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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貧困化增長的內涵及其擴展
國際經濟學界對貧困化增長的研究肇始于經濟增長對一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效應,從某種程度上,貿易條件的變化是衡量是否出現貧困化增長的“顯示器”。
在巴格瓦蒂看來,由于技術進步或要素積累增加所導致的實際產出的增加有可能使價格貿易條件不利于正在增長的國家,而且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所造成的損失會超過產出增加所帶來的收益,最終使該國的境況不如從前,即出現貧困化增長。一般來說,貧困化增長滿足下列條件:(1)國家貿易的增長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增加該國出口品的供給(增加其貿易意愿的程度),而且出口品供給的增加必須足夠大,以至能對國際價格發生影響;(2)國外需求對于本國出口品的價格必須是缺乏彈性的,以至于國家出口品供給的擴大會導致其國際市場價格的大幅下降;(3)該國必須是一貿易大國,因為只有貿易大國的進出口數量的變化才會影響其價格貿易條件;(4)該國的國民經濟對本國產品出口存在高度依賴。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一國實現經濟增長后,盡管出口數量有所增加,但其價格貿易條件以更大的幅度下降,這同時又導致了收入貿易條件的惡化,而且,要素貿易條件也將以同樣的原因而趨于惡化。這樣,巴格瓦蒂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情況下的貧困化增長就出現了。
隨著巴格瓦蒂貧困化增長概念的提出,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又有一些經濟學家研究了貧困化增長的各種可能性,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約翰遜。約翰遜提出了貧困化增長的另一種情形,即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情況下貧困化增長的小國情形。他指出,即使對于那些面臨不變價格貿易條件的貿易小國來說,扭曲的關稅同樣會使經濟增長帶來負的福利效果,也就是說,貧困化增長完全可能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發生。由于巴格瓦蒂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情況下貧困化增長的大國情形可能更適合于研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實踐,因此,對于約翰遜情形在此不作詳細介紹。
由于切身感受到了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實踐,我國學者對貧困化增長也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闡述了自己的見解。廖發達認為,衡量一國外貿是否為貧困化增長,一是應從貿易、經濟相互作用的相對長期的動態歷史過程考察;二是要以產業、經濟國際競爭力為標準。由此,他對貧困化增長的涵義進行了深化:在貿易———經濟———貿易的動態過程中,若貿易帶動經濟的機制不健全、動態效益微弱,產業、經濟國際競爭力長期得不到實質性、根本性提高,不僅貿易長期快速增長難以為繼,而且貿易條件將進一步惡化,貿易、經濟將陷入惡性循環的增長(廖發達,1967)。這樣的增長則為貧困化增長。應該說,對貧困化增長涵義的這一深化和擴展,對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本文將在下面的論述中體現這一思想。
二、中國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的實證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中國經濟初步實現了從封閉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軌,迅速成為世界經濟中崛起的貿易大國。盡管要想用短小的篇幅系統地闡述中國對外貿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存在著很大的困難,但鑒于實證分析的需要,仍有必要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作一簡要回顧。反映了1980———1999年中國進出口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以及出口占世界的比重和位次。從表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保持了高速增長,平均高達13·78%;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從1980年的13%上升到1999年的33%,這說明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日趨重要。與此同時,中國出口貿易占世界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0·9%上升到1999年的3·6%,位次由26上升到9。中國的一些出口產品,如紡織、服裝等,在世界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這反映了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具有世界價格影響力。另外,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已經擺脫了低收入國家常有的特征,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導的出口商品結構完成了向工業制成品的轉變(見)。
但是,問題在于,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取的貿易利益是否越來越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呢?或者說,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是否存在貧困化增長呢?對此,我們將從貿易條件的角度和國際競爭力的角度進行實證分析。
(一)貧困化增長:貿易條件角度的審視
貿易條件反映了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后經濟福利的變化。如前文所述,它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貧困化增長的實質即在于三種貿易條件的全面惡化。因此,深入分析貿易條件的變化,即可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經濟福利變化得出一個一般性的結論。反映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1980—1990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并無明顯的惡化趨勢,而1991—1996年則出現一定程度的惡化趨勢。但我們并不能據此就下結論,中國從對外貿易中所獲取的經濟福利是趨于惡化的,因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在兩個時期均呈強勁的增長態勢。原因在于中國出口貿易量的迅速擴張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帶來的損失。再看一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情況。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和要素生產率的相對差距。但是,由于要素生產率的具體指數難于獲得,在此我們用勞動生產率予以近似的替代比較①。是中美日三國部分制造業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比較數據。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所選用的行業基本是中國的主要出口部門,這些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與美國和日本相差懸殊,如紡織部門分別只有美國的2·47%和日本的2·31%,而且這種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明顯改善。考慮到1990年以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要素貿易條件實際上是趨于惡化的,至少沒有明顯改善。
由此可見,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的狀況不容樂觀,而收入貿易條件則出現明顯的改善。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貿易條件的這種變動趨勢是在以下情況下發生的:(1)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已完成了由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的轉變,但由于按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國際分工,制成品部門當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占相當大的比重(見),尤其是紡織、服裝。這說明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仍然很高,而且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的模式必然進一步強化這種結構,使得這些產品產出的增加必須依賴于更大的出口比率,從而使經濟增長出現于偏向出口的局面。(2)由于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占主導地位,而這些產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中國又是一個貿易大國,外貿依存度長期保持在30%左右的高度,中國出口貿易的進一步的擴張必將導致出口價格的下降,從而導致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且,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結構也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世界市場的容量有限,中國的這種出口結構勢必面臨來自這些國家的激烈競爭。換句話說,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數量擴張對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作用會越來越小。由以上分析我們發現,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符合巴格瓦蒂貧困化增長情形的四個條件,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況,則中國有可能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危險。
(二)貧困化增長:國際競爭力角度的審視
國際競爭力是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在此,我們選用產業貿易競爭指數一國某產業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占該產業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來衡量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狀況。如果我們用X表示某產業的出口總額,M表示該產業的進口總額,則產業貿易競爭指數(TC)為:TC=(X-M)/(X+M)如果TC<0,表明該產業競爭力較弱;TC=0,表明該產業雖有一定的競爭力,但不是太強;TC>0,則表明該產業競爭力較強。總之,TC越小,競爭力越弱;TC越大,競爭力越強。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國特定產業外貿競爭力的強弱。是1981———1998年中國出口商品的貿易競爭指數的變化情況。從表中給出的數據,我們觀察到,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呈現下降趨勢,工業制成品則有所改善,但出現波動。這與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由初級產品向制成品轉變的趨勢相符。在工業制成品當中,具備一定競爭力的主要是輕紡等勞動密集型產品(TC2),而最能體現一國競爭力水平的機械及運輸設備(TC3),雖然其競爭力有所上升,但仍呈現出較弱的競爭力。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迅猛,但外貿產業競爭力并未得到根本上和實質性的改變。如果從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衡量,則可以認為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基本是屬于貧困化增長,或者說面臨貧困化增長的危險。
(三)中國對外貿易存在貧困化增長危險的原因分析
早期的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貧困化增長的原因主要是由兩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1)發達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疲軟;(2)發展中國家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口需求持續強勁。而根本原因則是因為經濟中存在扭曲。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的實踐,既要看到中國對外貿易存在貧困化增長危險的一般原因,更應看到轉型期所面臨的特殊原因。
1、外貿體制改革的不徹底性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政策引致型的扭曲,這是中國對外貿易存在貧困化增長危險的根本原因。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外貿體制改革是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的制度保障,但改革的不徹底性卻形成了中國對外貿易貧困化增長的一個特殊原因。這主要是因為,改革尚未從根本上改變傳統體制所造成的市場主體虛擬地位,企業缺乏講求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意識,缺乏提高要素生產率和管理水平的足夠的內部動力,而且,政府的預算軟約束容忍外貿企業低效率增長(張碧瓊,1999)。與此同時,改革也產生了大量的擁有進出口自主經營權的外貿企業,從而使外貿企業過度分散,集中度低,難于形成規模經濟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另外,由于創匯能力成為衡量外貿企業績效的主要指標,更造成外貿企業之間相互壓價,過度競爭,從而致使價格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出口損失增加。這種狀況最終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面臨產出擴張與效率低下的困境。②
2、改革主要遵循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參與國際分工,關注的是如何充分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以促進出口。這種理論導向的結果,一方面使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與國內的生產結構發生了一定的偏離(尹翔碩,1998);另一方面則有可能掉入比較利益的陷阱(洪銀興,1997)。因為中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擴大出口的要求必然使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商品結構中所占的比重進一步增加(見);但產業升級的要求卻使國內生產趨向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這樣出口商品結構和國內生產結構的偏離,既有可能強化現存的產業結構,從而延緩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這實際上是靜態比較利益和動態比較利益的問題),使比較優勢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沒有明顯提高;同時,也使出口得不到強有力的產業支撐,出口增長的持續性得不到保證。中國加工貿易在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恰好能說明這一點。據統計,2002年中國加工貿易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為55.3%,仍占主導地位。但加工貿易對生產技術水平要求不高,因而在推動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高級化方面作用不大;而且,加工貿易附加值低,數量的擴張對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從而彌補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損失作用也非常有限。
3、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必然受到國際環境的約束。貿易大國的定義即在于它能影響國際市場價格。中國作為一個貿易大國,其出口擴張本身可能帶來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而且,在壟斷競爭的國際市場上,中國這種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其比較優勢也很容易被一些因素所削弱,如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跨國公司的內部轉移定價以及以環境技術壁壘和反傾銷為特征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等等。這是中國對外貿易存在貧困化增長危險的外部原因。
三、中國對外貿易規避貧困化增長的現實選擇:競爭優勢導向的發展戰略
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一國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將能獲取最大的貿易利益。但是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一味囿于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掉入比較利益的陷阱。比較優勢可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暫時的貿易利益,但卻無力改變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以避免貧困化增長。新貿易理論發現,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可能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而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都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結果。這無疑為發展中國家從事對外貿易實踐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實際上,新貿易理論家們所言及的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即是競爭優勢的反映。競爭優勢是比較優勢和規模優勢以及技術優勢的綜合狀態。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中,競爭優勢表現為比較優勢;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中則表現為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當代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也表明,一國參與國際貿易可能從一開始就與比較優勢脫節而以非價格競爭優勢的形式出現,從而使實際貿易模式完全建立在競爭優勢的基礎之上。
所謂競爭優勢導向的貿易發展戰略,就是將比較優勢與規模經濟優勢和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在充分發揮本國現有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培育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等途徑實現一個國家出口產業國際競爭力迅速提高。或者說,是一種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張碧瓊,1999)。
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存在貧困化增長的危險。中國對外貿易發展必須擺脫傳統的比較優勢的束縛,從競爭力的角度涵養競爭優勢;同時實現出口結構與國內生產結構的協調發展,走出貧困化增長的困境。因此,實施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貿易發展戰略,就成為中國對外貿易規避貧困化增長的現實選擇。
(一)貿易結構調整中的技術依賴型經濟目標
所謂技術依賴型經濟是指新要素比例模型(先進國家出口較高技術水平的產品,進口較低技術水平的產品;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則與此相反)出現以后,一部分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模仿不斷發動技術創新的發達國家、并嚴重依賴發達國家新技術進口的現象。從技術擴散鏈條所處的環節來看,中國的貿易模式正在由典型的H—O模型向技術依賴型經濟轉換。應該說,這種轉換有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競爭優勢的形成。因為技術創新是形成競爭優勢的根本途徑。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無法提高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技術依賴型經濟的形成,一方面可以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換代,加快出口結構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轉變,從而實現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使國內產業為出口增長提供強力支撐;另一方面,國內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吸收貿易帶來的先進技術,通過“干中學”逐步形成競爭優勢。當然,技術創新的路徑有多種,既可以通過貿易引進、消化和吸收,更要注重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創新。
(二)外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
中國外貿體制改革的不徹底性是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外貿體制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化,其目標應該是促進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首先,深化企業制度改革,改進、改善外貿系統自身的運行機制;真正做到政企分開,產權明晰,構造以股份制為主體的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現代企業制度,確立企業經營的市場主體地位,使企業能夠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從事生產經營和參與國際貿易活動,從而改變傳統體制下外貿企業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和效益的狀況,實現外貿增長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的轉變。其次,促進外貿企業的組織結構創新,獲取規模經濟效應。傳統體制下,外貿企業分散經營,過度競爭,嚴重削弱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從提高外貿企業經營效益的角度上來講,組建大型外貿企業集團,適當提高行業集中度可能是一種現實選擇。
(三)積極參與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為更多地分享貿易利益提供制度保障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貿易大國,中國的貿易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環境的約束。因此,積極參與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為貿易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條件無疑為中國更多地分享貿易利益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可以更好地發揮貿易大國的作用,同時積極維護自己的正當貿易利益。另外,作為世貿組織成員,中國也必須適時調整貿易政策,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關稅減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改革以與國際規則接軌。當然,也必須考慮到產業的具體情況,在世貿組織框架范圍內采取適當的保護政策。
(四)提高國際競爭力的綜合經濟戰略
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具體方針政策不僅包括貿易政策,更涉及到國民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是一項宏觀的綜合性工作。如盡快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制定適當的產業政策,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人力資源的開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