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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金的來源及構成,其實質是自有資金與借入資金的比例。企業的融資結構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如企業的規模、公司治理狀況、資金需求量的大小及外部融資環境等等。合理的融資結構能有效地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企業的融資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融資難已成為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本文通過研究中小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需求,分析其融資結構特點,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提供依據。
20世紀70年代,Weston&Brigham根據企業不同成長階段融資來源的變化提出了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該理論把企業的資本結構、銷售額和利潤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主要因素,將企業金融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后來,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Weston&Brigham對該理論進行了擴展,把企業的金融生命周期分為六個階段:創立期,成長階段Ⅰ、成長階段Ⅱ、成長階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該理論提出在企業各個階段的融資來源為:(1)在創立期,融資來源主要是創業者的自有資金,資本化程度較低;(2)在成長階段Ⅰ,融資來源主要是自有資金、留存利潤、商業信貸、銀行短期貸款及透支、租賃,但存在存貨過多、流動性風險問題;(3)在成長階段Ⅱ,除了有成長階段Ⅰ的融資來源外,還有來自金融機構的長期融資,但存在一定的金融缺口;(4)在成長階段Ⅲ,除了有成長階段Ⅱ的融資來源外,還在證券市場上融資,但存在控制權分散問題;(4)在成熟期,則包括了以上的全部融資來源,但投資回報趨于平衡;(5)在衰退期,則是金融資源撤出,企業進行并購、股票回購及清盤等,投資回報開始下降。其后,美國經濟學家Berger&Udell對Weston&Brigham的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進行了修訂,把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要量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基本因素來構建企業的融資模型,從而得出了企業融資結構的一般變化規律,即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隨著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要量等約束條件的變化,企業的融資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處于早期成長階段的企業,其外源融資的約束緊,融資渠道窄,企業主要依賴內源融資;而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可抵押資產的增加,資信程度的提高,企業的融資渠道不斷擴大,獲得的外源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逐步上升。Berger等使用美國全國中小企業金融調查和美國聯邦獨立企業調查的數據,對美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進行檢驗證實了該理論。
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為解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特點提供了思路,但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是否符合該理論,目前國內有關學者多用實證分析的方法進行研究。據國際金融公司(IFC,1999)在中國北京、成都、順德、溫州等地開展的一項針對民營企業的調查表明,我國民營企業不論處在哪個發展階段,其融資來源都嚴重依賴于內部融資[①]。而在《中小企業發展問題研究》聯合課題組的《2005年中國成長型中小企業發展報告》也顯示,目前中小企業首選的籌資方式中,利用企業積累的自有資金占比48.41%、通過銀行貸款來擴大生產規模占比38.89%,其它形式籌資占比不足13%,通過發行股票和債券進行融資僅占2.38%。這說了明我國中小企業多把內源融資作為首選的融資方式,而銀行貸款、發行股票或債券等外源性融資運用得極少。同時,張捷(2002)通過運用暨南大學“中小企業發展與支持系統”課題組的相關數據,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進行檢驗后認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的變化趨勢基本符合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
二、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特點及后果分析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筆者認為,分析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結構關鍵在于明確目前企業所處的成長周期。現階段我國中小企業的數量發展很快,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我國共有中小型工業企業27.33萬家,但是,成長型企業僅占全部中小企業的比重只有6.2%,而在2006年底,中小板上市公司數僅為111家,總市值為2015.3億元,全年成交3071.55億元,僅分別占兩市總市值的2.23%和總成交的3.43%。同時,目前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主要體現在難以獲得金融機構的中長期融資。基于以上特征,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大部分中小企業都處于創立期與成長期,其融資結構的特點表現為:一是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主要以內部融資為主,絕大部分是業主投資及企業的留存收益,外部融資所占的比重很小;二是中小企業在取得外部融資時,過分依賴債務融資,尤其是銀行貸款。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8月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中小企業外部融資98.7%來自銀行貸款。以上兩點顯示了現階段我國中小企業在融資活動中,無奈地選擇內源融資,過度地運用債務融資,特別是在發生小額短期資金缺口時尤其依賴銀行貸款、商業信用等方式來滿足生產經營的需要。這些特點一方面體現了中小企業的經營靈活性及與之相適應的融資靈活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金融抑制對中小企業融資方式的影響,如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實行“所有制歧視”和“規模歧視”而造成的惜貸,資本市場高門檻的準入制度也使得中小企業只能更多地運用內源融資方式。
如前述相關的研究成果表明,現階段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特點基本符合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但由于企業面臨的融資環境與國外的中小企業有所不同,企業文化也與歐美國家存在差別,因此,對于目前處于創立期與成長期的中小企業而言,其特殊的融資結構會使企業面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過多地依賴內源融資不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和完善,也無法滿足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讵毺氐难?、親緣和地緣關系的中小企業往往更依賴業主的權威來管理企業,中小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緊密結合,決策權和管理權高度集中”(付文閣,2004),使得企業的監督機制不健全,用人機制缺乏激勵性,決策機制缺乏科學性,而長期以來中小企業忽視自身積累,存在“吃光分光”的短期行為,利用內源融資方式很難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二是過多地依賴金融機構貸款,尤其是民間非法信貸會使企業面臨著巨大的財務風險,居高不下的資產負債率會使企業的償債能力受到影響,企業的融資能力進一步惡化,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難以與大企業抗衡,阻礙其進一步發展。
三、優化中小企業融資結構的對策
基于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所處的特殊階段,筆者認為,優化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確定合理的融資規模,權衡融資成本與融資收益。一方面,中小企業要根據經營活動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自身資金的需要量,也就是在決定資金需求時要“量出為入”,基于合理的融資規模充分利用不同的融資渠道,組合不同的融資方式,以確定自身最優的融資結構。另一方面,處于創立期的中小企業信息不對稱現象相當嚴重,使得其與外部資金持有者之間進行融資交易的效率相當低,企業更多地運用內源融資雖然不會使企業的控制權旁落于他人,但由于權益資本要求的報酬比較高,且無法產生抵稅的作用,因此它的實際融資成本往往高于外源融資,尤其是債務融資。在企業內源融資不足、金融機構惜貸的情況下,企業應重視融資規模與投資需求的匹配,對融資成本與融資收益進行科學評估,重視資金的使用效率,杜絕“重融資,輕用資”的現象。第二,謹慎運用債務融資。債務融資既可使企業的自有資本獲得杠桿收益,又能產生抵稅效應,但企業管理層與債權人之間存在利益不一致現象,雙方博弈的結果就是簽訂債務契約。債務契約具有剛性約束作用,一旦企業無法適應外部經營環境的變化,外源融資中過多的負債會加重企業的利息負擔,財務狀況日趨惡化,企業就會面臨破產。同時,企業碰到報酬更高的投資機會時會受制于原有的資本結構而無法順利融資。此外,逃債、躲債更會使企業面臨巨大的道德風險,致使其融資環境進一步惡化。因此,中小企業必須要考慮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切不可以為金融機構貸款“多多益善”,而向擾亂金融秩序的非法地下錢莊借貸則更不足取。第三,充分利用民間資本,大力發展風險投資。據統計,截止到2006年年末,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已達到14.1萬億元,政府應積極引導這部分資金投向中小企業,一方面可以鼓勵居民個人自主創業,增加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中小企業投資主體多元化,為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打下基礎。風險投資是由職業金融家投入到有巨大競爭潛力的企業中的一種權益資本,它為中小企業迅速融資提供了條件,是處于創立期的中小企業的孵化器和助推器。風險投資有利于企業的股權結構趨于合理,防止“一股獨大”,并能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增強企業外源融資的能力。這種融資方式在發達國家得到廣泛的運用,雖然近年來我國有些中小企業獲得風險投資的數量在增長,但有數據表明,目前在我國的國外風險投資與國內本土風險投資的投資額比例分別為89%、11%,我國的風險投資規模僅僅是美國的3%[②]。因此,對中小企業而言,要積極利用風險投資來融通資金,促進企業的科技開發與創新,以提升企業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