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差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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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觀點綜述
中國和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兩大經濟體,影響著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中美之間的貿易問題長期以來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近年來,中美貿易的格局基本是以中國整體對外貿易順差不斷上升、美國整體對外貿易逆差不斷攀升為基本背景,而中美之間的貿易結構是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逐年上升為顯著特征的。巨大且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給中國的國際貿易環境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第一,加劇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尤其是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第二,為以美日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對人民幣升值施壓提供了口實;第三,使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陷入因內外均衡的沖突而左右為難的窘境。因此,探究中美貿易順差形成的真實原因,從而重估中美間的貿易差額的真實情況,有利于化解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嚴重的國際壓力,為中國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
中美之間的這一貿易格局引起了政策層、商界和學界的極大關注,并進行了許多政策性和理論性的討論,提出了爭議極強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由于人民幣人為地維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從而導致了中國對美國不斷上升的貿易順差。這種觀點主要集中在政策界,尤其是美國的政策層,而理論界深入系統的研究較少。Chou(2000)是學界少有的系統分析中美貿易與人民幣匯率關系的學者,但他的研究局限于匯率波動與貿易余額之間的關系。中國學者如張曙光(2005)、盧向前等(2005)以中國對世界的貿易,而不是中美間的貿易為對象,研究匯率與貿易差額之間的關系,計量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對進出口額有顯著影響。但李稻葵等(2006)的評價認為張曙光沒有考慮到時間序列的單位根問題,而盧向前雖然考慮了單位根,但使用簡單的最小二乘法回歸是不合適的。李稻葵等(2006)的進一步研究發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變化對于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以及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的變化都沒有任何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在對國際市場出口(包括對美國出口)方面有大量的政策鼓勵和制度激勵,人為地導致大量的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相反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受到了種種政策性和制度性的限制,以至于美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阻力非常大,致使兩國貿易不平衡。這一觀點也主要集中在美國政策層,認為中國實行了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然而統計數據顯示,在中國同樣的貿易體制和政策下,中日和中韓的貿易結構并沒有出現中美貿易那樣大規模的變動。如中日之間在2002年由貿易順差變為逆差,而中韓之間的貿易逆差一直在擴大。
第三種觀點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中美兩個經濟體儲蓄率的不同所導致。這是美國的宏觀經濟儲蓄率近年來不斷下降,而中國經濟的儲蓄率不斷上升的結果,因為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一國的貿易順差的本質就是儲蓄過剩,逆差就是儲蓄不足。如李揚(2005)認為,以中國高儲蓄率和美國低儲蓄率為特征的中美兩國宏觀經濟失衡導致了中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增長。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中國人的高儲蓄支持了美國的高消費。李稻葵等(2006)通過比較復雜的計量經濟分析,認為中美兩國相對儲蓄率的變化導致了中美貿易余額的變化,并且分析出了貿易余額變化的95.45%由中美儲蓄率差異帶來,美方因素則占總體的78.11%。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那就是到底如何計量儲蓄率。中國目前專門針對儲蓄率問題進行的研究很少,很多人(包括學者)對儲蓄率概念產生了誤解。我們平常所講的儲蓄實際上是貨幣銀行學中的一個概念,即儲蓄存款,它是一個存量,而在經濟學中所講的儲蓄是一個流量。經濟學中與貿易收支相聯系的儲蓄概念,實際上是國民儲蓄,而不是國內儲蓄,更不是居民儲蓄。同時中國國內所引用的儲蓄率與國際慣用的儲蓄率在計量方法和統計口徑上不一致,因而中美之間儲蓄率差異的可比性是令人懷疑的。任若恩等(2006)利用美國NIPAs中的儲蓄率計量方法和口徑對中美之間的儲蓄率進行重新核算,發現中美之間的儲蓄率差異并沒有那么大。然而很多學者在討論中美兩國儲蓄率的差異時,用中國的國內儲蓄率同美國的居民儲蓄率相比較,從而得出中美兩國儲蓄率相差巨大的結論,并將其認為是產生中美貿易順差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據開放條件下的國民收入核算理論,應該是儲蓄—投資缺口才與貿易收支差額相聯系。盡管統計數據顯示出中國儲蓄率確實很高,但同時中國的投資率也是非常高的,因而儲蓄—投資缺口并不一定很大(周加來等,2006)。
第四種觀點在關注中美貿易失衡時,主要解釋為什么中美之間所報告的統計數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他們認為中美貿易不平衡被夸大了,其原因是由于進出口統計的產銷國原則、進出口計價因素、香港轉口貿易因素、服務貿易因素等所導致的。如Fung等(2006)認為,應該在現行中美貿易差額統計的基礎上作如下四項調整:一是船邊交貨記錄原則轉化為船上交貨記錄原則及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調整;二是通過香港或其它地方的轉口貿易扣除;三是轉口貿易加價;四是服務貿易調整。經過四項調整之后,他們測算得出中美2005年的貿易差額應該為1707億美元,這高于中國海關的統計(1142億美元)而小于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16億美元)。而Schindler等(2005)在分析中美貿易差額時,尤其強調香港在中國轉口貿易中的顯著作用,他們認為現行的報告數據并沒有反映這些,因而誤解了中國的進出口實際情況。他們經過重新測算后認為,2004年的中美貿易差額在530億美元到1290億美元之間,低于美國的統計而高于中國的統計。但他們研究的重點是解釋中方和美方所報告的數據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而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深層次原因和問題的解決缺乏深入的探索。
第五種觀點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以及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中國處于產業鏈的下游,使得現行的貿易統計體系不能很好地反映國際商業活動,從而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如郭彥英(2005)強調國際產業分工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影響,認為中美貿易差額的不平衡實質是國際產業分工所處位置高低導致的利益分配鏈條上的層級關系;而賈懷勤(2006)和李月芬(2006)認為,在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使得傳統貿易統計背離了國際交易當事方利得。這種觀點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所在,為本項目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基礎,但是沒有提出更為具體的更具說服力的數據。而姚枝仲等(2006)雖然提出了“中國國民對外貿易差額”的概念,并進行了一些很粗略的估算,但只能說明中美貿易差額形成的深層次原因,而無法真正揭示在新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中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
因而在引進美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的前提下,以所有權為貿易統計原則,通過捕捉FDI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本文發現中美貿易順差大部分是由外商直接投資所致,從而正確評估中美貿易不平衡,使得理論界、實務界以及決策層對中美貿易不平衡有一個更加科學合理的認識。
二、美國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的四種國際商業活動差額
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即按照資產的“所有權原則”而不是“產地原則”來統計對外經濟活動的數據美國商務部經濟普查局基于海關申報表的關聯方進口貿易定義為直接或間接擁有6%以上表決權股份的關聯公司間的進口貿易,關聯方出口則定義為直接或間接擁有10%以上表決權股份的關聯公司之間的出口貿易。。“所有權原則”能夠很好地彌補“產地原則”的缺陷,如海外附屬機構反向母公司所在國銷售這種“跨境”而實際上并不“跨國民”的公司內部交易,以及海外附屬機構在東道國銷售這種并不“跨境”但“跨國民”的交易(吳海英,2006;萬光彩等,2007)。而且在“所有權原則”下,也能夠較好地克服國際生產網絡中中間品交易的重復計算問題,如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其要素投入時,其最終產品形成過程中的中間產品在跨國公司內部流動時,“所有權原則”就避免了“產地原則”下的重復統計問題。
美國由于最早意識到現行貿易統計體系的缺陷,因而啟用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作為對現行體系不足的補充。早在1989年,美國的貿易統計專家就提出建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的構想,并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啟用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框架(李月芬,2006)。但美國并沒有拋棄傳統的貿易統計體系,而是在傳統貿易統計框架的基礎上,用以所有權為基礎的統計體系作為經常賬戶的補充賬戶。這個被稱之為“一個基于所有權統計框架的美國經常賬戶(AnOwnership-BasedFrameworkoftheU.S.CurrentAccount)”的報表,其基本結構如表1(Lowe,2008)。通過表1,我們能夠測算出美國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的四種國際商業活動差額。
第一種是經常賬戶差額,這是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傳統差額,它等于表中的line1-line21+line41,即,表1中的第1行“貨物和服務出口及收入”減去第21行“貨物和服務進口及支出”加上第41行“凈單邊轉移”。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經常賬戶差額為-8114億美元。
第二種是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它等于表中的line3-line23,即,表1中的第3行“貨物和服務出口”減去第23行“貨物和服務進口”。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貨物和服務貿易差額為-7585億美元。
第三種差額是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得出的一個新的差額,稱之為“貨物和服務、來自附屬公司銷售凈收入的差額”,它的計算公式為:line2-line22。即,表1中的第2行“貨物和服務出口、來自美國海外附屬公司的銷售凈收入”減去第22行“貨物和服務進口、向外國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美國凈支出”。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這一差額為-5843億美元。
第四種差額也是基于所有權統計原則下得出的一個新的差額,我們稱其為“外國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它的計算公式為:line8-line28,即,表1中的第8行“來自附屬公司銷售的美國母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收入”減去第28行“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表1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這一差額為1742億美元。
第四種差額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是現行貿易統計無法反映的部分。但是它卻真正反映了美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所獲得的利益。在現行基于產地原則的統計框架下,由于無法正確反映跨國公司通過附屬機構銷售,因而不能真實反映一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收益。而在美國基于所有權的統計原則下,通過表1第8行中的“來自附屬公司銷售的美國母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收入”項目,記錄美國跨國公司母公司的海外附屬機構在外國商業活動所獲得的凈收入。它等于海外附屬機構的銷售收入減去該附屬機構直接從美國購買的貨物和服務,再減去應計入別國的成本和利潤(如附屬公司雇員的報酬支付等),再減去向同一美國母公司的其它附屬機構的銷售。表1的數據顯示,2006年美國的海外附屬機構獲得的凈收入為3102億美元。同時,通過表1第28行中的“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項目,記錄外國母公司在美的附屬機構在美國從事商業活動所獲得的投資凈收入。它等于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的銷售收入減去在美國附屬公司直接在海外購買的貨物和服務,再減去應計入美國的成本和利潤(如在美附屬公司雇員的報酬),再減去對同一母公司的其它在美附屬公司的銷售在完整的“基于所有權的美國經常賬戶”中,記錄有美國母公司海外附屬公司經營活動的具體情況,而且該賬戶還記錄了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經營活動的具體數據。。表1的數據顯示,美國2006年向在美附屬公司購買的凈支出為1360億美元。這兩者的差額就構成了我們所定義的“外國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
三、美國貿易逆差被夸大了多少?
由于同跨境貿易一樣,跨國公司通過附屬公司銷售產品和服務也是一國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的重要方式。因此,現行的僅僅統計跨境數據的國際貿易差額,并不能真實反映一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獲益。因而在“原產地”原則的跨境貿易統計基礎上,考慮到那些“跨境”而不“跨國民”以及“跨國民”而不“跨境”的商業活動收入,才能夠真實反映新形勢下國際商業活動的真實圖景,而這就是基于所有權貿易統計的實踐意義。根據這一統計原則,我們在國際收支平衡表貿易差額的基礎上加上“外國直接投資凈收入與凈支出差額”,這樣就得到基于所有權原則調整后的貿易差額。根據調整后的差額數據,我們發現被極力渲染的美國外部不平衡實際上被嚴重夸大了(如表2)。表2的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美國的貿易赤字平均被夸大了25%左右。然而這一基于所有權的更科學的貿易差額數據,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基于產地原則的貿易差額數據仍然是政府、政治家和媒體衡量國際商業活動的惟一標準。
四、所有權原則視角下的中美貿易失衡
由于現行貿易統計體系在統計外國附屬機構這種更為重要的國際商業活動數據上的無能為力,那些FDI流入大大超過流出,以及處于國際網絡分工下游的國家,其貿易差額的現行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因此這些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FDI大量流入的國家,應該考慮建立一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體系,從而能夠更加科學合理地評價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情況。而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經驗是我們最好的借鑒。實際上,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收集海外子公司的經濟活動數據,并不斷地對其進行豐富和發展,這是美國能夠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啟用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框架的前提。然而在中國建立這樣的體系還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大的挑戰是有關跨國公司經營活動數據的缺乏。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商務部自2004年起開始公布有關FDI經營活動的數據,并正在為建立和不斷豐富這一數據庫而不懈努力如自2004年起,商務部開始《中國外商投資報告》。。
(一)基于所有權原則的中美貿易
由于目前中國在相關數據統計上的嚴重缺乏,因而不可能像美國的“基于所有權的經常賬戶”那樣,能夠準確捕捉跨國公司經營活動數據。因此我們基于所有權的統計思想,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差額的基礎上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調整。我們的目的是想在現有的數據上反映FDI對跨境貿易的影響,而這正是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原則在中國的應用。在所有權的統計原則下,現行貿易統計差額應該在以下幾方面作出調整:
第一,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下,中國海關不能區分哪些是中國公司對美國進出口,哪些是外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對美國的進出口。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外國(包括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通過中國海關對美國的進出口。
第二,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在中國當地銷售和購買等經濟交易,實際上發生了所有權在“中國國民”和“美國國民”之間的轉移,但由于這種交易沒有跨越中國國境,因而中國海關無法統計這些數據。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美國母公司在中國的附屬機構在當地的銷售和購買。
第三,中國海關無法統計中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在美國當地的銷售和購買交易,而這些交易導致了所有權在“美國國民”和“中國國民”之間的轉移,因而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中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公司在美國當地的銷售和購買。
第四,在現行的跨境貿易統計下,中國海關不能區分哪些是外國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通過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哪些是美國公司對中國的進出口。因此在所有權原則下,應該在現行跨境貿易統計中考慮外國母公司在美國的附屬機構通過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
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中國母公司在美附屬公司而產生的貿易規模很小(姚枝仲等,2006),因而這里我們將其忽略如2004年,在美國的中資企業反向中國的出口只有46億美元,而同期在中國的美資企業反向美國的出口額高達530億美元,兩者相差12倍多。。在上述調整原則的基礎上,我們得到一個更加簡化的基于所有權的中美貿易關系圖(如圖1)AA表示整個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國的進出口,而CC僅表示外商直接投資企業中的美資企業在當地的購買和銷售。。圖1中AA和BB表示海關所統計的中美跨境貿易。然而如果以所有權為統計原則,則跨境貿易中的AA路徑就不屬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權貿易,因而應該在中美跨境貿易差額中減去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美國所發生的貿易差額;另一方面,在所有權原則下,圖1中的CC路徑屬于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所有權貿易,它雖然沒有跨越國境,但發生了所有權的轉移,它相當于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實現的進出口,因而必須在中美跨境貿易差額中加上中國當地企業與在華美資企業之間發生的交易(賈懷勤,2006)。這兩方面的調整概括在下面的調整公式中:
TBownership=TB-NXFDI+NXADI
上式中,TBownership表示調整后的中美貿易差額,TB表示現行統計體系所統計的中美貿易差額,NXFDI表示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凈出口(即AA路徑的交易),它等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減去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從美國的進口,NXADI表示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本土實現的對中國的“凈出口”(即CC路徑的交易),它等于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的銷售減去在華美資企業從中國購買的中間品投入。
(二)FDI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根源
在上面調整公式的基礎上,我們搜集了大量的權威數據(如中國海關數據、美國商務部數據以及中國商務部外資統計數據),從而對中美貿易差額進行調整,其結果如表3。表3的數據顯示,盡管中美貿易順差由2000年的297億美元上升至2005年的1142億美元,但是經過所有權原則的調整后,中國所有權企業與美國所有權企業之間貿易差額基本保持平衡。因此現行海關統計的中美貿易順差并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姚枝仲(2006)將我們調整后的中美貿易差額稱之為“中國國民貿易差額”,以說明哪些差額是由中國人造成的,哪些差額是由外國人造成的。而“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劃分是通過“國民”原則而不是“居民”原則。。
表3顯示,自2000年以來,中美貿易差額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中國海關對美國的凈出口。如,2005年中美貿易順差1142億美元,而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凈出口就高達800億美元,占全部順差的70%,而2004年的這一比例更是高達73%,其它年份也都在65%以上。而在全部外商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中,在華美資企業向美國的出口是主要部分。根據中國商務部的《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0年至2004年,在華美資企業對美國實現的出口分別為181、185、257、351、553億美元,在所有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美國的出口中所占比重平均高達63%左右,而2004年更是高達70%。這說明自2000年以來,在華美資企業反向本國的出口是中美貿易順差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表3的數據還顯示,在華美資企業利用FDI的“綠地”投資方式繞開各種壁壘,而通過附屬機構在中國當地銷售產品和服務,也是中美貿易順差的原因之一。如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據,2000年至2005年,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當地分別銷售了299、364、467、588、750、1076億美元的商品,盡管它們也在中國購買了中間投入產品和勞務,但是中國的外資優惠政策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在華美資企業在中國獲得了大量的凈收入。如2004年和2005年分別獲得了225億美元和323億美元。因此美國母公司通過FDI,在中國銷售產品和服務,把中國原本要從美國進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加工,在當地銷售,從而降低了跨境貿易下中國的進口數據,進一步虛夸了跨境統計中的中美貿易失衡程度。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兩點主要結論:
第一,在FDI使得國際商業活動變得越來越無國界,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發展,其海外附屬機構銷售已經成為一種更為直接和有力的市場準入方式的國際環境下,現行的以“物品跨境”為統計原則和通過“報關登記”的數據采集方式的跨境貿易統計體系,已經遠遠不能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新變化,因而需要構建更加合理的貿易統計新體系。而美國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啟用的基于所有權的經常賬戶補充統計體系,適應了跨國公司海外附屬公司大量從事國際商業活動的發展趨勢,因而更加科學合理地反映了參與國際商業活動各方的實際利得,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中間產品交易所導致的重復統計問題。本文在這一統計原則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進行調整,發現美國貿易赤字自2000年以來平均被夸大了25%。
第二,在基于所有權的統計思想下,我們通過區分產生中美貿易順差的資產所有權歸屬,發現中美貿易差額中源自“中國人”的順差,自2000年以來基本不存在。更進一步研究發現,現行統計體系下的中美跨境貿易順差70%源于FDI。FDI一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國的貿易順差,另一方面把中國原本要進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生產和銷售,把原本從其它國家出口的貨物,變為在中國加工后再出口,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國的跨境貿易不平衡。而在中國的FDI對美國的出口中,在華美資企業反向其母國的出口,占了最大的比重。因而在華美資企業是造成中美貿易順差的重要根源之一。另外,通過FDI的經營活動,美國母公司通過在中國的附屬公司向當地銷售商品和服務,而獲得大量的直接投資收益。這在現行的產地原則統計下,是無法反映的。
因此,為了能夠更科學合理地反映中國參與國際商業活動的實際利得,改變現行統計體系給中國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國應在現行海關跨境貿易統計的基礎上,盡快建立一個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據此,我們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
(1)盡快建立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微觀數據庫,該數據庫不僅包括在中國的FDI企業,還包括中國“走出去”的國外直接投資企業。中國商務部雖自2004年開始公布《中國外商投資報告》,然而其所涉及的指標均為宏觀經濟指標,如“各領域吸收外商投資情況”、“外商投資流入的國別或地區”以及“FDI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等。而對于外國附屬公司的經營情況的微觀數據,卻沒有進行相應的統計。因此要建立以所有權為基礎的貿易統計體系,首先必須建立這樣的數據庫,它既能收集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中國經營活動指標的數據,又能夠收集中國國外直接投資企業在外國的經營活動數據,并且要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一數據庫。
(2)數據庫的建立和豐富應多部門協調運作。鑒于商務部在外資統計上的基礎性工作,應該在現有數據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有關FDI經營活動的微觀數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放棄海關的統計數據,而應該以海關數據庫為基礎。因而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體系并不意味著放棄現行的基于產地原則的跨境貿易統計體系,只有將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反映參與國際商業活動各方的利益。
(3)必須重新審視中國的外資政策。現行的外資政策是在中國資金匱乏,尤其是外匯短缺的特殊背景下制定的。它曾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現在它已經成為造成中國對外貿易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