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文化認同推進區域經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區域文化認同推進區域經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城市惡性競爭往往造成重復建設、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甚至互相拆臺、以鄰為壑等諸多問題，從城市競爭走向城市合作則是城市區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文化是影響城市區域競爭與合作關系的重要因素。中國傳統文化提倡“見利思義”、“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認不同群體的利益差異，又要尋求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和諧關系，就是以對話、溝通、協調的“和”來化解對抗、誤解和沖突的“爭”，就是在不損害區域整體利益的基礎上來追求城市個體利益；要重建區域文化認同，發展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實現競爭文化與合作文化的平衡，使得合作成為個人、企業和政府的自覺行動。
一、區域文化認同的概念及其影響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條件、經濟、歷史、生活方式、軍事等各方面的差別，在各個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情感認知及為人處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地域的行為習慣、思維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們稱其為區域文化。如果將中國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話，各個區域文化則是其枝文化。人們早已經注意到這種區域文化的差別。譬如，在哲學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說；在思維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機靈之說；在生活方式上：則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馬、南經北政、南拳北腿、南騙北搶”之說。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詳細描述了中國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對飲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魚蝦，北人厭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厭其膻；河北食胡蔥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覺。此皆水土積習，不能強同。”中國的各個區域文化共同參與了中國文化的建構，他們是中國文化統一的精神特質下不同的表現形式，既共同建構了中國文化的輝煌，又分擔了它的風風雨雨。
如果我們考察并對比一下世界各國或者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狀況，我們就會看到，相同的經濟制度與發展模式在不同區域文化背景中可能會產生極為不同的結果。非洲的尼日利亞實行的是與歐洲相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經濟發展的結果卻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實行了西方經濟學家主要是芝加哥學派開出的自由主義的藥方，卻都沒得到想要的結果。觀察中國內部的不同城市區域就會發現，但凡區域文化發達的地區往往也是城市區域經濟發展較快、合作較好的地區。比如：長三角有吳越文化，珠三角有嶺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趙文化和京派文化，膠東半島有齊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從另一個方面看，不同的區域文化還造成中國不同地域間巨大的發展差異。比如：浙江溫州和廣東汕頭，都是位于中國東部的小城市，汕頭還是中國最早開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條件也優于溫州，現在的狀況是汕頭由于出現誠信等問題在日益沉淪，溫州卻迅速走出假冒偽劣的陰影而蒸蒸日上。對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區域和長三角城市區域，后者發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發展較緩、貌合神離，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認同（identity）一詞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論中兩個或多個元素之間可以彼此替換而不改變其真值的一種關系。心理學中則將之理解為一種心理機制，一個人據此有意或無意地將另一個人或群體的特征歸屬于自己。認同也是一個識別象征體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與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認同，成為個人或集體界定自我、區別他者，加強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擁有共同文化內涵的群體的標志。一個人可以從屬于不同的社會共同體，小到家庭，大到國家，因而文化認同也是復合型的，族群、地域、階層、宗教、階級等都可以成為文化認同的載體。人們對一個較小單位認同的同時并不妨礙對較大的單位認同，比如一個人可以宣稱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礙他宣稱自己是長三角人或者中國人。
區域文化認同對城市區域合作可能產生很大影響。據有關專家估計，從全球范圍來看，大約只有30%的經濟合作是由于技術、財務或者戰略方面出現的問題而擱淺，與之相對，大約有70%的失敗是由于跨文化溝通方面的問題造成的[1]。塞繆爾•亨廷頓對區域合作的經驗研究表明，歐盟在一體化道路上走得最遠，能夠建立起區域共同市場和經濟政治聯盟，就是因為歐盟區域內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倫理文化為基礎的文化認同和人文基礎；而多元文化的區域組織如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幾乎都在區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蹣跚，就因為其缺少文化的認同基礎。正是歷史沉淀下來的文化認同，才使歐洲從低層次的自由貿易區逐步發展到更高層次的機制協調并上升到貨幣聯盟[2]。從歐盟內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與瑞典南部的馬爾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傳統上更為接近（注：馬爾莫地區原屬于丹麥，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歐洲經濟一體化和政治趨同的大趨勢，使得丹麥和瑞典的官方邊界逐漸消隱，結果馬爾莫地區與哥本哈根（而不是與本國的斯德哥爾摩）形成了一個經濟合作區。反過來，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認同感也可能導致區域合作的失敗。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當時的歐共體，至今未能如愿，一個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歐洲人無法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為其同類。土耳其人要如愿成為歐洲人，就要獲得歐洲人的文化認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歷史的障礙。2005年5月29日法國公民投票對《歐盟憲法條約》說不，6月1日荷蘭更以63%的反對票否決了該憲法，顯示兩國人民還沒有形成對于歐盟政治統一進程的認同。這說明歐洲人雖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價值觀上能夠找到基本的共同點，然而歐洲各國人民對于本國民族文化或者區域文化的認同可能會超過對于統一的歐洲文化的認同，各國民族文化和區域文化的差異性加上有關就業機會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為歐洲進一步實現一體化的障礙。因此早期歐洲一體化的設計者法國人讓•莫內（JeanMonnet）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預見到將來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們可以重新開始的話（注：指歐洲一體化），讓我們從文化開始吧。”[3]
二、以區域文化認同促進城市區域合作與發展
城市區域合作，從經濟目標來講，無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場體系、合理的城市體系及城市間有效的產業分工體系，從城市政府的角度來說，無非是城市間共同合作來解決一些單靠一個城市無法解決的問題，如環境問題和交通、通訊問題。但是，城市區域合作都是由人來完成的，而現實中的人并非純粹的理性經濟人，他還是一個“社會人”或者說是“文化人”。其決策受到制度的制約和文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有時甚至超過對于經濟因素的考慮。比如，香港與廣東山水相連，具有相似的區域文化認同，因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攜帶自己的資金、技術回到珠三角地區投資創業，前店后廠，粵港合作進行得轟轟烈烈，極大地促進了珠三角地區的城市化并最終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區域的形成。這種現象并不能僅僅用國內的勞動力低成本來解釋，因為東南亞一些國家勞動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國各大區域的相互比較中珠三角無論在自然資源還是在勞動力的成本和質量上均不占優勢，而惟一的解釋就是粵港雙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雙方人民基于親緣與地緣關系的一種文化上的認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區域而言，北京作為數百年中國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與主要是津冀地區草根階層精神特質反映的燕趙文化的顯著差別，使得三地之間難以取得文化上的認同感，城市區域合作難以取得進展。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北京與津冀之間盡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資金遠遠高于流向津冀的資金。可見，區域合作中，無論是中觀層次的城市合作，還是微觀層次的企業合作，都無疑受到區域文化認同的巨大影響。人們對區域文化的認同感可以促進城市區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種區域文化無法取得區域內人民的認同，城市區域的經濟合作必定受到阻礙。
同質的區域文化比異質文化更能促進區域形成共同信念、價值觀、道德倫理以及共同的生活習俗，因為它都有助于個人、企業家、政府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企業家之間以及與政府間的合作，減少交易成本。事實上，城市區域合作的模式、進程、性質和特征都受到區域文化的極大制約。城市區域合作的成功離不開深厚的文化基礎、廣闊的文化背景和較大領域內的區域文化認同。區域文化認同是城市區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內在邏輯與基本動力，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區域文化認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風險與交易成本。首先，當一個區域內形成一套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行為準則和道德標準，將會降低人們相互溝通、理解的難度，增強合作一方對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對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簽訂契約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雙方都有相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雙方都能夠對合作所面臨的風險進行一個合理的科學的評估，并將這種評估在契約（或協議）中反映出來，實際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臨的風險。第二，區域文化認同促進城市區域的要素流動。對于資金、技術等資源的流動來講，投資者對于區域文化的認同感會使投資者減少對于要素流動的顧慮因而愿意在區域內投資。投資者本能地尋找自己熟悉的文明與生活方式，飲食、語言、習俗、宗教、價值觀，等等，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東西，是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地時不可不考慮的重要因素。對于人力資源來講，區域文化認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勞動力的流動，因為它導致人們在區域內能夠獲得一種近似于家鄉的親近感，因而這是人們在擇業時的一個重要考慮。比如長三角城市區域具有一種“務實、開放、寬容和個人主義”的大致相同的區域文化傳統，上海浦東一開放，便有大量浙商進入，或者舉廠遷移，或者在上海設立總部，前廠后店進行生產，而上海的技術、資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動。相反地，我們看到，盡管珠三角的農民工工資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農民工還是寧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對于跨文化的經濟合作，譬如投資行為，往往會由于雙方文化上的差別而難以進行溝通和了解，并且由于這種文化差別，一方很難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為，從而形成對于要素自由流動的看不見的障礙。江蘇省昆山市雖然是一個縣級市，但是臺商在那里投資踴躍，年投資幾十億美元，臺資企業成為昆山經濟的重要支撐。除卻政策上的原因，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文化認同感。就如昆山市臺商聯誼會會長所言，“那里的環境和文化使臺商覺得與在家鄉沒有什么兩樣”，這就是文化認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區域文化認同提升城市區域的凝聚力。當一個區域形成一種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優良文化時，實際上等于營造了一個和諧、積極的社會規范，從而形成整體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發人們的進取精神，提高生產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三、區域文化認同的現代重建
山因勢而變，水因時而變，人因思而變。區域文化認同本身是其自身在歷史過程中演變的產物，它因人的創造而發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時代的變化而變革，因科技的進步而演進，因而區域文化認同本身就是吐故納新、與時俱進的。以長三角文化為例，長三角地區在戰國時代屬吳越之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將戰士、俠客兵家，他們“好相攻擊”、“輕死易發”，被中原人認為是南方荊蠻之地，這種文化被稱為吳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遷，江浙地區大規模開發，這一帶風景秀麗，人民生活穩定、富足，文化上也發生明顯轉變，“家家禮樂，人人詩書”，人們由尚武轉為尚文，由勇武轉為溫文儒雅，靈活、纖巧、文雅、開放、剛柔相濟。這一時期江浙地區的文化被稱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發達、人們追求新奇和偏離正統是其重要特色，以蘇州為中心的吳文化還具有崇尚閑情、求適宜，講適意，不激不隨，外柔內剛，精巧雅致等特點。到上海開埠，逐漸以上海為中心形成了重視工商、弘揚人性、敬業、精致、不過激和講求適意的近代長三角區域文化，也被稱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將海派文化總結為：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開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并能夠促進城市區域經濟合作的新形勢下的區域文化認同是城市區域建設與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證。而區域文化認同的重建離不開先進思想的指導。從歷史來看，江南文化的最終形成與明代大哲學家王陽明先生有很大關系。王陽明主張“破心中之賊”重于“破山中賊”，即是強調了中國人應當人人都成為道德自律的自由個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滿街都是圣人”。王陽明的學說在江浙一帶的商人和手工業者中間大受歡迎，成為江浙濃厚的商業文化的理論基礎。溫州文化作為江南文化的一個分支，其形成則與1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關，永嘉文化主張“功利并舉”、“農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農業和商業并重，這種“事功”的文化傳統成為溫州文化重視商業經營重視個人奮斗的文化基礎。可見區域文化認同的形成與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發揚光大很有關系。今天我們要實現區域文化認同的現代重建，同樣離不開思想的解放和先進思想的引導。
區域文化認同的現代重建，簡單地說就是要實現區域文化的現代化。不同區域有不同的區域文化，它們既有反映其區域文化特點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現代文化和區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區域文化即是這種特殊性與共性的統一。這種共性我們概括為：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競爭文化與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現代區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即對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夠兼容并蓄，要能夠“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讓世界上一切適合自己的先進文化為我所用。只有區域文化具有了這種包容性和開放性，才能具有對于外來人才、投資者或者移民的親和力、吸引力。有的時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卻能夠彼此理解和尊重，這其中的重要差別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當然這種文化包容性和開放性并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不能脫離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著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諧共生、取長補短，而佛家文化作為一種外來文化，是中國歷盡萬難“西天取經”而引入的，并在中國生根發芽、發展壯大的。當前中國各城市區域文化都面臨著西方強勢文化的強烈沖擊，中國傳統文化中也確實存在著眾多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傳統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區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拋棄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極的成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
其次，區域文化認同的現代重建需要建設現代新型的市民文化。一個現代城市或者城市區域，理所當然的要擁有先進的基礎設施和發達的工商業，但是其是否擁有現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和市民文化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例如北京、上海、香港這樣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城市，必須要擺脫傳統社會的政治和倫理結構，逐步消除古代等級社會的文化專制主義，重建新型的市民階層的文化形態，為真正的市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準備好適宜的土壤。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發展的中期，在這一快速發展城市化過程中，大批的農民進入城市，大量的鄉鎮變成城市，有很多的城市雖然蓋起了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建起了現代化的工廠，但就其文化來講還只是“鄉村文化”的延伸，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人際交往準則仍處在農業社會階段。經濟的市場化、社會的多元化、文化的世俗化，這些巨大的變革對于剛剛實現農民到市民身份轉化的人們來講，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他們必須迅速適應新的市民生活，實現從傳統的“親情倫理”向市民的“契約原則”的轉變，實現從自給自足、小富即安向追求獨立的個人價值的轉變，實現從親緣地緣的互幫互助向社會的以人為本基礎上的人文關懷的轉變。在當前城市社會中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能夠以何種方式實現上述轉變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最后，要實現城市區域競爭文化與合作文化的平衡。競爭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是市場經濟得以有效運行的文化基礎和經濟活力得以保持的有效保證。但合作文化的缺失使得不少城市只顧自己利益不計整體利益，甚至發展到不思壯大自己、只想損害別人的程度，為達目的不惜違反政策、以鄰為壑，直至導致整個城市區域競爭規則失靈，破壞了城市區域正常的競爭與合作秩序。改變這種局面，必須重建城市區域合作的文化氛圍，將合作文化的建設作為城市發展中的大事來抓。要切實改變過去那種小國寡民、自給自足、自我循環的城市發展理念，努力構建政府間的合作溝通與協作關系，鼓勵企業間的異城兼并、轉移與積聚，形成鼓勵市場相互開放、產業相互整合的輿論氛圍。試想，北京如果拋開京津冀、上海拋開長三角、香港拋開珠三角來考慮自己的發展思路，必然只是一個大而全、自我消化、自我循環的思維定式，無法獲得自己需要的發展空間，反過來如果區域內其他城市不與區域中心城市接軌，不與其他城市合作，它也無法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資源。這種城市區域合作既是一個利益問題，也是一個政策和制度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假若不能形成一個城市合作的文化氛圍，各個城市都只是從個人利益角度來決定合作問題，很多區域性問題將無法解決，城市區域合作也無法從利益考量轉變為城市政府自覺自愿的行動。因此，面臨城市區域快速發展的局面，要從輿論上、從行動上達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識，要形成在競爭與合作中追求利益“雙贏”的新的發展理念，結成城市區域有效競爭、合作發展的“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