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正義的經濟哲學追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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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配正義的旨趣是在社會成員的相互交往中，建立一種權利、義務和責任的合理配置機制，以實現公平和公正的經濟秩序，從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從實現程序上來看，分配正義主要包括“事前”和“事后”兩個維度：在經濟活動之前，每個人對資源的使用機會是平等的；在經濟活動之后，每個人分享的收益和承擔的責任是公平的。然而，現代經濟已被金融所統攝，金融顛覆了分配領域中的“責、權、利”配置原則，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困境。金融在資源配置上存在“馬太效應”，難以保證經濟活動之初的平等；在經濟活動之后，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存在收益與責任分擔的不公平。

[關鍵詞]

金融化；分配正義；經濟哲學追問

分配是經濟活動健康運行和個人價值實現的基礎。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一書中表達了關于分配與正義之間的真實洞見：經濟分配的不公平會削弱公民的平等自由權的價值[1]（P88-96）。現代經濟已被金融所統攝，金融顛覆了分配領域中既存的“責、權、利”分配原則，主要表現在：金融在資源配置上存在“馬太效應”，難以保證經濟活動之初的平等；在經濟活動之后，來自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存在收益與責任分擔的不公平。金融運行的基礎是以財富實力為核心的信用，“嫌貧愛富”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導致貧富分化的“馬太效應”，這意味著人們在經濟活動之初，使用資金資源的機會是不平的；由金融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成本的社會共擔，導致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更須提及的是，金融通過杠桿運作制造了一種財富幻象，通約著政治權力、社會意識和價值準則，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這是由于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問題，使得分配正義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金融權力通兌政治權力，“最后貸款人”的政府角色遵從金融邏輯，使分配正義失去了被追問的制度基礎。因此，立足于金融化的經濟現實，對分配正義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反思與追問，是捍衛人的生命尊嚴，提高人的存在價值，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當務之急。

一、金融化視閾中分配正義面臨的困境

資本經歷了從產業資本到金融資本的嬗變。希法亭曾經在《金融資本》一書中深刻揭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變化———金融資本取代產業資本實現了對經濟的主導與控制。金融資本的出現，在希法亭看來，使“籠罩在資本關系上的謎團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捉摸和理解……不了解金融資本的規律和作用，就不可能明察當今的經濟發展趨勢，更不可能對經濟和政策有任何科學的認識”[2]（P1）。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壟斷特征時，也指出：“帝國主義的特點恰好不是工業資本而是金融資本”，他認為是金融資本加大了世界經濟在發展速度上的差異。20世紀70年代，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黃金非貨幣化，宣告了完全信用貨幣時代的到來。充足的貨幣量和金融監管的放松，為金融創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通過創新，金融不斷拓展著資本增殖的邊界。一方面在實體經濟中為產業部門提供融通資金的服務功能；另一方面在虛擬經濟中進行“價值創造”。也即通過“實現價值流通”和“經營活動資本化”兩個渠道，掌控了整個經濟的資金命脈，將社會運行統攝到金融邏輯當中，打造了“金融主導經濟”的圖式，形成了經濟“金融化”的景象。對于“金融化”的定義，簡而言之，是金融活動在經濟領域中的普遍化，西方左翼學者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研究。戈拉德•A•愛潑斯坦認為，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3]（P14-21）。他還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金融化的興起是過去30年全球經濟變革的主要特征，其中金融化是關鍵，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都是金融資本的霸權實力在世界重新興起的表現。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從金融化的表現形式出發，認為資本主義的金融化是指經濟活動的重心從產業部門（甚而從諸多正在擴大中的服務業部門）轉向金融部門，成為當今時代的重大事件之一[4]（P9-13）。邁克爾•赫德森認為資本主義形成了私有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三位一體，通過將在壟斷行業獲得的大量租金流入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等泛金融部門，使世界經濟進一步金融化[5]（P6-12）)。大衛•科茨認為將“金融化”取代“金融統治”，能夠準確把握近幾十年來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更好地揭示金融在經濟活動中的擴張性作用[6]（P5-14）。由以上可知，雖然各學者對金融化的定義并沒有一致的認識，但都集中于以下兩個事實：一是從廣度上來看，金融活動已廣泛滲入到經濟體系當中；二是從深度上來看，金融已經取得了對現代經濟的支配權。金融化顛覆了既有的分配秩序，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困境。金融在資金分配上“嫌貧愛富”，因而在經濟活動初始，人們對資金資源的使用機會是不平等的。這源于金融的運行機制建立在以財富實力為尺度的信用之上，這種信用與人的品行沒有直接的關系。也即是說，財富實力越強，則信用越強，越能從金融部門融到更多的資金，而真正缺乏資金的人則由于信用較差，很難得到金融資源。威廉•配第在分析英國銀行業時曾鮮明地指出：“信用在一切地方———特別是在倫敦———都只是一種虛幻的東西，如果對人們擁有的財富或實際資產毫無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們是不是可靠，……我想證明：盡管比較窮困的人一般都比別人勤勉，但如果每個人都能隨時將其資產狀況寫在他的前額上，那我國的產業將會因而大大發展。”[7]（P90）

因此，由金融主導資金配置，必然導致“馬太效應”，加劇貧富分化。在一個開放性的金融市場中，高回報率決定了金融資源通常會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財富實力弱的人手中轉向實力強的人手中。在金融的分配邏輯中，決定其資源流向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當下的財富實力；二是未來的升值預期。前者是傳統的通行標準，后者主要表現為現代金融的風險投資。從經濟的運行后果來看，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成本共擔，導致收益和責任分攤上的不對等。金融資本有其獨特的運行方式，在經濟的金融化語境中，虛擬經濟對整個經濟體系具有強大的導向作用，正是這種經濟運行方式為分配問題帶來新的挑戰。這是因為，金融市場解構了傳統經濟社會中的商業交往模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金融合約所消解。產品交易無需考慮生產過程，因而資產規模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金融產品是一種無形商品，因而無法在外觀上被感知，也難以在經驗中被檢驗。從本質上看，它是一種純粹的智能設計，財富獲取的高度或然性與賭博類似。金融產品的載體———金融合約在內容上極具復雜性和高深性，投資者和開發者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人們的投資動力只是出于“賺錢”的原始目的。金融市場是人們宣泄財富狂熱的場所，被財富欲望所驅動的人性，使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得以高度張揚，每個人所關心的只是自己資產的增殖，而對于金融市場非均衡發展所引發的后果并不知曉。貨幣在實體經濟中的脫域，刺激了虛擬經濟的過快發展，這對產業部門的勞動者是一種不公平。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深刻剖析，在于揭示資產主義財富生產的奧秘是活勞動，不是資本。而作為資本最高級形式的金融資本，其本質內涵并沒有改變。金融的功能主要在于“調劑資金余缺”和“經營活動資本化”，“流通”是其內核，尤其是虛擬經濟中的巨量資產從實質上看只是一種數字符號。也就是說，資本在虛擬市場中的增殖只是一種數字的增殖，在實體中并沒有生產出與之相對應的物質產品。然而，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種轉換機制，即虛擬資產可以兌換實體經濟創造的物質財富。這意味著，金融資產不生產物質財富，卻具有分割物質財富的權力。虛擬資產的總量越大，對社會總產品的分割就越大，這對從事產業部門的勞動者而言，是一種分配權利上的不公平，正如弗格森所言：“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越強，生活在其中的金融知識豐富的人機會越大，而金融文盲趨于貧困的風險更大。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整體收入分配方面不再強調‘世界是平等’的，因為相對于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的回報而言，資本回報率一直在飆升。這種回報前所未有的龐大，使那些金融知識匱乏的人受到了強烈的沖擊。”[8]（P10）

在虛擬經濟領域，金融的運行機理是把未來作為知識推斷的目標，運用數理邏輯的論證和復雜的公式計算，將預期作為一種真實的存在進行交易，由此實現了“未來”與“當下”之間的價值轉換。這種價值是對未來預期的價格估算，建立在信心的主觀性基礎之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學性。這是因為投資者、交易員，甚至經濟學家、政府和媒體，都容易被金融流量中飛速上漲的數字假象所蒙蔽，從而助長投機和市場不公平。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具有兩面性：對未來經濟形勢的盲目樂觀，會導致虛擬資產規模呈幾何級數增長；而對危機的極度恐懼也可以導致資產規模的迅速縮水。實體經濟永遠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資本回報率的增長速度嚴重背離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食利者階層增多，會使商業社會背負沉重的負擔。此外，源于虛擬部門的通貨膨脹吞噬了實體部門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金融危機在懲罰那些貪婪的金融投機者的同時，也沖擊了眾多無辜的誠實勞動者，危機的成本最終會轉向社會，由全社會承擔。近些年來，經濟危機大多源自金融領域，比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等。虛擬經濟不可能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真正做到“自我循環”，當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背離發展到一定限度，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甚或金融危機。最后只能訴諸于政府救助，將成本社會化，讓大多數人承擔少數人因貪婪所犯下的錯誤。這會導致權利與責任的不對等，讓少數人享受權益而社會全體承擔成本。

二、被財富幻象所遮蔽的分配正義問題

在金融化語境中，財富構成具有多元化特征，這使得財富分配領域中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具有較大的隱蔽性。在馬克思的視閾中，工人與資本家是一對明確的對立主體。而金融化顛覆了這一情形，它打造了一個異質性的混沌世界，模糊了剝削與被剝削的實施主體，并改變了傳統的財富分配規則。金融通過工具創新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以技術手段的假象掩蓋了金融市場之中的人對實體經濟部門勞動者的財富攫取。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一條反饋回路，資產價格上漲會帶動整個經濟體系中的物價上漲，最終引發通貨膨脹。使從事生產制造的勞動者，陷入辛勤勞動實際收入卻在下降、倍感剝削但又不知被誰剝削的茫然境地。

金融市場中沒有生產關系是分配正義被掩蓋的重要原因。金融市場沒有商務談判，不存在雇傭關系，以通訊工具為媒介的交易方式，不需要與人打交道，投資者是真正意義上的原子式個人。他們都被計算機轉化為量的存在，遵循著數量的機械邏輯，因而沒有交往關系。在金融市場中，個人被取消了物質的實體而成為抽象的存在，變成由符號、數字、圖像所組成的程序交易中的質料。持有暴富欲望動機的投資者像一個個做著布朗運動的原子，通過數字的跳動和圖線的波動表達自己的樂觀、恐懼、自信、瘋狂等主觀情緒。在這樣一個連續的、無摩擦的、完全流動的市場中，人們追求財富的無度和無節制不僅是值得提倡的，而且是保持市場繁榮的內在根基。這里所踐行的是霍布斯的“叢林法則”，諸如正義、道德、倫理等社會情感和社會責任，被這樣一個抽掉了質而只有量的運行機制所消解，所否定。金融市場提供了財富獲取量上的無限可能，使得追求高額資本回報率的意圖成為裁決一切的尺度。目的的單一性和機械的數理邏輯，使人們失去了對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義的反思，也忽略了由此所導致的正義問題。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會導致投資者“動物精神”的張揚，從而失去了對金融市場飛速上漲的價格是否脫離現實，以及資產價格的飆升吞噬了勞動者的實際財富等社會問題進行反思。賬面資產的上漲數字成為投資者意識的對象化，上漲的行情刺激了投資者的熱情，通過媒體的渲染，使這種高漲的樂觀心理在更大范圍內的人群之間擴散。對未來的普遍看好，誘使更多的投資者加入到推動價格上漲的投機中，而無暇顧及資產的實際價值。當市場泡沫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背離突破臨界值，就會引發一輪市場恐慌和價格下跌。當危機產生時，無論是個人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都認為政府出手救市是正當的，而絲毫不會認為由個人的狂熱、失誤所引起的損失，是應該由自己承擔的。在政府救市的過程中，還會出現“價值悖論”———救市的口號喊得最響的往往是數量眾多但資金實力比較小的散戶。他們所考慮的只是自己的資金安全，而不會考慮與個人的微量資本相比，政府救助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成本，也損害了那些金融市場之外的人的利益。

邁克爾•沃爾澤在他的“三個分配原則”[9]（P23-25）中曾經提到過，分配正義的實現首先要遵守自由交換的原則。自由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對經濟行為、經濟程序和經濟目的所進行的反思與追問，最終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然而，財富幻象所造就的社會迷思，把“物”的自由等同于“人”的自由，從而將實現正義與否的評判標準交給了“物”———資本，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就是代表。在金融上的表現就是金融自由化，世界各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紛紛放松或放開資本管制，形成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局面。然而，這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資本的增殖在于流通的無限循環，利率差異和國際貿易在浮動匯率制的背景下，使得各國的貨幣價值經常處于波動當中，誘發資本套利，加劇幣值的不穩定，從而將發展中國家置于不利的境地。這是因為它們金融市場不發達，監管不到位，極易成為金融投機大鱷襲擊的目標，發生于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案例。此外，資本在全球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勞動力的流動處于相對靜止狀態。反映到實體經濟上來，就是資本要素與勞動力要素的分離導致資本缺乏或過度盈余，從而引發失業率上升或通貨膨脹。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以金融為紐帶的聯系，不是交往互動，而是財富轉移。

“toobigtofail”（太大而不能倒）是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另一種形式。政府借助金融手段實現自身的政治目的，而金融則借助于政治權力實現對經濟的控制，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世界普遍現象。“toobigtofail”生動地體現了金融權力與政府權力的博弈。為了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倒閉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訴諸于政府救助似乎是一種被公認的正當手段。然而，政府的救助實質上是將壞賬從私人手中轉向公眾，也即成本的社會化，從而讓這些擁有高額收入的金融從業者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解脫出來。雖然這是不公平的，但對財富毀滅的擔憂遮蔽了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同時，也削弱了政府的社會權威，使政府實施矯正正義的行為受到鉗制。凱恩斯經濟學中的政府干預理論為政府的“最后貸款人”角色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使得政府救助成為一種義不容辭的職責。他們在一種“如果政府不干預，將會出現經濟蕭條”的看似合理與正義的威脅中，正當地實施了一種非正義行為。政府權力遵從金融邏輯，最終將金融危機的成本轉嫁給全社會，而金融機構的從業者在政府實施救助以后，依然拿著高薪，似乎先前的危機與他們無關。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對這一現象的憤怒反抗。

分配正義作為社會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經濟制度和政策安排進行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追問與反思，形成一種建立在“公共的善”的基礎上的價值導向，從而使經濟行為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但金融化世界中的財富幻象打造了一個充滿迷霧的世界，可感知的具體事物被抽象觀點所代替，經濟規則也被如金融合約這樣的抽象因素所決定，追逐個人私利成為人們行為的無意識。抽象觀念對具體事物的代替，使人們對現實中經濟狀況的理解能力失效，從而對壟斷金融資本瘋狂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迷惑不解。金融化模糊了個體價值本位與整體價值取向之間的界限，遮蔽了分配領域中的正義問題。

三、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

分配中的不正義與經濟的金融化并不存在邏輯上的因果關系，而金融化的社會語境之所以使分配正義面臨新的挑戰，在于金融配置資金的方式和運行機制都具有較強的選擇性，高度的競爭性和排他性將廣大的普通民眾排除在金融的服務范圍之外。金融化已成為當今經濟社會的癥候，金融制度對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發揮著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將社會中的個人納入到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中，因此，必須認真審視金融所產生的分配正義問題。金融所導致的不正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活動之前，對金融資源的使用機會和支配權利不平等；二是在經濟活動之后，對權益和相關責任的分攤不公平，其表現形式是來源于金融領域的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所產生的社會成本共擔。更為重要的是，由信用擴張所制造的財富幻象遮蔽了存在的問題，從而使對分配正義的探討失去了被反思的社會基礎和被追問的制度基礎。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何以可能？這實際上是一個如何解決工具理性與目的理性之間的沖突與悖論的問題，也是一個超越金融學自身的認識論問題，需要從經濟哲學的中觀層面為金融活動尋找世界觀和方法論上的指導。首先，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希勒曾經說過：“創設金融機構時如果真正以人類的品性為核心，那么他們就能更靈活地調整金融創新以適應人類生活的需求，也可以使整個金融體系更加平穩地運轉。”[10]（P13）

從本質上來看，社會的發展離不開金融，金融的杠桿化賦予經濟主體以超越自身的力量。金融可以將經濟“搞活”：工具創新將不能流動的大額資產實現上市流通；技術創新將未來價值翻轉為當下價值進行流通。然而，金融以財富實力為基礎的信用標準，導致其在資源配置上的“嫌貧愛富”，產生“馬太效應”，尤其是在資金流通不暢的情況下，資本的稀缺使這一現象更為嚴重。建立更為民主和以人的品性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讓金融服從于構建平等社會的終極目標，需要金融的進步和金融創新。發展普惠金融，構建多層次的金融體系，從而實現金融服務的民主化和人性化。衡量金融是否在構建平等社會方面發揮作用的衡量標準，主要是看金融服務是否涵蓋了較低收入階層和小微型企業。這需要改革金融的定價方式，長期以來，金融定價是以財富實力作為判斷依據，探索一條以品性為基礎的信用定價方式，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創新路向。目前股份制銀行的總分行制在管理上實行統一標準，難以滿足不同層次的人的需要。馬歇爾曾經說過：“一個銀行家若一直與住在其銀行附近的人來往，則常常可以只根據個人信用很有把握地發放貸款，而這是那些與其顧客不直接打交道的大股份銀行的分行經理所做不到的。可以想見，如果大銀行的分行取代了所有小銀行，則小農場主和小商人在困難時便無人可以救助，而只有向那些手段毒辣的私人放債者告貸。”[7]（P85）

發展地方性銀行更加有利于社會的平等。其次，用政府權力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正義不僅僅屬于道德層面上的社會倫理，正如羅爾斯所說：“它是政治哲學的一個任務，需要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保障，不能被當成一種統合性的道德學說”[11]（P32）。政府權力被金融權力所通兌、所重構，是金融化視閾中的分配正義難以實現的主要原因之一。信用擴張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的社會成本共擔，帶來了收益與責任分攤上的不公平，這需要用政府權力來監督與制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對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可以從開征資本稅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兩個角度進行：第一，征收資本稅。資本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對出售金融資產的價格大于買入價格的差價部分進行征稅。在內部一般表現為資產交易稅，在外部表現為外匯交易稅。資本稅有利于減少過度投機，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家托賓對于當時巨量的國際流動資金，曾經建議“往飛速運轉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車輪中擲些沙子”，以減少純粹的投機性交易。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分析了當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也認為開征全球資本稅是一種理想政策。他認為：“防止貧富差距無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實現對財富積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圍內的累進資本稅。”[12]（P532）第二，實施適度的資本管制。

歷史已經證明，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加大了金融風險，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由于金融制度、金融監管、市場主體不成熟，通常會面臨巨大的風險，不利于經濟穩定。金融自由化意味著資金在利潤回報率的導向下自由流動，世界范圍內的資金通過金融渠道，從落后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而使本就資金缺乏的國家或地區面臨資本流失。金融自由化本身就是一個合理的悖論：在促進市場一體化的表象下，具有將市場分裂化的傾向。再次，揭開財富幻象的遮蔽。信息不對稱和財富幻象遮蔽了分配領域中出現的正義問題。信用經濟創設了一個混沌的投資環境，運轉機制的復雜性使市場主體對其運行后果陷入集體無意識，從而使分配正義失去了存在的規定性。透析金融化世界中的分配正義，需要撥開籠罩在財富概念上的迷霧，深入到經濟運行的本質探究財富的真正來源。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財富更多的體現在產品可交換的經濟屬性上。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都認為是勞動創造了財富，比如亞當•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就是一國生產的商品總量，而勞動則是供給人們一切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源泉。他批判了重商主義關于財富是貨幣或金銀的觀點，“貨幣只是貨物借以流通的輪轂，而和它所流通的貨物大不相同。構成社會收入的只是貨物，而不是流通貨物的輪轂。計算社會總收入或純收入時，必須從每年流通的全部貨幣與全部貨物中，減去貨幣的全部價值，一個銅板也不能算在里面”[13]（P113）。貨幣本身并不是財富，但之所以會產生貨幣拜物教，在于貨幣具有通約一切商品的權力。以貨幣為基礎的金融，在促進流通和價值通約上有了更高層次的表現。但金融與貨幣一樣，功能在于促進財富實現，將流通手段等同于財富本身必將產生嚴重后果。從歷史上看，荷蘭早在17世紀就建立了相對完善的金融體系，但由于沒有將金融資本納入到生產過程，終被英國發動的工業革命所超過。約翰•勞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使法國經濟山窮水盡，并成為大革命的導火索。這充分說明，沒有實體經濟支撐的虛擬財富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金融的實質是“搞活”經濟，金融是與資金流通相關的概念，金融手段可以解決因資金短缺或資金鏈斷裂而造成的暫時性經濟蕭條，但如果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于金融的信用擴張，則是缺乏物質根基的。經濟的快速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服務功能，但經濟良性健康發展的基礎仍然是實體經濟，如何解決生產過剩仍然是當下經濟社會的重心所在。

四、結束語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現代經濟的運行與社會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金融的資金融通功能和杠桿性會促進經濟的大規模發展，從總體上提高國民收入，實現富裕。羅伯特•希勒曾經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談到：“社會金融化程度越高，不平等程度越低，原因在于金融本身起到管理風險的作用，對風險的有效管理應該帶來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效果。”[10]（PXXI）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但它的實現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一是市場信息足夠充分；二是每個人有平等使用金融服務的權力；三是市場監管充分有效，可以及時制止不合理行為。信息不對稱是導致金融服務無法普及的重要原因，因為它使金融定價缺少最優的操作標準。金融作為人類智能設計的產物，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所以金融可以帶來好的社會。但金融的運行遵從市場邏輯，它更為關注“效率”目標。當資金因為流通渠道不暢而顯得稀缺的情況下，必然導致金融在分配資金上的“嫌貧愛富”。發揮金融對構建和諧社會總目標的積極作用，需要將其服務功能涵蓋大多數人，實現金融的民主化，讓更多的普通民眾享受到金融所帶來的益處。這需要金融創新，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走金融深化之路，實現金融領域內的民主，讓每個人都有利用金融資源的權力。最后，金融的良性發展需要有效的監管，金融市場放大了人性的優點和缺點，其非理性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市場一體化的背景中，監管的難度越來越大，甚至成為一種難以實現的目標。這是因為金融市場上資金的流動速度近乎光速，在發現問題時可能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尤其是來自避稅地的資金，常常無法查清其來源和去處。因此，加強金融監管需要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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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瑞敏 單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