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負債表與金融危機的關聯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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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兩國家庭資產負債結構的對比分析

對于一個經濟體來說，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容易出現經濟“加杠桿”即杠桿率上升的情況。①根據Bernankeetal（.1999）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論，技術進步等情況的發生會使得企業和家庭部門的凈資產增加，從而提升他們的融資能力，所以其資產負債表結構會迅速擴張，使得杠桿率迅速高企。而在一國央行為了維持經濟和金融穩定從而提高利率等不利沖擊因素下面，這種加杠桿的周期就會遭到破壞，從而使得經濟迅速下滑，進入“去杠桿率”的階段。上述這個過程可以較好的解釋美國發生在2007年的金融危機。因此，我們首先有必要對比分析一下中美兩國微觀經濟部門的資產負債結構，我們以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情況為例進行對比分析。

（一）資產危機前后美國的家庭資產經歷了一個迅速擴張到迅速下降的過程。美國家庭的資產分為金融資產與非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包括儲蓄公債、退休金、理財基金、股票、現金人壽保險等。非金融資產包括交通工具、首套住宅及其他住房資產、非住房資產的凈資產、權益資產等。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美國的資產結構就有所變化。其中金融資產的比重有所下降，從2001年的42%下降至2007年的35.7%。非金融資產中，首套住房及其他住房資產的比重從2001年的46.9%上升至2007年的48.1%。2001—2007年，美國家庭首套住房資產價值普遍上漲，住房中位數上漲39%，平均數上漲42.83%。美國家庭財富平均數因此增加了85500美元。而住房資產大幅上漲的背后，是房貸利率極低、房產預期價值升高而產生的幻需求。家庭住房資產價值的持續上升使許多家庭財富增加，在2007年二季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64.36萬億美元，不動產的保值和增值作用日益明顯，居民的消費與投資愿望更加強烈。不斷上漲的資產價值提高了居民的抵押貸款能力，居民將已出現泡沫的資產作為抵押品從信貸部門借出更多資金，使更多資金流入市場，資產泡沫進一步膨脹。在“流動性泛濫、投資、資產價格上升、財富增加、再投資”的循環模式下，美國經濟顯現出一派繁榮。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家庭凈財富（總資產扣除總負債）平均數從2007年的595000美元跌至2009年的481000美元，倒退回2004年之前的水平。與2007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的情況相似，近年來中國的家庭資產規模也在迅速上升。中國家庭的資產也可以分為金融資產和非金融資產兩部分。首先，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主要包括現金、銀行存款、股票、債券、居民保險，非金融資產主要包括住房資產和耐用消耗品（如圖1-1所示）。從2000年以來，上述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規模都在迅速上升，尤其是從21世紀初期以來更是呈現加速度上升（圖1-2所示）。2000—2013年，中國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對量持續顯著增長，而從中國家庭資產的結構看，現金和銀行存款占據了很大比重，在2000年占比高達80.49%，雖然此后一直呈下降趨勢，但截至2013年仍接近70%。這說明我國居民投資渠道較為單一。股票是家庭投資的另一個重要渠道，從2000年占家庭金融資產13.36%逐步上升至2013年的26.63%。債券、居民保險的比重雖有所上升，但整體仍較小。而從圖1-2來看，中國家庭非金融資產規模也在迅速攀升，其中中國家庭的住房資產存量在2000—2013年中大幅增長，從19.29萬億增長至153.33萬億。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后，主要發達國家的房產價格均有下跌，唯有中國的房地長價格繼續保持突飛猛進的漲幅。住房資產過快上漲的直接原因，是土地價格更為驚人的漲幅。房地產開發企業購置土地單位價格從2000年的434.18元漲至2012年的3392.55元，十二年間上漲681.37%。而住宅用商品房每平方米售價從2000年的1948元漲至2012年的5430元，漲幅為178.75%。經過上述對美中兩國資產項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與美國在家庭資產規模變化方面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首先表現為資產規模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張，其次在資產項里面房地產占比過高。從美國2007年爆發金融危機的先例來看，房地產占比過高以及房價的過分高企或會使得房地產泡沫迅速破滅而形成金融危機，這也是當前中國有可能發生的高概率事件。

（二）負債根據美國從1983年起每隔三年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一項抽樣問卷調查———消費者金融調查（SurveyofConsumerFinances，簡稱SCF），2010年約75％的美國家庭擁有債務，該比例比2007年下降了約2個百分點，也是2001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值得一提的是，有信用卡債務的家庭占比從2007年的46.1%下降至39.4%，是開展SCF調查以來的最大降幅，該比例甚至略低于1989年調查的水平。但是，債務金額沒有明顯的下降，由于資產縮水幅度遠大于債務下降幅度，總體來看，受訪家庭的杠桿率（總負債／總資產）上升了1.6個百分點。從償債情況看，雖然債務收入比指標沒有明顯變化，但有逾期60天以上未償債務的家庭占比突破了10%，為2000年以來的最高值。以上數據均能說明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家庭債臺高筑的現實。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根據貸款人的資信狀況分為三等：優質貸款、次優貸款、次級貸款，次級貸款的對象是收入較低或有違約記錄的個人。2001年之后，過于寬松的貨幣環境使資金流動性泛濫，只要繼續維持超低水平的利率和不斷攀升的房價，即使資信狀況再差的家庭也不會有很高的違約風險。危機前美國的住房抵押貸款利率一般是ARM（adjustratemortgage）形式，在初期利率較低，到一定時期后逐漸提高，許多家庭預期房價會高漲，在貸款利率尚未提高前拋售房屋，還可以從中獲利。于是還款能力較弱的家庭也禁不住誘惑紛紛貸款買房，其中不乏投機炒房者，人人都希望分享房地產泡沫帶來的利潤。與此同時，金融機構將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將不動產作為擔保發行債券以獲取流動資金，開始新一輪貸款發放，美國次貸產業鏈上的衍生產品越來越多。對比美國而言，近些年來中國家庭部門負債規模的迅速擴張也不容忽視。中國家庭信貸體系包含居民住宅抵押貸款、個人短期信用貸款、個人住房貸款、汽車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旅游貸款、國家助學貸款等各種專項貸款，基本可以滿足不同家庭的各種貸款需求。圖2顯示，從2008年以來中國住戶的貸款增長率比收入增長率要高得多。從組成結構來看，消費性貸款占住戶貸款總額的比重從2007年的64.62%上升至2013年的65.35%，同期經營性貸款的比重從35.38%下降至34.65%，消費性貸款長期居于主體地位。住房抵押貸款占中國居民消費性貸款的比重長期穩定在80%左右。從債務水平看，中國家庭債務規模大幅擴張，2013年住戶貸款總額為198503.79億元，比2007年增加了291.90%，以住房抵押貸款為主的中長期消費性貸款快速增長，同期增長速度從11.64%增長至21.38%。以上數據表明居民以購置住房作為主要負債需求，信貸機構也以住房抵押貸款作為主要的供給，與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借貸市場的特點相似。然而，對于銀行而言，個人按揭貸款的風險與收益是不匹配的，貸款收回周期長，房地產市場受宏觀政策影響容易出現波動，一旦房價增速放緩甚至下滑，居民很可能出現違約行為，銀行要為此買單。實際上，貸款購房者無力支付住房按揭，放棄該房屋的現象在杭州、蘇州、廣州等地越來越頻繁。2014年1—8月，蘇州地區個人房屋貸款逾期不還案件達到了120件，同比增加68.7%。大多數購房抱有投機目的，在2010年房價高位時買入，且多數是購買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第四套房。2011—2013年國家出臺一系列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貸款利率的政策，減緩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速度，房價有所下跌。在房價高位買入的住房資產的價值低于個人承受的按揭貸款，購房者無法承受巨額貸款，只能違約。

二、家庭杠桿率變化引致金融危機的機制分析

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情況的不同變化會引起杠桿率的變化，而杠桿率的變化會進一步地引致金融危機。從美國的情況來看，美國的家庭負債/家庭資產（即其家庭杠桿率）平均數從2001年12%上升至2006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14.9%。這和上述分析所示美國在金融危機前其家庭資產和負債規模的迅速膨脹有關，尤其是其負債規模的迅速上升，速度上大大的超過了資產規模的上升。杠桿化運行是現代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杠桿效用在金融領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若濫用杠桿效應，過度提高杠桿率，便會釀成金融危機。通過美國金融危機，可以發現家庭部門的杠桿化伴隨著資產泡沫的形成，居民形成良好預期，認為經濟必然會繁榮，就業和收入情況必然會改善，帶來消費、投資、和信貸需求旺盛。居民預期資產價格上升，愿意承擔債務風險，以借貸追求收益。另外，不斷下降的利率也使家庭部門杠桿化更加容易。為遏制互聯網泡沫破裂后美國經濟過猛減速，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采取降息措施刺激經濟，至2003年6月，聯邦基準利率僅為1%，大大降低了居民的融資成本。借款者中不乏沒有穩定收入、資信狀況不佳的個人，構成了龐大的次級貸款市場。這類貸款的利率通常比優質住房抵押貸款高300350個百分點，但違約風險極大，在資產預期價格走高和低利率的環境下，借款人尚可維持較低的違約率。2006年，美國房地產按揭貸款不斷增加，次級貸款市場迅速發展。信貸機構為了分散風險，將抵押資產證券化拋售給各種風險偏好的投資人，因此出現了抵押支持債券（Mortgage-BackedSecurity）、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貸款違約保險（CreditDefaultSwap）等一系列金融衍生產品。2006年初，近65%的次級貸款抵押資產被證券化，過度包裝的金融衍生品將杠桿效應從家庭部門傳遞至金融部門，債務危機從美國居民部門向銀行體系、保險公司、對沖基金蔓延，再擴散至全球金融市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導火線是利率降低和資產價格下降，其本質是信用危機導致以家庭部門為起點的各部門杠桿率過高，進而引發流動性危機。美國金融體系監管不力，未能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居民可獲得信用泛濫，當資產價格逆轉，人們紛紛拋售資產及金融衍生品以換取美元，相對于龐大的資產而言貨幣稀缺。資產價格降至某個臨界點后出現流動性枯竭，最終導致公眾恐慌及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危機后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表明政府不得不增加杠桿率為家庭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去杠桿化買單。由此可見，家庭部門的杠桿效應會影響其他部門，若家庭杠桿率過高，金融市場系統風險增加，房價及利率的微小波動被放大，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三、小結

家庭部門杠桿率過高是金融危機的一大誘因和征兆。美國、日本、西班牙、希臘等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前都存在資產價格迅速上漲、私人部門杠桿率迅速抬升兩大特征，并經歷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與破裂。然而根據本文的分析，中國目前無論在房地產資產泡沫還是家庭資產負債杠桿率的增長方面，都與美國等爆發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況非常相似，這使得我們不得不從政策上面進行調整，以應對潛在的金融危機風險。首先，要預防房地產泡沫的繼續擴大和泡沫的突然破滅。雖然目前國內外對于中國是否存在房地產泡沫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是從房價收入等指標來看，中國存在一定的房地產泡沫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介于美國等國爆發金融危機都是從房地產泡沫的迅速擴張和泡沫開始，中國目前應該重點關注房地產價格的走勢，特別是重點城市的房價，不應該輕易取消限購等政策措施，而且應該加快應用房產稅等市場手段平抑房地產價格的波動。而且從本文以上的分析來看，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漲也是家庭資產負債杠桿率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穩住房地產價格，使之在短時期內不會大幅波動應該是當務之急。其次，要積極拓展居民的投資渠道。中國居民之所以積極投資房地產是因為缺乏合理的投資選擇渠道。為了抑制房地產投機和由此導致的家庭資產負債表的迅速攀升，除了上述限購等強制性政策之外，還有積極地輔以合理的投資渠道。為此需要我們進一步地開放資本市場建設，建立具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金融市場。綜上所述，雖然中國目前有潛在的金融危機風險，但是只要我們采取積極的政策應對措施，就可以化危機為轉機，積極地推進中國的金融市場建設，進一步地完善中國市場經濟。

作者：顧淳 單位：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