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視角審視中美貿易摩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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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摩擦從現象上看呈現出的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但從更深刻的層面看,中美貿易摩擦實質上是中美兩國文化的沖突和摩擦,尤其是價值觀的沖突和摩擦。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有意無意地左右和控制著中美貿易行為,因此,治理中美貿易摩擦應該從這一更深層次上展開。
一、一國文化決定著一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
一個國家的文化是由這個國家的傳統習俗、價值觀、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哲學思想、思維方式、生存方式、民族人格心理等因素整合生成的。其中價值觀起著核心作用。①一個國家的文化滲透到國家意志、國家利益、國家行為、外交政策之中,形成國家的整體形象。傳統意義的國家利益是指國家的生存、權力、安全和財富,以及與之相關的疆界、人口、資源、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物質要素。但國家利益不是由物質界定的,而是由一國文化理念、價值觀念界定的。
按照建構主義的觀點,國家對其利益的界定取決于自己歷史、文化和傳統,以及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響。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一定或不主要是來源于物質利益上的增減,而是來源于文化的不同、價值觀念的差異。例如,從物質的角度就無法解釋美國為什么害怕一個貧窮的朝鮮擁有核武器,而不怕英國擁有核武器。對此的合理解釋只能從文化理念角度、從價值觀念去尋找。因此,解決國與國之間矛盾,包括貿易摩擦的方法不是一方在硬實力上絕對壓倒另一方,而是要更深入地理解對方的文化,尤其是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并通過文化、觀念、意識形態的交流與互動解決雙方的矛盾與摩擦。
文化價值觀不僅是界定國家利益的根據,而且本身也是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但是,國家利益中的文化利益長期被忽視了。在任何一國的國家利益中都包含著道義捍衛和目標理想追求,以凝聚國民的認同和支持,引領國家發展方向。因此,在目前的世界體系中,大國都高度重視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文化戰略涉及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但一國在對其他國家展示本國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同時,應該尊重其他國家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從而增進國家之間的互信,構建本國與他國的文化價值認同和國家認同,增強與世界的認同感。
因此,我們認為,中美兩國不同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以及受這樣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觀支配的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的差異和沖突,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固有根源。中美兩國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利益分別構筑了各自的貿易戰略,牢牢地制約著中美貿易行為,并制造了貿易摩擦。
文化理念、價值觀不僅僅界定著國家利益,而且還決定、支配和控制著國家行為。在國際關系實踐中,各國為了捍衛本國的國家利益,實現本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往往會根據實際情況采取相應的外交方式?？v觀國際關系史,不同的外交方式的發展與演進無不打上了不同的國家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時代特征和印記。當今全球化條件下,各國的對外交往政策,包括貿易政策,都是以本國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為依據制定和實施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弗蘭克·寧柯維奇(FrankNinkovich)指出:“在20世紀,美國幾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家都毫無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慮為其處理外交的組成部分;的確,文化在他們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盵1]目前,美國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把它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作為一種普世原則在全球推進。美國這種超級大國地位也使它的一些所謂國內法產生了強烈的國際沖擊效果,而且這種單方面的霸權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所向披靡,使不少國家忍氣吞聲,不得不俯首稱臣。然而,美國在推行自己的這一套文化理念和價值觀時,忘記了另一個真理:當今的世界也是一個幾種國際勢力鼎立的世界。曾幾何時,美國的這一套以霸權文化和價值觀為核心的經濟、貿易、軍事、外交等等政策受到了對手國的挑戰,尤其是受到了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挑戰。于是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推行霸權文化與價值觀的最大威脅,頻繁制造與中國政治的、經濟的、貿易的、軍事的摩擦。
二、美國文化的霸權理念與中美貿易摩擦
奉天承運的“使命感”是美國文化理念的核心元素。而這一元素透露出的是霸權理念,其效果即是霸權行為。正是憑著這一“使命感”,早期的歐洲移民者開始了他們在美洲大陸的拓荒和征戰,并建立了美利堅共和國,一個有別于舊世界的新社會,即所謂的“山巔之城”(acityuponthehill)。在這樣一個社會里,他們設法使新建立的國家不僅在政府體制和社會結構上與歐洲國家不同,而且還要在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上與歐洲國家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就產生了不同于歐洲的美國文化。美國文化是一種宗教與世俗相結合的文化,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表現出很強的個人主義特征的文化。
“擴張”是美國文化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深受這種文化熏陶的美國人從不諱言自己屬于一個“擴張”民族,統治者更是受這種文化觀念的影響。“擴張”的行為來自于藏匿于美國文化中的“霸權”理念。因此,當美國開始考慮它的外部利益時,“擴張”便以不同的形式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表現出來。[2]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憑借它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金融優勢,取代英國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更是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樣,隨著美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美國文化表現出強烈的霸權性質。美國文化霸權表現為經濟霸權、金融霸權、軍事霸權、政治霸權。而從根本上說,美國文化霸權深深地植根于美國的獨特的個人主義、強烈的民族主義和“舍我其誰”的世界中心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美國文化霸權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借助經濟全球化的契機,極力推行美國的價值標準,將適合于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價值觀強行推行到經濟后進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對外文化交流及援助項目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將美國式的“自由、民主、人權”上升為“普世原則”,要其他國家“亦步亦趨”地仿效;利用發達的大眾傳媒網絡和先進的信息技術傳播美國的生活方式,以其優越的“使命感”向全世界推廣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和價值觀念,甚至自認為有道義上的責任“影響”別國的發展方向。
正是這種霸權文化或霸權價值觀使美國在中美貿易關系中頻頻制造貿易摩擦。從經濟的角度說,本來中美貿易關系是復合的相互依存關系。但是,在貿易領域,美國頻繁制造的貿易摩擦使兩國不僅沒有形成依存關系,反而互相防范、互相排斥。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是因為美國一些人對這一復合相互依存的理念、思維和戰略的理解出現了“偏差”。他們把中國與美國的經濟貿易關系看作是美國對中國的單邊施舍,看作是名為“接觸”、實為遏制中國的政策手段,企圖利用現有的優勢地位壓迫中國在某些領域做出一定程度的、甚至是重大的讓步,而如果中國不從,甚至如果中國向美國的經濟霸權提出挑戰,中國就面臨著美國強大的壓力和嚴厲的苛責,以至于對中國實施貿易遏制、封鎖和制裁,因而在中美貿易關系中,是美國首先打破了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原美國國務卿賴斯一語道破了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我們與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更多植根于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3]羅能生等(2006)[4]認為,文化作為一套潛規則,反映了人們權利關系的整套行為規則和價值觀念,深刻地影響和制約國際貿易的變化和發展,是引致貿易摩擦的最深層誘因。
美國憑借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在國際交往中居于主導地位,制定并掌握著國際交往中的游戲規則。美國國際政治學家漢斯·J·摩根索(HansJoachimMorgenthau,1948)在《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斗爭》一書中曾談到帝國主義對世界控制的三個方面,即政治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5]對美國來說,這三種帝國主義都植根于美國的霸權文化理念與價值觀之中。美國的霸權戰略的根本動機和目的就是遏制挑戰國。而正在崛起、并逐漸強大起來的中國在成為美國經濟、貿易的主要對象之后,就必然對美國的霸權形成巨大威脅,于是美國把中國看成是它推行霸權文化和價值觀的主要障礙。他們認為,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終將成為世界性的經濟軍事大國,屆時將不可避免地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的戰略就是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多領域、常態性的遏制;而在貿易領域則是頻繁地制造各種貿易摩擦,使中美貿易摩擦成為常態,并使中美貿易摩擦階段性地反復升級。
現階段,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主要表現為利用每年兩次的美國財政部的匯率調查報告迫使中國在匯率上讓步。中美貿易失衡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經濟根源,而在探討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時,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政府官員,甚至像克魯格曼這樣的學者都把中國的貿易順差說成是中國人民幣低估造成的,是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結果。因此,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的提案?！皡R率操縱國”似乎成了一柄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似乎只要需要,他們隨時都可以咬斷懸掛“達摩克利斯劍”的馬鬃,讓鋒利的“達摩克利斯劍”刺向中國。而如果中國不聽從美國某些人的“意旨”讓人民幣按他們提出的標準升值30-40%,他們就要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并征收懲罰性關稅,甚至威脅將中美雙邊的貿易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雖然2010年美國已經兩次推遲把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的匯率調查報告,但中美兩國貨幣匯率之爭并沒有因此解決。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美國處于兩難境地。美國出版的《世界日報》2010年10月23日社論《美國匯率報告延期公告》說:“美國深知中國已非吳下阿蒙,因此在行政部門透過種種明暗的溝通渠道得知中國只有在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率和幅度上稍作因應,而不可能短期內作出太大幅度的升值政策底線后,立即陷入兩難的局面:若不將中國列入操縱匯率的‘黑名單’,那么將惹惱國會;然而若將之列入操縱國名單,則如何處置也將陷入為難地步。這是美國把國際事務納入國內法管轄,一碰到國際強大對手必然出現的尷尬局面。”
在暫時不能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情況下,美國對中國提起了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并對中國一些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懲罰性的反傾銷關稅。據中國商務部資料,2010年1月到9月,美國對中國的“雙反”調查和征收懲罰性反傾銷關稅多達8起,有的懲罰性關稅甚至高達437%。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美國對中國提起的貿易制裁次數之多,超過了2001年至2009年的9年內每年的平均次數。在這9年時間內美國對華提起反傾銷案件平均每年才7起(見下表)。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統計,2009年針對中國的13起反補貼調查中,有12起伴隨反傾銷調查。這12起“雙反”調查中有10起由美國啟動的,占比83·3%。②
美國就是這樣:一方面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也確實升了值),另一方面又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美國也確實實施了),力圖要中國既在匯率政策上讓步,也在貿易政策上讓步,雙管齊下,斬盡殺絕,直至把中國商品攆出美國市場而后快。美國的所作所為把美國的霸權文化和霸權價值觀在中美貿易問題上淋漓盡致地暴露無遺。
三、中國的“和諧世界”理念與中美貿易
在中美貿易關系中,美國人不僅總是習慣于用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價值標準去要求中國的行動和行為,更是嚴重忽視中國的文化或中國的價值觀念和核心信仰的重要性,結果自然會遭到中國的抵制和反抗,從而導致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幾千年來,中國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諧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近年來,中國根據這一傳統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在國內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國內各民族的和諧共存,同時也向全世界提出了建立“和諧世界”的主張,強調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和諧共存。然而,必須明確的是,中國的“和諧世界”價值理念是“和而不同”的價值理念,即承認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差別,主張通過“存異”而“求同”,以實現“和諧世界”的理想。很顯然,中國的這種文化觀和價值理念是與美國的文化霸權的價值理念相沖突的,因而產生兩國各種關系,包括貿易關系的沖突就是必然的。
中國歷來認為,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的必然。20世紀80-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三種類型的產業國際轉移:美國因把它的主要精力放在高新技術的發展,而把勞動密集型和資源、能源耗費性等所謂“夕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德國等歐盟國家因勞動力成本急劇上升,一些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而把它們的這些產業向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轉移;由于地理條件所限,日本天然缺少生產發展的各種自然資源,因而把需要大量自然資源的產業向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轉移。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開始發展時,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美國、歐盟、日本的注意力,成為了它們產業轉移的接受國。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美國的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巨額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由中國向美國出口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消耗型產業的產品積累的,而不是中國刻意追求的,也不是人民幣匯率造成的。中國一再強調中美兩國經濟是相互依存的,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中美兩國在貿易上的理智態度應該是在和諧共存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求同存異,而不應該是樹起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欲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后快。
同時,中國主張解決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中美兩國各自調整自己產業結構,即美國加大國內儲蓄,中國加大國內需求。要解決中美貿易失衡,中美兩國應該首先“各人自掃門前雪”,而不應該以鄰為壑。國際上一些有識之士也有同樣的看法。美國國際商業理事會前主席托馬斯·尼爾斯認為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問題不在中國,而在美國。美國的貿易赤字是美國與中國在人民幣問題上發生爭執的原因,但赤字本身是美國自身經濟表現的反應,是美國儲蓄率過低的結果。即使人民幣再升值20%,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相當小,就業崗位絕不會重新回到美國。中國人深知這一點,因而一再提醒美國要再平衡美國經濟?！度A盛頓郵報》的一篇評論也認為,美國只有“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掃干凈”,解決其長期存在的巨額赤字問題,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才具有公信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在2010年IMF和世界銀行秋季年會期間也說:“人民幣幣值重估不應當被他國政府當作掩蓋本國問題的遮羞布。尋找替罪羊總是容易的?！雹劭傊?在處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上,中國始終堅持和貫徹“和諧世界”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求取中美貿易中的雙方共贏。
四、從文化理念和價值觀認同的角度有效治理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兩國文化理念與價值觀的差異,界定了中美兩國不同的國家利益,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的固有根源。因此,中美貿易摩擦的治理的根本在于中美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互相尊重、理解和認同,而不是互相排斥,更不能企圖以一種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壓倒、甚至取代另一種文化理念和價值觀。
建構主義學者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Wendy,2004)認為,觀念是定義國家利益的根本因素;觀念是構筑國家認同(StateIdentity)的基石,并對國家利益和外交行為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家之間的交往,最重要的首先是構筑國家認同,不同的國家認同將導致不同的國家交往戰略目標、方式、途徑和結果。國家認同總是先于國家利益厘定。溫特認為,不同的國家認同可以導致兩個國家的關系成為敵對性的惡意競爭關系,也可以導致兩國關系成為合作性的友好關系。
中美互信的基礎是國家認同;而國家認同的基礎是文化認同(CultureIdentity)。但是,中美文化理念和價值觀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而中美兩國對彼此文化差異缺乏充分的、深入的了解和理解,是導致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的根本原因。如梅新育(2005)所說;偏見比爭端更加可怕。[6]分歧乃至爭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偏見、無知和單方面強加于人的作風,正是后者可能將我們引向無法挽回的沖突。從長遠而言,中美之間的相互了解是高度不平衡的,中國民間對美國的了解遠遠超過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對中國的無知是中美許多爭端的重要根源。中美兩國已經深刻意識到這一“無知”狀態帶來的后果。兩國官方已經認識到中美文化價值認同的戰略意義,并開始從政府層面著手戰略實施,從文化理念和價值觀角度治理中美貿易摩擦。為此,中美兩國政府已經從文化價值觀方面積極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自2009年起,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與美國聯邦行政學院、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聯合舉辦中美政府高級行政人員“全球領導”課程進修班。這個培訓班是由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批準的一項培訓美國國務院局級官員計劃的一部分,是中國的大學第一次承擔培訓美國中高級行政官員的任務。2009年第一期的30位學員來自美國國防部、國家航空航天局、海軍、陸軍、空軍、農業部、駐華使館等美國多個政府部門,均為直接影響美國對華決策的“局長級”官員,包括美國商務部國家標準與技術局網絡安全主管、陸軍情報安全司令部特別行動顧問、國防部國防技術分析室部門主管、美國聯邦行政學院首席運營官等。培訓的主要內容包括《中國政治體制》、《中國貿易與經濟政策》等課程。同時,該項目還安排學員與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官員、媒體和社區工作人員座談,訪問工廠、智庫、大學等機構。我們從參與受訓的人員、級別、課程等各方面不難看出,此類培訓的動機和目的就是增進中美兩國政治文化認同,培育國家認同,構建互信。
2010年5月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創建了中美高層人文交流機制,標志著中美人文交流從此邁出關鍵一步。根據這一機制,在未來4年中國將落實接受美國10萬名來華留學生、中方提供千人全額獎學金、實施漢語橋萬人來華研修項目等。而中方未來4年將派遣1萬名學生赴美攻讀博士學位。④這一機制結束了中國向美國輸出留學生的單項交流時代,開啟了中美深層次交流的新紀元,對中美關系的未來影響巨大。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也陸續派出各級官員至海外,尤其是美國,接受有關專業學術機構的中短期培訓。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中國官員的“哈佛培訓計劃”。根據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簽訂的三方協議,在從2002年起的五年內,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為中國培訓300名局級以上中高級官員。
我們相信,中美兩國政府的這些活動必將增進中美兩國文化理念認同、價值觀認同和國家認同,構建兩國的互信。從文化理念、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人類最根本的意識形態上把國家誤解降到最低程度,有效遏制和治理中美貿易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