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爭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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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雜志》2014年第四期

1理論內容相關爭議的辨析

1.1有關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核心概念的爭議

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基本概念是爭議的焦點之一，但國內外爭議的內容略有不同。國外學術界對核心概念的爭議主要有兩點。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借鑒了生物學領域的物種進化理論，很多學者探討借用生物學領域中達爾文的物種演化（evolution）理論表述沒有生命的旅游地發展是否恰當［15］。有學者認為旅游地發展比較符合生物進化論奠基人拉馬克提出的遺傳的“突變”特質，而非達爾文的“漸變”，這種突變理論更符合文化和技術的發展規律［16］。但也有學者（包括巴特勒）認為旅游地的發展過程是漸進的，且必須不斷調整才能在充滿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去，所以借用達爾文的物種進化理論也無可厚非［15］；另外一個曾在概念上引起爭議的是巴特勒最初提出的理論中用的是旅游地（touristarea），而非旅游目的地（touristdestination），盡管兩者含義相近，但兩者在空間范疇和統計意義上都有很大差別。空間上，旅游地不僅包含旅游目的地，而且還有其外圍地區（satellitedestination）；統計上，前者的接待人次只計量過夜游客，而旅游地的接待人次則包括不過夜的一日游游客［17］。中國學者對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基本概念的爭論，則是著眼于巴特勒的理論究竟是表述為“旅游地生命周期”還是“旅游產品生命周期”更為恰當。認為應表述為旅游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有楊森林、許春曉、張立生等，綜合起來理由有四：第一，從源頭上講，Butler理論受營銷學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啟迪，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在旅游學中的應用［12，13］；第二，旅游產品可以分為旅游地產品、旅游線路產品、旅游節慶活動產品等類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應該是旅游地產品生命周期的分支或者類型，旅游地是旅游產品的空間載體，只有旅游產品才有生命周期，僅因為旅游產品生命周期研究中實際操作的便捷性，旅游地產品生命周期才以旅游地產品替代了更廣泛意義上的旅游產品［13，18］；第三，一些知名學者（如申葆嘉等）也使用旅游產品生命周期一詞［18］。認為應表述為旅游地生命周期（如余書煒、閻友兵等）的證據有兩個：一是從翻譯學的角度，國外包含Butler在內的學者的研究對象都是旅游目的地、旅游度假地或者旅游勝地，并始終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為名；二是在旅游地的構成要素中，包含了旅游活動的參與者———當地居民，而旅游產品的研究通常不包含這一要素［19，20］。還有潛在的第三種觀點，認為兩種概念都可以，因為旅游地生命周期和旅游產品生命周期密切相關，沒有嚴格差別或者區分的意義不大。筆者認為出現激烈爭議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屬于舶來品，由于文化和發展背景的差異，中英很多詞匯在外延與內涵上都無法完全一一對應，一些概念必須經過修正才能適應我國的客觀情況，這有待進一步厘清和完善。第二，巴特勒于1980年發表的文章雖然是寫旅游地在時間維上的演化，但“S”曲線圖模型所能展現的信息較為簡單，只直觀地描述了旅游者數量在時間維上的變動。很多學者在引入這個理論時只詳細介紹了“S”線圖，與產品生命周期的銷量和利潤在時間維上的變動相似，讓很多學者誤以為是旅游產品的生命周期。巴特勒（2010）也認為，模型圖吸引了學者過多的關注［5］，以至理論的整體內容被曲解或忽視。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也可以用于指導旅游產品演化的研究，這也是很多知名學者基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研究旅游產品管理的重要原因。筆者認為，巴特勒的理論還是翻譯為旅游地生命周期更恰當。主要原因有：第一，盡管旅游產品依附于地方的特性使其包含了地方特征，但旅游產品與旅游地的概念在內涵及外延上仍有很大差異。旅游產品是旅游地提供給游客的吸引物與服務的總和，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旅游地是提供游客旅游產品的區域或地方，包含與旅游相關的社會、經濟、環境等要素，是一個地理學概念。再看巴特勒在1980年發表的文章中，研究對象是包含一定地域內以旅游要素為顯性特征的人文、自然等地方綜合要素，符合旅游地的概念。第二，盡管巴特勒勾勒的“S”曲線圖只用游客量變化這一數量指標作為階段識別標志，但文中詳細闡述了旅游地社會、文化、經濟等要素在各個階段的變遷規律。如游客與當地居民的交流程度、當地居民對游客態度、當地居民生活受影響程度、自然人文環境的變化等社會、經濟、文化等要素的變遷，盡管這些要素性質的改變無法或很難量化，也很難以圖形的方式展現出來，但可看出文章表述的是旅游地域綜合體的演變，且在空間進程上存在核心－外圍的地理特征轉變［5］。第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可用于指導旅游產品演化，更可用于分析如國家、地區、省、市、縣、鄉、村等不同空間尺度上旅游地域綜合體的演化研究［5］，而旅游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無法做到這一點。第四，最重要的依據是，原作者巴特勒認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根植于地理學的土壤，在對概念的補充解釋里重點提到了旅游地演化具有核心地區到外圍地帶的空間擴散的特性［21，22］。所以，綜合以上內容，巴特勒的理論表述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更為恰當和嚴謹。另外，即使不考慮文章的出處，有三個背景仍然值得關注：第一，巴特勒一直接受的是系統的地理專業教育，長期在大學的地理系任職［23］，而旅游地演化也是自18世紀后期到20世紀地理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第二，巴特勒文章中的參考文獻多來自當時比較著名的地理學家，且研究對象都是旅游地；第三，完善和使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研究的學者，多將其用來研究旅游地發展的問題［24］。所以從背景上看，巴特勒理論表述為旅游地生命周期也更符合邏輯。

1.2有關旅游地演化階段特征的研究

有關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形態，也是產生爭議的熱點問題。階段劃分爭議的范疇里，各學者認可旅游地的演化呈現相同的起點和終點以及相似的邏輯進程和演化路徑，旅游地生命周期呈現開始、興起、衰退的單一曲線形態，但在階段劃分上有所不同，大致有將旅游地生命周期劃分為三、四、五、六、七階段的說法。三階段說主要是早期探索旅游地發展規律時提出的，將旅游地演變分為發現、發展和衰退三階段［7，25］，并且三階段旅游地主要吸引異我中心型、中間型、自我中心型3種性格的游客［26］；也有學者在驗證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時發現，尼亞加拉瀑布起步階段與發展階段無明顯界限，停滯、衰落與復興階段并存，即尼亞加拉瀑布發展也呈現了三階段態勢［27］。四、五階段劃分法是各國學者在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的基礎上，對不同個案地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旅游地在發展中呈現出不同于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進特征。旅游地演進呈現四階段，與產品生命周期基本一致，包括引入、發展、成熟和衰退階段［28］，有的旅游地在經歷探索、參與、發展階段之后，長期呈現穩定階段［29］，或者旅游地直接進入發展階段，經歷短暫的鞏固和停滯階段后進入衰退階段。當前研究中也有呈現五階段發展的個案地，如有學者對美國鄉村蘭卡斯特進行了持續研究后發現，該旅游地的發展呈現了探索、參與、發展、成熟和衰退五階段［30，31］。六階段說受到包括巴特勒在內的多位學者的支持，發現很多旅游地的發展支持了經典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盡管各個案例地由于自身特征或外在因素干擾，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時間跨度，但歷史數據證明旅游地經歷了探索、參與、發展、鞏固、停滯、不同程度的復興或者衰退［1，32，33］。七階段說認為旅游地在經歷停滯階段后，必須對其發展進行重大調整，也就是所謂的“再定位”或者“重構”這一階段，如果干預成功，旅游地才能進入復興階段，如果干預失敗，旅游地則徹底步入衰退階段［34，35］。由于旅游地衰退后會出現經濟凋敝、人口失業嚴重、社會治安惡化、旅游設施廢棄，所以如何實現經濟轉型，即如何“退出”旅游發展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所以鮑姆（Baum，1998）等認為應該在旅游地衰退階段之后加入“退出”階段，這樣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進程才更加完整［36］。就其實質而言，早期的三階段說是學者們為了突出旅游地的動態性，在時間軸線上呈現一定規律性的演進而提出的分法。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正是基于以上研究，對旅游地的演化進程進行了更加細致的劃分，提出了所謂的六階段說。至于四階段、五階段說，是各國學者依據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結合各個案例地的發展數據，發現旅游地的演化并不是完整的依次呈現六個發展階段，某些階段因為旅游地的特殊性而沒有出現。所以嚴格意義上，對三、四、五、六階段說并沒有產生爭議，真正產生爭議的是旅游地經典演化模型到底應該是六階段還是七階段。毫無疑問，巴特勒的六階段模型提出早、傳播廣、受眾多，現在世界各地的學者以巴特勒的六階段模型作為旅游地演化進程模型的最多［37］。而七階段說的阿賈瓦爾（Agarwal，1994、1997、1999、2002、2006）是持續對巴特勒理論和案例地研究之后提出的［6］，認為停滯之后必須加入“再定位”階段，才能決定旅游地是否走向復興。這一說法不但有其他學者支持［34，38］，巴特勒也對阿賈瓦爾的這一建議給予了高度肯定［6］。從演進方向上看，這五種階段劃分法都描述了旅游地從初期的發現到最終的衰落，呈現出一致的邏輯進程和演化路徑。三階段說對演化過程的劃分比較粗略，而四、五階段說則是不同個案地的演化實證，是對六階段說的驗證和具體表現。六、七階段說才是對旅游地演化規律的一般性抽象，雖然六階段說知名度高，應用最廣，但綜合考慮巴特勒一再強調其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主旨是強調只有通過人為的恰當干預，旅游地才有機會重新走向復興，因此，加入“再定位”階段，更能體現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服務于旅游地管理實踐，追求實現旅游地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價值。因此，不同于張立生先生的說法［13］，筆者認為阿賈瓦爾的七階段說更加經典、完整，也更加體現了生命周期理論服務于旅游地發展管理的價值。另外考慮到旅游地徹底衰退之后可能出現嚴重的經濟、社會等問題，所以如何選擇恰當的“退出”路徑，也是旅游地開發中的重要課題，因此，在旅游地衰退后考慮如何平穩“退出”旅游業，也是非常合理而有必要的。

1.3有關理論價值的爭議

巴特勒提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模型后，有兩處備受爭議，即模型的真偽問題和模型的價值問題。

1.3.1模型的真偽之爭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表述的是旅游地長期演進的路徑，所以收集完備的數據和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不易。尤其是旅游地處于探索階段和參與階段時，各地很少關注和收集旅游發展的一手數據，所以有關游客數量、特征的資料很難找到。巴特勒也承認由于歷史數據的缺失，使得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在實踐驗證時存在較大的困難［2］。旅游地生命周期引進到中國后，楊森林、閻友兵等學者據此相繼質疑其理論價值，認為實踐中難以找到完全符合理論表述的旅游地［10，17］，這是巴特勒理論提出后早期學者們爭議的焦點問題之一［27］。各國學者用不同案例地的實證研究支持了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盡管各案例中旅游地發展中呈現各自的特點和差異，但其演化方向和路徑基本符合巴特勒構建的模型［1，5，33，37，39，40］。后期，借助多學科視角，許多學者用數學等多學科方法對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進行模型擬合，證頁81第第4期祁洪玲等：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爭議再辨析實了巴特勒理論可以用于旅游地發展的分析與預測。如貢薩爾維斯和阿瓜斯利用三階多元回歸方程，結合葡萄牙的阿爾加維省旅游業的發展數據，證實了巴特勒模型的正確性［41］。倫德托普（Lundt－orp，2001）及我國學者吳江等發現作為描述事物生長方程的Logistic模型，能夠較好地模擬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的“S”型曲線［42，43］。張驍明等對Logistic曲線模型和Compertz模型比較后，發現Logistic曲線模型在我國省級旅游地的發展中，能較好地擬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而Compertz模型則比較適合研究旅游城市和旅游景區的發展［44］。沈蘇彥從社會－生態系統視角構建了系統動力學模型，發現50年內的時間尺度下，系統穩定發展時旅游地發展規律符合巴特勒模型［45］。有關理論真偽的爭議漸微，但是有一點質疑仍然沒有很好地解決，即是否如巴特勒最初在文中斷定，此后也一直堅持的那樣，所有旅游地最終一定會走向衰退［2，6］。至于衰退的原因，有4種觀點：第一，旅游地發展超過了其承載力水平，自然、社會環境發生改變，旅游地走向衰退［2］；第二，旅游地衰退是由于對潛在市場開發不利，無法繼續保持其吸引力；第三，旅游地技術革新不利，旅游地因老化而退出市場；第四，無法保持良好的競爭力，旅游地被新興旅游地超越［6］。但無論有關衰退的影響因子為何，有關旅游地是否一定走向衰退的質疑從未消退。筆者認為，盡管現在的確有很多旅游地出現了衰退，也依然無法對“衰退必然論”給出充分的證據。但巴特勒的這一論斷有其價值和意義，即使不完全正確，也可以對旅游規劃者和管理者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提醒決策者旅游地要追求合理而不是無度的發展，才有可能實現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46］。

1.3.2模型的應用價值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自提出以來，其應用價值的大小也是學者爭論的焦點之一［6，47］。許多學者指出其不但無法準確判斷旅游地所處的具體階段，更難以精確判斷何時出現階段拐點，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的分析功能不強。“S”型曲線模型是一個描述性模型，所以定量預測功能欠缺也是其一大弱點。而且由于旅游統計的滯后性，模型只能對旅游地演化進程進行一般性描述，分析、預測功能欠缺，對旅游規劃與管理的指導價值不強。因此，對于如何準確判斷旅游地所處階段及轉折點，各國學者進行了積極嘗試，在發掘模型的判別指標和預測指標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48］，有更多學者則提出了預測部分階段的指標和方法，如利用當地社區對旅游態度轉變作為旅游地生命周期階段轉折的指標［49］，或者利用旅游地利潤、游客百分比的變化等［6］。我國學者也試圖建立各種指標體系，精確判斷旅游地究竟處于生命周期的哪一階段。如許春曉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力指標法判定旅游地演進階段［15］；楊春宇等提出了旅游地階段預測模型，即用游客量增長速度的“加速度”變化定量劃分旅游地階段，并利用相應數理統計回歸分析方法進行游客量預測［50］，該方法不但可以判斷階段拐點，而且開發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預測功能，較之前眾多學者采用的數學模型更加符合旅游地發展的實際；楊振之等提出了旅游地發展時間、游客接待人數、年接待量及增長率、外來投資規模、社區居民態度及就業等八方面的因素，綜合判斷旅游地發展階段［51］；唐代劍提出了旅游地經濟力的復合指標判斷旅游地是否到達需要復興的第二曲線拐點［52］。隨著各國學者研究的深入，不斷產生新的旅游地生命周期階段及拐點的判斷方法和手段。同時，不斷有學者將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應用于指導旅游地規劃和發展。如我國著名旅游地理學者保繼剛、吳必虎、陸林等分別探索了旅游地生命周期指導旅游規劃實踐的方法，唐代劍探索了延長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路徑［52］。這些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實踐應用價值。而且，旅游地的發展空間有限，只有合理的發展，才能避免旅游地走向衰退，這為旅游地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旅游地生命周期被越來越多地引入到旅游規劃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53］。孫根年利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更加科學合理的評估危機對旅游影響程度的方法［54］，進一步提升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應用價值。需要提及的是，近年來，歐洲南部一些旅游地出現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減少，盡管企業和政府都加大了營銷力度，結果仍然差強人意。由于這些地方經濟對旅游業依賴較強，所以旅游業的衰退引起了強烈關注，巴特勒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也受到了當地學者和旅游管理者的重視。因此，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進，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應用價值有待進一步發掘。考慮到對旅游地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其在旅游地管理和規劃實踐的應用也會不斷推進。當然，要想更加深入地發掘旅游地生命周期的理論價值，需要進一步探索模型的內部機制，系統科學的相關理論、地理學空間相互作用理論都將重點聚焦在研究推進旅游地演化的內在規律和影響機制上，這對提升旅游地演化理論水平和應用價值有著更積極意義［55］。

2總結與展望

本文通過對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系統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結論：在稱謂上“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更為嚴謹，但是可以用于指導旅游產品演化的研究；階段劃分上，巴特勒的六階段分法推廣程度最高，但是阿賈瓦爾的七階段說更細致、完整，也更能體現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價值和意義，即巴特勒一再強調的，只有通過積極而恰當的人為干預，旅游地才有可能避免走向衰退階段；在理論價值上，認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是描述旅游地演化方向和路徑的學說，雖然無法證實所有的旅游地最終必然進入衰退階段，但是當前越來越多的旅游地步入衰退階段這一事實，證實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存在的價值。同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不僅應用于旅游規劃和可持續發展中，而且隨著各國學者的深入研究，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逐漸成為定性、定量分析和預測的重要理論，其重要的應用價值不斷被發現和證實。因此，引入這一理論并將其應用于我國旅游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是我國旅游研究和實踐領域不容回避的任務。厘清概念和認識上的誤區，對進一步推進理論在我國的發展有非常重大的價值和意義。當然，旅游地生命周期產生于20世紀初期，成型于20世紀中后葉，而今的旅游發展環境已經截然不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旅游業賴以生存的交通技術出現了根本性改變，廉價航空的普及，使得旅游目的地之間的競爭格局出現了巨大改變。世界各國普遍富裕、文明的深入推進、休假制度和信息技術的革新都對旅游地的演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當前的宏微觀背景下，旅游地演化將呈現什么樣的新特征，旅游地演化的影響機制和影響因子發生了哪些改變，新社會、經濟、文化、技術要素的影響有哪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會從哪些方面深化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并拓展其應用領域和應用價值？如何才能有效實現旅游目的地的復興并實現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探討。所以探討并完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內容，以發展的思路深入發掘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論的實踐價值，對正確認識不同歷史階段的旅游地發展規律以及指導旅游地的開發和管理都有極大的價值和意義。

作者：祁洪玲劉繼生梅林張振國單位：大連民族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東北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東北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