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資視角收入分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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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家的社會生產正常運行都要求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作為人類社會中規范收入分配行為的一種特殊制度選擇，它不僅直接影響和決定著整個社會成員的利益狀況，而且對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經濟的協調發展具有直接的導向作用。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狀況不容樂觀：中國大陸16.4%的人擁有87%的社會財富，而占中國人口83%以上的社會中下等群體僅擁有不到10%的財富。在經濟迅速增長的背后，我國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對于收入分配具有巨大影響，資本權力控制者和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一般勞動力報酬。本文所要闡述的正是如何解決這種由資本和勞動力的直接或變相的矛盾而引起的收入分配問題。
（一）從企業范疇來看勞資收入分配問題
從企業范疇來看，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公有制經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勞資收入分配失衡。私有制經濟天然地形成勞資對立。大量農民離開土地和小生產者進入城市都受雇于資本，是我國從傳統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轉型的必然，從而也促進了存在私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勞資兩極分化的形成。這種兩極分化的質的規定性表現為資方通過雇傭勞動，占有勞方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勞方在資方的控制下生產，于是，收入分配呈現出資本的財富積累和勞動的貧窮積累，勞資雙方的貧富差距必將不斷拉大。
公有制經濟下隱藏著變相的勞資錯位。國有企業委托制的偏向運行，架空了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本身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本質規定。由“理性”的人組成的國家機構，集合了勞動力的占有權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缺乏委托人對整個委托過程的控制和監督時，能夠從容地在沒有市場價格體系作參考系的漏洞下，將屬于全民的資產量化轉移到自己手中。這樣，代為行使所有權的行政部門人員和精于官商勾結的國企主管利用所有權來謀取私利，成為公有制經濟中的“資方”；國企的普通職工在幾乎沒有任何有效權利對此予以約束的境況下，也就成了公有制經濟中的“勞方”，雙方的收入差距向著貧富兩個方向分化。
（二）從社會體系內來看勞資收入分配問題
從社會體系內來看，收入分配問題的背后是不同社會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這種能力可以理解為權力，因此，由權力壟斷而形成的政治壟斷、經濟壟斷和資本壟斷共同構成了社會體系中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
當直接生產者的經濟剩余被納入政府預算，再分配者以政治手段來決定勞動產品的價格，他們總是以福利、價格補貼的方式，使自己在使用、租用和購買國家供給的公共物資和消費品上處于有利地位。因此，只要掌握再分配權的政治壟斷地位，便可成為占有經濟剩余的“資方”，而那些不具有再分配權的一般工人則被邊緣化為“勞方”。兩者所形成的類似于企業中勞資雙方的格局，決定了兩者在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化。
國家作為國民經濟和產業布局的調配者，擁有至高無上的支配權，這種權力所形成的經濟壟斷產生了對自由市場的排他性控制。經濟壟斷控制了市場的自由調節，被調解者自身利益的不可控性帶來了其產權未來處境的不確定性，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沒有可靠立法的監督，使得國家介入個人經濟生活并掌控所有者產權變得直接而缺乏約束。在“強政府、弱社會”的國家與個人兩級層面里，形成了抽象意義上的勞資雙方收入分配的差距。
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借助權力市場化所帶來的資本壟斷聚斂了大量財富，將自己重構為一個有產階級，成功地晉升為市場經濟中的資方。而它對眾多社會階層利益的侵犯，使得廣大中下層社會成員在現實面前明顯感到自己的被掠奪感，無可避免地成為資本少量占有或不占有的勞方。由于總體性資本過多地壟斷了社會資源，中國式的資本積累過程沒有了一般市民社會的特征，社會多元參與的利益博弈格局也就不存在了。
（三）從世界范圍來看勞資收入分配問題
從世界范圍來看，企業中的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的實際分離，使得勞資博弈的結果必然是企業內生產資料控制者全方位的勝利和勞動者尤其是底層勞動者毫無保留的慘敗。社會體系內，中國以權力為核心的體制和文化的歷史延續，造成了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文化，這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廣大底層人民的貧困為代價的。當以跨國公司為標志的外國資本對中國轉軌深度卷入時，買辦官僚與外資的通力合作造成了國家收入分配總盤子的損失。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收入分配的差異又導致消費需求的失衡，跨國公司乘機搶占了中國富人的消費市場，并把本土企業牢牢固定在世界經濟體系價值鏈的低端。同跨國公司有著利益牽涉和文化認同的買辦官僚與精英集團利用各種手段蓄意打壓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使得本已生存艱難、利潤微薄的本土企業無法提升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中國底層勞動者也就變成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底層，從而陷入一個難以自拔的貧困循環。一方面，中國企業本身和其中的眾多勞動者以及官僚體系下的廣大民眾成為了國際市場上的勞方，被迫構成了發達國家的福利生產集團；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憑借雄厚的資本而成為國際市場上的資方，輕而易舉地掠走了本該用于我國自身收入分配的巨額財富。
化解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社會體制、機制改革
（一）完善工會組織而使勞資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
針對企業中實際存在的勞資對立以及由此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其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了一種勞方能夠對資方產生抗衡和博弈的機制。此時，代表全體勞動者共同利益聯盟的工會應該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并且只有當工會的影響大到足以威懾到資方利益時，例如罷工，才能使勞資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由于我國工會組織沒有談判職能，所以工資水平總接近于資方的期望值，加上勞動者間相互的就業博弈，就形成了很低的工資收入水平。相反當工會組織的力量很強，能夠采取罷工等手段來提高工資時，則勞力市場將形成供需雙邊壟斷，通過協商確定的工資接近于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工資。如果資方接受了充分體現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高工資、低利潤”的分配制度，那么資方的財富就會向下層民眾涌流。收入分配的改善直接影響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廣大勞動者收入增加引起消費需求增加，導致社會生產增加，進而促進投資需求。
公平的收入分配使中低收入階層在滿足消費需求的同時，能夠逐漸加大資金積累力度，使得具有較強功利性和自發性的民間個人投資，特別是實業性投資成為可能。消費和投資的雙重影響不僅提高了全社會的就業水平，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工資水平的上升，還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而促進整體經濟增長。可以看到，企業內勞方工資水平的高低對于收入分配問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切實可行的增加勞動者收入的關鍵點在于企業中的工會，鑒于我國各級工會職能上的先天不足，工會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應該以保護勞動者利益為出發點，在國家法律保障下，由勞工自主組織的民間組織，擁有勞方代表與資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職能。勞方進行談判的資本是采用罷工，用罷工迫使資方。對罷工損害與爭取利益的比較，能測度勞資雙方是否愿意繼續斗爭和控制勞資利益調整是否合理，并讓勞資雙方做出妥善的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工會如何帶領勞方有理、有利、有節地與資方博弈，從而使勞資雙方的力量大體均衡，是企業內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最有效途徑。
（二）破除權力壟斷以建立各階層平等博弈的社會治理機制
由權力壟斷形成的社會政治資源的壟斷，在社會體系內拉開了直接生產集團和非生產性集團的收入差距，制造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政治市場與商品、生產要素市場是相同的，在無法明確政治資源與政治產品所有權的情況下，競爭對于促進政治市場運作效率尤為重要。通過投政治票而配置政治資源和生產政治產品的方式，與通過投貨幣票而配置經濟資源和生產經濟產品的方式同樣會產生激烈的競爭機制，促使國家權力的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政治市場上最有效的競爭是讓每一個消費政治產品，即受到國家權力影響的人都參與國家權力的生產。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允許直接生產者以議價方式交換自己的經濟剩余，那么勞動者的產品價格就會以市場供求關系的方式來確定，而不是被再分配者通過“非市場貿易”的方式以較低的價格拿走。那些不具有再分配權的勞方可以通過經濟體制中不斷增加的交易以及由此而來的類市場關系最大程度地獲益。但是，政治體制改革遠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造成了政治權利對收入分配的過分介入，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攤的改革成本，過多地由無權無勢的勞方承載；本應由全社會合理分享的經濟成果，過多地被掌握再分配權的資方瓜分。所以，我們必須打破傳統一元支撐的社會，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核心，讓民眾真正掌握政治資源，使生產性集團不再依附于權力，讓權力退出對社會物質資源的分配，建立由各階層為各自利益平等博弈的一套有效的社會治理機制，從而形成代表勞方的直接生產集團和代表資方的非生產性集團之間的制衡格局。
（三）建立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三重社會結構
自由市場經濟的本質內涵是將生產者的勞動表現與勞動收益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一種經濟體制，而國家運用行政權力的強行干預勢必造成官家市場經濟的出現，即被調節民眾的集體收入和福利水平下降。如果說這種國家調控不可避免，其根本原因是中國缺少一種現代化的三重社會結構。我國社會傳統的二重結構可概括為發達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層結構和流動性強且分散化的下層結構，正是在上下兩層結構之間缺乏嚴密而有效且富于協調功能的中間結構，才使得經濟生活必須由國家來調整以及由此帶來的產權保護缺位。一方面是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是分散的經濟個體，國與民、強與弱之間失去了有緩沖性能的中間力量，導致經濟壟斷現象層出不窮。
如果能夠建立一種與自由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三重結構：國家通過供給制度產品保護產權而不直接介入經濟過程實施控制，商人、企業家和其他經濟組織則自愿支付一定的稅費來購買制度產品并消費國家的產權保護。這樣，以企業家、銀行和許多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以及產權結構、市場結構和法律結構等制度構成了完善的中間結構，從而形成制度的三重結構。中間結構既對國家的行政權力有實質性的司法審查，也把對部門和產業間的強制調配還給了自由市場。除了因行政權力而獲利的體制內成員外，在國家調控下的廣大利益受損群體和中間組織自然贊成這樣的三重結構。“大社會，小政府”的三重結構使社會分層機制的變化為市場中的勞方開辟了不為國家控制的新的收入分配渠道，使新的經濟精英能夠獲得更多的權力和財富。
（四）充分發揮以工資收入為主的中產階級作用
資本壟斷在使資本精英集團輕易獲取利益的同時卻讓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僅夠維持基本生活所需。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和依靠自身力量難以改變弱勢地位的現實，不僅嚴重損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更關鍵的是它阻礙了一個有利于優化社會整體收入分配格局的階級集團的形成。這個集團就是中產階級：他們一般具有合法且穩定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并具有較強的社會認同感和社會影響力。從本質上說，中產階級的形成和逐步擴大，是促進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良性互動的重要力量，他們在政治上被看作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在經濟上是促進消費和內需的重要群體，在文化上是承載現代文明的主體。如果中產階級不能在整個社會體系內占較大比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將是不可避免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很難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環節就是要區分中產階級與資本壟斷者的不同，防止前者成為后者的替罪羊：前者是生產資料的使用者，主要靠儲蓄來積累財產，他們是從底層一步步奮斗上來的。而后者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靠資本壟斷來聚斂財富，倚仗的是資本代際轉移。所以，以工資收入為主的中產階級收入規范化程度很高，他們的勞動收入不論高到什么程度，都不應列為重點稅控的對象。中產階層對上承載著上流精英，對下聯系著社會底層，社會體系內勞資收入分配矛盾的解決需要這個中間層。我們必須防止資本壟斷者利用經濟增長中的兩極分化過多地占有資源，從而限制中產階級發展的空間，并鼓勵越來越多的人進入到這一階層。
開放體系下收入分配新格局的建立
開放體系下的中國，各派利益集團林立：企業內部的生產資料控制者和普通勞動者，社會體系內的政治、經濟與資本壟斷者和廣大民眾，國際市場上的跨國公司和本土企業。我國正在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一）勞資對抗的緩解有助于提高生產力和企業競爭力
資方充分考慮到工會運用罷工或其他手段可能帶來的利潤損失，自然會讓出一部分利益給普通職工。于是，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升不僅提高了工作的積極性還能增加對商品的消費，消費又促進企業生產品質量的提升，轉化為企業生產力。這樣的循環在解決企業內勞資收入分配問題的同時，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本土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民營資本吸納過剩人口、交納各種稅費，推動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它們正在扮演著中國經濟史上從未出現過的重要角色。即當農業經濟退居三線，國營工商業正在退居二線，而民營工商業和非國有資本控制下的企業正在成為國民經濟和財政稅收的主要支柱。
民營企業自身良性而協調的發展帶動了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從而奠定了讓它們對抗強大的跨國公司成為可能的微觀基礎。相對而言，公有制經濟下的國有企業由于自身關系的復雜性，很難預料其參與國際競爭的成敗，但在解決了企業內部收入分配問題后，至少能緩解企業對銀行、銀行對財政的倒逼機制。理清了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再低效的國企運轉機制每年能夠避免上千萬的呆壞帳，當銀行減少了通過“轉貸”等方式向企業輸血的無奈之舉，就能進一步降低銀行自身的呆壞帳比率，于是銀行能夠放寬貸款的限制，并由此擴大投資規模。投資規模的擴大使國內需求旺盛，財政的稅收基礎增加，由此政府對于稅收額度的減少又能進一步刺激投資。所以，國企的良好運作在一定程度上能為民間投資鋪平道路，國企成為民企的后備軍。
（二）打破權利壟斷意味著政治壟斷、經濟壟斷和資本壟斷的瓦解
再分配者必須考慮政治市場上的人心向背，從而對經濟剩余的分配趨于合理；三重結構的完善使自由市場調節更為人性化，產權制度更為法制化；中產階級的擴大讓資本壟斷者的財富向下流動，而底層勞動者個人向上升級。以上三者的良性變動不僅為本土企業向跨國公司發起挑戰掃清了宏觀障礙，還為社會體系內的勞方提高了國民待遇。政治權利的均勻分布讓以犧牲本國人民福利來換取國際尋租利益變得困難，從而最大程度上奪回收入分配總盤子的損失。
自由市場經濟具有平民性、民主性，它是培植具有核心競爭力的本土企業的沃土。在其中，任何生產集團的經濟主權都能得到充分尊重，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所有者的產權，提高了創業者的積極性。三重結構的現代化體系營造了一個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更低，利益分配更公平的制度環境，中國企業在優勝劣汰的競爭環境中，踏上了分工和進化的良性軌道，并逐步熟悉和接受了世界通行的規則體系。中產階級是整個社會的穩定之源，如果說資本精英與普通勞動者的深刻對峙，蘊藏著巨大的政治、社會危機，那么中產階級的穩步發展則是化解這一危機的重要途徑。雖然資本壟斷集團盤踞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使之居于正統和主流的地位，但中產階級的性質決定了道義和民心的歸屬，民眾對中產階級這一階層的廣泛支持和向往保證了社會環境穩定和國民素質提高的必然性。
（三）國內收入分配問題的緩解改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處境不利的被動局面
高收入者收入水平的降低能削弱其對高檔進口品的依賴，而本土企業自身生產力的提升又能吸引他們對本土品牌的嘗試，從而把跨國企業占領的中國市場搶奪回來，讓國內消費利潤轉化為本土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提高本國人民福利的資金來源。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善為福利生產集團創造了一個可控制的、可靠可信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良性競爭的政治法律環境。這樣的環境是對所有人和經濟實體的理解和尊重，它不會以犧牲環境資源和國民健康為代價來換取經濟收益，更不會為吸引外資而肆意降低生產要素成本造成歧視競爭。從世界體系內來看，以上兩者相互促進使得中國本土企業和廣大國民不再受制于以跨國公司為標志的國際資方，國際市場上的勞資收入分配格局將重新整合。此時，懷有高度國家認同感的勞動者為自己和整個生產集團積極地創造著財富；作為游離于政府之外的力量，本土企業在對抗跨國公司的實戰中體現著國家競爭力；為適應內外環境而作體制調整的中國將實現經濟正增長與收入差距縮小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