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制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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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對世界經濟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發現,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經濟水平存在著巨大差異。比如美國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亞的四百倍。而且這種經濟水平的差異還存在著一個國家的內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地區差異就更為顯著。經濟學家們對此作出了許多研究和解釋，貧窮的國家和地區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場，國民教育水平低，技術水平落后，生產設備老化。不具備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使得這些國家越發貧困。因此，對經濟發展要素的研究，無論是對貧窮國家、富裕國家還是正在發展的國家，都有著重要意義。

經濟學家主要從三個方面去解釋。第一是以賈雷德·達爾蒙（JaredDiamond）和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Sachs）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論。認為地理的差異決定的氣候的優劣，自然資源的豐裕程度，影響農業生產和人力資源的質量。第二種觀點認為國際貿易能促進生產率變革和收入增長。第三種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諾貝爾獎的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North），他認為社會的規則起主導作用，能對合理的經濟行為產生恰當的刺激。實證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決定國家的一些基本狀態。沙特阿拉伯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進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國際貿易而言，貿易的發生能夠提高貿易國的福利水平，但貿易卻是資源存在和生產率提高之后的結果。沙特豐富的石油只有通過國際貿易，它才會獲得更大的好處。經濟學家發現，當兩個國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條件相似，但是他們的經濟發展程度卻有天壤之別。好比當今的朝鮮與韓國，盡管同處于一個半島上，但朝鮮數十年來都沒有從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經濟水平與韓國相距甚遠。顯然，前兩種因素在解釋問題時都不盡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經濟活動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或建立起來的，用以減少風險和增加信任的行為規則。隨著時間的推移，制度會因發生磨損而出現短缺，因此將打破舊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給。這種制度創立、變更及隨著時間變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變遷的表現。長期以來，新古典經濟學一直是把經濟活動中的制度因素當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對待，因而在經濟分析中從不考慮制度因素對人們的行為和經濟活動的作用與影響。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通過設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組織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合作或競爭關系的制度性問題。古典經濟學在研究問題時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則忽略了這種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轉而集中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把制度因素高度簡化，企業制度被簡化成一種生產函數，市場制度被簡化成一種供求曲線。以羅納德·科斯、道格拉斯·諾斯等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方法運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業組織、市場組織和社會文化等制度在內的“生產的制度結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展開經濟制度分析。后來，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實際就是為了完成交易活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或成本。包括搜尋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協商談判的成本，簽訂契約的成本，檢查和監督交易過程或索賠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構成了人類經濟活動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產活動的成本更重要。張五常博士估計，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舊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后來，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家們將交易成本概念廣泛地運用于經濟、法律、社會、歷史和政治等研究領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為物理學中的摩擦力，阿羅則認為“交易成本是經濟制度的運行成本”。

張五常認為“交易成本實際上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一個人以上的經濟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產生的成本卻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張五常，2000年，P518）。處于戰亂的伊拉克，市場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戰爭造成的政治成本卻大得驚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無法消除，正如交易的發生同時存在交易成本。沒有制度就沒有交易的發生，正如比賽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戲規則之上一樣。沒有規則的比賽是不存在的，人們可以在沒有固定規則的比賽下進行角逐，這時作弊可以說是被默許的。顯然，作弊也是一種默認的規則，只是這種規則是不合理的，人們的競爭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個社會的效用為負數。以戰爭為例，戰爭是一種蠻不講理的人與人的競爭，它對社會和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是不可想象的。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每一次經濟飛速發展都是制度的更新。從原始社會到奴隸制，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制度），而上層建筑（制度）又對經濟有反作用。直至到人類的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社會，它還是一種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優越、更先進。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進而更加優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為零，只能通過最合理的制度安排來使其最小化。張五常博士認為，如果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指導所有的經濟活動，也不會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視為“看得見的手”的成本。作為成本，顯然要達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會中，制度成本的過高，對社會經濟發展是一種障礙乃至毀滅性打擊。在中國，大鍋飯時期的經濟制度是沒有效率的，產權的模糊界定造成過高的制度成本，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現今的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區的開放和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

近年來的實證分析提出了三種廣義的制度衡量尺度。第一，管理的質量，包括腐敗貪污的程度、政治、權利、公共部門效率、行政管理負擔。第二，對私有財產的保護范圍和法律的執行情況。第三，對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的限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經濟學家都十分重視保護制度暢通的制度安排。因為沒有這些制度安排，市場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沒有效率。經濟的長期發展，除了基本經濟要素的作用外，還需要制度來維持增長動力。上述關于制度的衡量標準中，最集中的是產權問題。從管理質量，私有財產保護或公民的平等發展等等的問題，在解決方法和最終結果上都表現為產權的明確界定。諾斯把產權看做一種經濟體制中激勵個人或集體行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種有效率的產權，不僅有助于發揮各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保證把資本和精力用于社會最有用的活動，從而使個人收益（成本）與社會收益（成本）趨于一致。而且還有助于減少未來的不確定因素，從而降低產生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節省交易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明確界定的產權制度，經濟社會的私人收益（成本）與社會收益（成本）就可能不相等。這時，社會上可能會出現“搭便車”的無本獲利者，或者因為私人成本大于收益而不愿從事損己利人的活動，社會的經濟效率便會因此而處于較低的水平上。新經濟史學派的制度變遷理論認為，國家對于產權制度的建立、產權制度的性質，以及產權制度的結構，都具有重要意義。諾斯認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他和托馬斯通過對公元900—1700年間西方經濟史的考察，得出結論：產業革命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只是經濟增長現象的一種表現形式，甚至是經濟增長的結果。經濟增長的起源和動力可以追溯到前幾個世紀產權結構的緩慢確立過程。這種產權結構為更好地分配社會財富的社會活動創造了條件。所以，從根本上說，高效的產權制度是發達國家興起的根源。

最后，對于貧窮國家或者正在探索改革出路的發展中國家的建議就是：為經濟增長設立一個效率的制度框架。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國一開始就走市場化道路，或者著手從事產權制度方面的建設，從而節約大量的交易成本，中國今日的成就將不亞于亞洲四小龍。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功同樣引證了制度對經濟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