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祚明的古詩觀與批評方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陳祚明的古詩觀與批評方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中北大學學報》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清初文人陳祚明編《采菽堂古詩評選》，在舉世師法盛唐的風氣中獨標漢魏古詩的典范意義。他以為與近體格律詩相比，古詩的長處在于情感真摯，樸實無華，因而重視對古詩的玩味可糾正明中葉以來虛浮矯飾之弊。由他的《古詩十九首》的評語可以看出，他對于古詩藝術魅力的關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日常化的情感類型，即探究“人同有之情”，強調失意與離別；二是“善藏”與“不出正意”的抒情方式，強調“人情本曲”，達情需含蓄委婉。

關鍵詞：

陳祚明；古詩；情感類型；抒情方式

清初學者陳祚明（1623年～1674年）有《采菽堂古詩選》四十卷及補遺四卷，選錄唐以前的四言、五言古詩兩千余首，各詩之后還有詳略不等的點評，屬于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為數不多的古詩評選，但由于作者布衣終生，詩文創作水平一般，在文學史上知名度不高，他的批評思想及成就較少被關注。本文根據今人李金松先生點校本《采菽堂古詩評選》，對陳祚明古詩批評思想與批評方法略作論述，以引起學者進一步的研究。

1情感與詩歌藝術之關系

陳祚明原籍浙江錢塘（今杭州），順治乙未年（1655年）應好友嚴沆之邀前往北京，開始了他在京城的游館生涯。周榮《春酒堂詩話》載：“陳胤倩（祚明字）詩，主風神而次氣骨，主婉暢而次宏壯。嘗指摘少陵詩，目為枵句，如‘乾坤’、‘萬里’諸語。余笑曰：君奈何又有‘乾坤一布鞵’之句耶？相與大笑。憶此在己亥（1659年）春慈仁寺雪松下，今成疇昔矣。錄及為之潸然。”［1］108主“風神”、“婉暢”大概是當時京城的詩歌風氣，到康熙年間，進一步演化為以王士禎為代表的“神韻”風尚，而王氏“神韻”說主要是一種近體詩的創作原則。當時文人們競相研摹近體格律詩的句法，應酬唱和亦主要采用近體。陳祚明的《稽留山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233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所收自己的詩作也以五七言律詩居多。那他對詩歌評選卻指向古詩的用意何在呢？在《采菽堂古詩選》凡例中，陳祚明表述了自己孜孜于古詩評選的用意：“古詩自漢迄隋代遠矣，大抵多五言，齊、梁稍趨之律。學者蓋目為古詩，與近體判然，是近體之源也。今為近體，如不讀古詩，見不高，取材也狹隘。坐下俚。初盛唐密邇六朝，人各有所宗法，如陶、謝、庾、鮑、陰、何，自太白、少陵亹亹（勤勉不倦）于茲，故所詣卓。中、晚之衰也，即奉唐人為典型，故調益靡。”［2］9可見，作者選擇古詩加以評選不是出于個人趣味，而是基于他對中國詩歌發展史的理解。審視漢唐近千年的詩歌歷史，古詩不僅僅是唐人詩體與律詩相對的一種，而且存在于自漢代到隋代的八百余年，代表著先唐國人的性情和思想。自嚴羽主張師法盛唐，后人主要尊奉唐體，漢魏古詩漸被遺忘。但唐詩并非空穴來風，律體孕育于齊梁時代，但齊梁詩也是從漢魏五言詩中孕育出來的。李、杜為代表的盛唐詩人的杰出成就，就是在取法六朝的基礎上取得的。而后人只知道學盛唐詩，卻淡忘了盛唐詩的來源出處，必然導致見解低下，取材褊狹，思路僵化。中晚唐及宋人詩歌不及盛唐的原因即在其僅奉唐人為典范，而遺忘了先唐八百年的古詩傳統。乾隆時代的大學士沈德潛編《古詩源》，也有感于明代中葉以來學詩者“守乎唐而不能上窮其源”，強調“唐詩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3］《古詩源序》一，與陳祚明的觀點如出一轍。

那么先唐八百年的古詩與唐以后詩相比究竟有哪些優長？能夠給后世作者提供哪些滋養？陳祚明并沒有明確說明，只能從他的只言片語中推測。在凡例中，陳祚明以為“詩之大旨惟情與辭”，情、辭二者，他又尤其重視情之“真”。他說：“詩者，思也，惟其情之是已。”［2］1如果無實情而繁稱多辭、枝枝蔓蔓，必然會墮入靡麗之弊。他還說：“古詩真者體自高，言其情必能切至，與附會者不同。”［2］卷三王昭君《怨詩》評語：由于古詩并不以屬對工穩、練字恰切取勝，那么它對于近體的優勢就惟有“情之真”了。明代公安派追摹真情的詩歌，只注意到民間歌謠，而并沒有想到古詩。到近代，王國維以為“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4］1。而他衡量境界的尺度則是“真感情、真景物”，這顯然與陳祚明古詩評價的尺度相應。陳祚明注意到情感之深摯與詩歌藝術魅力的關系，他評西晉詩人潘岳與陸機云：“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筆，淋漓傾注，宛轉側折，旁寫曲訴，剌剌不能自休。夫詩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所嫌弊端繁冗，不能裁節，有遜樂府、古詩含蓄不盡之妙耳。安仁過情，士衡不及情。安仁任天真，士衡準古法。夫詩以道情，天真既優，而以古法繩之，曰未盡善可也。蓋古人之能用古法者，中亦以天真為本也。情則不及，而曰吾能用古法，無實而襲其形，何益乎？安仁有詩，士衡無詩，鐘嶸惟用聲格論詩，曾未窺見詩旨。其所云‘陸深而蕪，潘淺而盡’，互易評之，恰似不謬矣！不知所見何以顛倒至此！”《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語云：“潘文淺而凈，陸文深而蕪。”［5］《文學》第四，第89條可見，所謂“陸深而蕪，潘淺而盡”實為東晉詩人孫綽所言，由于《世說新語》在士林中的流行，這個評語已成千古定論。陳祚明從二人詩歌文本實際出發，以為潘岳深情淋漓，旁寫曲訴，宛轉不休，而缺陷在于繁復冗長，有失古詩含蓄不盡之妙，此所謂“過情”之失。至于陸機的五言詩，也不乏宛轉言情者，如《擬古八首》、《赴洛道中作二首》、《贈弟士龍》等作，鐘嶸《詩品》置于上品。與潘岳相比，陸機更注重對仗及用典，詩句深奧難解，這一點大概是陸氏的欠缺之處。陳祚明對二人的對比總體上以“情感”為尺度，“未有情深而語不佳者”一語可簡化為“情深語佳”，與韓愈之“氣盛言宜”含義相同，以為只要情感深摯，其藝術魅力自然超邁。

2唯“情”妙在“言人同有之情”

陳祚明大概從周榮所記慈仁寺雪松下說詩之年（1659年）就已開始編輯《采菽堂古詩評選》，直到康熙十三年作者去世為止，歷時十五年之久，傾注了編者大量心血。這本評選比王夫之《古詩評選》要系統全面，又比《古詩源》的評語詳盡深刻。就古詩批評之周詳深刻而言，《采菽堂古詩評選》應該列于清代第一，為了說明其批評成就，本文僅引述其對《古詩十九首》評語為例加以闡述。《古詩十九首》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收錄在《文選》卷二十九中的十九首五言古詩，從鐘嶸《詩品》開始，即被視為漢詩典范，陳祚明對《古詩十九首》點評較其他詩篇更為詳盡，足以代表其批評的總體成就。其總評云：《古詩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于所愛，莫不欲終生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生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復不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回反覆，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至極。［2］80－81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稱《古詩十九首》“婉轉附物，怊悵切情”［6］卷二66。陳祚明進一步分析所“切”之情。他首先從《古詩十九首》見出一種人所共有的“普通情感”，即“人同有之情”。他以為詩歌中的“辭”可能一代一代有所變化，產生新的詩體，而“情”則千秋未有改易。這樣，前代人悲歡得失、感時命物、離合怨慕的詩篇就有可能與后世讀者產生共感共鳴，詩歌因為寫同有之情而具有動人的力量。對此金圣嘆亦云：“作詩……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者應聲滴淚。”［7］卷四《古詩十九首》道出了人類所共有的生命體驗，展現了人類情感的基型和共相，所以驚心動魄，感人至深。其次，他還考察了人類普通情感的兩種類型：一為失意。人人都有理想和愿望，都因實現理想而欣慰，也都為無法獲得而感傷。試想一個胸懷大志、背井離鄉追尋仕途的游子，帶著滿腔熱血，卻仕途艱難，壯志難酬。“人情莫不思得志”，生命的軌跡伴隨著的是無盡的志向和追求，可“得志者有幾”，有人雖已享高官厚祿，卻也終不滿足，更何況是貧賤之人？而更加悲哀的是“志不可得”卻忽覺光陰逝去，感慨憂愁。二為別離。人人都愿與愛的人相守，但難免會經歷離別，或生離或死別，而往往相聚之時無法體會久別重逢的難得和可貴。游子在異鄉眷念愛妻，思念故鄉都是人人所同有的感受。再加上漂泊不得志，昔日舊友漸漸離己而去，甚覺人生灰暗，憂愁萬分。

《古詩十九首》由于對失意、離別這樣人類共有情感反復低回，唱嘆不已，所以“意悲而遠”，具有感人的力量。人類情感當然不止上述兩種類型，只是這兩種情感最適合詩歌表現。詩人結合各種人生情態將它們形諸語言，反復唱嘆，形成感人的藝術力量。對《古詩十九首》情感的認識，可與陳祚明形成對比的是元末明初的詩論家劉履。他在《風雅翼》卷一《選詩補注》中，以朱熹《詩集傳》的宗旨解釋《古詩十九首》，以為“行行重行行”一詩為“賢者不得于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具體而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別之悲矣，至于萬里道阻，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不思慕者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游子所以不復顧念還返者，第以陰邪之君上蔽于君，使賢路不通，猶浮云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不置，甚底于老宜如何哉？惟自遣釋，努力加餐而已。蓋《卷耳》‘酌金罍’、‘不永懷’之意。觀其見棄如此，而但歸咎于讒佞，曾無一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通過系統解釋，劉履將詩意完全附會到“君臣之義”上去，而情感特征則是“哀而不傷”，忠厚之至。又說“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一詩：“賢者既出仕久而未見親用，自傷不得及時行道以揚名后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其君，乃托新婚夫婦為喻而作是詩”［8］卷一。這種源自漢代經學解釋方式的牽強附會之處不言而喻，但還是不斷有人附和。比陳祚明稍后的吳淇，在其《六朝選詩定論》中評《古詩十九首》云：“《古詩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時，要皆臣不得于君則托之于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圍。”［9］77相比之下，陳祚明對古詩情感類型的分析，已經擺脫了在中國源遠流長的儒家經學模式，而回歸到日常生命體驗中，他對于詩歌魅力的揭示，也因此真切不隔。詩人將情感形諸語言，見諸詩篇，批評家又如何以其獨具的慧眼將情感從詩篇中揭示出來？下面看陳祚明對具體詩篇的解讀。其十二：“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這首詩隱含的作者或抒情主人公是一位燕趙佳人，她東城遠眺，感到四時遷流，將近歲暮（亦隱含主人公青春流逝），心中充滿遲暮懷人之感。①

但她還是不想為情所困，欲“蕩滌放情志”，振作起來，她穿好衣服，打扮得美麗動人，坐在窗前彈琴，但發出的音響卻充滿悲傷，最后發現自己整個人還是為思念所困。最后兩句表達了主人公的終極愿望。這首表現男女離別相思的詩，陳祚明卻說其表現“懷才不遇，而無緣以通”：“其所望必且登之細旃，坐而論道，三沐而升，九賓而禮，方遂本懷。”［2］86這樣的解釋顯然已經暗含了儒家詩學中的比興之義，即以為實有的男女情感具有象征意義，“美者顏如玉”表征才華卓著，“思為雙飛燕”表征一種知遇愿望。之所以會回到儒家比興之義，是由于今人所謂“愛情”在清初尚未成為一種普遍意識。陳祚明讀到這樣具有明顯“愛情”意味的詩時，他也不會從男女情愛角度理解。而對于“坐而論道”的描述，又似乎與陳祚明個人的身世體驗有關。據李金松先生《采菽堂古詩選》前言所述，陳祚明于順治十二年自杭州流寓北京，經歷了十九年的游館生涯，其間或“擁書買文”，困窘貧苦，直到1674年客死京城。他可能經常參加一些文士聚會，而他永遠不是那個坐而論道，贏得滿堂喝彩的中心人物，所以他對這樣的人物艷羨至極。所謂“本懷”，不就是他個人愿望嗎？

又如其一《行行重行行》評語：“生別離者，畢生不復得再見也。”人生最苦痛者，莫過于生離作死別，明知“不更得會，而心未已”者，最為痛楚，滿心自欺，滿心傷痛。人只有經歷了情感或者痛苦的積淀才會有深沉的哀思和詠嘆，故曰：“人惟有情而不能語，故詠嘆已以傳之。”生而為人，便難逃愛恨情仇的糾葛，蓋陳祚明也不會例外。遠游在外，孤苦無依，離別之苦溢于言表。如《古詩十九首》其三《青青陵上柏》評語：“宛洛固繁華，而駑馬來游，心意何可娛也！”滿心失意者，目睹京城的繁華，內心并無“游”之樂，更多的是不得志的神傷，何來“娛”，大概都是“睹繁華，傷貧賤”吧。陳祚明遠離家鄉，赴京游館，乃生活所迫，身處鬧市，蓋與詩中游子有一樣的悲苦心境，因而深深慨嘆“何可娛也”，只有對“貧賤”的無盡感傷吧！其十九寫客居思歸，似乎更能引發陳祚明的某些感觸：“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陳評曰：“客行有何樂？故言樂者，言雖樂，亦不如歸，況不樂乎！”［2］88原句明明是“客行雖云樂”，陳祚明卻要用一個反問句強調客行之人無樂可言，這顯然是從他自己的“客行”體驗得出的結論。他在京城有十九年的“客行”經歷，其中滋味從這個評語中可以窺見。然后替主人公設想，說詩人的意思是客行即使快樂，也不如回到家里，更何況客行本來就無樂可言。可見陳祚明對所謂“同有之情”的體驗，更多地結合了自己的生命體驗。王國維評價《古詩十九首》情感特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4］13“‘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坎坷常苦辛。’可謂淫鄙之尤。然無視為淫詞鄙詞者，以其真也。”［4］19“不隔”就言情的真切水平說，這里所舉四例，所言的都是真切不隔的情感，而這種“真切”并不需要某種藝術策略來實現，其本身就是一種真摯的生命情懷毫無遮攔的表達。“生年不滿百”說人的現實生命情狀，“常懷千歲憂”是說人常會憂及千歲，為子孫打算，“晝短夜長”重申這種現實和思想情態的不和諧，勸人當此生命盛年，“行樂當及時”。“服食求神仙”四句為第十二首末尾四句，本詩也是“及時行樂”主題，開篇以長安東門外郭北墓起興，講人生如寄，圣賢也難免一死，服食求仙也難以長命，不如飲美酒，服紈素，及時行樂。②“昔為倡家女”四句為“青青河畔草”一詩最后四句，可視為“倡家女”的心聲，所以被指為“淫詞”；“何不策高足”四句為強盜語，所以被視為“鄙詞”。正因為率真無偽，也便沒有了“淫鄙”之感。王國維這種帶有近代意識的觀點，在清初陳祚明那里早有先例。

3唯“辭”雅于“經營慘淡”

情感體驗之外，陳祚明還看到了《古詩十九首》言情方式上的高妙之處。他以為《古詩十九首》“言情為本”。而“人情本曲”，抒情方式也必以含蓄委婉為最佳。《古詩十九首》總評云：“《古詩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為徑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寫之。”［2］81在點評中，他探討了《古詩十九首》之“宛曲”效果的實現方式。“反言”即正話反說，曲達其意。情到至極處，往往魂牽夢縈，徘徊度量，本來是如此的事實，卻要假想種種可能的存在而聊以自慰。如《古詩十九首》其十九《明月何皎皎》第三句云：“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自古有言“樂不思蜀”，“樂而忘歸”，而既然“客行”，“云樂”，卻為何要“早歸”？前后矛盾，與常理背道而馳。陳祚明評曰：“客行有何樂？故言樂者，言雖樂，亦不如歸，況不樂乎！”指出詩人言“客行雖云樂”卻又渲染出孤獨落寞的氛圍，是“反言”，明知云游旅居的生活艱難悲苦，卻道之以“樂”安慰自己，而“不如歸”巧妙地道出了隱含在內心的真意，一個“樂”字反襯詩人內心的苦悶與悲愴，令悲切意更濃。這樣一來“反言”遠比直抒胸臆來得委婉真切。

又如其一《行行重行行》寫一位思婦對離家遠行、久別不歸的丈夫的思念和怨情。陳祚明評此詩“用意曲盡”，評“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二句言：“蓋道路所不經由，信息所難傳達，阻則難行，長則難至，是二意，故曰‘且’。‘安可知’者，可知也。可知不更得會而心未已，故強言‘安可知’。”他評“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四句言：“思君已令人老矣，況歲月易晚，死亡甚速，今生必當永別，棄娟不顧，審矣。然或者幸不即死，冀倖萬一，猶有見期，故努力加餐，姑留此未死之身以待之。”［2］81上述評語點出了《古詩十九首》看似直抒情感，卻處處留有余地。明明知道會面已遙遙無期，卻言“安可知”，設想萬一還有再見之日。明知今生已是永別，卻還設想萬一有生之年還能一睹對方容顏。陳祚明的點評真切地呈現了主人公反復思量，徘徊念想的情感脈動，可謂“一針見血”地將詩歌曲盡處的真意展現得淋漓盡致。又其七《明月皎夜光》寫失意之士怨朋友不相援救，前半段著力描繪秋的蕭瑟與凄涼帶來的“時節忽復易”之感，轉入后半段才開始續寫新貴棄舊交引起的“虛名復何益”的愁苦。陳祚明評曰：“古詩妙在章法轉變。落落然若上下不相屬者，其用意善藏也。”［2］83

“用意善藏”點出此詩要害。詩中主旨是“貧賤失志，慨友人之不援”，但“前段止寫景”，“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以不言情，故若與下不相屬”，但“蕭條滿目，失志人尤易感之”，此詩描繪的蕭條滿目之秋，能以此吸引愁苦失志之人來以此感懷融情于景，將情感蘊含在秋的無盡凄涼之中，正可見含蓄不盡之妙。其十三《驅車上東門》寫生命短促如“朝露”，不如及時行樂。陳評云：“此詩感慨激切，甚矣。然通篇不露正意一字，蓋其意所愿，據要路，樹功名，光旂常，頌竹帛，而度不可得，年命甚促，今生已矣！轉瞬與泉下人等耳！神仙不可至，不如放意娛樂，勿復念此。其勿復念此者，正不能不念也。夫‘飲酒被紈素’，果遂足樂乎？與‘極宴娛心意，榮名以為寶’同一旨，妙在全不出正意，故佳。愈淋漓，愈含蓄。”［2］86詩人將自己追求功名，登堂入室的真實情誼隱藏起來，故作姿態，以及時行樂的感概巧妙言之，這種“善藏”的手法能達到直抒胸臆所達不到的效果。張健《清代詩學研究》云：“在陳祚明看來，‘言情能盡’的境界，恰恰不是通過‘以言言之’‘言尚其盡’的方式能夠達到的，而只是通過‘不以言言之’‘言尚不盡’的方式才能達到，也就是說把情感直說出來、都說出來，恰恰不能把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反倒是不把情感直說出來、不都說出來，才能把情感表現淋的漓盡致。”［10］219陳祚明在《古詩十九首》點評中的“不使情為徑直之物”的觀點顯示他對詩歌的情感表現方式有深刻理解。詩緣情，情感批評無疑是詩歌批評的重要維度，而現代以來社會歷史批評占據主流地位，批評家總習慣于將詩歌內容歸結到社會歷史背景，從中發現某種崇高的歷史情懷，這種對詩意進行崇高化詮釋的思路與漢儒解經有相似之處。對于作者不明、背景模糊的《古詩十九首》，就只能從普通共有之情的角度去理解了。

參考文獻

［1］郭紹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清］沈德潛．古詩源［M］．北京：中華書局，1963．

［4］王國維．人間詞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0．

［6］［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M］．范文瀾，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7］［清］金圣嘆．金圣嘆全集［M］．臺北：臺北長安出版社，1986．

［8］［元］劉履．風雅翼［M］．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

［9］［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M］．揚州：廣陵書社，2009．

［10］張健．清代詩學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作者：施丹春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