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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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經濟學對經濟理性的強調導致經濟學的發展面臨困境，究其原因，一是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二是經濟學的形式主義方法論，見物不見人。福利經濟學和經濟倫理學的出現使得經濟學開始關注道德問題，對現代經濟學發展產生較大的影響。當前如何有效地消除經濟理性對社會理想和道德的偏離。一是重建社會保障體系，二是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

[關鍵詞]經濟理性道德理性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和經濟理性的預設是現代經濟學的基石。建立在這一基礎上最優化（或稱最大化）分析有著極強的邏輯魅力和實證解釋力，有了“理性”的假定，經濟學家便致力于建立經濟學的更加簡化，也更加完善的數理體系。在經濟學模型中，經濟學家假設人類的行為動機是單純的，簡單的，固執的，以確保其模型不會被友善和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擾。

一、經濟理性面臨的困境

經濟理性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強調經濟行為的個人性，自利性。經濟理性所設定的目標，符合了“經濟人”的個人偏好的目的，在通常情況下，“經濟人”總是自利的，即行為總是服務于自己的個人目的。現代經濟學把經濟理性行為等同于實際行為，認為除了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任何行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拒絕倫理考慮在實際決策中的作用。

1.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

經濟學家為了自己所謂的需要對但丁名言的詮釋，即“對周圍的所有人，拋棄所有的友善！”事實上經濟學所關注的應該是真實的人，蕭伯納曾贊譽經濟學是一門使人幸福的學問。而面對蘇格拉底問題：“一個人應該怎樣的活著”這個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作為社會人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理性模型的追求，卻造就了其“無倫理”的特征，這是否與其最初作為倫理學的分支而發展起來的事實存在矛盾呢？事實上亞當·斯密曾是道德哲學的教授，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仍然是劍橋大學道德科學榮譽考試中的一門課程。斯密提出的“經濟人”的假設更多受到經濟學的青睞，卻拋棄了其對“道德人”的闡述。擁護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就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斯密所倡導的同情心為什么不見了？斯密在屠戶和釀酒師的故事正說明他并沒有將經濟拯救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上，肯定了利他動機的存在并發揮作用。而其崇拜者對此卻視而不見，反而視其為自利的“宗師”。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對斯密的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結合。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反映在經濟學的兩個根源。經濟學的一個根源聯系到倫理學，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傳統聯系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可馬可倫理學》開篇中，他指出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同時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目標的追求有關，“掙錢是不得已為之，財富顯然不是我們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只是因為它有用或者因為別的什么原因。”他在《政治學》中還指出經濟學研究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經濟學對于倫理學來說是有兩個中心問題是無法回避的：一是蘇格拉底問題：“一個人應該怎樣的活”；另一個是社會成就的判斷。經濟學另一個根源是工程學。工程學方法特點是，只關心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培養“人的美德”或者“一個人應該怎樣”等問題。在這里，人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是自利的最大化，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合適的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這方面瓦爾拉斯和配第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后者更是作為數理經濟學的先驅。

就經濟學的本質而言，經濟學的倫理學根源和工程學根源都有其合理的成份。倫理學關于人類的行為動機、社會成就感的問題應在經濟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工程學對于推動經濟學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一些偉大的經濟學家著作中，這兩個特征表現的程度不同而已。馬克思、埃奇沃思更加注重經濟學的倫理問題。配第、李嘉圖、瓦爾拉斯、古諾更重視經濟學中邏輯和工程問題。然而隨著現代經濟學發展，倫理學的方法的重要性已被嚴重的淡化。被稱為“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不僅在理論分析中回避了規范分析，而且還忽視了人類復雜多樣的倫理考慮，對理性行為的追求導致了經濟學和倫理學的之間隔閡不斷加深。這種加深導致了經濟學的貧困化。對現實中饑荒的分析便是實際的例子。食物供給是如此之多，但饑荒卻依然存在。

2.經濟學的貧困化

現代經濟學從斯密開始，特別是經過了“邊際革命”，逐步將其理論建立在“經濟人”或“理性”的基本假設上，有了“理性行為”的假設，經過瓦爾拉斯、希克斯，到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體系的建立，形成了一般主流經濟學分析范式。從而建立一套精巧的形式主義的理論結構。從“經濟人”的經濟理性行為出發，到利用數學符號表示的帶有約束條件的求極值問題。主流經濟學家運用這套理論結構來占卜未來人類經濟發展的命運。其結果卻屢屢不能應驗。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凡勃倫就將“經濟人”諷刺為“潔白無瑕”的經濟人。新制度學派企圖以產權、交易費用為邏輯起點來重建現代經濟學，卻未能成功。現代經濟學的形式主義方法論過度地追求經濟理性，而忽視了日益飛速發展的現實世界，而這個世界卻是由復雜多變、豐富多彩的事物組成，而主流經濟學由于缺少對歷史和現實的關注，使其陷入理論的危機。主流經濟學由于忽視了倫理的考慮，片面以資源配置最優化為核心來研究經濟效率，是一種典型的見物不見人的分析范式，也就降低了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二、經濟理性和道德理性

自利的理性行為意味著對“倫理相關”的動機觀的斷然拒絕，然而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實現自己追求的東西卻只能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且這其中還可能包括對非自利目標的促進，那些非自利目標也可能是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或愿意追求的目標。盡管施蒂格勒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自利理論將會獲得勝利”，并且他相信這一理論“不僅在廣泛的經濟現象中，而且在關于婚姻、生育、犯罪、宗教及其他社會行為中都廣為流行。”而事實上，支持這種理論的實際證據卻很少。“自利理論”將獲勝只是所依據的某種推理，而不是經驗性證明。

經濟理性行為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斯密是將行為動機歸于利己心的古典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看來正是利己心驅使人們進行相互有利的交易，但他不否定人類的其他行為動機：比如愛他心、同情心等。這種利己的動機在李嘉圖和穆勒那兒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馬歇爾雖然承認人類的動機的多樣化，但卻認為利己動機是“最有力，最堅定地影響人類行為的”動機。現代心理學和社會生物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類利己本性的認識。社會學家倫斯基引證近代心理學的研究揭示出，人類的嬰兒是一種極端自我為中心的生物，其動機是完全是由他自己的需要的愿望激發出來。生物學對基因的研究更能揭示出人的利己本性。社會生物學家從基因的特性推斷出人和其他生物一樣“從本質上是自私的”。

作為從事經濟行為的個人不是孤立的，不可能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人的成長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社會價值目標對其內化的過程，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人具有利他的動機，具有道德的一面，正如我們的經濟學家作為個體會表現出得體的友善，卻在經濟模型中拋棄了友善和道德情操。價值內化的過程是個體價值動機建立的過程。價值是集體行為的產物，是個體之間通過相互交易而約定的對自身的支持和約束。也就是說它是集體為個體明確或隱含地說出有關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以及什么是適當的、用以達成目標的手段的一套行為準則和標準。價值動機對利己動機的約束，還表現為手段性價值的內化能使個體謹慎地選擇和調整社會贊同的手段來實現其目標，價值動機同時也重塑了利己動機。使利己動機超越了純粹追求物質滿足動機的而擴展到社會性動機。

經濟理性行為的效果面臨現實的困境。個人對自利最大化追求的結果在一些標準的博弈論中很容易得到說明。如“囚徒的困境”，在“囚徒的困境”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嚴格占優”的個人策略，其含義是無論別人做什么，這一策略（自我目標）總可以使自己的目標最大化，但是每個人采取不同于占優策略的策略（更合作的策略），他們的目標反而能夠得到更大的滿足。

三、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的溝通

經濟學家把如何個體利益最大化作為追求目標，即研究經濟理性。而道德學家則追求人類最高尚的道德，主張履行義務，實現美德。由于經濟學家和道德哲學家對自身理性的追求導致兩者的分離，這種分離對兩者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事實上已有不少經濟學家注意到經濟理性實際上是一種有限理性，即個體并不是完全追求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作為社會的人，個體的追求還包含一些社會性、道德性因素。福利經濟學的誕生正說明這個問題，通過對經濟理性行為可能偏離經濟理論中標準行為假設――經濟理性。福利經濟學一方面關注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另一方面還關注以個人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帕累托最優作為評價福利經濟學的重要準則，帕累托最優是指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態，當且僅當不減少其他人的效用就無法增加任何一個人的效用時，這種社會狀態就稱為帕累托最優。福利經濟學的出現雖然沒有撼動主流經濟學的大廈。但事實上他已經將倫理學的考慮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這給主流經濟學過分注重邏輯或形式帶來一定的影響，由于倫理學可以使經濟學的各種方法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經濟理性到人類道德的溝通的第二途徑是經濟倫理學的出現。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都是人的行為，使經濟學和倫理學對人類行為進行雙重規范及其相互協調統一起來是人類行為的必然和社會現實的要求。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結合表現在經濟行為的倫理引入，通過對經濟行為自身的內涵和結構，結構間的關系以及經濟行為作為整體與外部環境的聯系等推論出來。經濟倫理學研究不再是把倫理道德與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對立起來，獲利是經濟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當人們自覺地運用一定倫理規范去指導經濟行為時，勢必產生一系列的客觀效益，這種獲利是合理的。倫理考慮納入經濟理性之中，為經濟倫理實施奠定基礎，發揮經濟倫理在經濟活動中特有功能：目標導向功能，評價功能，凝聚和整合功能。

四、思考

從經濟理性的困境到經濟學的貧困，人們在深刻地去思考，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目標證明等同于實際行為，也沒有證據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導致最優的經濟條件——帕累托最優，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卻能說明非理性行為的重要性，如日本，在那里以規則為基礎的行為，系統地偏離了自利行為的方向——責任、榮譽和信譽，都是取得個人和集體成就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道德因素不僅對于經濟行為有重要的影響，道德還是整個社會追求的最終目標——終極價值。市場經濟帶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無法消除日益增加的貧富分化，使得社會風險日益加大，社會始終處于一種動蕩之中。因而我們在社會政策的選擇上必須做到有效地消除經濟理性對社會理想和道德的偏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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