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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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人口、經濟、社會、生態以及城鄉一體化5個維度構建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綜合運用熵權法、綜合評價法、灰色關聯模型、地理探測器等多種方法，對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研究。結果表明，寧夏各市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空間差異性，銀川市新型城鎮化水平最高，且對其他地區城鎮化發展具有引領和協調作用；從空間分布狀況來看，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由北部引黃灌區向南部黃土丘陵溝壑區呈階梯狀分布；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受傳統城鎮化發展模式的影響較大，與人口、經濟以及社會城鎮化關系緊密；城鎮人口比例、人均GDP、第二、三產業占GDP比例、人均擁有建成區面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生活垃圾無公害處理率、城鎮密度等因子是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

關鍵詞：寧夏；新型城鎮化；熵權法；灰色關聯模型；地理探測器；發展水平；綜合評價

城鎮化是在工業化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產生的一種世界性的社會、經濟、空間現象，同時也是人口、經濟、產業空間轉移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和必然趨勢[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增加到2014年的54.8%[2]。但我國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發展模式，導致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暴露出諸如農業人口市民化進程滯后、城鎮空間和規模分布不合理、城鎮體制機制不健全、城鎮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不協調、城鎮功能失調等問題[3-5]。這些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探索一條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勢在必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為我國城鎮化發展明晰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其明確指出，新型城鎮化是以新型工業化為基本動力，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四化同步，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6]。目前，學術界針對新型城鎮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鎮化的內涵、城鎮化水平和質量評價、城鎮化耦合研究、城鎮化時空分布格局演變、城鎮化的動力機制以及城鎮化發展模式與路徑選擇研究[7-10]等方面，研究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熵權法、系統耦合度模型、ArcGIS空間分析法[11-13]等，而研究尺度也逐步由全國、省域、市域、縣域發展到跨區域[14-17]研究。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和重要節點城市等中心城市是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支撐。積極推進中心城市的城鎮化，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功能，不僅能提高城鎮化水平，還能促進城鎮化質量的提升。已有新型城市化研究多集中在中東部發達地區，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特大城市群、城市圈等，研究內容多集中在發展水平、形成機制、內涵和區域差異，以及驅動因素等方面，對西部民族地區城鎮化的研究卻不多見。本文以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例，運用熵權法、綜合指數法、灰色關聯模型和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對其城鎮化水平進行研究，以期為寧夏城市發展、城鎮化進程提供理論參考和科學依據。

1研究區概況

寧夏回族自治區深居我國內陸，位于我國西北干旱半干旱黃河上游地區，介于北緯35°14′~39°23′，東經104°17′~107°39′，全區有5個地級市，共轄19個縣區，首府為銀川市，總面積6.64萬km2。2015年，全區總人口達667.88萬人，其中，回族人口約為240.74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的36.05%，城市人口368.90萬人，城鎮人口比例達55%以上。依據自然地理環境特征，將其劃分為北部引黃灌區、中部干旱帶、南部黃土丘陵溝壑區3個區域。北部引黃灌區自然條件優越、地勢平坦、水分充足，是寧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區域，素有“塞上江南”的美稱；南部是生態脆弱、發展落后的黃土丘陵溝壑區，其中的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區是國家扶貧攻堅的主戰場。2015年，寧夏北部引黃灌區生產總值占全區生產總值的86.76%，南部山區僅為7.5%。自然環境的差異性使得全區城鄉差距和南北地區差異較大，嚴重地阻礙了寧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研究方法

2.1指標體系的構建

新型城鎮化是人口、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等多個要素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過程，所涉及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有別于傳統的城鎮化概念。其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強調綠色、發展、公平、效率，實現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的協調發展。本文在參考有關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和城市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18-20]，遵循指標選取的科學性、綜合性、代表性以及有效性等基本原則，結合研究區的實際狀況，選取了人口城鎮化、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等5個維度的30個指標，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2數據來源

本文以寧夏各地級市為單元進行研究分析，為保證數據的可靠性、可比性以及統計口徑的一致性，所有數據均來源于政府部門以及相關權威部門的統計數據，包括《寧夏統計年鑒（2016年）》《寧夏城鎮化發展報告》《2015年寧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各市統計年鑒和政府網站的統計數據。

2.3計算方法

由于采用的指標數據具有不同的綱量，難以直接進行比較和計算，需要對這些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11-12]，以消除指標量綱的影響。為了消除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賦權結果具有較高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熵權法[21]確定各指標的權重。首先，采用線性加權和法[4，8]構建寧夏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模型，得到寧夏各市新型城鎮化各準則層因素綜合評價得分（表2）。其次，利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計算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與各評價指標之間的關聯度[22]。灰色關聯度分析法是一種多因素統計方法，可以依據系統因子的差異性來判斷其對整個系統的影響程度，若差異越大，則關聯度越小，其對系統的影響也就越小，反之，其對系統則有較大影響[23]。最后，利用地理探測器對寧夏新型城鎮化影響因素進行探測[24]，新型城鎮化影響因素探測力指標q值越大，說明分區因素對寧夏新型城鎮化的影響越大。

3結果與分析

3.1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

通過運用新型城鎮化水平綜合評價模型，計算得到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及其排名（表2，圖1）。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最高的是銀川市，其次是石嘴山市，兩市發展水平均在全區平均值之上，而吳忠市、中衛市以及固原市發展水平均低于全區平均水平，且與銀川市和石嘴山市相比差距明顯。在空間分布上，寧夏城鎮化發展水平由北向南呈階梯狀分布，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尤其是北部沿黃經濟區城鎮化水平最高；而中部干旱帶次之；南部丘陵溝壑區城鎮化水平最低，且與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差異。

3.2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發展評價

寧夏新型城鎮化各子系統發展水平如圖1所示。人口城鎮化方面，銀川市的人口城鎮化水平最高，其次是石嘴山市，而吳忠市、中衛市和固原市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低于全區平均水平。銀川市作為全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產業結構層次高，基礎設施較為完善，高新技術產業密集，對周邊地區具有明顯的集聚效應，吸引著周邊的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轉移，使得城鎮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其人口城鎮化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地區。作為寧夏首府城市的銀川市，其經濟城鎮化水平也是最高的，對全區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協調作用。而石嘴山市作為國家重要煤炭工業城市、寧夏能源重化工和原材料的工業基地，具有“塞上煤城”之稱，其依托工業基礎優勢，積極招商引資，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服務機制，以此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其經濟城鎮化水平僅次于銀川市。各市經濟城鎮化水平在空間分布上具有較大差異，呈現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態勢，主要原因是寧夏中部干旱區、南部山區的經濟發展受自然環境影響較大。從社會城鎮化來看，銀川市最好，不僅因為它是寧夏經濟、政治、文化、科技中心，而且近年來銀川市承辦了許多國際、國內的大型公益和社會活動，其在國內外的社會地位日益凸顯。石嘴山市與吳忠市社會城鎮化水平相差不大，但與銀川市相比仍具有較大的差距。由于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衛市、固原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都較為落后。社會城鎮化水平在空間分布上顯示出與經濟城鎮化水平相同的分布格局。在生態城鎮化方面，銀川市與吳忠市的生態城鎮化水平最高，分別為0.1392和0.1339。主要原因是銀川市作為首府城市，更注重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實施了多項生態建設工程，除此之外，銀川市的環保支出比例也大于其他各市。吳忠市是寧夏農業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生態環境優越，其環保支出比例也較大。石嘴山市號稱“塞上煤城”，是典型的煤炭資源型工業城市，生態環境受到影響和破壞，發展水平不高。固原市由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陷入貧困與生態破壞惡性循環的怪圈，生態環境及其安全形勢十分嚴峻。城鄉一體化發展是指通過采取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促進城鄉生產生活方式發生變化，使城鄉間各要素實現整合、相互融合、互通互惠，實現共享發展，徹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發展模式，最終達到城鄉間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過程。寧夏的城鄉一體化整體發展水平較低，且城鄉間發展差異較大，在空間分布上呈現出北高南低、東高西地的發展態勢，這主要是由自然環境和歷史發展造成的。

3.3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與評價指標關聯度

運用灰色關聯分析模型，計算得到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與各評價指標之間的關聯度（表3）。在排名前十的評價指標中，非農產業從業人口比例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性最強，城鎮人口比例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排在第4位，表明從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兩個方面反映了人口城鎮化發展狀況。第二、三產業占GDP比例與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排名第2，人均GDP、地均GDP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分別排在第5位和第9位，表明從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兩個方面反映了經濟城鎮化發展水平。排在第3位的人均擁有建成區面積和第7位的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社會城鎮化的重要指標，表明居民生活空間和質量與社會城鎮化水平息息相關。道路密度和城鎮密度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分別排在第6和第10位，說明區域城鎮數量與交通網的疏密與新型城鎮化水平關系密切。生活垃圾無公害處理率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排名第8，說明城鎮環境保護可以反映生態城鎮化發展狀況，其對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產生了較大影響。寧夏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受制于傳統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與人口、經濟、社會關系較為密切，而與生態、城鄉一體化的關系較弱，說明寧夏在今后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要注重生態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做到人口、經濟、社會、生態和城鄉一體化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應注重寧夏新型城鎮化的整體質量與實力的提升。

3.4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主導因素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不僅與人口、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有關，同時與生態、城鄉一體化密切相關。本文選取了能夠反映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5個維度的30項指標，對主導因素進行探測研究。首先，利用ArcGIS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得到新型城鎮化分級與各指數分級匹配結果。之后，根據地理探測器計算模型，對各要素進行自然聚類分級分區，計算得到各要素對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影響力（表4）?？芍?，城鎮人口比例、人均GDP、第二、三產業占GDP比例、人均擁有建成區面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生活垃圾無公害處理率、城鎮密度等因子的q值均大于0.90，表明這些因子是影響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的主要影響因素，在新型城鎮化發展和建設過程中應受到足夠的重視。

4結語

本文通過建立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模型，對寧夏各市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評價。研究結果顯示，寧夏各市之間的城鎮化發展水平具有較大差距，從目標層來看，發展水平最高的是寧夏首府城市銀川市，其綜合評價得分為0.6375；而發展水平最低的是位于貧困山區的固原市，其綜合評價得分僅為0.3226。從準則層來看，銀川市在準則層中的各指標得分排名均位于首位，在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引領和協調的作用。從空間分布狀況來看，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由北部引黃灌區向南部山區呈階梯狀分布。通過關聯度分析發現，非農產業從業人口比例、第二、三產業占GDP比例與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性最大，表明從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兩個方面反映了人口和經濟城鎮化的發展狀況；而生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與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排名靠后，表明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仍受限于傳統城鎮化發展模式，在生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方面的發展動力不足，因而使得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受到限制，整體實力不強。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高的地區應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基礎上注重經濟發展，完善社會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制度，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從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生態城鎮化方面進一步加強。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低的區域應在全面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進程中注重突出經濟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的發展和建設。同時，各市在新型城鎮化發展建設中應結合本地區的實際狀況，充分發揮本地區的區位優勢、資源優勢，取長補短，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區域人口、經濟、社會、生態、城鄉一體化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新型城鎮化是實現我國現代化、縮小城鄉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破除和擺脫我國長久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發展模式的重要支撐。但由于地區差異，各個地區人口數量、經濟水平以及生態環境的發展條件不同，地區間的新型城鎮化發展存在不平衡現象。因此，必須從地區實際狀況出發，因地制宜，走符合本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本文在探索新型城鎮化發展實質的基礎上，從人口、經濟、社會、生態以及城鄉一體化5個維度建立了寧夏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水平評價體系，運用熵權法、綜合評價法、灰色關聯模型以及地理探測器等方法對寧夏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進行了評價，科學地揭示和探測了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因素，但對于寧夏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演進歷程、空間協調關系及其驅動力機制等方面未進行深入的探討。新型城鎮化綜合評價研究是一個全面、綜合、復雜的研究過程，涉及的影響因素有很多，因此，今后的研究需要在評價指標體系的選取、方法的運用以及研究范圍的選擇上做進一步的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楊傳開，張凡，寧越敏.山東省城鎮化發展態勢及其新型城鎮化路徑[J].經濟地理，2015，35（6）：54-60.

[2]賈興梅，李俊，賈偉.安徽省新型城鎮化協調水平測度與比較[J].經濟地理，2016，36（2）：80-86.

[3]張宇，曹衛東，梁雙波，等.西部欠發達區人口城鎮化與產業城鎮化演化進程對比研究———以青海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7，37（2）：61-67.

[4]汪麗，李九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西北省會城市化質量評價及其動力機制[J].經濟地理，2014，34（12）：55-61.

[5]陸大道，姚士謀.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科學思辨[J].人文地理，2007（4）：1-5.

[6]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王新越，秦素貞，吳寧寧.新型城鎮化的內涵、測度及其區域差異研究[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4，33（4）：69-75.

[8]凌筱舒，王立，薛德升.江西省縣域城鎮化水平測度及其分異研究[J].人文地理，2014（3）：89-94.

[9]徐維祥，劉程軍.產業集群創新與縣域城鎮化耦合協調的空間格局及驅動力———以浙江為實證[J].地理科學，2015，35（11）：1347-1356.

[10]涂建軍，何海林.重慶市新型城鎮化測度及其時空格局演變特征[J].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36（6）：128-134.

[11]楊新剛，張守文，強群莉.安徽省縣域城鎮化質量的時空演變[J].經濟地理，2016，36（4）：84-91.

[12]王富喜，毛愛華，李赫龍，等.基于熵值法的山東省城鎮化質量測度及空間差異分析[J].地理科學，2013，33（11）：1323-1329.

[13]張春梅，張小林，吳啟焰，等.城鎮化質量與城鎮化規模的協調性研究———以江蘇省為例[J].地理科學，2013，33（1）：16-22.

[14]王洋，方創琳，王振波.中國縣域城鎮化水平的綜合評價及類型區劃分[J].地理研究，2012，31（7）：1305-1316.

[15]陳聰，劉彥隨.我國農區城鎮化時空格局及其影響因素———以河南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4，34（12）：48-54.

[16]李小軍，方斌.基于突變理論的經濟發達地區市域城鎮化質量分區研究———以江蘇省13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4，34（3）：65-71.

[17]張立生.縣域城鎮化時空演變及其影響因素———以浙江省為例[J].地理研究，2016，35（6）：1151-1163.

[18]王新越，宋飏，宋斐紅，等.山東省新型城鎮化的測度與空間分異研究[J].地理科學，2014，34（9）：1069-1076.

[19]李文，莊亞明.中國西部新型城鎮化建設綜合測度及金融支持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17（1）：72-81.

[20]楊洋，王晨，章立玲，等.基于國家規劃的新型城鎮化狀態定量評估指標體系構建及應用———以山東半島城市群為例[J].經濟地理，2015，35（7）：51-58.

[21]馬艷梅，吳玉鳴，吳柏鈞.長三角地區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圖法[J].經濟地理，2015，35（6）：47-53.

[22]劉思峰.灰色系統理論及其應用[M].4版.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23]阿榮，陳才，董振華.新型城鎮化視角下的內蒙古城鎮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6，30（10）：26-32.

[24]王勁峰，徐成東.地理探測器：原理與展望[J].地理學報，2017，72（1）：116-134.

作者：王鵬 單位：寧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