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圖書的曲折傳播命運及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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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末四大奇書包括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記》，它們在我國圖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們的出現標志著我國科技史上曾經有過輝煌，但是它們的曲折傳播命運暗示著我國科技觀念的變遷和古代出版體制對于科技圖書的歧視。本文介紹了這4本科技圖書的曲折傳播歷程，并且試從教育環境、出版環境、科技觀念嬗變等角度闡釋“李約瑟難題”的答案。

關鍵詞：科技圖書；“李約瑟難題”；科技觀；傳播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歷經春秋戰國直到宋朝臻至鼎盛，明清進入沉淀階段，這為科技圖書的出現奠定了技術基礎。此外，明清也是歷史上出版的鼎盛期，加之農業發展促使工農知識的廣泛需求，科舉考試內容的僵化導致學子實業救國思想的產生。這些復雜的原因使科技巨著的創作在明朝呈現井噴之態，其中最著名的就屬四大科技圖書——《天工開物》《徐霞客游記》《農政全書》《本草綱目》。與創作相比，這些巨著的傳播歷程卻曲折而艱辛。

一、明代四大科技圖書的傳播命運

（一）宋應星《天工開物》的傳播歷程

宋應星自小接受傳統教育，希望通過科舉實現理想。他一生參加過5次科舉都落榜，45歲參加完最后一次科舉考試后放棄了科舉及第的念頭，轉向了更能直接給百姓帶來利益的實學上。宋應星在5次科舉的路途中對當地的工業、農業進行調查并記錄先進的技術。這些資料被納入《天工開物》中，成為我國科學技術史上的寶貴資料。《天工開物》成書后在同鄉涂紹煃的資助下才得到首次刊刻。明末由于戰亂，此書被迫停止售賣。直到清初，書林楊素卿認為刊刻《天工開物》有利可圖，很快便在福建刊行第二版。但是清中期《四庫全書》修訂，《天工開物》不在首次收錄的書籍名單之中，間接導致此書在市面上不再流傳。在國內處于傳播空白期的《天工開物》傳入日本后卻受到廣泛歡迎，在日本得到再刊，日本版本的出現使得《天工開物》在世界上被保存下來。反觀國內，1772年《四庫全書》修訂后直至民國初期，《天工開物》單行本在國內的傳播處于停滯狀態。民國初年藏書家陶湘深知《天工開物》的歷史價值非同小可，于是決心將其重印，這使得《天工開物》一書的傳播軌跡在國內再次鮮明起來。

（二）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傳播歷程

李時珍同樣有著艱辛的科考歷程。13歲的李時珍到黃州府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但是隨后3次赴武昌參加鄉試都失敗。值得慶幸的是，李時珍并沒有將美好年華都消磨在考取功名中，3次科舉的失利使他下定決心潛心醫藥學的研究。27歲時，李時珍在京城太醫院任職，期間閱讀了大量的珍貴醫學善本。同時李時珍注重實踐，親身試藥，最終于萬歷六年完成巨著《本草綱目》。70歲的李時珍為了出版《本草綱目》，由武昌去南京尋找有意向的書坊主，但是直到去世都未能如愿。李時珍希望借助朝廷的力量出版《本草綱目》，故曾向朝廷呈《獻本草綱目表》“伏愿皇帝陛下體道守成，尊祖繼志”“留情民虞，再修司命之書特詔良臣，著成昭代之典”，［1］其子李建元也呈《進本草綱目疏》希望朝廷能出資刊刻，但萬歷皇帝只批了9個字——“書留覽，禮部知道，欽此”，［1］從此再無下文。最后1596年由金陵出版商胡承龍刻印，歷時4年才全部刻完。出版后立即引起巨大反響。

（三）徐光啟《農政全書》的傳播歷程

徐光啟的科舉之路比較幸運。萬歷九年，徐光啟20歲考中秀才，以后參加舉人考試卻屢試不中，直到年后主考官焦茲從落第的試卷中發現了他，拔為第一名。徐光啟36歲中舉人，43歲中進士，為考取功名耗用了23年的寶貴時間，在此期間他輾轉讀書，目睹了百姓艱辛的生活，也對社會危機有了深刻的認識。《農政全書》是徐光啟去世后6年，被其門人陳子龍等人負責修訂和刊刻。此書出版后，徐氏后人奏請皇帝大量刊刻并得到崇禎皇帝的同意，可惜沒過多久明朝滅亡，刊刻一事不了了之。令人意外的是，《四庫全書》雖然收錄了《農政全書》，但是到清中葉卻無人刊刻，直到道光十七年貴州糧署據平落堂本刊印，同治十三年山東書局又根據貴州糧署本刊印。雖被刊刻，但傳播范圍不廣，在民國期間，此書仍然很難被找到。不過此書在18世紀傳入歐洲，后日本曾大量從中國購進，從而成為日本暢銷書，在海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四）徐宏祖《徐霞客游記》的傳播歷程

徐弘祖因為父親不喜官場仕途，所以自幼年起他就對傳統教育內容不感興趣，反而喜愛地理，他20歲到54歲一直在外游歷考察，他將自己的歷程和收獲以日記形式記載下來，這些資料成了我國歷史上篇幅最大的科技巨作——《徐霞客游記》。《徐霞客游記》的傳播主要是以個人收藏形式在民間流傳。徐霞客去世后留下60多萬字的游記資料，由其塾師季夢良整理成為《徐霞客游記》，后由其族兄徐仲昭面交錢謙益。不巧的是，當時錢謙益生活窘迫，沒有條件將其刊刻，所以錢謙益只好將書稿轉交給出版家毛子晉，然而不知何故書稿又由毛子晉交給了喜好藏書的莫友芝，所以這本書稿就一直藏在他的影山草堂里而未能刊刻。后這部稿本輾轉到了劉承干手中而被其收藏在自己的藏書樓中，就這樣《徐霞客游記》一直被私人珍藏。直到乾隆四十一年，孫徐鎮才首次刊刻了此書，隨即流傳開來。在《徐霞客游記》誕生后的百年間，此書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價值，這不得不令人感慨。

二、明代四大科技巨著作者的特點

（一）作者坎坷的仕途歷程

宋應星認為科舉的內容并不能拯救處在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故其在5次不第的情況下，認清了科舉的真面目轉而研究實學。李時珍也是在3次科舉失利的情況下潛心醫藥。徐光啟雖后半生官運亨通，但是他前半生同樣有著漫長而艱難的科舉歷程，并且為此付出了寶貴的23年。科舉僵化的考察方式把一切實用的自然科學知識看作歪門邪道，培養出的一批批人才也只會吟詩作詞，而真正的有用之才則不會被朝廷重視。宋應星、李時珍、徐宏祖就是游走于仕途之外的怪才，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即研究實學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二）作者身份的特殊化

戰國末年就提出了“農本論”的思想，中國古代士大夫以研究實學為恥，所以古代科技圖書的主體作者群多是百工政府官員。例如，《氾勝之書》的作者氾勝之是一個農官。《齊民要術》的作者賈思勰曾任高陽太守。宋應星既不是一般的工匠，又不是主管百工事宜的官員，卻能傾注全部心血來編著《天工開物》，這確實是一個有趣而又透露出普遍意義的現象。徐宏祖沒有官職，單憑興趣就游歷了大半個中國。李時珍在供職期間最大的收獲就是看到了許多平時看不到的醫學典籍。綜上所述，這讓我們看見了一批朝廷官制之外的能人志士，他們厭惡官場黑暗，但有經世報國之心，正是他們對科技觀念的轉變，帶來了科技圖書作者隊伍的變化。

三、明清時期科技圖書傳播曲折的原因

（一）明清時期科技觀的變遷

首先，中國古代科技觀的總體特點是只重視技術的應用而忽視技術理論的探索，只注重經驗的積累，而忽視經驗緣由的追溯。但這種科技觀念發展到晚明卻出現了一些變化，“經世致用”思想似大明朝思想領域的回光返照，反而成了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史中一道亮麗的風景。晚明士大夫沒有全部否定科學技術的作用，他們認為科技能夠給人更好的生活，徐光啟認為“人富而仁義附焉，或東西之通理也。道之精微，拯人之神；事理粗跡，拯人之形，并說之，并傳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器雖形下，而切世用”。［2］由此看來，晚明時期儒學理性的范疇已經擴大到科技領域。其次，晚明士大夫將經世致用的實學與修身之道結合為一體。科學的價值不僅能夠滿足人生存發展的需要，還在于成就人。宋應星就希望通過《天工開物》來達到富足百姓的目的。徐光啟還號召士大夫階層要以格致為修身之道。晚明許多士大夫希望可以通過科技來實現自己“富國”“足民”的社會理想。再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但僅有觀察而來的數據仍然不夠，還需對數據進行理論的概括和總結”。［3］晚明徐光啟在西學的影響下得出一套“革”與“故”的思想方法論，其進步意義在于企圖把簡單的經驗或數據提到理論的高度上來，表現了注重實證的實驗方法。然而到了清朝，官員由于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和道統性使得當時社會環境下的文武大臣無法接受西學和實學的思想，到了雍正時期則完全封關，隨后一百多年完全終止了向西方學習，清朝又回到了它驕傲固守的局面。直到同治中興，中國思想界才逐漸接受一些進步觀念，并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洋務運動，西方列強的船炮轟醒了一批有志之士，他們打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旗幟開始真正重視、學習科學技術，近代科技觀念才慢慢地在中國大地孕育并傳播。

（二）尊孔崇程朱理學的教育內容

明清時期國子監是國家教育的最高機構，故國子學的教育內容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整個國家的教育情況。明代國子學的學習內容有《四書》《五經》《御制大誥》《大明律令》等書。官學之外，中國私塾里的啟蒙教材仍然是《三字經》《百家姓》等，較少有數學、天文等科學知識。清代國子監學習的內容大致與明朝相似。綜上所述，明清教育內容都是以儒家學派思想主導的書籍，這些書籍以文史為主，缺乏化學、物理、天文等自然學科知識。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子們學習的視野和方向。此外，學習方式呆板，學習過程嚴重脫離實際，學子們沒有意識和能力去完成大量的數據收集和統計工作。我國古代的教育內容已深入學子的思想意識之中，他們自始至終認為科學技術是“奇技淫巧”，這樣的教育內容和思想培養出來的人才只是幫助統治者更好地統治社會，而不能在某一科學領域創造價值、造福百姓，并且這也限制了官員對于科技圖書的鑒別能力，導致科技圖書的傳播歷盡艱辛。

（三）明清時期官方制度對科技圖書編輯出版的束縛

明代之前官刻一直占據書籍出版的主流地位，明朝的兩個國子監均以刊刻經史類書為重點。而地方官府也多刊行歷史、政法、類書以及名人的詩文集等。可見明清時期官刻書籍的種類雖然龐雜，但科技類書籍并不在官刻大批量刊刻行列。明清時期科技類圖書不能借助朝廷力量傳播，只能借助其強大的實用性通過民間渠道流傳。除了圖書刊刻主體的官方化外，圖書編輯主體的官員化也是制約科技類圖書出版的一個重要因素。考察古代科技類圖書，其作者群多是在位的政府官員，他們掌管不同門類的手工業事宜，是最直接接觸技藝的一線知識分子。出于管理與生產的需要，朝廷會命令他們編纂圖書以供使用。這樣的作者群使得科技類圖書從誕生源開始就受到了制度的束縛，使得該類書籍在傳播歷程中阻礙重重，產生了一個個不同而又相同的科技圖書傳播命運。

參考文獻：

［1］李時珍.李時珍全集［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

［2］李春勇.徐光啟的科學思想及其影響［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5（5）18-28.

［3］彭加勒（法）.科學與假設［M］.李醒民，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103-104.

［4］李書狀.民國時期《天工開物》再版的原因探究及啟示［D］.山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作者：馬月飛 單位：河北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