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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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利益調整政策分析

論文摘要：本文針對勞動力市一體化進程中，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形成的兩個主要集團的利益進行分析，從城市政策角度分析兩集團的利益矛盾與沖突，得出兩集團之間并未形成“零和博弈”，且農村移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的結果。并據此分析這一結果產生的制度與政策原因，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議。

1.街時期城市勞動才市場的兩大利益集團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我國國內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勞動力流動政策也在改革中不斷推進。先后經歷了1979^-1983年的控制流動時期(實施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1984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助。許流動時期(國家允許農民自籌資金進城務工經商);1989-r1991年的控制盲目流動時期(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局部調整);1992^2000年規范流動時期(實施就業卡管理及小城鎮戶籍制度)。

進入21世紀，我國的勞動力流動政策又發生了更為積極的變化。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如(關于進一步開展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工作的通知)(2000)(關于做好2002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的意見)(2002)等取消勞動力流動限制的政策;(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2001),(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意見)(2003)(關于進一步做好改善農民進城就業環境工作的通知)(2004)等勞動力流動配套改革的措施。這些變化表明，中央政府及有關部門在改革城鄉分割體制，推動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等方面已經邁出了實質并卓有成效的步伐。可以說，城鄉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已經進行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然而，勞動力市場種種約束的放開，必然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上原有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發生轉移，其矛盾將更加尖銳化，使得政府的調節機制面臨更大的挑戰。

兩集團的界定。在“戶籍制度”下，勞動力市場按勞動力的不同身份大體劃分為“城市階層.和“農村階層”。在這種制度下，“城市階層“高于“農村階層”，原因在于城市是經濟的“天堂.，而農村則是經濟的“地獄“(Knight和Song,1999)0隨著勞動力流動政策的日益松動，“城市階層’和“農村階層“不僅地井始發生變化，而且不同階層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繼國營部門的“鐵飯碗’找破以后，90年代后期，“國有企業重組“、“下崗分流”等激進的城市改革使得曾經位于高位的“城市階層’開始降位。在“農村集團’中約有1億多農村人口在城市就業，既使在農村也有維三分之二的農戶從事非農生產(Song和Appleton,2004)。可見，從就業角度看，“城市階層“和‘·農村階層“的界限已經模糊。

因此，在原有的階層上又出現了新的兩個集團，即“城市下崗失業集團’與“農村移民集團”。“城市下崗失業集團”專指戶口在城市，男性16^60歲，女性16-r55歲m，企業下崗及社會新增失業人群。2004年城市下崗和失業人群合計1009萬人，城市失業率5.780om，并呈繼續上漲趨勢。

“農村移民集團’專指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向城市轉移的人群。學術界廣泛認為農村約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其中1997~2004年間以年14.9%的增速向城市轉移，2006年農村移民總t已達1.2億。。

兩集團之間的數量差異及競爭與抗衡代表著當前城市勞動力市場主要社會群體的主要矛盾，兩集團之間競爭與抗衡的強弱與結果代表著勞動力市場的外部分環境。

2.兩集團利益關系介析

對“城市下崗失業集團“與“農村移民集團”之間的關系分析，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兩集團之間是否是一種“零和博弈’，即農村移民所得即是城市下崗人員所失?二是，兩集團之間的競爭是否勢均力敵?

2.1兩集團的利益爭奪點。從就業角度上看，利益的競爭焦點主要領集中在就業機會、就業行業和就業收入等三個方面。

2.1.1就業機會。大部分城市下崗人員是通過政府組織重新就業的，且尚未就業的人員依然指望從政府那里獲得幫助。相比之下只有極少t的農村移民可以通過政府就業機構獲得工作。

Grant87526研究項目測算

2.1.2就業行業。從行業分布上來看，下崗人員則大部分在制造業(53.900)，企業性質多為國有企業(6300)或城市集體企業(2900)且擁有長期就業合同。農村移民更多地集中在商業、餐飲業(42.300)與服務業(24.500)，企業性質多為個人業主(60.200)④。2.1.3就業收入。就業收入可以體現在工資收入、住房成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諸多方面。工資性收入隨職業類型而變，存在較大差異。農村移民的平均住房成本比城市下崗人員高出大約四倍;農村移民中享有企業或政府提供的養老金比例低于400，而城市下崗人員享受此待遇的比例為9000;從醫療保險上看，農村移民與城市下崗人員的享有比例分別為900和7700。

2.2兩集團利益關系分析。從上述三個利益焦點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是，兩集團之間并未形成“零和博弈”，即農村移民與下崗人員的就業行業維度并未發生重疊，農村移民被普遍排斥在“優等”工作之外。二是，在兩集團之間的就業機會與就業收入的博弈中，農村移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農村移民的生活質量明顯低于城市下崗人員。因此，城市勞動力市場中，兩集團競爭的實質是“有權益集團”與“無權益集團”的較量，其結果不言自明。

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很多，從政策角度分析:

2.2.1制度障礙。制度的變革將涉及到利益的重新調整與分配。在原有的城鄉分割體制下城市居民的各種基礎設施與社會保障水平遠遠好于農村，且城市規模越大，這種差距就越大。隨城市就業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從利益的變化上看，是農村移民與現在的城市下崗人員爭飯碗、爭奪城市公共資源，甚至會引起城市就業的恐慌。制度的慣性使城市仍然以原有的“城市階層”和“農村階層”的身份決定是否提供福利和服務的公共管理模式。因此，只要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體制依然存在，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農村移民地位的改善難度很大。

2.2.2政策執行。盡管中央政策朝著勞動力公平流動的方向變化，但城市政府的具體政策執行不盡相同。在戶籍管理上、就業制度上、社會保障、教育培訓等方面存在各種歧視。

對于城市政府來說，通過相對“歧視”的政策，控制大量農村移民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將更多的城市工作崗位分配下崗人員，是更容易的，且沒有政治風險的選擇。“數量悖論“舊lson,1985)對這種政策傾向形成的解釋是，農村移民雖然人數眾多，但因居住地分散而導致集體行動中過高的溝通成本，以及由于單個農村移民利益只是整個利益的一小份額，因而造成免費搭車現象，進而導致缺乏政治力量。同時，城市政府的組成人員基本上來自于城市居民(既使是農村移民的后代進入其中，其身份的變化也導致了利益的變化)，因此政府構成的性質也決了城市政府不可能代表農村移民的利益。

3．政策建議

3．1政策的利益均衡。政策的調控往往會影響地方城市政府及相關部門或人群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地方及相關群體對政策執行的反映，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如需進行利益的談判，則應建立各方面利益的代表，特別是農村移民利益的代表或組織。否則既使是好的政策，也會在地方政府的執行中出現偏差。而這種偏差是不能通過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解決的。

3．2政策的可操作性。中央政府在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上往往是總的原則與方向，政策在具體執行及政策的解釋由地方城市政府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制定，這使得相同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區不一致的現象。因此有必要出臺更加明細的實施辦法。對一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地區，應充分考慮到其壓力與責任，進行適當的指導性的地區調整與改革。

3．3政策的監督。政策的落實離不開監督工作。監督的到位不僅可以保證政策的效果，更是樹立中央政策的權威性。因此，應成立專門的組織或機構，對于不合理的、沒有被有效執行的政策，應進行及時的清理現修訂：對于合理的政策要加大監督執行力度。新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