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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經濟時代下,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標志,更是人類文明的精神支柱。文化產業作為一種新型產業形態也成為了我國的精神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的文化新經濟時代充滿了機遇和挑戰,為使我國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能夠有效抵御各種入侵和風險,就需要我們切實加強對內部現實問題的解決,文章將從文化理性的重構與文化產業責任倫理制的落實入手,增強我國文化產業在全球文化產業發展環境下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關鍵詞:文化理性;文化產業;產業生態;倫理對策
一、新經濟時代:文化理性危機及文化產業責任倫理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從萬物中發現并產生了有關主體事物的概念。在宋明時期,程朱理學構建了以“理”為中心概念的理學體系。朱熹也指出離心無性、離性無心的客觀事實。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對理性的認知就已經極為深刻。在西方,理性的概念最早來源于邏各斯(λόγος)。赫拉克利特認為邏各斯是世間萬物的統領,代表著一種理性和智慧,并且邏各斯是人類在進行活動時的準則和根據。邏各斯中所代表的理性和智慧可以主宰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實踐活動。隨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說:求知是人類的本性,人是理性動物,人的德性源于理性功能的卓越展示。1換言之,只有具備完整的理性才能具備高尚的德性。盡管在中西方對于理性的定義有所不同,但歸根結底,理性以兩種形式而存在:認識理性和思維理性。認識理性和思維理性作為理性的兩種形式,通過不同層面闡釋了人類理性的重要性。隨著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的不斷變革,意識形態也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人們思想、價值取向的紛繁復雜,導致人們理性程度的逐漸喪失,進而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倘若此類問題不及時加以解決,將會影響到我國文化前進的方向和發展道路。自2003年9月國家文化部制定并下發了《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文件——將“文化產業”定義為從事文化產品生產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經營性行業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也悄然興起,隨著一系列改革的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也迅速興起,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了產業連鎖效應。正如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也在《啟蒙辯證法》(1947年)一書中率先指出“文化產業”的實質:文化產業的大規模發展是審美的商品屬性昭然若揭,并使審美生產與消費呈現出規?;男?。2在黨的報告中所指出:“沒有文化的繁榮昌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笨梢娢幕a業發展的歷史性、階段性、關鍵性和引領性。誠然,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并非一朝一夕,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40年,這40年是中華文化蓬勃發展的40年,是中國文化產業不斷壯大的40年,是中國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性跨越。這40年是黨引領人民披荊斬棘、風雨同舟、砥礪前進的40年。在這四十年間,不斷地開創著良好的“新局面”,但是也應該看到,在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伴隨著一些問題的產生,這些問題倘若不加以合理解決,將會對文化產業邁向更高臺階產生一定的阻力。問題的產生最大的根源在于文化產業主體“責任”的缺失,德裔美籍哲學家漢斯•約納斯(HansJonas,1903-1993)在其代表作《責任原理——技術文明時代的倫理學》(DasPrinzipVerantwortung:VersucheinerEthikfürdietechologischeZivilisation,1979)中首次提出“責任倫理學”,深刻反思了當時科技技術的發展對于生態和人類所造成的不利影響,為了對人類和人類生存空間的維護,進而把責任推向倫理學問題的核心,把人類存在作為責任倫理學的首要要求。在約翰斯的觀點中他認為人是具有義務的道德理性主體,要自覺承擔當代以及后代的道德責任。這一觀點對當代責任倫理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
當下新型文化產業具有經濟和文化兩種屬性,黨和政府倡導文化產業主體要以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作為價值追求。然而,在文化產業逐步發展推進的過程當中,還存在著很多只顧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的現象,倘若不加以監管和協調必定會引發文化產業生態效益的失衡。當前,我國產業發展問題重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我國部分文化產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理性化程度低,責任意識淡薄,只顧盲目滿足“娛樂化”的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盲目迎合大眾物欲的期待,不能以綠色健康合理的文化產品引導群眾心理需求,公眾長期接觸庸俗、膚淺的娛樂性文化產品,便會逐漸喪失對問題的是非判斷能力,進而也會影響到公民政治素養的提升、共同理想信念的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等也就失去了現實基礎。另一方面,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借助種種強勢手段,向世界各地傳播其文化產品,企圖占領中國的文化市場,再加之,中國文化企業逃避自身對文化的傳播責任,為避免市場風險而大量生產快餐式的低級庸俗文化產品。隨著現代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自媒體作為一種新型文化產業形勢在我國迅速得到普及,徹底改變了以往傳統媒體的生產和傳播方式,盡管自媒體具有時效快、高信息量等優勢,但自媒體的文化生產準入門檻可以說是“零門檻”,與此同時,公眾也可以通過自媒體進行信息的轉發和創作,并且可以針對社會熱點話題實時自由發表個人言論和觀點。同時也導致了一些不良信息的迅速傳播,此類信息一旦持續高速擴張,便會嚴重影響到受眾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進而影響到我國文化意識形態的建設,會直接對我國文化產業的生態發展產生強烈的沖擊。
三、加強文化理性建構與文化產業生態責任倫理的現實途徑
在當前文化新經濟時代下,文化產業的轉型升級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一個大趨勢,我國的文化產業也應該緊跟時代潮流,保持自己的特色不斷創新與時俱進,在發展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當前,我國應盡快加強民族文化理性的構建,加強文化產業生態責任制的落實,才能做到更快將中國更優質的文化產業輸出海外,才能應對并適應未來新的需求。首先,生產獨具“民族信仰”的文化產品,強化民族的理性程度。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深厚的文化資源優勢為我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國家要積極引導企業和公民樹立正確的文化信仰,加強文化認同,增強理性認知,對于紛繁復雜的文化亂象加以剔除;企業要關注大眾需求,面向現實情況,在經濟轉型期,正視人們合理的利益訴求和精神文化需求,與民眾產生心靈共鳴,進而生產出獨具特色又飽受人民喜愛的文化產品,通過這種形式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入腦入心,增強人們的文化信仰,強化人們的理性思維。公民要自覺吸收有益的文化產品,自覺抵制腐朽文化和落后文化的侵蝕。接受健康有益文化產品的熏陶和感染,加強對本民族文化的理性認同,強化理性信念。其次,注重文化產業生態效應,自覺承擔責任創新,促進產業鏈循環發展。所謂的文化產業生態效應即指實現文化產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構建一種和諧、有序的機理系統,要大力聚集高端要素、統籌規劃綠色產業鏈、推動異質性產業集群、堅持產業共生的發展模式。
這種生態模式需要依靠綠色生產來實現,不斷發展綠色新興產業,以創新為前提,深刻把握市場發展規律,依靠科技創新合理配置文化資源,形成一個以文化為主,相關產業為輔的企業群體,在這個產業系統內部實現優質資源、技術等的共享,在環境內部增強企業共識,加強產業內部各環節的緊密,積極引進跨界人才,注重核心人才的培養,提高文化核心競爭力,自覺承擔社會責任體系的建構,增強環保意識和綠色發展意識,以此提高行業的整體水平,進而形成一個可持續的健康的文化產業環境。最后,推動文化理性建構與文化產業生態責任倫理相向而行。在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文化理性的建構和文化產業生態責任制的落實應該同時進行,不能顧此失彼,否則就會遺患無窮。只有人們的理性程度、理性素養足夠高,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才會有一個質的飛躍。因此,在中國新時代經濟的背景下,只有合理處理好文化理性建構和文化產業責任倫理的關系,才能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為我國文化產業的“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撐,才能提升中華民族文化的世界表達力,增強民族文化產業在全球文化市場中的影響力。
注釋:
1.宋希仁.西方倫理思想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7-48.
2.方亮.產業生態系統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思考[J].金融經濟,2018(22):55-56.
3.朱英明.實現產業集群與生態環境“雙贏”[N].新華日報,2018(17):1-2.
4.曹海峰.全球視域下文化認同建構與文化產業發展研究[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1):58-64.
作者:王歡 李景春 單位:燕山大學 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