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民營企業融資難原因分析與對策建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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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情況比較普遍。從行為金融學的視角，基于有限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剖析現階段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分析民營企業、商業銀行在融資信貸中仍存在過度自信、羊群效應、損失規避和非貝葉斯的非理性行為，提出解決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措施，加強民營企業內部控制、緩解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多措并舉紓解風險規避問題、建立更加完善的信貸管理制度和決策系統的對策建議，為促進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創造條件。

關鍵詞：民營企業；融資難；行為金融學

一、文獻概述

因我國金融市場制度體系不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匱乏，加之民營企業自身的一些缺陷，使得民營企業在信貸市場上存在天生的劣勢，繼而產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目前，針對民營企業融資問題，學者基本上都基于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對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基本上可分為兩類：

（一）對內部主體要素的研究王慶金等（2018）研究發現，高技術屬性與銀行關聯可以有效正向促進民營企業獲貸可能性。[1]陳興（2017）認為，民營企業的股權集中度越高，其信貸可得性越低。[2]張杰等（2013）認為，民營企業融資的中國之“謎”，與商業信用有較強的相關性。[3]薛清梅（2004）認為，民營企業規模偏小使得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市場失靈，是融資難的主要因素。[4]何小雨（2013）認為，公司治理與民營企業融資風險控制有極大關聯。[5]葉志偉（2016）認為，產業關聯與銀行關聯是民營企業融資約束的成因。[6]

（二）對外部環境要素的研究于蔚等（2012）提出，構建公平的市場環境，消除政策性歧視，給予企業同等的資源獲取機會是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關鍵。[7]鄧建平等（2011）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金融關聯能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8]張墩力等（2012）基于社會前嵌入性理論的研究發現，民營企業銀行貸款與社會信任、政治關系有顯著影響。[9]余力等（2013）認為，金融體制政策導致民營正規企業金融渠道狹窄。[10]陳共榮等（2014）的研究發現，銀行關聯對民營企業貸款在金融欠發達地區的影響更加顯著。[11]凌立勤等（2017）的實證研究表明，民營企業普遍存在融資約束，而區域金融發展可有效緩解這一狀況。[12]不可否認，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的確存在諸多因素，但縱觀前人的研究，發現汪群等（2012）提出民營企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投融資決策行為產生極大影響[13]，這在傳統視角研究民營企業融資問題中實為一大亮點，較少有文獻運用行為金融學的觀點解釋現實中的融資難問題，這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因此，本研究從行為金融學的視角，對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進行分析。

二、我國民營企業的融資現狀

現階段，民營經濟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全國的稅收、就業等做出了重要貢獻：從全國來看，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同時，民營企業也是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據統計，我國65％的專利、80％以上的新產品開發都是由民營經濟主導完成的。然而，一直以來民營企業都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F階段的融資難問題主要體現在融資渠道上。如今企業融資渠道主要分為兩類：債務性融資、權益性融資。其中，權益性融資主要指股票融資。但由于目前我國企業IPO仍為審核制，政府監管較嚴、上市門檻高，加之在IPO過程中常常伴隨漫長的審核過程和高昂的上市費用，大多數民營中小企業只能望而卻步。而債務性融資中，最為常見的企業融資手段即為向商業銀行貸款。中小微企業群體為民營企業的主力軍，根據2017年世界銀行的統計（見圖1），中小微企業潛在融資需求高達4.37萬億美元，而當前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供給為2.48萬億美元，融資缺口高達1.89萬億美元，融資缺口占GDP的比重為17.4％，且超過半數的企業存在融資約束（見圖2）。2011－2017年，小微企業信貸可得性在上升，但信貸缺口依舊很大（見表1）。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缺口存在，進而說明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貴，一是貴在商業銀行主導價格，二是貴在民營企業需背負附加條款。大多數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都集中于銀行信貸，而商業銀行在對民營企業的貸款進程中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在融資價格上具有主動優勢，在面對風險與資本充足壓力的情況下將融資價格提高。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調研顯示，在銀行貸款利率上，盡管利率的總體不斷下降給企業帶來成本上的節約，但是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仍有較大的貸款利差，由此占有天然融資優勢（見表2），這無疑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與融資壓力。同時，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雖然向中小企業傾斜部分資金，但實際操作中，也不乏金融機構增加許多附加條款，如貸款配存、利息收入轉為財務費用等變相加價行為，都提高了中小企業融資價格。

三、基于行為金融學的民營企業融資難原因分析

（一）過度自信企業的過度自信表現為企業管理者對自我能力和公司前景過于樂觀。研究表明，人們產生過度自信的事件成功率比產生過度自信的概率高20％～40％。民營企業，特別是其中的中小企業，在發展初期通常會表現出較高的利潤增長和較快的發展速度，此時管理者常常基于個人經驗對企業未來前景有積極向上的態度，而此時企業發展通常處于起步階段，經營許多方面都存在許多阻礙，為了繼續保持高速的增長率，企業常常會通過各種途徑產生負債以拉動權益乘數的增長，進而保持經營效率與利潤的持續增長。劉芳（2018）認為，權益乘數的擴張也常常伴隨著財務風險的來臨，而由于管理者過度自信而對資本結構調整的速度并不會因為負債水平的高低而變化，也即管理者此時仍對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應對風險的能力抱有信心，并不會因此調整企業的發展戰略。[14]在風險不斷擴大的情況之下，部分民營企業無力償還債務導致信用缺失的問題甚至無法存活，這便使得民營企業的整體信用降低，商業銀行對企業的貸款門檻隨之提高。

（二）羊群效應羊群效應（HerdBehavior）即為從眾行為，是指對特定的或臨時的情境中的優勢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采納。而羊群效應在金融市場內表現為：投資者跟隨市場主流趨勢采取類似或相同的投資策略，投資者對大眾行為進行模仿從而做出選擇。據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12月，民營企業貸款僅占銀行業貸款額的25％；同時，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聚集了我國銀行業80％左右的信貸資金，但是這些信貸資金的80％發放給了國有企業，而對占據了90％以上企業數量的民營企業，國有銀行常?！安辉纲J、不敢貸”。國有大型銀行如此，中小型商業銀行經理人因為缺乏對信息處理能力的信心，過度相信大型商業銀行的投資決策能力。鄒新月等（2008）認為，在對民營企業貸款的發放上銀行是慎之又慎。[15]為什么商業銀行在信貸決策上表現出如此明顯的羊群效應，究其原因，主要是商業銀行與民營中小銀行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導致商業銀行缺乏了解企業經營狀況和貸款風險程度的充足信息。鄒新月、施錫銓（2002）指出，非上市的民營企業經營存在的“不透明性”和其信息的“不公開性”，使得商業銀行在信貸過程中需耗費大量的資源與時間，為滿足眾多民營企業的融資需求，商業銀行必須與眾多的投資個體進行接觸，耗費高昂的信息成本，導致商業銀行與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貸款交易成本遠高于與國有大型企業的貸款交易成本。[16]

（三）損失規避行為行為金融學家Tversky和Kahneman在實驗中發現，當對決策參考點進行心理計算時，行為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心理預期損失程度要比預期獲益要高出兩倍[17]，說明人們對風險的敏感度明顯比收益高，這就是行為金融學上所稱的損失規避。民營企業的主體部分為中小企業，中小型企業初創期、成長期風險波動較大，并且頻頻暴出在財務管理制度上存在資料失真、報表作假等問題，在抵押物上往往單薄，加上信用度較低，市場競爭不具備優勢，企業自身經營周期較短，銀行放貸成本較高，導致商業銀行在進行信貸決策時會優先考慮如何規避損失，其次才是收益情況。這也就使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商業銀行的損失規避行為導致了民營企業在融資問題上的長期處于劣勢地位。

（四）非貝葉斯法則易憲榮等（2003）認為，經典的貝葉斯法是指若事件研究中的樣本數是接近總體數量時，則樣本事件發生的概率就將與總體中事件發生的概率接近。但在行為金融學中，Tversky和Kahneman的研究表明，常常會出現非貝葉斯現象，即人們在決策時，往往對小樣本事件進行夸大，并將小樣本概率代替總體樣本概率的發生，導致易犯“小數法則偏差”，這就是行為金融學中所提到的非貝葉斯法則。[18]在實際的信貸行為中，存在噪聲、信息不對稱等非理性的現象，特別是在當今民營企業信息披露制度依舊不夠完善的情況下，如2018年被冠以“違約潮”的年份中，基于民營企業頻頻“暴雷”的狀況，商業銀行會對民營企業持有一種民營企業客戶信貸償還能力差、信譽低下的刻板印象，導致了非貝葉斯法則信貸浪潮，體現為商業銀行在民營企業貸款數量上的銳減?，F實中不乏許多優質的民營企業，僅僅因為占比較小的負面民營企業信息的存在而增加民營企業整體在商業銀行信貸的平均違約概率的估計，間接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配置狀況，使得民營企業融資難上加難，很顯然是違背風險分散原理的。

四、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民營企業內部控制民企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從企業內部推動民營企業融資問題的發生，解決此問題需要企業擁有高效的內部控制體系進行管理運作，以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延長民營企業的生存壽命。首先，明晰的企業治理結構可以優化決策體系和信息傳導流程，因此需完善民營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深化各級部門改革，做到部門分工明確、無職能重疊。其次，應加強企業內部風險管控體系，健全內部風險預警、評估系統，以降低企業過度的財務杠桿，規避財務風險，控制管理者的非理性行為。

（二）緩解銀企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造成中小銀行在企業信貸方面存在羊群效應的原因主要是銀企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由于信息不對等導致中小銀行盲目跟從大型銀行進行信貸決策，從而貸款集中于某些企業，而對眾多中小、小微企業存在過高的貸款限制。韓冰等（2016）認為，要破除信貸決策中的羊群效應，從宏觀層面上，應完善企業信息收集、信用評級流程，加快構建信息共享、互聯互通的征信系統，提高民營企業的信息透明度和公開性，從而增強民營企業貸款的可獲得性。在微觀層面上，可適當增強銀企間的金融關聯，具有金融背景的高管進駐民營企業能加強民營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流、信息共享，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緩解沖突。[19]

（三）多措并舉紓解風險規避問題商業銀行正因為在民營企業上需要承擔相比同類型企業更大的風險，因此產生的“損失厭惡”及展望值差異，需要多方發力，才得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是政府，應在財政上制定相應的政策給商業銀行發放的民營企業貸款實行財政貼息，補償那些審核過程不存在過錯，由民營企業單方面違約而產生壞賬的商業銀行，從而真正地讓商業銀行在進行信貸決策時“能貸、敢貸、善貸”；第二，企業自身應“增信”，從商業銀行較看中的抵押品上進行完善和創新，如民營企業可以考慮在存貨、知識產權、應收賬款等方面進行抵押物的供給，增強自身的信用能力，有效降低商業銀行的風險厭惡程度；第三，商業銀行內部的激勵機制也應隨之完善，改變過去的問責辦法和利潤考核權重，更多地在增加戶數上進行考核評估，以此增強信貸業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以及重拾對民營企業信貸決策的信心。

（四）建立更加完善的信貸管理制度和決策系統單純以市場上個別民營企業行為的“偏”概總體民營企業的“全”，這顯然是有失理性和公平的。在針對民營企業的信貸問題上，更不能以一刀切的思路，以偏概全。應從決策的主力軍上打造和建設專門的民營企業信貸團隊，從人才隊伍上拉近與民營企業的距離，更懂民營企業的實情，減少信貸決策過程中易犯的小數法則偏差。再者要完善決策系統，既要重視財務報表的審核，也要重視公司經營層或企業所有者的考察，如“三品五表”（押品、產品、人品、電表、水表、納稅表、工資表、財務報表），以更加完善的關系因素進一步支撐信貸決策，謹防非貝葉斯行為的偏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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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靜修 唐秀梅 單位：中南林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