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跨國并購探索及啟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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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帶來的更加廣闊的市場環境和更加迅速的全球性資源的再分配，使得國際競爭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擴展。一方面，面向全球的管理創新和國際化經營正日益成為企業提高效率和增加利潤的普遍手段，大公司正掀起合并為更大的公司和向全球化發展的浪潮；另一方面，激烈的競爭抑制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各國為了在競爭中獲得更多的收益，紛紛實施更加自由化的公共政策。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世界發生的并購總數（包括跨國并購和國內并購）以平均每年42％的速度增長；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國直接投資中的70％以上是通過跨國并購完成的，跨國并購成為了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縱觀近二十年來的全球跨國并購市場，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些新特點和新趨勢。

（一）在經歷了一輪低谷之后，跨國并購重新復蘇

全球并購自2000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進入了一個調整期，跨國并購總額出現了顯著下滑，2003年更是跌入谷底。在此之后，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高峰的到來，跨國并購再次進入加速期。據數據供應商Dealogic提供的資料顯示：2006年全球并購交易額首次超過2000年，達到3.9萬億美元。發達國家成為這次新浪潮的主導，并購目標位于歐洲的交易額達到1.53萬億美元，而美國的并購交易額總計1.44萬億美元，這兩大發達地區的并購額就占到全球總額的76%。進入2007年，全球并購交易額繼續創出新高，達到4.35萬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20%。而據畢馬威公司2007年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新興市場國家表現出色，新興市場國家在發達國家的并購交易額與發達國家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并購交易額之比已經從四年前的1∶4提高到了1∶2。跨國并購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齊頭并進，成就了跨國并購的新高峰。

（二）銀行跨國并購在全球并購市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全球跨國并購的浪潮中，金融業的跨國并購尤其是銀行的跨國并購扮演了重要角色。圖1顯示了1985—2006年間宣稱的5748起跨國銀行并購活動（至少并購一方是商業銀行）。從并購數量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銀行跨國并購數量穩步上升。雖然在2000年達到頂峰后出現了回落，但在2003年開始又重新進入上行通道。從銀行跨國并購占比來看，雖然其總體的百分比并不是很高，但上升趨勢十分明顯。在20世紀90年代初，該百分比在15％左右徘徊；但自從90年代中期開始，該百分比迅速增長，在2006年更是達到了35％以上。十年間翻了一番，足顯銀行跨國并購的重要地位。

（三）發達國家仍是銀行跨國并購市場的主導

盡管近十年來世界各地銀行跨國并購數量基本上都較上一個十年翻了一番，特別是亞非澳等地區銀行跨國并購占銀行并購的總量均達到或超過50％，但歐美等發達地區仍是銀行跨國并購的主導。如表1所示，1985—2006年間，亞非澳等地區發生的銀行跨國并購共1270起，而同期歐美發生的銀行跨國并購數達到4478起，幾乎占全球銀行跨國并購總量的78％，特別是近十年，該比例已高達80%。中國在這輪銀行跨國并購浪潮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別是2007年以來中資銀行對外擴張步伐明顯加快。比如，繼收購了印尼的HALIM銀行后，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出資54.6億美元收購南非標準銀行20%的股權；中國民生銀行3.2億美元參股美國聯合銀行，并承諾將不斷擴大持股比例；中國銀行通過在香港的子公司整體收購了新加坡飛機租賃公司作為參與國際金融租賃業務的平臺；國家開發銀行也成功入股巴克萊銀行；招商銀行整體收購了香港永隆銀行。可以說，中資銀行的跨國并購，已經成為國際金融舞臺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毋庸置疑，跨國并購已經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銀行主要的境外市場進入方式。并且，伴隨著金融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銀行跨國并購獲得了新的發展動力和發展空間。但是，跨國并購始終伴隨著較高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成功率總體上還比較低。究其原因，跨國并購需要綜合考慮和全面權衡母國和東道國各類因素的影響，而往往一些因素的忽略或低估，導致出現了“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局面。為此，本文立足以往的研究文獻，并以近二十年來全球發生的銀行跨國并購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力圖從眾多的因素中找出影響銀行跨國并購實施的主要因素，并分析這些因素是如何發生作用的，以為中資銀行跨國并購的成功實施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理論假設與指標選取

根據以往研究文獻，我們可將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宏觀環境因素分成三個方面：宏觀經濟、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這三個方面基本上構成了銀行跨國并購實施的環境平臺，并且能夠很好地解釋銀行跨國并購發生的外部動因。

（一）宏觀經濟影響因素

經濟環境的構成比較復雜，但經濟發展水平、經濟一體化程度和經濟運行風險是學者關注的三個主要方面。

1.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主要因素之一。經濟發展的影響往往可以通過兩個途徑進行：首先是經濟增長潛力；其次是經濟規模。經濟增長潛力反映了該國經濟增長的后勁和經濟活力，如果增長潛力巨大，則會給投資者帶來樂觀的預期，帶動實體經濟部門的進入，并在投資回報上給予滿意的答復。其次是經濟規模。經濟規模大，意味著銀行在該國的市場規模也會較大，因此銀行將考慮對該國市場給予更大的投入。通常，經濟規模巨大的國家往往是銀行跨國并購的目標國，外資銀行可以在這里獲得規模巨大的企業客戶和零售客戶，從而獲得業務和市場的擴張；但是經濟規模巨大的國家也可以是銀行跨國并購的來源國，因為這些國家往往也擁有許多規模巨大、實力超群的超級銀行，這些銀行通常制訂了國際化戰略，并具有跨國經營的實力和意愿。本文用兩個指標描述經濟的發展水平，一是GDP的年均增長率，用來衡量經濟增長潛力；二是人均GDP，用來衡量經濟規模。其中對于GDP的年均增長率，我們選用了1992—2002年近十年的真實GDP的平均增長率（GDP數據均以美元計價）。假設1：經濟發展水平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經濟發達的國家往往是銀行跨國并購的發起地；而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往往是銀行跨國并購的目標地。

2.經濟一體化水平經濟一體化也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重要因素之一。經濟上的頻繁交往，使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經濟聯系獲得了增強，這種增強往往導致母國和東道國市場的同一化或者互補化，這意味著兩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極大降低，經濟依賴性日漸增強，企業大規模的國際化將在“客戶追隨”效應影響下，提升銀行跨國并購的動力和盈利預期。為了表征并購雙方所在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本文分別選用各國FD（I對外直接投資）流入存量占世界FDI流入存量的比重和出口總量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指標來進行表征。假設2：經濟一體化程度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母國和東道國經濟往來越頻繁，銀行跨國并購發生的頻率越高。

3.經濟運行風險如果一國發生戰爭、政變、經濟危機等事件，將導致政局動蕩、經濟衰退，企業運營得不到有效保障，這會導致企業對經濟增長的預期下降，對自身發展空間的估計趨于審慎和悲觀，企業對資源的投入將極大降低，并出于風險規避的考慮，進行資產轉移或資金外逃，從而進一步導致該國企業倒閉和經濟衰退。除此之外，一些消極經濟政策也會提高外資進入的成本和風險，比如目標國政策規定不鼓勵對外經濟交往，或者對外資銀行進入方式、持股比例、業務范圍、區位選擇等進行了限制，或者經濟政策缺乏一貫性，或者民族保護意識過強，也都會形成進入壁壘，阻礙銀行間的并購。為表征這些綜合性風險因素，本文選用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國家綜合風險評級指數進行衡量。該指標介于0～100之間，數值越高，則表示國家綜合風險越低；反之則國家綜合風險越高。假設3：國家風險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一國政治經濟越穩定，銀行跨國并購發生越頻繁；反之，銀行跨國并購將很少發生。

（二）銀行產業環境影響因素

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體經濟部門的支持非常巨大。因此，銀行的產業環境，包括銀行的產業發達水平、產業結構和金融穩定程度，常常受到并購銀行決策者的高度關注。

1.產業發達程度

由于發展起點與發展進程各不相同，各國金融產業的發展水平也必然存在差異。正是這個差異，決定了銀行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銀行產業發達的國家，通常擁有規模相對較大的銀行，而且銀行服務相對比較完善，金融產品也比較豐富和先進；當然這也意味著銀行業中巨人林立，國內的競爭比較激烈。在生存和發展的壓力下，國際化必然成為其中一些具有實力的銀行的戰略選擇：一方面，國際化可以開拓新的市場以緩解因國內激烈的競爭而攤薄的收益；另一方面，國際化也具有信號效應，證明該銀行實力雄厚，比較優勢明顯。為表征銀行產業發展狀況，本文將使用三個指標予以描述：銀行資產占GDP的比重以及銀行總體數量，這兩個指標分別從資產份額和機構數量角度表征銀行業在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每10萬人擁有銀行的數量，用以表征銀行密度，反映了該國銀行服務提供的完善程度。假設4：銀行產業發達程度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銀行產業發達的國家往往是銀行跨國并購的來源國。而且，銀行產業競爭程度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銀行產業競爭程度越高，銀行越傾向于進行跨國并購。

2.產業結構

產業的集中度反映了銀行業的競爭程度。產業集中度越高，說明國內銀行業可能為幾個巨型銀行所壟斷，銀行的市場份額主要為這幾個銀行所瓜分；而如果產業集中度越低，則說明銀行之間的市場份額差距不大，這往往意味著銀行業的競爭比較激烈，在這種情況下，銀行往往會通過境外擴張尋求新的市場。而外資銀行的進入，給東道國的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如果外資銀行比例較大，通常表明該國金融比較開放，經濟比較發達，經營環境比較優越，制度比較完善，這往往會帶動更多的外資銀行進入；而如果外資銀行比例較小，則說明該國對金融開放比較謹慎，但同時也意味著未來預期的發展空間較大，這往往對一些實力超群、國際化經驗豐富的大銀行吸引力較強。對于銀行產業結構，本文用兩個指標予以衡量：銀行產業集中度和外資控股銀行資產比重。其中銀行產業集中度為該國最大的5家銀行所占的總存款的比率，外資控股銀行資產比重指外資股份占50％以上的銀行的資產比重。假設5：銀行產業結構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銀行產業集中度越低、外資銀行比例越高，銀行跨國并購發生的頻率越高。

3.金融穩定

銀行業能否穩定經營，將影響社會經濟能否健康運行。因此，保持金融穩定，是各國政府經濟工作的重點。穩定的金融環境，有助于本國銀行穩步開展各項業務，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增強“走出去”的實力和意愿；同時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資銀行進入，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制度的建設，優化金融結構，促進金融深化，建立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相反，如果該國金融不穩定，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較大，則其國內銀行資本結構也很可能處于不合理水平，境外擴張的意愿必將極大降低；而外資銀行則會“用腳投票”，選擇部分撤離或者完全撤離該國市場，這將進一步降低該國金融穩定程度。可見，金融穩定對一國的金融發展和金融深化非常重要。為了度量金融穩定狀況，本文使用惠譽評級公司的銀行系統指數（BSI）和宏觀審慎指數（MPI）兩個指標。銀行系統指數是衡量銀行系統內在風險，指標分為1～5共5個等級，1為高質量，5為低質量。宏觀審慎指數強調潛在系統壓力造成的脆弱性，這個壓力往往發生在由于資產價格泡沫或貨幣升值造成的快速信貸增長時期之后，而這個時期能導致直接的危機。指標從1～3共分為3個等級，1為低脆弱性，3為高脆弱性。假設6：金融穩定狀況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金融穩定國家的銀行，往往是銀行跨國并購行為的實施者；而金融不穩定的國家，銀行跨國并購發生的頻率較低。

（三）制度環境影響因素

任何經濟實體要取得較高的經營效率和運行績效，都需要一個完備的制度體系作保障和支撐。良好的商業環境和制度框架，能有效激發企業經營的潛能并提升經營績效，促進企業的經營實力的增強和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從而進一步促進銀行機構的良性發展，保障金融體系的平穩運行。同時，隨著近年來對金融危機和銀行風險認識的不斷深入，加強銀行監管的重要性已成為國際上的共識，各國監管當局都在積極致力于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監管制度。不管是商業制度建設，還是銀行監管制度完善，其目的都是在創造一種穩定、和諧、有序的社會和經濟秩序，而這種秩序有利于人們之間以及經營主體之間的往來，有利于構建一個誠信為本、競爭有序、和諧統一的市場環境。制度健全的國家往往將對外資銀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與此同時，在良好的制度下也容易形成公平的競爭平臺，培養出具有國際化實力的大銀行。對于制度環境，本文分成兩個方面進行衡量：一是商業制度保障，使用法律結構和財產權的保障進行表征，該指標介于0～10間的數值，而且數值越高，表示商業制度越完善。二是銀行行為的監管，我們使用兩個指標：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指數和是否有顯性存款保險制度。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指數在1～4之間變動，1說明限制最少，4說明限制最多，該指標表征了政府對銀行業務多元化的限制程度。指標是否有顯性存款保險制度，本文將其設定為虛擬變量，1表示該國有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0表示沒有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假設7：制度健全程度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發生。制度越健全、管制越少的國家，銀行跨國并購發生的頻率越高。

三、實證結果的解釋

為驗證上述假設，本文選擇了Thomson數據庫記載的從1980—2001年間發生的2300多起銀行跨國并購為被解釋變量樣本，該樣本涉及132個國家和地區，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完備性。同時本文選取了三大類共15個指標作為因變量進行模型甄選，（如表2所示）這些指標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實證采用方法為截面數據的OLS分析，本文先考察單類環境變量對并購雙方的影響，然后綜合考察三類環境變量對并購雙方的共同影響。從實證結果來看，影響因素指標作用力顯著，模型的解釋力較強，并獲得了許多富有啟發意義的結論。由于銀行跨國并購是個雙向過程，既涉及母國的經濟狀況和母國銀行的經營狀況，又涉及東道國的經濟發展以及銀行產業的發達程度。為此，下面我們將銀行跨國并購分為并購方和被并購方兩個維度，分別考察經濟環境因素、產業環境因素和制度環境因素對銀行跨國并購參與方的影響程度。（一）并購方維度的實證結果及相關解釋將經濟環境變量、銀行產業變量和制度變量分別與并購方數量進行多元回歸，我們發現甄選的變量基本都比較顯著，并通過了相關檢驗，而且R2都比較高，說明模型擬合程度較高，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如表3所示）。

1.經濟環境變量

從實證結果來看，我們遴選的變量對跨國并購的并購方具有顯著影響。GDP年均增長率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這說明跨國并購實施方的經濟增長率越低，則并購數量越多。這主要是由于銀行跨國并購的主要實施國是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普遍經濟總量較大、經濟增長率均值較低，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相對比較平穩的時期。因此，該反向關系客觀上反映了銀行跨國并購是發達國家主導的事實。同樣，人均GDP與并購數量呈正向變化，說明了人均收入越高，對應的跨國并購的數量越多。這也反映了高收入國家是銀行跨國并購主導國的事實。從經濟一體化對銀行跨國并購的影響上來看，FDI和出口都對并購數量有顯著影響。其中FDI與并購數量正向變化，說明FDI越大，并購數量越多，這說明并購方國家經濟越開放，銀行部門的國際化動機越強烈。出口占GDP的比重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究其原因，從樣本中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的出口占GDP的比重普遍較低，而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比重較高，因此該反向關系也反映了銀行跨國并購是發達國家主導的事實。從經濟運營風險對銀行跨國并購的影響來看，國家綜合風險與并購數量正向變化。從前面我們對國家綜合風險指標的定義可知，該指標越高，說明國家整體狀況良好，風險越低。因此，該指標反映了一國整體風險評價對并購有顯著影響，只有經濟穩定、安居樂業、投資前景較高的國家，才能推動更多的跨國并購發生。結論1：經濟環境對銀行跨國并購具有顯著影響，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規模越大、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經濟運營風險越小的國家，其銀行對外并購越多。

2.銀行產業變量

從實證結果看，銀行產業狀況與并購數量密切相關。其中，每10萬人擁有的銀行數量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這說明銀行密度越小，銀行并購數量越多。而銀行總數則與并購數量呈正向變化，說明銀行數量越多，銀行的對外并購越多。表面上看，這兩個指標有些矛盾，但是從樣本中我們看到，發達國家的銀行密度普遍較低，而銀行絕對數量又相對較大，這又再次佐證發達國家是銀行跨國并購的主導國。銀行產業結構對并購數量也有顯著影響。銀行產業集中度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說明集中度越低，并購數量越多，而集中度越高，并購數量越少。發達國家的銀行產業集中度普遍較低，因此，該指標的系數為負。金融風險對銀行的跨國并購也有一定影響。我們知道，BSI表示銀行的內在風險，而且該指標越小，說明銀行風險越小。而從實證結果來看，BSI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說明BSI越小，并購數量越多，這與我們的判斷相一致。結論2：銀行產業環境對銀行的跨國并購具有顯著影響，而且銀行產業越發達、銀行產業集中度越低、金融風險越小的國家，其銀行對外并購越多。

3.制度變量

從實證結果來看，其中表征法律結構和財產權保障的指標和表征存款保險制度的指標都與并購數量呈正相關，說明對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越完善，以及存款保險制度越健全，對外跨國數量越多。而表征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的指標與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說明對銀行多元化經營的限制越少，并購數量越多。這些指標都反映了制度對銀行經營行為監管和配套的完善程度，說明制度越完善，對銀行經營的管制越少，則銀行越有可能參與跨國并購。結論3：無論是商業制度還是銀行管制制度都對銀行跨國并購具有顯著影響，而且商業制度越完善、對銀行經營的管制越少的國家，其銀行對外并購越多。

4.決定性綜合因素

從實證結果來看，我們遴選的三類環境變量對跨國并購都具有顯著影響，并且都分別驗證了我們提出的理論假設。但是如果我們將三類環境變量放在一起綜合考察對跨國并購的影響，發現之前具有顯著影響的多數指標卻由于未能通過檢驗而被剔除出去，這充分說明單方面考察宏觀環境對跨國并購的影響，往往會夸大影響因素的作用力。經過篩選，只有五個指標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分別是人均GDP、FDI規模、銀行密度、銀行產業集中度和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而且人均GDP、FDI規模與并購數量呈正向關系，而銀行密度、銀行產業集中度和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與并購數量呈反向關系，這與前面的實證結果相一致。結論4：經濟規模、FDI規模、銀行密度、銀行集中度和銀行多元化經營限制等五項指標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并購方的決定性綜合因素群。而且經濟規模越大、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銀行密度越小、銀行產業集中度越低、對銀行經營的管制越少的國家，其銀行對外并購越多。

（二）被并購方維度的實證結果及相關解釋

1.經濟環境變量

從實證結果來看（如表4），除人均GDP指標由于未能通過檢驗而被剔除出去外，GDP年均增長率、FDI、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國家綜合風險等指標都顯著影響跨國并購。而且GDP年均增長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指標與跨國并購數量呈反向關系，這說明跨國并購目標國的經濟增長率和出口占GDP的比重越低，則并購數量越多。與并購方的實證結論類似，該反向關系客觀上也反映了銀行跨國并購是發達國家主導的事實。FDI和國家綜合風險這兩個指標則與跨國并購數量呈正向關系，說明FDI流入量越大，國家綜合風險越低，則跨國并購數量越多。結論5：經濟環境對銀行跨國并購的被并購方具有顯著影響，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經濟運營風險越小的國家，越有可能成為跨國并購中目標銀行所在國。

2.銀行產業變量

從實證結果看，我們遴選的表征銀行產業環境指標都與被并購數量密切相關。與并購方的實證結論類似，每10萬人擁有的銀行數量、銀行產業集中度和BSI與控股并購數量呈反向變化，說明銀行密度和產業集中度越低，BSI越小，則銀行被并購數量越多。而銀行總數和外資控股銀行的比例則與并購數量呈正向變化，說明銀行數量越多，外資控股銀行比例越高，則銀行被并購數量越多。但是與并購方實證結論相比，表征金融脆弱性的指標MPI在這里十分顯著，且與被并購數量呈正向變化，說明MPI越大，被并購數量越多。我們知道，MPI越大，說明金融系統的內在脆弱程度越大。從樣本中可以看到，發展中國家的MPI指數普遍較高，而發展中國家也是跨國并購的主要發生地，特別是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外資銀行進入力度不斷加大，故該指標顯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興市場國家日益開放的銀行業對發達國家的吸引力。結論6：銀行產業環境對銀行跨國并購的被并購方具有顯著影響，而且銀行產業越發達、銀行產業集中度越低、金融風險越小的國家，以及金融系統內在脆弱程度越大的國家，越有可能成為跨國并購中目標銀行所在國。

3.制度變量

從實證結果來看，無論是商業制度還是銀行制度都對銀行跨國并購的并購方數量具有顯著影響。其中表征法律結構和財產權保障的指標和表征存款保險制度的指標都與并購數量呈正相關，說明對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越完善，以及存款保險制度越健全，并購數量越多。但是銀行經營多元化限制指標并不顯著，這說明對銀行綜合化經營的限制并不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主要因素。結論7：無論是商業制度還是銀行管制制度都對銀行跨國并購具有顯著影響，而且商業制度比較完善、具有存款保險制度的國家，越有可能成為跨國并購中目標銀行所在國。

4.決定性綜合因素

通過對三類環境變量進行整體回歸，我們發現7個指標綜合影響銀行的跨國并購，分別是經濟一體化程度、國家綜合風險、銀行密度、銀行集中度、金融脆弱性、外資控股銀行比例等指標；而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商業保障制度和銀行管制制度等指標均不顯著。這說明經濟發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并不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決定性因素，跨國并購的目標銀行的選擇主要與經濟一體化程度和銀行產業的發展情況有關。結論8：經濟一體化、國家風險、銀行密度、銀行產業集中度、金融脆弱性、銀行市場結構等因素，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中被并購方的決定性因素群。這些決定性因素反映了跨國并購中目標銀行的選擇主要考慮的是東道國經濟一體化程度和銀行產業的發展情況，而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無關。

四、總結和啟示

通過利用20多年間132個國家和地區發生的2300多起銀行跨國并購案例，本文對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我們發現經濟環境、產業環境和制度環境，無論對銀行跨國并購中的并購方還是被購方都具有顯著影響，這充分證實了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設。值得一提的是，在綜合考察三類環境變量對并購雙方的共同影響時，多數在單類環境考察中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被剔除出去，這有力證明了我們的推斷：環境對經濟行為的影響具有多元性和綜合性，如果僅僅考量一個或幾個單方面的變量，得出的結論往往可能夸大了該因素對跨國并購的影響程度；而只有綜合考察多元環境的共同作用力，才能真正挖掘出主導性的影響因素，得出相對比較客觀的結論。同時，實證結果還顯示，母國的經濟規模、銀行產業發達程度、銀行制度完善程度，以及母國與東道國經濟一體化程度，是影響銀行跨國并購的并購方的決定性綜合因素。而影響銀行跨國并購中目標銀行的決定性綜合因素則有所不同，其更多考慮的是東道國與母國經濟一體化程度以及東道國銀行產業的發展情況，而與東道國經濟發展程度和制度完善程度無關。當前，中資銀行海外擴張的步伐正在不斷加快。《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一五”規劃》指出，要支持有條件的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開展國際競爭。隨著我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階段性進展，現代化公司治理結構基本建成，資本實力得到加強，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為進一步發展境外機構和業務、進一步“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監管部門的鼓勵以及國內企業境外擴張所衍生出巨大的跨境金融服務需求下，通過跨國并購方式“走出去”，已經成為許多中資銀行的戰略目標和實際行動。應該看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兼并重組在帶來機遇的同時，其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給中資銀行帶來了挑戰。

目前，人民幣升值以及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外國一些金融機構的市盈率降到了一個非常理想的程度，給中資銀行帶來了通過跨國并購進行海外拓展的良好機遇。但國際金融市場高度的波動性、聯動性要求海外投資經驗并不豐富的中資銀行必須通盤考慮各種風險，不能不計代價，盲目投資，否則“一招不慎，滿盤皆輸”。因此，參與跨國并購的中資銀行要高度關注母國和東道國的經濟環境、產業環境和制度環境，特別是影響跨國并購的決定性因素，做到心中有數，運籌帷幄，如此才能有效提高跨國并購的成功率，確保我國“銀行航母”在金融海洋的成功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