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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是太原佛教發展的重要時期，地方最高長官太原尹普遍禮佛。本文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分析太原尹與佛教的互動關系，從宋人筆記小說和唐詩中獲取豐富的案例。太原尹受到北都佛教文化影響，對于佛教的接受程度不同，禮佛、崇佛或是傳揚佛法，這是地域氛圍與官員個人社會生活相互作用的體現。在五代混亂的時局下，太原的戰略地位持續上升，佛教傳承且發展，是隋唐宗教文化的延續。
關鍵詞：唐代；太原尹；佛教
在中古時期，宗教與社會密不可分，影響著國家的禮儀祭祀和百姓的日常勞作。佛教在唐代走向民間，被人們廣泛信仰。對于唐代佛教的研究，前人著述甚豐，主要包括對宗教本身的分析，對文化傳承的探究，以及史學領域的討論。歷史學的方法是要用豐富的史料深入分析佛教與歷史事件、政治生活、社會經濟多方面的互動關系。太原是李唐王室的龍興之地，亦是安史之亂后護衛長安、洛陽的北都，國家的“北門”，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同時，佛教在此興盛發展，佛寺林立、高僧輩出、信徒眾多。即使歷經晚唐藩鎮割據之亂局和五代群雄相爭之劇變，太原的佛教依舊持續傳承。為什么會有如此局面？太原尹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太原尹是太原府的最高長官，引領地方行政制度的運轉。太原尹的人選倍受朝廷重視，官員們以太原尹為遷任地方、中央的中轉。裴寬、李光弼、范希朝、令狐楚、李克用等多位唐史上的重要人物都曾實任于此。安史之亂后，北都地位不斷上升，太原府成為唐代北方防御的支援基地，太原尹的委任也發生階段性的變化。太原尹、北都留守和河東節度使往往由同一位官員擔任，三職合一鎮守北都，可謂“鎮北三獨任”。掌握軍政大權的太原尹與佛教有著密切的聯系。根據新舊《唐書》的記載，朝廷委派至太原的官員很多都崇佛、禮佛，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并推動了河東地區佛教的發展，同時也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在逐個梳理唐代太原尹的基礎上，筆者拓展史料來源，從豐富的宋人筆記小說和唐詩中獲取案例。
1宋人筆記小說中的太原尹禮佛
在隋唐史學界，宋人筆記小說的史料價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根據寧欣的研究［1］，首先，宋人筆記小說中有大量關于唐五代的記載；其次，宋人筆記小說述史、考史，有“史書化”的傾向，而且宋人筆記小說多采用謹慎態度對雜記、見聞進行紀實性的著述；最后，宋人筆記小說里保留著關于生活、習俗、信仰的史料。史學領域對于宋人筆記小說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尚有繼續探索的空間。我們可以從宋人的記述中看到很多關于唐代北都佛教情況的記載。唐代是太原佛教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期間，眾多佛寺建立，出現了多位高僧大德，民間信仰佛教的人數也大為增長。《演繁露續集》記載：“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保?］185其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太原佛教信徒之多，楊國忠的度牒之計才能迅速獲得大量資金。元和十五年（820年），初任太原不久的裴度上報朝廷五臺山的佛光現象。《邵氏聞見后錄》記載：“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側，慶云現，若金仙乘狻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申乃滅。又峨眉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唐無聞。”［3］257佛光現象是祥瑞之兆，且發生在著名佛教圣地五臺山。裴度上奏此事，既可知其對佛事的重視，也可見朝廷對佛教的推崇。裴度之外，太原尹李暠、王縉、鄭涓、裴休、盧鈞、李克用等都與佛教發生過關聯。開元十五年（727年），李暠任太原尹，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此職是天兵軍改制而來?！缎绿茣酚涊d：“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尸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保?］3335崔巖在《也談唐代太原“黃坑”葬俗的屬性》［5］文中，首先分析太原周邊的佛教環境，并對比佛教、祅教在教義上的差別，得出“黃坑”屬于佛教方式?！包S坑”習俗之下成群餓狗食死人肉，影響惡劣。李暠到太原后以禮法教化民眾，捕殺惡犬，最終革除此俗。雖然“黃坑”之事源于佛教僧徒習禪，能存在多年也是太原佛教興盛的表現，李暠的舉措更多是針對“黃坑”的現實影響，旨在改善現狀，并非與佛教的對抗。王縉曾在安史之亂時被選為太原少尹，協助李光弼鎮守太原，并于大歷三年（768年）至五年（770年）擔任太原尹。據《舊唐書》記載：與杜鴻漸舍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為寺，為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余人于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廄焉，度支具廩給。［6］3417王縉兄弟信仰佛教，不食葷腥，到晚年尤甚。王縉將大量的精力和財力用于佛寺的修繕，如“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N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6］3417。他的行為對后世的莊宗崇佛產生影響，莊宗亦將大量的資財耗費在裝飾寺院上。史書評價此事為“歲以為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6］3418。王縉在太原任職期間逐漸成為佛教信徒，他晚年致力于興盛河東道的五臺山金閣寺有此淵源。大中九年（855年）至大中十年（856年）間，鄭涓在太原任職太原尹?，F今五臺著名的古建筑佛光寺東大殿內有題字：“敕河東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鄭?！保?］801多位學者認為這里的“鄭”就是鄭涓，其派往河東的任期與大殿修筑的時間大致相符。［8］1667大中六年（852年）至大中九年（855年），盧鈞到任北都后，《唐語林》稱其“元公出赴行香”［9］31－32。行香，即上香行禮，嚴耀中在《從行香看禮制演變———兼析唐開成年間廢行香風波》［10］157中指出這是“佛教向儒家禮儀制度與觀念滲透的結果”。學者吳敏霞亦在《從唐墓志看唐代世俗佛教信仰》中闡述這是唐代社會普遍接受的佛教信仰方式之一。［11］結合現存遺跡和傳世史料，雖然不能確切得出鄭涓和盧鈞二人在擔任地方長官時信佛的程度，但是由此可以推知，唐中晚期佛教在河東地區得以繼續傳承，這與“大中之治”的相對穩定局面有一致性。裴休于大中十三年（859年）任太原尹，他篤信佛教。陳艷玲的《論裴休的佛教信仰》［12］對此有較為全面的論述。回顧裴休的遷轉經歷，坐鎮河東時期，是其從信佛到崇佛的重要階段。《舊唐書》記載他家族世代奉佛，派往北都后，他在鳳翔、太原的名山之中遍尋佛寺，向高僧求佛理。自身保持齋戒，焚香頌典，并以法號為字。面對時人的譏嘲，裴休堅持信仰，不抵觸且不生怨。［6］4593《新唐書》亦記之：“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為樂。與紇干閟素善，至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保?］5368這一時期太原周邊佛寺林立，佛教依舊盛行。裴休受到北都整體佛教氛圍的影響，與僧人相交，并在治理太原的過程中奉行自己的佛教思想理念。漫索史料，與僧侶的頻繁互動并非裴休一例，而是太原尹們的普遍情況，這在唐詩中多有體現。
2唐詩中的太原尹與高僧交游
以詩證史是前人的經驗之談，也是吾輩需要承襲的傳統。唐代詩的數量、質量、類別以及對后世的影響在文學史中可謂一絕。對于史學研究者而言，它是極為獨特的史料。一方面，它可補充正史之不載、不詳，是反映唐代社會生活的多面鏡；另一方面，詩文中有豐富多樣的表現手法，需要對照正史汲取背后的歷史信息。太原尹們積極拜謁高僧在唐詩中多有涉及，其中有三首詩反映的事件大致相同，受到學界的關注。如：何故謁司空，云山知幾重。磧遙來雁盡，雪急去僧逢。清磬先寒角，禪燈徹曉烽。舊房閑片石，倚著最高松。［13］135（賈島《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遠去見雙節，因行上五臺。化樓侵曉出，雪路向春開。邊寺連峰去，胡兒聽法來。定知巡禮后，解夏始應回。［13］1879（張籍《送僧游五臺兼謁李司空》）已共鄰房別，應無更住心。中時過野店，后夜宿寒林。寺去人煙遠，城連塞雪深。禪馀得新句，堪對上公吟。［13］1197（朱慶馀《送僧往太原謁李司空》）詩中受到拜謁的太原“李司空”為何人？學界有不同的說法?！度圃姟吩谌自姷淖⑨屩卸挤Q此“李司空”為李聽。齊文榜在《賈島集校注》中指出《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中的李司空就是李載義，因為與賈島生年相當的李姓檢校司空兼太原尹只有載義一人。［14］215吳汝煜、胡可先先生認為《送僧往太原謁李司空》的李司空是李光顏，在《全唐詩人名考》［15］中分析：詩文中的事件發生于長慶至大和年間（821～835年），根據史料記載，這期間曾在太原擔任要職的李姓官員有李載義、李聽和李光顏，其中李載義任職于大和七年（833年）之后，但無司空之銜，而李聽鎮太原時檢校的是兵部尚書，所以排除二人得出李光顏。蔣長棟于《唐詩考釋的理論與實踐》中直接指明三首詩所記載的是同一件事。而張籍死于大和四年（830年）十二月或稍前，有明確的史料證明，從時間上看李載義不符合，李司空即李光顏。［16］151以上說法各有依據，根據任職時期和職官名稱的演變，筆者更傾向于李光顏。雖然“李司空”的身份并無定論，但此次法師會見的無疑是北都最高地方官。詩文中，高僧前往北都的原因可能是去圣地五臺山，也可能是去北邊傳揚佛法。其為何要與太原尹交游，耐人尋思。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太原尹普遍崇佛，與僧侶多有往來；二是太原尹對北都，乃至整個河東地區的佛教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為遠來高僧們重視。
3晚唐至五代的太原尹與佛教
唐興于太原，亦亡于太原：興是指李淵從太原起兵，在這里建立王朝；亡是指太原被李克用所據，唐王朝逐漸走向衰亡。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將太原尹制度延續到了五代。在這一時段，北都的重要性持續增強，成為兵家必爭之權力中心。李克用父子對于佛教的態度可以說直接影響到河東地區佛寺與信眾的命運。從現有史料中可以看到唐乾寧二年（895年），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竭河東之力，用工三十萬，歷時五年，興建蒙山大佛閣，名為“莊嚴”?？梢娝麄儗Ψ鸾坛钟薪蛹{的態度。之后五代的太原尹也普遍信仰佛教，這是對隋唐的繼承。文獻記載：“后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攜莊宗諸子為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為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為名額，蜀人號為太子大師?！保?7］73其中的太原節度使即太原尹由孟知祥擔任。另有“石晉以劉知遠為河東節度使，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婿，常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勞。眾心大悅”［18］52－58。劉知遠為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他慰勞僧人之事，一方面是展示自己不計前嫌，另一方面也展現出自己對于佛教的認可和推崇。我們從中還可以看到晉陽的佛教勢力，寺院有田產，僧人有處罰破壞寺院財產者的權力。
4結語
以上個案體現出唐代太原的宗教生活。概括起來有五個特點：第一，隋唐時期太原佛教盛行，佛寺林立，宗教文化遺存豐富，佛教長時期受到中央和地方長官的支持；第二，太原尹受到北都佛教文化的影響，對于佛教的接受程度不同，太原為王縉、裴休等人提供了修佛的環境；第三，佛教文化影響太原當地風俗；第四，不同地區的高僧大德往來不同圣地，并與當地長官交游，為詩人所認同、記述；第五，崇佛之風延續到五代，影響到了五代的太原尹。太原尹崇佛也促進了太原佛教的發展，從唐代到五代，北都佛教的興盛程度達到一個高峰，而佛教正是太原穩定發展潛在的精神依托和社會各階層溝通之途徑，以佛教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古城市的變化將會是我們新的研究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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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靖靖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