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草原早期醫病的考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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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元代域外史料可知，薩滿在蒙古草原承擔了一定的醫療工作，在政治事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蒙古人尚飲，而飲酒過度對蒙古人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傷害，但馬奶酒也可作保健之用。蒙古人捕捉土撥鼠使得鼠疫成為潛在的威脅。此外，我們也可看到若干關于麻風病的記載。而在醫藥方面，蒙古人制作了一些治療寒疾的特殊藥劑。

關鍵詞：蒙古；醫療；疾病

蒙醫藥源遠流長，在蒙元時期的域外史料中已有所體現，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多桑蒙古史》《出使蒙古記》《馬可•波羅行紀》《魯不魯克東行紀》等書均載有蒙古草原早期的若干疾病與醫藥，筆者不揣谫陋，試對其進行考察，不足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1薩滿與醫療

關于蒙古部落早期的醫療，可從一些案例中窺得一二。合不勒汗為蒙古部落的早期首領，《史集》第一卷記載：“合不勒汗的妻子弘吉剌惕部人合剌-里忽［q（a）rā-l（i）qū］的兄弟賽因-的斤［sāīn-t（i）kīn］患了病。為了治療（賽因-的斤），請塔塔兒人（派來）一個名叫察兒乞勒-訥都亦［c（a）rq（i）l-nūdūī］的珊蠻。他來施行了一次巫術，賽因-的斤卻死了。珊蠻被痛打了一頓，才被打發回了家。后來賽因-的斤的兄弟們又去殺死了這個珊蠻（qām）察兒乞勒。因此，塔塔爾人同蒙古人成了仇敵……。”[1]珊蠻即薩滿，“其幼稚宗教之教師也。兼幻人、解夢人、卜人、星者、醫師于一身，此輩自以各有其親狎之神靈，告彼以過去、現在、未來之秘密”。[2]薩滿當時身兼多職，集數種技藝于一身，醫療也是其專長之一，這一特點與中國古代的巫醫頗為相似，不過蒙古草原時期的薩滿主要身份仍是巫者，醫術居于次位。合不勒汗妻的兄弟賽因-的斤因薩滿施巫術不治身亡，賽因-的斤的族人反殺薩滿，此事直接導致了塔塔爾人與蒙古人結仇。在這一事件中，薩滿扮演著關鍵角色，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醫療工作由巫醫來承擔。薩滿作為蒙古貴族的座上賓，在政治事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此點在拖雷之死一事中進一步凸顯。窩闊臺是成吉思汗的繼承人，拖雷成為當時汗國的中堅力量，兩人的關系由于政治因素變得撲朔迷離，加之乃馬真后脫列哥那的插手，這一時期的蒙古政治成為后人討論的熱點之一。拖雷之死更因其難以厘清，據記載拖雷之死是這樣的：“在此之前，合罕病了幾天并開始有了好轉；拖雷汗來到了他的床頭，珊蠻便按他們的習俗施行了巫術，在一木缽水中洗滌他的病身。”拖雷禱告并“喝掉那洗病的水。窩闊臺合罕痊愈了，（拖雷汗）便在得到允許之后動身了。過了幾天，他就得病去世”。[3]《蒙古秘史》則記載窩闊臺生病后，巫師們需要替身來為大汗受病，拖雷正好就在身邊，并且說道：“讓我來代替我可汗哥哥吧。”[4]窩闊臺得病應是其長期酗酒及私生活不良導致的，“窩闊臺飲酒無節，因常致病”[5]，窩闊臺得病后，曾嘗試以行善來改善，發現自己的健康情況不佳后，“就想到，如果我對一切動物放生，長神就會使我痊愈”[6]，不過，世事無常，窩闊臺“由于飲酒過（多）去世了”[7]。薩滿在窩闊臺疾病的治療過程中是否使用了醫術已不可知，不過拖雷之死似乎是窩闊臺與拖雷篤信薩滿的后果。一些學者認為拖雷所飲的咒水中必定給放進了毒藥，投毒者正是他的兄長窩闊臺，甄金[8]、羅賢佑[9]、陸峻嶺及何高濟[10]等人持此說。亦有學者認為此說不足為訓，缺乏說服力，如葉高娃持此說[11]。竊以為拖雷之死，并非窩闊臺一人之責，脫列哥那也難逃干系。拖雷家族具備競爭汗位的實力，若要汗位繼續留在窩闊臺家族，拖雷家族必然會遭到打擊。在窩闊臺死后，時正宮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馬真脫列哥那通過巧妙手段獲得察合臺等宗親贊同，攝掌國政[12]。如果拖雷之死出于脫列哥那的計劃，那么薩滿就是脫列哥那的工具，而拖雷也難以拒絕薩滿的治病之法，此事更加凸顯了薩滿在蒙古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來看，薩滿受蒙古宗王貴族的青睞，不論政治活動還是私人生活，薩滿持有絕對的話語權，當時“蒙古人尚無知識文化的時候，他們自古以來就相信這些薩滿的話；即使如今，蒙古宗王依然聽從他們的囑咐和祝禱，倘若他們要干某件事，非得這些法師表示同意，否則他們不作出決定。他們用同樣的方法治病”。[13]當然，薩滿并非蒙古族群獨有，畏吾兒人中行巫術者，也被稱為“珊蠻”[14]。其職能與蒙古之薩滿相同，“凡有大事，非經其珊蠻與星者意見一致者，不行。此輩術士兼治疾病”。[15]隨著蒙古人視野的開闊與見識的增長，薩滿的作用日漸削弱，符拉基米爾佐夫認為：薩滿在（11～13世紀）這個時期，“并沒有在蒙古人的社會生活中起過重大的作用”。

2蒙古人的尚飲習性與醫藥

2.1尚飲的習性

生活習慣是與健康關系最為密切的因素，而飲酒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上所述，窩闊臺汗因酗酒成習傷及身體，終因其結束了生命。據說，拖雷“從早到晚耽溺于杯中物，于是他害了病，兩三天尚未過去他就一命嗚呼”。[17]其文注釋中有：“這無疑地是事情的真相，因為蒙古人都是酗酒者。”[18]此說又為拖雷之死蒙上了一層陰影，乍看之下，似乎合情合理———拖雷因酗酒而得病，進而如窩闊臺一般不治身亡，但并無更多的材料能夠佐證，這樣的解釋難以服人。盡管過度飲酒傷及身體，但蒙古人似乎不以為然，“喝得酩酊大醉被他們認為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即使任何人由于喝酒太多而因此致病，也不能阻止他以后再一次喝酒”。[19]貴由汗繼承了其父窩闊臺汗好飲的作風，并有過之而無不及，“貴由汗生來體質虛弱，他大部分時間患有某種疾病。但是，他大部分日子里晝夜縱情酒色，由于縱情酒色成習，致使他的疾病加重，但他不能戒絕這一惡習”。[20]《多桑蒙古史》則記其患有關節炎[21]。在伊利汗國，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汗死于飲酒過度[22]，合贊汗也“由于經常飲酒”得了病[23]。其汗位繼承者完者都汗“為人仁厚，不信讒言。然其嗜酒，尤愛色，與諸蒙古汗同也”。[24]由此看來，蒙古貴族飲酒的風習并未因地域與時間而發生改變。蒙古人慣飲馬奶酒，當年出使蒙古的南宋大臣趙珙曾記：“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為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饑渴。凡叫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為糧。”[25]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則記：“他們的酒是馬奶。”[26]而這種馬奶酒，一般稱其為“忽迷思”，《馬可•波羅行紀》記載：“韃靼人飲馬乳，其色類白葡萄酒，而其味佳，其名曰忽迷思（Koumiss）。”[27]馬奶酒含有豐富的營養和芳香性物質，酸甜可口，酒精含量低，既能解饑止渴，又有滋陰強體、驅寒散風等養生功能，所以深受時人的喜愛。[28]《魯不魯克東行紀》記載：“喝時它像葡萄酒一樣有辣味，喝完后在舌頭上有杏乳的味道，使腹內舒暢，也使人有些醉，很利尿。他們還生產哈剌忽迷思，也就是‘黑色忽迷思’，供大貴人使用。”[29]盡管飲酒過度有害健康，但馬奶酒具有強身健體的功效，蒙古人將其作為療治疾病的良藥，如蒙哥率軍南下，由于水土不服，“他得起赤痢來了，在蒙古軍中也出現了霍亂，他們中間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來對付霍亂，并堅持飲酒”。

2.2疾病與醫藥

蒙古人在生病后，除了請薩滿，也會嘗試采取類似的方式來嘗試療治或進行防疫。當小孩生病時，他們會做一個偶像，“并把它捆在他的床上面”。[31]這是一種典型的厭勝之術，屬于巫術。蒙古人在得了疑難雜癥時，也會采取一些類似隔離的手段，如“當任何人得了病而醫治不好時，他們就在他的帳幕前面樹立一枝矛，并以黑氈纏繞在矛上，從這時起，任何外人不敢進入其帳幕的界線以內”。[32]這里的病或為瘟疫一類的惡性傳染病，考慮到草原的特殊環境，此病有可能是鼠疫。蒙古人對瘟疫之類的傳染病似乎并無有效的對策，如蒙古軍隊中流行疫病，全靠耶律楚材以大黃治愈。[33]蒙古人在當時已經通過外來者知曉了大黃的用處，蒙古部落中有貴婦合答病危，瀕于死亡。蒙哥派人去問那位外來的修士有何辦法，這位修士將大黃切碎，“把這些碎粉和他的一個小十字架一起放進水里，這個小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像已經被拿掉了。他宣布說，他用這種水可以預言一個病人是可獲痊愈還是將要病死”。[34]蒙古人捕捉土撥鼠的習俗在《史集》[35]《出使蒙古記》[36]中有所記載，《馬可•波羅行紀》記蒙古人：“凡肉皆食，馬、犬、鼠、田鼠（pharaons）之肉，皆所不棄，蓋其平原窟中有鼠甚眾也。”[37]隨著草原與漢地制度的交流以及東西文化的融合，“在新時期里，蒙古人的狩獵業到處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隨著市場需要的變化，“目前只有一種捕捉土撥鼠（Cypк-Tаpбaraн）的狩獵”。[38]捕捉土撥鼠作為草原狩獵活動的一部分，經久不衰。而捕鼠或者捕獺的行為直接造成了疫鼠或疫獺與人類的接觸，可能引起人間鼠疫的流行。[39]隨著蒙古人活動范圍的擴展，草原鼠疫也有可能波及陌生人群，美國學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H.McNeill）就認為隨著蒙古草原與西方之間商隊、士兵、驛者的活動，大草原上的野生嚙齒類動物接觸到了新疾病的攜帶者，其中極有可能包含鼠疫。[40]這是一個大膽的論斷，然而作為麥克尼爾的一家之言，仍缺乏一定的說服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蒙古人將黑氈作為警示標志這一行為與歐洲將鼠疫視為“黑死病”（BlackDeath）具有相似之處，若非蒙古人隨意挑選黑氈而用之，那么黑色就體現了東西方對于鼠疫認識中的某些相同之處。遍覽史料，可以發現蒙古內部曾出現麻風病，但僅能看到若干零星的記載，如察合臺第七個兒子合答黑之子不花-帖木兒，“他當了一段時間的君主后就生起瘡來，須發全部脫落。他死于這個病”。[41]生瘡、須發脫落皆為典型的麻風病癥狀。麻風病[42]存在歷史悠久，嚴重者可致死。中國古代醫書中多有關于麻風病的描述，《黃帝內經》中有：“病大風，骨節重，須眉墮，名曰大風。”

宋人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有“大風總論”：“《經》所載癘風者，即方論中所謂大風惡疾癩是也。雖名曰風，未必皆因風，大率多是嗜欲勞動氣血，熱發，汗泄，不避邪風冷濕，使淫氣與衛氣相干，致肌肉賁月真，氣有所凝，則肌肉不仁，榮氣泣濁，則胕熱不利，故色敗，皮膚瘍潰。”[44]若非染得，那么蒙古人患麻風病應與蒙古草原的自然環境以及蒙古人的生活習性相關，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有：“大風病，鬢眉墮落者，皆從風濕冷得之。或因汗出入水得之，或冷水入肌體得之；或飲酒臥濕地得之；或當風沖坐臥樹下及濕草上得之；或體癢搔之，漸漸生瘡，經年不瘥，即成風疾。”[45]此說雖不能作為蒙古人得麻風病的確證，但可說明環境與生活方式能夠促成疾病的發生。盡管薩滿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蒙古人對于疾病與藥物也有所認識，疾病的醫治仍需要醫藥來療治，但限于種種條件，所制藥物品性較為單一。蒙醫用藥以生藥為主[46]，其中“有一些蒙古藥劑，現今稱做‘合只兒’，古時候（卻稱為）‘合迪兒’，即峻烈藥劑”。[47]至于其具體成分，已不可考。不過在中國古代的醫書中有“匈奴露宿丹（丸）”一藥，“露宿丸”專指北方游牧人治寒性內疾的方劑[48]，蒙古人的居住環境與漢地不同，其人在寒冷的環境條件下，因多食生食，得寒癥較多。[49]“露宿丸”最早見于葛洪《肘后備急方》，其中卷四“治心腹寒冷食飲積聚結癖方第二十七方”中有“露宿丸，治大寒冷積聚方”。[50]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第十六中有“匈奴露宿丸：治寒冷積聚方。礜石、桂心、附子、干姜（各二兩）。右（上）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一服十丸，日三服，稍加之”。[51]一些學者經過考察，認為這是“蒙醫內科學寒熱兩大病癥理論產生的萌芽時期”。[52]至宋代，陸游在其《老學庵筆記》中也提到了這一丸藥：“《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干姜、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53]陸游認為“匈奴露宿丹”藥性猛烈，此說與《史集》所記“合只兒”峻烈的特點相同，從中可以窺得蒙藥早期的特點。蒙藥的歷史可追溯至7世紀以前，但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曾受到印度、藏族和漢族傳統醫藥學的影響。[54]隨著蒙古族醫學理論的發展與實踐，“蒙醫將病癥分為寒熱兩大類，并把藥劑、療術、飲膳等也分為寒熱兩大類，形成了以寒治熱，以熱治寒的理論體系”。[55]以上所述僅為關于蒙古草原早期醫藥的若干考察，當下蒙醫藥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亦有必要考鏡源流，這樣既能體現蒙醫藥之源遠流長，也有助于考察蒙古草原早期醫病的整體情況。

作者：劉岳超 單位：中央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