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法學理論的環境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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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法相比傳統法的特殊性

刑罰的目的作為國家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所要達到的目標或效果，在刑法理論體系中占有著重要的地位，既是整個刑罰理論體系的基礎，也是整個刑罰制度的精髓。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罰目的在總體上主要有懲罰說、改造說、預防說、雙重目的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學說。從根本上講，懲罰說是單純報應說的體現，改造說是單純特殊預防說，雙重目的說、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說等是報應和預防結合說的不同表達;預防說、預防和消滅犯罪說都屬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結合說。盡管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關系究竟應如何安排存在不同的認識，但是，從總體上講，目前學界認可刑罰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講“雙重預防目的說”是現階段我國刑罰學界的通說。③此外，對于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發展趨勢，我國刑法學界大多數學者贊同從社會發展和歷史進化的趨勢來看，兩個預防的關系是朝著特殊預防作用不斷強化的方向發展的觀點，認為“特殊預防強化，一般預防弱化，應該是一般發展趨勢”已成為國內學者的共識。有學者研究了嚴重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危害性，認為環境侵權行為不僅可能侵害單純的公私財產、公民的人身權利及相關的環境管理法規，還可能會影響到一個社區、一個地區人群的生存條件，如不采取更加有效的遏制措施，有時甚至會影響到人類的存續，因此，認為“國家在對環境犯罪科處刑罰時理應更加重視的是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而不是特殊預防作用;環境刑法的立法旨趣更應重視的是對規范的維護，而不僅僅是對法益的滯后補償。”④相應地，在實務領域，有學者對相關實際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議性的改進建議。

⑤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對于環境法對法學理論提出的挑戰也有論述，例如，雖然我國大部分學者仍然堅守傳統的觀點，①否認環境是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說，②但是，有學者對傳統法學理論中的主客體關系對象論提出質疑，認為環境法不僅像傳統法律那樣調整人與人的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蔡守秋先生的“調整觀”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③再例如，對于環境法的本質屬性，有學者認為環境法不同于一般的權利本位的法律，它應該是義務本位的規范;④在人和自然的關系方面，雖然很多學者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對“生態中心主義”頗多質疑，⑤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主張在環境法之中要改正以往的過于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甚至有人開始主張環境法的人與自然環境觀應當是“共進的生態人類中心主義”環境觀。⑥

二、對于環境法三個“超越”的分析

前述學者的論述在某種程度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從法理學的角度對環境法學給傳統法學所帶來的所謂挑戰做一個系統的分析。接下來，筆者將嘗試著從宏觀層面上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做一個理論梳理，如果我們將環境法對傳統法學的挑戰理解為是對傳統觀點的超越，那么相應地，環境法對于傳統法學可能的挑戰可以被歸結為三個超越。

(一)超越人類的界限———主體之維區分主體與客體是傳統法學理論思考的一個基本范式。一般認為，主體是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客體是主體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指向的對象。近現代科學的研究范式是以笛卡爾、培根和牛頓為代表的“主、客二分法”為主要模板的，這種范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物二分”方法的適用。“人、物二分”法的基本含義在于:首先，這個世界分為主體與客體;其次，人是主體，不能是客體，物是客體，不能成為主體;再次，人有內在價值和意志自由，有法律主體資格或法律主體地位，享有法律權利并承擔法律義務;最后，人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人的思想、精神或意志形成物并決定物。這種范式體現在傳統的法學理論中就表現在將法律關系的主體界定為在法律關系中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個人或組織，將法律關系的客體界定為法律關系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指向、影響和作用的對象。⑦將這樣的觀點帶到環境法領域，人類理所當然地是主體，而自然因素，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因素都統歸為客體。隨著環境問題越來越突出，已有的法律制度在解決環境問題時顯得力不從心，其主要表現之一就是環境狀況并未根本改善，人們開始反思原本的法學理論，認為需要提高環境本身的地位。歐洲綠黨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并正在影響和改變著歐洲的政局。⑧中國的學者也在開始關注諸如動物的權利，如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發生以后，學者們以自然物(鱘鰉魚、松花江、太陽島)的名義提起訴訟。⑨如果說環境問題的被提上議事日程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趨勢的話，那么超越“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界限則是法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在當前，這個超越可以被視為是對我們主流法學理論的一大挑戰。

(二)超越國別的界限———空間之維一般來說，法律是一國之內的，國際法在傳統法學理論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而環境問題絕大多數是超出一國國界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所帶來的溫室效應是任何國家都逃不開的;阻止臭氧層的稀薄也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務。要解決環境問題，就必須有全球的視野。環境法作為應對環境問題的社會手段，必須要求超越傳統上從一個國家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立場。一般認為，國際環境法是用來調整國際法主體在利用、保護和改善環境與資源中形成的各種國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①從該定義可以看出國際環境法的全球性和跨國性。即便是各國的環境法，也離不開與國際環境法協調的問題，如果說關注一國之事是我們傳統法學理論的一個基本特征的話，那么環境法的興起對我們的挑戰之一就是要超越這種國別的界限，放眼世界。有學者認為，這種超越國別性還導致了全球的環境立法具有了一種“趨同性”，每個國家的環境立法都是在國際環境法的指導下制定的。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努力———讓全球面對共同的挑戰，引導我們擺脫國別界限的限制。

(三)超越代際的界限———時間之維關注當下的事情是一個無可厚非的立場，傳統法學理論研究的立足點以解決當代人的事情，甚至當代人眼前的事情為根本切入點與目標。雖然立法的原則之中有所謂的適當超前的要求，但是這種超前歸根結底是為當前利益服務的。③環境法的發展對我們的長遠意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這個星球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棲息之所，以后的人類是我們基因的延續，我們自己僅處在這種綿綿不斷的基因延續的一個極短的時間段上，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后代的生存。④“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概念就清晰地反映了這樣的精神，“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在這里，我們的目標已經不僅僅是自身了，還考慮到了后代人生存的需要。這對于傳統法學理論而言，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代際的隔閡是我們需要超越的一個界限。

三、難以避免的尷尬———另一種視角

環境法對主流法學理論所構成的上述三個挑戰是否可以被圓滿解決?我們是否可以實現這三個超越?已有學者對相關問題進行過探討。筆者認為，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應對挑戰”的難度還是非常大的。

(一)從孟子的“不忍人之心”看人類的主體意識超越主體的維度，不僅將人類自身當作是主體，還要將自然的因素當作和我們一樣的主體，這需要我們對包括其他生物在內的自然環境抱有同對人類自身相當的關心。然而，人類是否真有這樣的情懷?盡管亞圣孟軻很早就提出來過“不忍人之心”的觀點，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樣的同情心更大程度上是局限在人類自身的范圍之內的，人類的這種同情心是來自于一種所謂的“弱者情懷”的。無論從生物學的角度，還是從政治、社會實踐經驗的角度來看，人類總是可以將自己置于弱者地位的。這種弱者意識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么人們那么容易對于經受苦難者表現出足夠的同情心。也就是說，同情心的來源是因為我們害怕自己也會處于與受苦難者相同的境地。這種類似于移情、通感的能力，讓我們對可以想見的痛苦感同身受。“借由想象，我們把自己擺在他的位置，我們設想自己正在忍受所有相同的酷刑折磨，我們可以說進入他的身體，在某種程度上與他合而為一，從而對他的感覺有所體會，甚至我們自身也升起某種程度上雖然比較微弱，但也并非與他的感覺完全不相像的感覺”。①我們甚至會將我們的同情心擴展到動物身上，動物在應對痛苦時的反應也可以使我們的心靈被觸動;但是，我們當前還很難對植物保護主義者的宣傳怦然心動，因為我們還無法感受其痛苦。②我們如何才能切身地理解和體悟到資源被消耗殆盡、環境被破壞給自身帶來的痛苦?賦予自然以主體資格，不僅僅是說我們認識到它們的價值，還要從它們自身的角度來看待這種價值。這種將自然因素與人類自身平等看待的高度，我們目前恐怕還難以達到。

(二)民族國家的界限當今世界中最穩固的組織恐怕還是國家，超越國家的組織的確是存在的，但是其功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于國家的。在我們看來，民族、民族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在現有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還是依賴于生產活動的。這種生產的基礎不可避免地決定于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及其礦藏資源，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們所處的生活情況必然是不同的，這種地方性最終會形成民族性。當今世界上的國家大部分是以民族和地域為主要因素建立起來的，國家的這種地方性、民族性就很難消除。只有當人類的生存不需要依靠任何地球上的資源的時候，這些差異或許可以消失。國家、民族的存在不僅僅可以從自然的區別的角度來找其原因，其更為根本的原因可能還在于它的人性基礎。單個人總是處于一種弱勢地位的，為了生存必須要結成群體而生活。③人類需要一種歸屬感，而現代社會中國家就是最好的身份認同，在民族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族國家是我們最好的棲息地，是我們最后的精神家園。“民族”的想象能在人們心中召喚出一種強烈的歷史宿命感。無可選擇、生來如此的“宿命”，使人們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種真正無私的大我與群體生命的存在。④民族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不會消失的，建立在民族基礎上的國家也是無法消融的。人類在考慮問題時還是以國家為出發點。如果說人類組成國家是為了抵御共同的危險的話，那么從理論上來說，似乎也存在著走向全球統一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類遭遇了共同的災難，若真的像電影《2012》所表現的那樣，⑤在面對著全球共同的災難的時候，世界人民應該會走到一起的，但是這個結論有兩個問題:第一，這種在災難之下形成的共同意識是不會太長久的，一旦災難過去，相關記憶會逐漸消退，國家意識肯定還會復蘇;第二，這樣的共同災難是無法預測的，果真遇到，災難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人類或許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有人認為目前的全球環境惡化提供給了這樣一個契機，人類會在此基礎上找到共同的利益，拋棄一己之見。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還為時尚早，全球氣候問題算是一個全球環境問題了，可是這并沒有將全球人民團結到一起來。⑥國家的區別在目前仍將存在，超越空間維度的具有很強的無國界特征的統一環境法能否真得成為在各國通行的法律，著實讓人懷疑。

(三)軟法是不是法?我們的主流法學理論認為法律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①即便我們放眼西方，情況也是差不多的。在奧斯丁的眼中，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強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因而奧斯丁也否認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具有法律的性質。②像企圖在國際范圍內實現統一價值的國際環境法這樣的“法律”，顯然是不符合法律的特征的。即便是凱爾森這種承認國際法的學者，其贊同的理由也更多是因為“將國際法和國內法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體系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③沒有強制力的法律還是不是法律?超越國別界限的國際環境法能否發揮法律的功能?仍是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近來學術界興起了一個新的學術熱點———軟法。④學術界對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取得了很多的學術成果。“軟法是原則上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有實際效力的行為規則”，⑤有學者進一步做了說明，指出軟法不具有約束力，指的是法律上的約束力，而實際上并非是說軟法不具有任何約束力。環境法學界、尤其是國際環境法學領域很多學者借用“軟法”來論證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質，軟法的概念似乎是天然地符合國際環境法的，有學者大膽地判斷“環境軟法就是環境法的未來”。⑥筆者認為，無論使用什么名詞來支持國際環境法的法律性，一個很重要的缺陷就是其法律后果無法被合理地承擔。一個不遵守國際環境法的國家所帶來的后果不僅僅是由其本身承受，同時也讓其他國家甚至整個世界來承受，而目前并不存在相對有效的手段來改變這一現狀，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環境法與政治性的宣誓、出于倫理的振臂高呼又有何異?⑦國際社會為應對全球氣候問題而達成的《京都議定書》，面對美國的不批準能有什么樣的懲罰措施?因此，試圖用“軟法”來給予國際環境法以傳統法律的地位，進而淡化國際環境法的非傳統性的做法，在筆者看來是很困難的。因為，國際環境法本身就與傳統法學理論不相協調。

(四)我們真的有那樣的長遠眼光嗎?追求享受或許不能說成是人類的一個弱點，很多時候正是一些享樂的欲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⑧所以短視就難免成為人類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那么多地去強調要有長遠眼光，要有大局意識，要為后代人考慮。“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正是在強調我們去關注長遠的利益。傳統的法律至少不是以未來的事情為中心、出發點和歸宿的，我們主要是考慮當下以及有限的、對我們有現實影響的將來，考慮過去也是為了學習經驗以服務當下。⑨之前倒不是我們不愿意去考慮子孫后代，而是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資源是足夠的(在當時的開發能力下)，或者說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資源和環境的有限性。但是隨著人類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伴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我們有了日益加重的緊迫感，意識到自然和環境資源的有限性，考慮到了環境惡化的嚴重性。瑏瑠我們會為了將來的發展而限制當下的欲望，但是這樣的理性能達到怎樣的水平?我們已經習慣了很多便利，如冬日的暖氣、無盡的水資源(對于南方的人民而言)，為了節約而放棄這些享受嗎?我們不抱太高的期待。在國際視野下，我們不會為了環境而停下向歐美靠近的步伐，西部山區人民不會為了保護森林而放棄致富的夢想，非洲人民不會愿意永遠這樣落后下去而停止對于資源的高度開發。可以說我們現在是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重視環境保護了，科學發展觀作為一個全國性的戰略已經被強調了將近10年了。即使是放在國際的視野上我們也不遜色，因為可能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會對環保形成如此的共識。即便是“綠色GDP”被提高到再高的程度，其本質還是GDP，我們根本無法卸下發展的重任。沒有了基本的發展，空談環保是很難行得通的。在外國學者眼中，我國的環境立法起步較晚、發展快，基本的環境與資源保護的法律體系已經構建起來，但形勢依舊嚴峻:“仍然是一個有著嚴重不足和缺陷的體系”(itremainsasystemwithseriousflaws);在本質上還是一種行政而非法律制度，法院的作用未得到很好地體現;地方利益經常影響規則的實施等等。①

四、結論

人類面對不同的問題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去解決，可以說法律正是為了解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而產生的，現在，我們需要來用法律解決一些看起來不是社會關系的問題了。②這給我們的法律帶來了更高更新的期待，超越主體的界限、突破空間的維度、立足人類整體的歷史去思考問題，是環境法理念理想的發展氛圍。但是這樣的要求在當下是有點太過超前的，我們根本無法做到這些，人類自身的特性決定了我們不會超越人類自身的范圍;民族國家在短期內仍將穩固有力，而超越國家界限的沒有強制力的“軟法”又難當大任;長遠眼光的大聲疾呼無法改變我們短視的現狀。如果說傳統法學超越了上述三個界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法學的生態化、綠色化的里程碑意義的發展的話，我們只能說，目前離這個里程碑還很遙遠。

作者：趙星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