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視角債務的適度規模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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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整理我國30個省份在2010年底、2012年底、2013年6月底和2013年底4個時間點的地方債務數據，構建相應的面板模型對其適度規模進行實證分析和估測。結果表明，在2012年以后地方政府債務對于地區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日趨弱化，而負面影響則逐步顯現，這一時點上的債務規模基本可以對應為適度規模。因此，地方債務的舉借和投資要轉變從“需求側”拉動經濟增長的思路，更多地從“供給側”謀劃和發力。

關鍵詞:

地方政府債務;經濟增長;適度規模;供給側

一、引言

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成為了學術界的熱點之一，其中一個重要的角度和進展是對政府債務適度規模或“閾值”的研究，Reinhart和Rogoff［1］、Checherita和Roth-er［2］、Kumer和Woo［3］等陸續提出或確認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存在一種倒“U”形關系，即在負債率(政府債務余額與GDP的比值)較低的狀態下，政府債務對于經濟增長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隨著負債率的升高，其對經濟增長的邊際促進作用不斷減弱，最終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上述文獻也基于國際面板數據對政府債務適度規模進行了相應的測算。在國內，何代欣［4］、劉金林［5］、劉洪鐘等［6］、程宇丹和龔六堂［7］、郭步超和王博［8］、邱櫟樺等［9］、王立勇等［10］、齊紅倩等［11］和張啟迪［12］也對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對政府債務的適度規模進行了估算。上述研究對于我們認識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了借鑒參考，但是，對于政府債務適度規模的分析和估算，無論是國際學術界還是國內學術界，基本都是以國家集合(發達國家或地區、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OECD成員、歐元區成員等)為樣本，并基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跨度時期，沒有主要以中國的數據為基礎的研究。Panizza和Presbitero［13］對政府債務的經濟增長適度規模研究曾提出質疑，他們認為以國家或地區集合為樣本的研究思路基本忽略了不同國家之間的異質性，同時所選樣本和時間跨度長短等因素也會對估測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對于中國而言，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發展歷程較短，其在形成機制、支出投向、期限結構等方面也具有較明顯的特殊性，因此基于其他國家數據而測算的政府債務適度規模并不一定適用于中國，更不能直接作為判斷我國政府債務適度規模的依據。要對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適度規模進行研究和估算，最可信最嚴謹的方法是基于中國的數據，尤其是省際數據。

二、地方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的典型化數據和描述性分析

國家審計署分別在2011年6月和2013年12月公布了兩次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再結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5年8月29日批準的《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批準2015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的議案》，我們基本可以梳理出從1996年到2014年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與負債率數據，具體見表1。可以看出，在1996－2014年的近二十年時間中，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是急劇攀升的，年均增長率約為28.6%，尤其是在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增速更是高達48.2%和61.9%，遠遠高于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因而負債率這一指標也是不斷上升的。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則基本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因此將二者對比來看，基本上經歷了一個先走向一致而后開始背離的過程，尤其是在最近幾年(2012年之后)，債務規模與經濟增長的背離程度更為明顯。當然，上述分析只是初步的和描述性的，因為經濟增長率與政府負債率之間的背離走向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判斷，即對于經濟增長而言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經過大，或者說負債率處在高位并繼續走高造成了經濟增長的逐步放緩。原因首先在于上述分析是基于全國性數據，全國性數據抹殺了不同省份在地方政府債務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圖1展示了各個省份的人均GDP增長率與地方政府負債率的散點關系)，據此而得到的結論可能過于武斷和簡單。其次是因為實際上還有許多因素會影響經濟增長，只有將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剔除之后，或者說將其引入相應模型作為控制變量，才能明確“剝離”出地方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全國數據的樣本數目限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在統計意義上較為穩健和置信度高的結論。基于上述考慮，本文引入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

三、地方政府債務適度規模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借鑒相關文獻構建政府債務適度規模模型及其因變量的思路和方法。在自變量方面，debt表示地方政府債務，選擇的是債務規模與GDP的比值即負債率這一指標，lngdp表示滯后一期人均實際GDP的對數，用于刻畫經濟增長的收斂性。X表示其他控制變量，根據相關的研究，本文主要引入4個變量:全社會從業人員增長率(labr)、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invt)、金融發展水平(finc)和經濟開放程度();μi表示不同省份的個體效應，ηt表示不同年份的時間效應，i=1，2，…，N，表示不同的省份;t=1，2，…，T，表示不同的年份②。

(二)數據來源及統計性描述各個省份的人均GDP增長率數據，2014年之前的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2014年的則是經過搜集、整理和估算得到:在各個省份2015年“兩會”期間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找到當地2014年的GDP增長率，然后假定其常住人口在2014年增長率與2013年相同，得到各個省份2014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各個省份的債務數據主要來源于本文的搜集和整理，并且時間上有所缺失或不是常規的年份數據，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只有四個時間點上的公開數據③:2010年底、2012年底、2013年6月底和2013年底，其中前三個時間點的數據主要來自于我國30個省份的財政廳(局)在2014年1月的當地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并將單獨的三個計劃單列市:青島市、寧波市和廈門市的債務數據納入到所在省份合并計算④，后一個時間點的數據來自于自主發行地方債發行披露文件中的信用評級報告，二者合計89個數據⑤。負債率為每個省份的債務余額與當年GDP的比例，對于2013年6月底的負債率，作為分母的GDP采用2012年與2013年的平均數⑥。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開放程度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采納的是剔除了固定資產價格指數變動的實際增長率，金融發展水平采納的是當地金融業生產總值占GDP的比例，經濟開放程度采納的是當地年度進出口總額(按照當年匯率折算為人民幣數值)⑦與當年GDP的比值，其中進出口額采用“按經營單位所在地”這一統計口徑所對應的數據;全社會從業人員增長率的相關數據來源于各個省份的統計年鑒。綜合所有變量，其描述性統計量如表2所示，所用軟件為STATA12。

(三)實證結果分析首先，利用Hausman檢驗，對面板模型中的非觀測效應是采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進行了判斷，其P值均強烈地拒絕了隨機效應，因此本文采納固定效應模型。其次，為了盡量減少數據誤差對于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僅僅利用在債務審計結果中的89個樣本。最后，考慮到3年平均化的因變量處理能夠有效地減輕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因此不再進行內生性檢驗和工具變量回歸。回歸結果如表3的左半部分所示。模型(1)－(4)顯示的是對于2010－2013年相應數據的回歸結果，模型(1)是基本方程，控制變量僅包括滯后一期的人均GDP(對數)、投資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可以看出，除了負債率的系數并不顯著之外，其他自變量的系數都是顯著的，也是符合預期的，模型(2)在模型(1)的基礎上引入了金融發展水平作為控制變量，模型(3)引入了經濟開放度作為控制變量，模型(4)同時將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開放度引入作為控制變量，可以看出，回歸結果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負債率的系數仍然不顯著。本文初步判斷，作為一般規律的政府債務與經濟增長會呈現倒“U”型曲線關系，在中國應該也是適用的，那么負債率的系數不顯著可能正是因為，這個負債率水平正好處于倒“U”型曲線由升變降的區域，所以導致回歸系數很小或者不顯著。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本文認為，可以對某一時點之后地方政府負債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因為負債率基本是一直上升的，因此對一個時點右側或者說之后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如果能夠判定負債率對于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那么基本可以認為所選擇時點上對應的負債率就是“閾值”或適度規模。基于上述思路，我們對2012年之后的相應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的右半部分所示。模型(5)－(8)顯示的是對于2012－2013年相應數據的回歸結果，模型(5)是基本方程，控制變量僅包括滯后一期的人均GDP(對數)、投資增長率和就業增長率，可以看出，負債率的系數已經由模型(1)的正值變為負值，并且由不顯著變為顯著，其他自變量的系數也基本符合預期，模型(6)在模型(5)的基礎上引入了金融發展水平作為控制變量，模型(7)引入了經濟開放度作為控制變量，模型(8)同時將金融發展水平和經濟開放度引入作為控制變量，可以看出，回歸結果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負債率的系數雖然有時并不顯著，但是全部為負值，因此可以基本做出判斷，在2012年之后，地方政府債務已經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2012年也正是地方政府債務大規模到期的開始，而此時的地方政府往往無法償還巨額的債務從而不得不進行債務展期或借新還舊，這會影響資金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因而無疑會對中國經濟的運行產生負面影響。鐘輝勇和陸銘［15］通過對城投債是否存在借新還舊進行了實證分析，其發現2012年之后的借新還舊現象開始嚴重起來，這一論斷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證和注解了本文的結論。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我國30個省份在2010年底、2012年底、2013年6月底和2013年底4個時間點的債務數據，研究了地方債務對于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大概在2012年之后，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對于地區經濟增長開始產生負面影響，或者可以說，2012年的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即18.53%的負債率基本對應著經濟增長視角下的適度規模。這一結論對于我國相關經濟政策的制定也提供了一定的啟示。首先，要進一步優化地方政府債務的期限結構、規范其舉借渠道。18.53%的負債率并不高，2012年底的中國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負債率約為36.70%⑧，這一比例明顯低于國際上普遍認可并相對保守的60%這一水平，也低于大部分文獻所測算的政府債務適度規模。但是我國的地方政府債務狀況相對特殊，具體表現為舉借渠道不規范，舉借利率相對偏高和舉借期限相對較短等，這些因素都減弱或惡化了其經濟增長效應，因此當務之急在于優化存量地方政府債務的期限結構、規范舉債機制、降低利率水平，這樣才能為地方債務創造出增量空間。其次，要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舉借債務的沖動、破除其激勵機制。通過完善地方政府財務狀況的監測和預警制度，建立主動約談和債務問責等機制，嚴格執行新《預算法》關于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規模控制和限額管理的規定，同時貫徹中央政府的不救助原則等措施，對地方政府舉債形成強力的硬約束。最后，要更加注重地方債務支出或投資的供給效應。地方政府舉借債務，更多地是從需求管理的思路去拉動短期經濟增長，但是從長期來看，政府債務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關鍵在于其供給效應，我國地方債務投向在很大比例上是生產性投資，因此更需要充分發揮其供給效應，減少或防止對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扭曲，同時主動適應供給側改革的宏觀經濟政策新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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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鐘輝勇，陸銘．財政轉移支付如何影響了地方政府債務?［J］．金融研究，2015(9):1－16．

作者：刁偉濤 單位：青島理工大學 經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