動力結構的變化有直接關聯性，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動力結構變化的基礎因素之一是人口結構的改變，其中人口老齡化是勞動力供給短缺不可或缺的因素。200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首次突破10%，標志著我國進入老齡化人口界區，此后老齡化加速，2010達到12.3%，2015年將到達14.8%。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到202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16.7%，2050年將上升到31.1%（見圖1），大大高于屆時的世界平均水平21.9%。[4]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人口結構還表現為少兒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勞動年齡人口（15-65歲）比例在未來幾年會出現拐點，即先升后降的態勢。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也顯示我國從2000年開始0—14歲的少兒人口比例從25.7%下降到2010年的19.9%，年平均下降約為0.58個百分點（見圖1）；而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預測，15—64歲年齡組人口到2013年將到達峰值。有學者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2020年達到最高峰，大約為9.23億人，而后開始持續下降，人口負擔系數也將達到最低點，在經歷40多年下降后開始趨于上升。[5]但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勞動年齡人口在2009年就已到達峰值，占72.35%[6]。我們無法判斷這些結論哪個更準確，但仍可以分析得出：無論從人口結構還是總人口的變化趨勢來看，我國正在邁入勞動力供給趨緊的階段，農民工總體供給也會逐年減少，據統計目前民工后備力量每年比高峰期供應量減少600多萬人，3年差不多減少了2000萬人[7]。這種變化趨勢將使前一階段維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逐漸淡出，而“民工荒”正是這些變化的信號。

2“.新生代農民工”成為民工主體，就業觀念發生變化?！懊窆せ摹迸c勞動力結構變化的另一個直接相關因素，使農民工的構成正在悄然發生變化。與前10年農民工群體結構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日漸在民工群體中發展壯大?！靶律r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的農民工，2009年末他們在外出打工的22978萬農民工中的比例已達61.6%，約有14154萬人，成為當下農民工的主體。[8]新生代農民工與上代農民工相比，存在自身發展心理預期高、職業期望值高、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收入水平偏低、職業技能水平低這樣“三高、三低”的狀況[9]。新生代農民工外出打工已不僅是單純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更多地是為追求更好生活、享受或轉換身份，外出動機由經濟型向經濟型和生活型并存或向發展型轉變。[10]并且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職業最看重的前三個條件是收入、發揮自己的專長、工作環境。他們更注重對社會地位、他人尊重以及發展、享受質量的追求，渴望融入都市生活，在社會保障、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方面要求與城市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期望愈來愈強，一旦與此抵觸，他們往往采取頻繁“跳槽”或辭工不干等行為，表明他們的就業觀念與父輩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水平并不高。目前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培訓的人員比例達到36.9%，比老一代的24.2%僅高出14個百分點[11]，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術素質亟待提高，這也制約著他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梢?，民工主體和就業結構及其觀念的變化最終會以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反映出來“，民工荒”則是這一變化的折射。

（二）產業結構調整及相關性分析

1.低端產業比重大，提薪空間小。由于我國長期存在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在制造業、服務業等農民工大量涌入的產業部門形成了以高勞耗、低工資、粗加工、低產值、廣出口、微利潤、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占較大比重的格局，同時，制造業發展呈現低端繁榮現象。我國東南沿海的制造業基本上是外資來料加工主導型工業，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價值鏈低端位置，主要是依靠勞動投入的生產或裝配活動，即使是技術或資本密集型的產品，我國從事的也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序，產品附加價值和技術含量低。經濟較發達的江、浙、魯等地區多數工業企業也仍然存在技術設備相對落后，管理水平仍然不高，企業生產效率較低，國際競爭優勢不強等問題。[12]由于企業處于生產價值鏈的最低端，靠的是擴大生產規模、增加工人數量、壓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減少改善勞動條件的必要成本來獲得大量定單、賺取“代工費”的外延式擴張，廉價勞動力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企業的擴張和產能的增加都是建立在勞動工資低且不變的基礎上，一旦面臨工資上漲的要求，即使是月工資上漲幅度很小，對企業來說由于工人數量的龐大也是不可承受的成本，加上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增加、前一階段國家出口退稅的減少以及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提價的空間極小，企業主在提薪的問題上是慎之又慎，不敢輕舉妄動，于是代工企業大多采取血汗工資制，這無疑是民工逃離的重要因素，“缺工”現象便在各個企業蔓延開來。

2.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產業區域結構調整加快。在國家政策的扶持下，中西部對外開放水平逐年提高，中西部地區經濟呈現快速發展勢頭。由2009年和2010年GDP的增長率來看，湖南為13.6%和14.5%、安徽為12.9%和14.5%、四川為14.7%和15.1%、陜西為13.6%和14.5%、內蒙古為17%和15%等，均高出沿海各省的增速。[13]同時，沿海各省加快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地轉移，帶動了相關產業區域結構調整發展。據湖北省統計顯示，2007年，湖北全省落實招商引資、承接沿海地區產業轉移項目600多項，協議投資1200多億元。[14]湖南永州市2007年沿海地區產業轉移占該市整個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比值已超過30%。[15]產業區域結構的調整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求。在中西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工資幅度也隨之提升，與東部地區工資差額縮小。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查數據表明：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而5年前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平均高15%。[16]于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區域流向也會發生改變。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也證實：2009年第二季度新增農民工就業中，東部地區增加56萬人，增長了1.6%；中部地區增加80萬人，增長了1.8%；西部地區增加242萬人，增長了6.5%。[17]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的監測顯示，農民工外出務工目的地雖然仍以東部地區為主，但中西部地區的比重在提高。2009年在東部地區務工的外出農民工為9076萬人，比2008年下降了8.9%；在中部地區務工的為2477萬人，增長了33.2%；在西部地區務工的為2940萬人，增長了35.8%；監測還顯示，2009年在長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2816萬人，比2008年減少了7.8%；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為3282萬人，比2008年減少了22.5%。[18]中西部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產業區域結構的調整變化，不僅增加了中西部勞動力需求的總量，也改變了勞動力的供給方向，從而致使東部一些地區“民工荒”現象持續不斷。

3.農民工返鄉創業增多。農民工群體經過多年外出務工積累了一定規模的資本，其中有的回鄉用于投資創業，個體經濟和鄉鎮企業成為他們的投資選擇，也成為當下農村經濟的新增長點。據農業部抽樣調查結果推算，全國有約520萬農民工回鄉創業，創辦工商類鄉鎮企業85萬家，平均每個企業安排7.5人就業。[19]而《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7年全國鄉鎮企業數為2390.89萬個，實現就業數為15089.76萬人，2008年鄉鎮企業數為2599萬個，實現就業數為15450.56萬人，分別比2007增長了8.71%和2.4%（見圖2）。同時，2009年鄉鎮企業固定資產投資4萬億元，同比增幅為20.2%，平均增幅與往年比有所增加，且從全國來看，鄉鎮企業的主要經濟指標均有穩步的增長，增加值為92500億元，增幅10%，營業收入是381600億元，增幅為9.7%，實現利潤增幅為8.18%，上交稅金增幅為8.39%。[20]顯然，農民工創業對鄉鎮企業數目的增加作用較大，農民工回鄉創業不僅促進了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業剩余勞力的流向，在對農業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同時，增加了當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工的回流?！半x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勞動力轉移模式可能重新上演。

（三）收入結構惡化，挫傷外出務工積極性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收入差距、行業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近年來，雖然城鄉收入差距從2005年的3.21∶1擴大到2008年的3.33∶1拉動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在城市中，農民工所從事的領域主要是制造加工業、餐飲服務業、批發零售業、建筑業等臟、累、苦、險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收入和其他行業相比，差距卻有拉大的趨勢（見表1）。即使同行業內部，農民工與城市職工相比較，同工不同酬、同時不同酬的現象普遍，在企業所謂的“臨時工”、“編外工”等等“另類”的用工形式中，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他們不可避免地站在了收入差距拉大的低收入一極。同時，他們的福利狀況也令人堪憂，大多數農民工居住在雇傭方提供的簡易房、棚戶區，幾乎是十幾人甚至好幾十人同住一起共用生活基礎設施，衛生環境極差，福利設施奇缺，生活質量得不到保障。這與城市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使農民工受到難以承受的來自于人格、尊嚴、體面的心理壓力；更與他們來城市追求的生活目標形成強烈反差，嚴重挫傷了他們流動的積極性，于是有部分人愿意放棄比農村收入較高的城市工作，回鄉過著雖收入較低但沒有任何“歧視”、更有“尊嚴”的生活。

（四）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農業增收潛力加大城鄉二元結構不僅表現為經濟上的二元結構，還表現為制度上的二元結構即城鄉二元體制。目前，這種城鄉二元分割分治局面尚未完全打破，特別是受現存戶籍制度與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影響，使得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受教育權利、醫療保險、勞動工資、住房安居等方面受到與當地城市居民嚴重不對等的待遇，使得勞動力的流動受到極大限制。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保險人數分別為2647萬人、4335萬人、1643萬人、5580萬人，與2008年底比較雖然分別增加了231萬人、69萬人、94萬人、638萬人，[21]但參保人數與2.3億（國家統計局2009年報告為22978萬人）的龐大農民工基數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偏小，表明社會保障對農民工覆蓋面不足。尤其在農民工子女就學方面，雖然義務教育在城鄉全面推廣，但各地在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落實“兩為主”政策（以流入地區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時，[22]出現了“卡身份”（要求同時具備多個部門頒發的證明方可與當地孩子享受同等教育待遇）或“卡學位”（優質學校學位只向本地學生開放，極少向外地學生開放現象），[23]這在客觀上減少了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同時，近年來政府為了加快新農村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實行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促進農民增產增收的一系列惠農政策，使得農業投資的比較收益有所提高，農民增收的潛力加大。這樣，在城市與農村“一推一拉”的作用下，農民外出務工的成本增加，回鄉意愿增強。因此，有一部分民工回流到農村也是導致“民工荒”現象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結構視角下“民工荒”的經濟學解釋

在經濟學理論上對于城鄉勞動力流動的研究貢獻，莫過于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瑟•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論”這個具有結構分析思想的理論模型，爾后還被拉尼斯—費景漢、托達羅、喬根森等經濟學家所延伸和拓展。下面則是在劉易斯和托達羅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建立的一個綜合模型，以期對“民工荒”現象的形成演變有所解釋。

（一）劉易斯模型的勞動力供給分析

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部門分為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的非資本主義部門和以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以至于在傳統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為零甚至為負數，而無論是由農民的生產力水平決定還是傳統的社會生活標準所決定，傳統部門的平均收入都等于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費用?，F代部門中的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按照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勞動邊際生產力等于實際工資水平的交點決定生產量，且將獲得的大部分利潤轉化為儲蓄和投資。因此，只要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傳統部門維持生存的最低費用，就能源源不斷地吸納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直到剩余勞動力的耗竭點，即劉易斯拐點（見圖3中的M點）。設傳統部門（以農業部門為研究對象）的平均工資水平為ws，現代部門（以城市工業部門為研究對象）的平均工資水平為wd；wd＞ws，現代部門能獲得無限勞動力供給；則第一期生產廠商的利潤函數為：π＝pQ（L1，K1）-wdL1-rK1（1）其中π為利潤；p是現代部門產品價格，假設其不變；Q是產量；L1是第一期的勞動投入；K1是第一期的資本投入，r是資本利息，假設其不變。對方程（1）求勞動的偏導數：dπ/dL＝pQ（′L1，K1）-wd=0（2）則得到廠商選擇的勞動使用量和工資水平的關系：wd=pQ（′L1*，K1*）（3）從方程（3）我們可以解得：L1*=L1*（wd，p，K1*）（4）根據方程（1），則企業在第一期的利潤為：π*=pQ（1L1*，K1*）-wdL1*-rK1*（5）企業的第二期生產是以第一期的工資價格wd和第一期一定利潤轉化為投資的資本積累水平安排生產。在一定技術水平和資本—勞動比率下，由于真實工資率wd不變，隨著利潤轉化為投資，必然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加快現代部門源源不斷吸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隨著現代部門的不斷擴張，可以提出第n期對勞動力的需求為：Ln*＝Ln*（wd，p，Kn*）Kn*＞Kn-1*（6）上述分析用圖3表示，則為：從圖3可以看出，只要在現代部門吸納的勞動力Ln*＜L*（L*為剩余勞動力耗竭點），就能在不變實際工資率wd大于維持傳統部門的最低費用ws的條件下不斷擴張生產。設d=wd-ws，這是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獲得的高于傳統部門平均收入的部分，也是必須的部分，否則勞動力不會流動。上式可變形為wd=ws+d，即wd決定于傳統部門的平均工資ws和d。當市場上出現兩種情況：（1）wd＜ws+d；（2）Ln*＞L*時就會出現用工荒。

（二）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的成本分析

托達羅在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切合實際的分析。假定：（1）農業部門存在剩余勞動力，但不是無限的；（2）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大量失業；（3）農村和城市之間存在收入差距。把農業人口遷入城市就業和城鄉勞動力供需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了人口流動模型，即：L=（fd）L′＞0d=wda-ws（7）式中L為城鄉勞動力遷移數量，d為城鄉預期收入差，L′＞0表示勞動力遷移是預期收入差的增函數，wd為城市實際工資率，ws為農村平均收入水平，a為城市就業率（在劉易斯模型中a=1）。當d＞0時，不一定會引起人口的流動，這要取決于人口流動的成本。設流動成本為c，c與以下因素有關：第一，城市生活的水電費、房租和交通費；第二，彌補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心理上的不適應或心理成本；第三，引誘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需要，即除去前兩項以外的城鄉收入差額。當d=wda-ws＞c時，即wda＞ws+c，人口會發生遷移；反之停止遷移。

（三）綜合模型對“民工荒”的解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進一步展開的分析是：濫觴于我國東南沿海的“民工荒”是由于人口結構的變化、二元經濟的發展以及我國經濟活動中的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的變化，導致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剩余轉化，則出現了“民工荒”現象。下面結合托達羅模型與劉易斯模型建立一個綜合框架對“民工荒”現象進一步加以解釋。由上面托達羅模型（7）可以得到：wd=（ws+d）/a（d叟c）（8）當農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鄉預期收入差距d不變、a=1時，劉易斯模型的勞動力供給曲線是一條無限彈性的水平線（如圖3），此時劉易斯模型完全可以解釋二元經濟的增長。但當農村平均收入水平ws和城鄉預期收入差距d發生變化或a<1時，都將意味著wd平滑上揚和發生位移，其情況主要有三種：1.當ws+d不變、a<1且不斷變小時，wd=（ws+d）/a將平滑上揚，見圖4-1；2.當ws+d增加、a=1時，劉易斯模型下的水平線wd垂直上移，見圖4-2；3.當ws+d增加、a<1且不斷變小時，wd既要垂直上移又要在靠近劉易斯拐點之前平滑上揚，見圖4-3。我國民工荒可用圖4-3與劉易斯兩部門模型進行綜合解釋。如圖5，實線wd=（ws+d）/a代表勞動力供給量隨價格的變化而變化的實際路徑。在生產的第1到n期，勞動力是在wd0不變工資下進行轉移的，但在第n+1期生產時，勞動力供給曲線發生變化了，不僅向上垂直移動，而且在靠近劉易斯拐點之前平滑上揚，變得相對有彈性。wd垂直上移的原因是農村平均收入由ws0上升到ws和城鄉收入差距d拉大，同時受到勞動力供給數量增加相對減少的影響，平滑上揚主要是城市就業率a下降造成的，需要說明的是，這里a代表勞動力主觀愿望下的預期就業率而不是實際的就業率，也即是滿足勞動力各種要求下（包括工資、福利要求）的就業率。在第n+1期生產時，隨著勞動力的不斷轉移和我國人口結構、民工結構、就業結構的變化，使得勞動力供給曲線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就開始緩慢平滑地上揚，由于模型下廠商仍然是按劉易斯的水平供給曲線即以不變工資wd0在擴大生產，廠商勞動力的需求量為Ln+1*，愿意付出的實際工資水平為wd0，而此時供給曲線的變化導致市場均衡點應為N點，市場勞動力供給量為Ls，市場勞動力供給價格為w1，高于廠商給出的實際工資水平wd0，于是會有Ls＜Ln+1*，出現勞動力供給缺口Ln+1*-Ls，表現為“民工荒”。

四、簡要結論與政策涵義

綜上所述，廠商生產規模持續擴大，但勞動力需求仍按工資水平不變或者按慢于市場勞動力供給價格的變動而進行，而人口結構、勞動力供給結構、產業結構、收入結構等經濟結構均發生了變化，供給方與需求方雙方的變動不同步導致了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結果出現了“民工荒”現象，這是結構性失衡的必然反映。通過對我國現階段“民工荒”與經濟結構調整的分析，需要明確解決“民工荒”問題的政策選擇，其核心取向應該是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著手、雙向調整，以達到供求的相對平衡，具體內容包括：

第一，積極發掘現有“人口紅利”，刺激勞動力供給。東南亞各國的經驗正是通過恰當的經濟政策開發出“人口紅利”而在很長時期里避免了資本報酬遞減的困擾，實現了經濟的持續增長。[24]因而在現階段，我們需要進行以下調整：一是要改變城鄉戶籍制度下的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割狀態，建立健全覆蓋農民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制度，保障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在勞動就業、工資福利、教育培訓、醫療衛生、住房安居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待遇，使農民工外出務工沒有后顧之憂。二是要加大對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的投入，提高農民工人力資本價值和單位生產率，以緩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供給波動。三是適當延緩勞動力退休年齡，調動勞動力供給的自主性，擴大勞動力供給基礎和緩解養老負擔。

第二，橫向調整區域間的經濟結構，縱向實現產業的垂直升級。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要依據市場規律，加快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轉移，在中西部地區有條件的地方形成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群；同時，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要以知識、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填補為基礎，或者在原有的產業基礎上實行自我升級，以減少對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和防止轉移后的“產業空心化”。

第三，改革收入分配結構，實現資本利得收入與勞動收入差距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限制資源壟斷、權力壟斷性收入，嚴厲打擊非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提高低收入，擴大中等收入，完善和加強個人所得稅稅制及征管，加強二次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增加勞動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規范企業用工制度，加強勞動合同法執行的監督力度，解決好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零時工“”編外工“”派遣工”與企業正式“合同工”的差別待遇問題。

第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長期的戰略選擇。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在勞動力供給短缺來臨時，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出路是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份額（solow，1956）。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口老齡化后，就是通過這一途徑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如美國20世紀90年代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使經濟重新進入了持續的增長期。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1978—1998年，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表明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率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的貢獻率為21%，均高出世界銀行對改革期間國家經濟增長因素同類指標貢獻率17%和16%的7個百分點和5個百分點，[25]表明我國經濟增長較為倚重勞動力數量及其轉移。因此，從長期來看，中國也避免不了資本、技術對勞動替代的趨勢，而且這也是中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保障，因此，我們今后必須強化對農民的知識技術的培訓，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如水利、道路、供電等）投入，推進農業的現展，在確保糧棉油等戰略性資源長足發展的同時，真正實現農村勞力轉移和城鄉一體化發展。

第五，適當調整現有人口政策，有計劃地放寬計劃生育政策。如果中國的老齡化過程不是由于改革期間超常規的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以及特有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而提前催生的，與其他國家相比則沒有什么特殊之處，那么從政策措施看，我們只需參照已經出現老齡化的其他國家的經驗，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即可應對老齡化帶來的各種問題。[26]而中國的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的雙重作用下實現的，也就是在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還低的情況下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這種“未富先老”的人口狀況需要我們從具體國情出發，對不適合當下人口結構變化的計劃生育政策做出適當調整，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允許一個家庭生兩個小孩，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加速沖擊下勞動力供給短缺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