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區環境治理中的爭執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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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們往往重視城市中心區域各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邊緣區問題常被忽視，其環境狀況須盡快治理與改善。兼并型城市邊緣區環境治理的必要性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兼并后形成的邊緣區在兼并前就未得到地政府的有效管理，各類基礎設施不完善。邊緣區的特殊地理位置得到了越來越多排放污染環境物質等化工企業者的青睞，帶來了大量的工業污染源;農藥、化肥等農業污染源得不到科學處理，大量未經處理的污水排入環境系統，農作物秸稈焚燒造成季節性環境污染等;各類民用垃圾等生活污染源隨處可見，造成了邊緣區嚴重的環境問題。由于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成為城市工業及市政設施遷出的擴散地，當地資源被肆意開發，原有的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

二是土地利用多樣化導致的環境風險，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導致邊緣區綠地面積減少，綠色生態景觀被破碎化。環境風險是由自發的自然原因和人類活動(對自然或社會)引起的，并通過環境介質傳播的，是能對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產生破壞、損害乃至毀滅性作用等不幸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其后果。兼并型城市邊緣區土地頻繁亂開發，各項管理工作滯后，環境問題治理迫在眉睫。三是兼并型城市邊緣區人文環境問題突出。城市化和產業轉移使許多傳統的勞動密集型附加值低的落后產業轉移到邊緣區，隨之轉移的還有大量的外來人口，加上原本在此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導致邊緣區原有的社會結構遭到較大沖擊。這部分人思想道德素質、環保意識、文化水平、行為習慣等存在極大的差別，演變下去將逐步形成階層的分化。此外，各類產業交織發展，缺乏統一有效的規劃和管理，各自追隨著自己的利益發展，忽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處于短期無序發展的狀態。

上述自然生態環境、人文環境等方面的問題都給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政府進行環境治理帶來了困難和挑戰。生態環境問題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是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如果兼并型城市邊緣區的環境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無論是位于哪個地理位置的人們或長或短時間內都會受到自然反作用的危險，健康安定的城市生活將無法實現?？梢?，兼并型城市邊緣區的環境問題亟需政府進行有效的治理和管理，非常必要且刻不容緩。

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政府環境治理的囚徒困境

博弈論在社會生活中注重研究人們之間的利益沖突、矛盾及合作行為，人們參加博弈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1950年圖克(Tucker)首先提出的，它部分地奠定了非合作博弈論的理論基礎，可以作為現實生活中許多現象的一個抽象概括，是博弈論中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模型是指兩個共同偷竊的犯罪嫌疑人被帶進警察局，隔離關押和審訊，兩人無法觀察到對方的選擇。警察告訴他們:因為警察手中沒有確切的罪證，對他們犯罪事實的認定及相應的量刑完全取決于他們自己的供認。如果其中一方與警方合作供認，而對方抵賴，供認方將無罪釋放，另一方則被判重刑10年;如果雙方都與警方合作共同供認，各被判刑5年;而如果雙方均不認罪，因為警察找不到其他證據，則兩人都無罪釋放。

對兩名嫌疑犯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不招認，但由于信息不對稱，雙方無法知曉對方的選擇，則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下，只有選擇供認，結果卻形成了一個對兩個人整體來說并不是最優的選擇。囚徒困境模型證明個體的理性選擇帶來的很大可能是集體的非理性選擇。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政府進行環境治理同樣面臨著囚徒困境。在博弈論領域，參與博弈一般都有多個主體，但這種模型不利于直觀分析，所以在此選擇兩個博弈主體來論述這一情況。以原杭州市兼并蕭山、余杭兩市，并將這兩市設區為背景材料，假設蕭山區政府(甲)與屬于原杭州市的濱江區政府(乙)對兼并后邊緣區環境問題治理都存在積極治理與消極治理兩種態度，其他外在因素都一致的情況。在這樣的前提下，應用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得出如下情形。數據解釋:當甲、乙同時選擇積極治理邊緣區的環境問題時，甲、乙雙方都需要付出較高的治理成本A;當甲、乙同時選擇消極治理邊緣區的環境問題時，甲、乙雙方都只需要付出較低的治理成本a;當甲(乙)選擇積極治理，同時乙(甲)選擇消極治理邊緣區的環境問題時，甲(乙)需要支付相對較高的治理成本B，乙(甲)需要支付相對較低的治理成本b。

在這個模型中，存在(A，A)、(a，a)兩個均衡點。從環境這一公共產品的特性及可持續發展效益帕累托意義上講，顯然是(A，A)優于(a，a)。但是，環境治理不同于企業的經濟建設，能夠即刻得到收益與成效，其成果是在發展的過程中甚至是長遠的以后才能明顯表征出來的。同時，積極治理環境問題、進行日常養護都需要政府支付較高的成本，反之，消極的態度則付出的成本較少。這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積極治理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吨腥A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第六章第三十八條規定:公務員職務實行選任制和委任制;領導人員職務按照國家規定實行任期制。

不論是公職人員還是領導成員，對環境問題的治理及環保政策的有效貫徹和實施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但他們也是理性的經濟人，也極力追求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綜合環境治理成本高、成效收益期限長、效益不明顯、公職人員對績效的追求及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等因素，兼并型城市邊緣區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采取消極態度治理環境問題的概率大大增加?；氐缴鲜銮敉嚼Ь衬Ｐ椭校敿?、乙兩區政府都積極治理環境問題時，均需要支付較高的治理成本，能夠得到利于環境效益的最優解。當甲采取積極治理、支付較高的成本A的同時，乙采取消極治理、支付成本為B。甲治理環境問題帶來一系列的環境正外部效益，將輻射到乙方，此時乙方并不需要支付額外的任何成本，A＞B。同理，當甲采取消極治理、支付成本a的同時，乙采取積極治理、支付成本為b。

甲治理環境問題帶來一系列的環境負外部效益，將輻射到乙方，則b＞a。結合上述所列公職人員消極治理環境的各項誘惑因子，(a，a)出現的概率將大于其他三種情況。此外，環境的治理與管理是關乎整個社會的綜合性問題，尤其是兼并后邊緣地區任務艱巨，需要各管理主體相互積極配合，指望單個政府來完成的可能性很低。各管理主體之間的行為相互影響，當一方主體積極采取措施進行環境治理，由于環境的外部性、經濟效益的誘惑性，將導致博弈參與者的占優策略都是等待其他方積極治理而自己卻耍起了小聰明坐享其成?？梢姡@樣下去博弈的結果是最終無人愿意去積極地治理邊緣地區的環境問題，(a，a)成為該項環境治理博弈最終唯一的納什均衡。這就是兼并型城市邊緣區地方政府環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

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政府環境治理囚徒困境破解可采取的措施

對兼并型城市邊緣區環境的治理工作，需要各級政府行政機關統籌給予重視。對于外部性強、收益期限長的環境這一公共產品而言，治理的成本偏高、經濟效益不明顯，當地政府對邊緣區環境治理工作持消極態度。結合上述囚徒困境模型的分析，本人認為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考慮制定政策以破解困境。

(一)采取激勵措施，制定環境治理獎勵政策，完善相關制度以提高地方政府對邊緣區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假定國家對邊緣區積極環境治理的政府進行獎勵X，如財政補貼等;同時對消極治理的政府不獎不罰，那么存在三種情況。一是X＞A，不言而喻各政府都將積極治理環境問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積極治理”的策略是占優策略，上述博弈的結果將都是積極治理，實現真正的納什均衡。二是A－a＜X＜A，相對來說采取積極治理的成本降低，但還是略高于消極治理的成本，這樣的結果和第一種一樣，也會實現(積極治理，積極治理)的納什均衡。三是X＜a，則獎勵措施所起的作用不大。具體措施如下所述:

1．囚徒困境的制度改進———實行環境治理財政補貼，強化監督制度;完善公職人員職權配置及干部管理制度，制定環?？茖W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環境治理是一項公益性很強的工作，國家財政部應對其進行財政補貼，使地方政府享受該項優惠政策，以此降低原本環境治理的成本，提高邊緣區管治主體的積極性。地方政府對污染環境的企業征收高額的物業稅、污染稅、排污稅等，將這部分資金用來治理環境問題。環境治理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需要全社會各階層的人積極配合，媒體、大眾、監督部門等要全力發揮監督作用，強化監督制度，促進兼并型城市邊緣區環境治理工作的順利進行。邊緣區的環境治理既要發揮政府的主導優勢，又要依靠社會各界的主體力量，同時利用好媒體等溝通渠道，多方面共同發揮監督作用，推動污染問題的解決及環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理性經濟人假設人們的決策和行為是以個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目標，一般情況下，集體利益最大化本身不是博弈參與人的根本目標，人們在博弈中的行為準則是個體理性而不是集體理性。

“如果一種制度安排不能滿足個人理性的話，就不可能實行下去。所以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沖突的辦法不是否認個人理性，而是設計一種機制，在滿足個人理性的前提下達到集體理性?！币环矫媸峭晟浦贫纫幏叮惯吘墔^環境治理的執行公職人員職權責相一致。另一方面是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目前我國的干部管理制度存在事事應付上級、崇尚表面工作的漏洞，容易造成“臨時用功應付、長期散漫懶惰”的現象，不利于環境治理工作的進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實現對干部行為正確的導向與規范功能。我國的政府績效考核也存在同樣的只對上級負責、考核過程只在乎經濟效益、封閉外在的監督、結果的好壞在于上級考察人員的主觀評價等弊端。這些都不適應于環境領域治理效果的考核。政府部門制定環?？己酥贫葧r應將“顯項”和“潛項”有機結合，眼前和長遠有機結合，地方與中央利益有機結合，引導地方政府積極競爭、合理博弈、奮發創新。總之，需要進一步改進與完善績效考核機制、干部管理制度及監督制度。

2．囚徒困境的重復博弈———加強干部人事生涯管理，強化公職人員的綜合素質建設。在博弈論中，如果博弈只進行一次，博弈參與人往往只關心自身利益的追求;如果博弈重復進行多次，而且博弈參與人是相同的，那么博弈參與人就有可能會為了長遠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合作就成為他們明智的選擇。重復合作策略極大可能成為持續的博弈行為，同時其他的博弈參與人有可能會聞風而來進行多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同理分析，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時應注重干部人事的生涯管理，將環境治理的長期公共利益與個人的長短期利益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管理。如設置環境績效保證金，規定抽取干部工資薪酬的固定比例，隨著時間的增長累積增加且附帶環保效益利息，作為其退休或離開該地區后對環境治理作出貢獻的獎勵。如果消極治理邊緣區環境問題或在任期間有其他違規違紀行為，則取消這部分環境績效保證金，這將有利于干部人員從長遠利益考慮環境治理工作。環境治理效果的好壞還在于公職人員的綜合素質高不高。加強管理主體、執行人員的綜合素質建設，盡快實現道德規范的法制化，增強公職人員的公仆意識、服務意識、責任意識，樹立正確的權力觀與利益觀，與政府組織之間形成良性的博弈，這將大大推進邊緣區的環境治理工作。

(二)采用懲戒措施，對消極治理邊緣區環境問題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假定國家對邊緣區消極環境治理的政府進行懲戒Y，同時對積極治理的政府不獎不罰，消極治理的成本相對增加，政府將朝著積極治理的方向靠近，此時“積極治理”的策略是占優策略，可以實現(積極治理，積極治理)的納什均衡。懲戒措施與獎勵措施有效結合，將更有利于雙方積極治理納什均衡的實現。

1．囚徒困境的違規博弈———加大對污染環境行為主體、消極治理環境問題的政府的懲罰力度。一是增加環境執法的透明度，有效打擊違法排污行為。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是某些化工企業熱衷的擴散地，是環境污染問題頻發的區域。對不按規定辦理污染物排放許可證、不按規定繳納排污費或超標排污等的企業要進行行政處罰;對重型污染環境的企業要重點關注，加大懲罰力度或予以關閉。二是對邊緣區政府部門中消極履行環境治理職責的公職人員，進行相應的懲戒處理。對于環保執行力度不夠但情節較輕的，進行教育與引導，予以警告并扣除一定的工資。對于環境治理工作置之不理、政策絕不執行、甚至在工作過程中貪污受賄的工作人員，進行相應的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甚至是開除的處理。對公職人員的違規行為，有關的職能部門要進行客觀公正的調查，按照管理權限和規定的程序作出處分決定，情節嚴重的其相應的工資檔次、職務與級別也要進行調整。

2．囚徒困境的法律建設———完善環境污染責任追究機制，加大力度建設問責型政府。環境保護是全社會民眾共同受益的公共產品，需要全國各級政府予以重視并積極治理。在邊緣區環境治理的過程中，需要明晰中央與地方政府供給環境公共產品的權責分配。如環境保護公共基礎設施應是中央政府供給，而地方政府予以配合等。完善邊緣區環境污染責任追究機制，對違法違紀的環保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如兼并型城市邊緣區內的各級政府部門負責人，對該轄區內環境污染的防范、發生和治理負有全責，對失職、瀆職情形的或負有領導責任的，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等。強化問責型政府的建設在環境治理方面體現在:當在環境治理領域出現問責事件時，除了具體的官員個人承擔相應的責任，政府也應該負起責任。

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政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他國家機關都是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向它負責的。因此，建立問責型政府必須依照憲法保證人大及其常委會切實行使問責權，這有利于加強對政府官員的制度約束，避免管理人員進行環境治理時從個人理性利益出發制定決策從而導致整體的非理性結果，避免陷入囚徒困境。通過采取獎勵與懲戒兩方面的措施來破解兼并型城市邊緣區政府環境治理的囚徒困境，將有助于降低博弈參與者采取積極態度治理環境的成本，提高個人與集體的雙重收益，有利于邊緣區環境保護的和諧可持續發展。

作者：姜小翠單位：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