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經濟哲學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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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戰時期是思想的成熟期，面對日本的瘋狂侵略和國內日益復雜的階級斗爭，如何保證人民的基本生存，如何發展壯大革命隊伍，如何奪取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勝利?這些問題成為了思考的主題。針對這些困難，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結合解放區的革命實際，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經濟哲學，有力地解放了生產力，改善了解放區和人民軍隊的經濟狀況，為最終的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成為其革命戰爭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

;抗戰時期;經濟哲學

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①偉大勝利的來之不易，“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記錄了70年前中華民族所遭受的創傷與苦難，凸顯了中華兒女堅韌的決心與意志。抗戰時期實際上也是我們黨和軍隊歷史上最為困難的時期，特別是在日軍全面侵華后，中國經濟幾近崩潰，國民政府自顧不暇，國際援助極為有限。在此背景下，革命軍隊如何在逆境中生存發展，帶領中國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突出的問題。面對日本的瘋狂侵略和國內日益復雜的階級斗爭現實，發表了大量文章，深刻地闡釋了戰爭與經濟的辯證關系，為黨和軍隊生存發展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傳統的研究往往關注這一時期所參與制定的經濟政策，然而任何具體的經濟政策實際上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思想體系在實踐中的具體反映，因此有必要透過這些現象從哲學角度重新認識的經濟哲學。這既有助于人們認識的經濟哲學思想對抗戰勝利的偉大意義，同時對當今中國經濟戰略的調整和轉型也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所謂抗戰時期的經濟哲學，是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結合解放區的革命實際，用辯證法的視角觀察和分析經濟生活，進而提出的一整套系統的戰時發展經濟的科學方法。它系統分析了戰爭和經濟的辯證關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做法，在惡劣的戰爭條件下極大提高了解放區的生產力，改善了廣大人民和人民軍隊的經濟狀況，為最終的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成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都要消耗巨大的成本，充足的經濟保障向來是戰爭取勝的必要條件。古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孫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后十萬之師舉矣”①。然而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主戰場的抗日戰爭，非但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日本的突然侵略更是絲毫沒有給中國以備戰時間，加之戰前中國政治環境復雜，國民黨只是名義上統一中國，在軍閥割據的狀況下難以對國家形成有效的戰爭動員。

所以整個戰爭期間中國的經濟始終處在飄搖之中，這也使得抗戰過程異常艱苦卓絕。而戰前就數次遭受國民黨圍剿的人民軍隊，此時更是陷入困境，在經濟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要想打贏這樣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除了科學地分析敵我狀況、合理地制定斗爭戰略、有效地組織資源配置之外，最為根本的則是要奠定保證勝利的經濟基礎。然而隨著戰爭的推進，東南沿海的城市經濟破壞殆盡，希望最終落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內陸解放區，這樣一來，如何發展生產力以保證人民的基本生存，以及如何發展壯大革命的武裝力量等問題就成為思考的主題。值得關注的是，對經濟問題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單純經濟學的界限，而是從哲學視角出發，辯證地看待和處理戰爭和經濟的矛盾。他緊緊圍繞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目標，系統全面地闡述了抗戰過程中我們黨和軍隊經濟建設的重點，批判了普遍存在的錯誤思想，為解放區內最廣泛程度上的經濟發展進行了規劃和動員。他不是孤立地看待經濟問題，而是堅持從革命斗爭的實際出發來分析經濟發展的現實困難與對策。以農業生產為例，一般的經濟學研究會考慮勞動力的投入、土地的產出、實際的需要等問題。也談這些問題，但是他的思考能夠始終關注戰爭這一變量的存在和影響，這就有效地避免了紙上談兵和本本主義，堅持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一、戰爭與經濟的辯證統一

在唯物辯證法看來，任何矛盾的雙方都具有同一性和斗爭性，戰爭和經濟也不例外。表面看來，戰爭破壞了經濟發展，因為只有相對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才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處在兵荒馬亂的時代，人民朝不保夕根本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生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戰爭的勝敗又直接依賴強大的經濟后盾，即戰爭規模越大，就越需要充足的供給。對此，恩格斯曾鮮明地指出:“暴力不是單純的意志行為，它要求具備各種實現暴力的非常現實的前提……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因而是以‘經濟力量’，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質手段為基礎的。”②就拿二戰時期不斷擴大戰爭的軸心國為例，“德國1938－1945年度的軍費開支為172億馬克，占國家預算的54%;到1944－1945年度，軍費增加了4．8倍，達994億馬克，占國家預算的66．5%。日本1944年的軍費在國家預算中所占比重高達78．8%，絕對值比1938年增加了11倍”①。既然如此，如何處理好這一矛盾，特別是如何在艱苦的抗戰條件下開展經濟工作以保障戰爭的巨大消耗呢?從哲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當時戰爭與經濟的關系，認識到越是在惡劣戰爭條件下就越應該大力發展經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也就是說，不能孤立地處理戰爭和經濟問題，而是必須以系統化的方式，科學分析兩者的內在聯系，把發展經濟作為奪取戰爭勝利的根本，同時又把革命戰爭勝利視為經濟發展的目的。

(一)困難狀況下的經濟發展仍然是戰爭勝利的根本條件經濟基礎是決定戰爭勝利的根本條件，這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堅持和發展。戰爭是民族國家之間矛盾的集中爆發，抗日戰爭除了中日民族之間的矛盾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世界日益加劇的階級矛盾，反映了代表壟斷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其實質就是日本的帝國主義瘋狂掠奪資本，推行全球霸權的戰爭。而這必然造成對我國經濟的破壞，正是在戰爭和經濟的斗爭性這一點上看到了抗戰的長期性，認為戰爭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結束的，特別是在抗戰初期敵強我弱的態勢下。但越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就越不應該氣餒，而是應當對自身的能力有客觀清醒的認識，努力尋找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的契機。這樣一來，加強經濟建設就成為我們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成為將來戰略反攻的必然準備。盡管發展經濟對戰爭的成敗如此重要，但在當時某些人卻只看到了戰爭和經濟之間矛盾的斗爭性，而沒有看到兩者的同一性，他們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認為革命軍人的主要職責就是打仗，把生產的任務完全推給后方的人民即可。針對這一錯誤認識，指出:“為著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這是每個革命工作人員必須認識清楚的。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里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這種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有這種意見的人，也常說一切應服從戰爭，他們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爭，而是削弱戰爭。”②這種錯誤，片面夸大了對敵作戰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經濟發展工作的重要性。應該說，積極勇敢地同日本侵略者進行正面對抗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一味地從情感出發，而不對戰爭從整體上進行籌劃，不依靠實事求是的經濟建設，那么抗戰就只會成為單純的消耗戰，而處于物資劣勢的我軍在高強度的消耗下，最終必然難以為繼，彈盡糧絕。

戰爭狀態破壞經濟生產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棄生產，用聯系的眼光，從整體上看到物質基礎對戰爭成敗的關鍵作用。沒有經濟基礎，沒有充實的物質資料作后盾，戰爭只能成為坐吃山空的消耗戰，因此發展經濟在這個角度看，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是與敵人圍繞生存基礎展開的生死之戰。既然經濟基礎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應該拋開其他一切工作，而專注生產呢?這同樣造成另外的一種錯誤認識，即只看到戰爭和經濟的同一性，而忽視了其斗爭性。深刻意識到戰爭這一變量對經濟的沖擊和影響，堅決反對把經濟發展理解為唯生產論。所以又特別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那種以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①經濟基礎固然重要，特別是在和平條件下，大力發展經濟不但能夠提高整體社會生活水平，而且有助于為將來的戰爭危機積累充足物質資料，但是實際情況是當時的中國已經處于抗戰的環境之下，日本帝國主義絕不會給我們以和平發展的時間，客觀環境不允許我們孤立地離開現實條件去發展經濟。戰爭本身是殘酷的，是與敵人你死我活的斗爭過程，經濟發展永遠不是處于真空中的想象，它本身要為戰爭勝利的目標服務，要為國家民族的生存負責。在戰爭條件下不把戰爭勝利作為最終的目標和原則，任何經濟發展都將毫無意義。

(二)區分戰爭過程中的財政與經濟抗戰過程中還出現過一種錯誤的觀點，即孤立地看待財政和經濟的關系。這種觀點同樣是不顧戰爭存在的事實，主觀地認為只要處理好財政工作，就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從而增強戰斗力，而沒有考慮財政的來源和革命武裝的生存基礎。對此，批判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是有許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整個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②財政概念與經濟概念的區分，在某些人看來并不是大問題，甚至認為兩者都屬于經濟范疇。對此問題的區分實際上表明了一種對待戰爭、生產和人民的態度。財政工作是具體而微的，關乎武裝集團和解放區命脈，當然屬于經濟范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財政工作就可以成為孤立抽象的數字工作。在看來，真正的財政工作是離不開宏觀的經濟背景和經濟知識的。財政工作的物質基礎是實實在在的工農業產品，特別是在戰爭時期，這些物資是無數勞動人民用生命換來的。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又哪來革命軍隊的發展壯大。戰爭時期的首要問題，一直就是人民和軍隊的生存問題，財政的調節和分配只能在保障革命軍隊生存的基礎上才有發揮的空間。而解決這一首要問題的關鍵，說到底還是要依靠經濟生產。就此來說，對財政和經濟概念的區分，反映了對戰爭條件下解放區經濟的宏觀把握，反映了他對經濟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的農業生產的重視，更反映了他對特殊條件下財政工作方法的一種方向性指引。

二、依社會矛盾變化調整經濟政策

從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角度來理解戰爭和經濟的關系，是從整體上對當時革命戰爭形勢的把握，然而落實在具體操作層面，仍然有許多關系亟待厘清。這是因為抗戰時期中國的社會條件異常復雜，導致當時的中國還遠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或者說，當時的中國仍處于從封建國家向現代國家痛苦的轉型中，因此各種矛盾也就異常復雜尖銳。在“辛亥革命”勝利后，封建帝制已被推翻，此時發達地區的無產階級漸漸覺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日益凸顯。大革命失敗后，深刻認識到在一個農民占大多數的國家，單靠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須與當時備受壓迫的農民組成工農聯盟，并用無產階級的革命思想武裝和教育思想相對落后的農民階級。這一理念也就深深影響了我們黨和軍隊抗戰之前在廣大農村的經濟政策，即土地革命。土地革命表面上是將地主階級的土地收歸公有分配給農民，實際上的效果卻是一場對農民的啟蒙運動。它深化了農民對自身階級屬性、階級斗爭和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鞏固了工農聯盟的經濟基礎，幫助農民自覺地參與到構建現代國家的社會進程中來。然而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成為改變中國社會諸多矛盾的重要變量。之前的種種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矛盾甚至進一步激化。作為帝國主義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在經濟層面上其實也是國外資本主義對中國無產階級的壓迫，只是在表現形式上，直接地表現為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戰爭掠奪。但是這種掠奪的效果，并不是直接作用在中國的無產階級身上，而是整個中華民族都成為其掠奪的對象和戰爭的犧牲品。也就是說中國國內的一切階級都在被動的情況下被裹挾進了戰爭洪流之中。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原來國內的階級矛盾則相對成為次要意義上的矛盾。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意味著次要矛盾就不重要了，相反它仍然是抗戰過程中社會發展進程的一條暗線。實際上對主次矛盾的不同認識將直接導致不同的經濟政策。在抗戰條件下，如果仍把階級矛盾放在首位，繼續打土豪分田地，就有可能把當時具有革命需要的鄉紳和進步地主推向敵對陣營;而如果不顧階級矛盾只講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忘記黨的無產階級性質，而最終失去廣大民眾的支持。這樣一來，在戰時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環境下發展經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抗擊侵略者，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這就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對待地主階級的態度和政策;另一方面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又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性質，實現與人民群眾的深度融合。

認識到發展經濟是奪取戰爭勝利的基礎是一回事，實際操作起來卻是另一回事。這是因為社會是個矛盾統一體，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對處于抗戰中的我們黨和軍隊來說，要在這些紛繁蕪雜的矛盾中發展經濟，就要分清主次，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予以解決。在《矛盾論》中總結說:“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①由此可見，對抗戰前后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定位是相當準確的。也正是借助這種矛盾分析的方法，我們黨和軍隊在抗戰前后對經濟政策進行了明顯的調整。應該說，無論任何時候，都十分重視民生問題，只是在抗戰前后，由于歷史條件的不同，在具體表現上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抗戰爆發之前，不但能夠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在走向現代進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漸次上升為主要矛盾，而且還能從實際出發，認識到當時工人階級力量的薄弱，因此必須依靠農民階級共同組成革命同盟軍。這既是中國革命的客觀需要，也是廣大民眾獲得解放的唯一途徑。畢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工業基礎相對薄弱，與工人階級相比農民其實遭受著更為嚴重的剝削。占全國人口90%的貧雇農只占有不到全國耕地的30%，卻承受著高得驚人的地租，在華北某些地區的實物地租竟然達到50%－70%的水平。這種情況實際上使得農民階級具有很強的革命要求，但是農民階級的思想局限性又限制了這種革命要求的發揮。在此意義上，以“耕者有其田”為原則的土地革命政策無疑對農民階級具有解放意義，這種解放意義絕不是過去封建意義上的農民起義所能具有的，而只能是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準確把握下，借助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引導教育出來的。通過這一政策，廣大解放區的農民實際上完成了一定程度的階級啟蒙，把自己與工人階級聯系到一起，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未來緊密結合。農民不再將自己理解為社會的弱者，而是開始認識到自己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呈現出一定程度的階級自覺。

抗日戰爭爆發后，情況更加復雜。一方面，日本對占領區的殖民統治，以及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巨大經濟壓力，使得農民階級成為戰爭最嚴重最直接的受害者。這樣，原來土地革命的進程就被打斷，階級革命的對象從本國的剝削階級開始轉向外來侵略的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面對國外資本的掠奪和亡國滅種的危機，許多地主、資本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民族大義，也同樣表現出同仇敵愾的抗日要求。如此一來，原來的“耕者有其田”的做法不再適應新的斗爭形勢。針對這種狀況，在1937年的洛川會議上，提出以“減租減息”取代“耕者有其田”的經濟政策，并將其寫入《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為過渡政策的“減租減息”表面看來的確如所說，是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但是應該認識到，這種讓步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有原則有條件的合作，表現為另一種較為緩和的階級斗爭。這是從抗戰的實際出發，在深刻分析中國革命主次矛盾的基礎上，深思熟慮的結果。一方面，這一政策暫時緩解了由于戰爭而引發的日益惡化的國內階級矛盾，團結了地主階級內部大量具有抗日要求的開明人士，使得中國在特殊情況下能夠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更加有效地進行社會組織和動員。這樣做并不是放棄階級斗爭，而是要在特殊情況下，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的生產能力，實現戰時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聚集;另一方面，它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階級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實際操作層面，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民主，使當時解放區的各種不同階級的代表能夠有效地達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共識，這一成功實踐也為解放后逐步地改造和消滅剝削階級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隨著這一政策的開展，解放區獲得了寬松的經濟生產環境，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主階級抗戰的積極性也極大提高。

三、唯物史觀指導下的經濟動員

克勞塞維茨認為，對戰爭成敗起決定作用的，是物質和精神要素的總和，表現為對人和物的戰時動員。實際上，整個抗戰過程中，人民軍隊無論在人的方面還是物的方面都極其匱乏，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提出了大量珍貴的戰時動員思想。所謂戰爭動員，就是通過宣傳教育等方式，統一調動人力、物力、財力等為戰爭服務。抗戰過程中我們黨和軍隊的戰爭動員，其主旨在于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調動社會力量為我所用。唯物史觀認為，人民既是歷史的劇中人又是歷史的劇作者。的全民戰爭思想，是抗戰時期我軍戰爭動員的集中表現，是在思想上讓人民自覺地發現自己所蘊含的創造歷史和改變民族命運的偉大力量。從經濟學的視角看，這種動員既包含人的動員，又包含物質生產的動員。換句話說，這一動員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把人在戰爭中所具有的生產和戰斗的兩種功能發揮到極致，以較小成本獲得較大的收益，是對人的價值最大程度的發揮。首先，在對待革命軍隊上，強調部隊既是戰斗隊也是生產隊，鼓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軍人也必須兼顧生產，即使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也不能放棄生產任務。表面看來，戰士似乎肩負較重的戰斗任務，在戰斗間隙已經無暇從事生產。然而戰爭的殘酷和革命武裝的生存現實，卻讓他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因為當時國民政府本就有意遏制我革命軍隊的發展，其微薄的薪餉根本不能指望。退一步講，即使依靠了這些援助，將來也難免要受制于人，放棄自己的階級訴求。

這樣，為了保證革命軍隊階級屬性的不動搖和有生力量的持續發展，對人民軍隊來說最好選擇只能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因此，格外強調戰斗隊的生產能力，這絕不是古代軍屯思想的簡單繼承，而是在特定的抗戰條件下，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舉措。他特別指出，不僅解放區的人民軍隊需要發展生產，甚至游擊隊也應該能夠從事生產。在《游擊區也能從事生產》一文中，針對各種懷疑，通過分析晉察冀游擊隊從事生產的成功經驗，他總結了游擊隊能夠進行生產的五個條件，即:1、生產時間問題上，可以在戰爭間隙進行生產;2、生產用地問題上，可以通過九種辦法具體操作;3、農業以外是手工業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發展;4、軍事行動與農業生產的關系上，把軍事動作和大生產運動的宣傳配合起來;5、生產的主體問題上，游擊隊的人民群眾也可以積極參與進來。通過對這五個條件的總結，認為游擊隊從事生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游擊區能夠和必須進行軍民的大規模的生產運動，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從思想上完全認識這一點，認識這個“能夠”和“必須”，事情就可以普遍地辦起來……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我們要戰勝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還必須努力于經濟工作，必須于兩三年內完全學會這一門”①。事實證明，這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做法，不但為革命軍隊積累了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成為我們黨和軍隊重要的精神財富。無論是大生產運動，還是解放后新疆建設兵團屯墾駐邊，無不是對這一思想的踐行和發揚。其次，在對待普通群眾的動員上，看到了他們與革命戰士之間的內在聯系，看到兩者互相轉化的可能。人民對侵略者和壓迫者的仇恨和戰爭所造成他們生活的實際困境，使其革命的訴求異常強烈。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指出:“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滅的，干革命，干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①這就從思想上對群眾進行了戰爭啟蒙，使其明白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傳統的唯心史觀，根據分工不同把農民和士兵視為涇渭分明的群體，嚴格區分了其職業內涵。在他們看來，戰爭從來都是民族國家層面的對抗，改朝換代的故事自古與草民無關，似乎歷史只是英雄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華麗表演。

的思想動員堅持了唯物史觀。主要體現在:一是從視野上把人民納入了整個宏大的歷史進程之中，特別指出農民不再是原子式生產者個體，尤其是在國家危亡的戰爭條件下，敵人絕不會將其看作中立力量，或是因為其沒有武器就能夠避免遭受欺凌。實際上，任何人無法置身事外，此時的人民群眾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的主體，要么選擇拿起武器，要么選擇當亡國奴。的思想動員，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識，真正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和公民意識開始覺醒。二是指出從農民到士兵的轉化，是絕對可能而且必要的。這種轉化的實質絕不是職業身份的變化，其真正的深刻之處在于，農民超越了狹隘的經濟學分工，而真正有可能成為歷史的創造者和參與者。這種轉變，是在實踐中發生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就此來說，農民在民族獨立的斗爭過程中解放了自己，同時又超越了自身的階級局限，自覺把這一斗爭拓展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小私有者真正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七十年前的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深刻復雜的一段記憶，中華民族自救的斗爭與無產階級的革命要求，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被戰爭鐫寫進世界的歷史的宏大進程中。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同樣也是經濟的繼續，在這一階段思想逐漸成熟起來的，深刻認識到對國民戰爭經濟問題的解決實為挽救民族危亡和實現階級革命的關鍵。然而并沒因此走上一條學院派的經濟學研究道路，而是能夠從哲學的高度來理解戰爭中現實遇到的經濟問題，用唯物史觀來指導實踐中的經濟生活，不斷蓄積革命力量，為抗戰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作者：陳志環 單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政工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