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模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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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豬養殖規模化是生豬養殖實現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本文基于2007—2016年的時序數據，從省際比較視角分析了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的時序變化特征，并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研究表明:山東省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養豬場總戶數的比例呈現總體上升的趨勢，其中，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戶數占比在2012年出現明顯下降，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比保持穩定增長;山東省的生豬規模化主要由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拉動，但隨著年出欄10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的增長，年出欄50～99頭養豬場戶的拉動作用逐漸弱化。預計山東省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戶數增長速度將變緩，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增長速度保持穩定，平均每戶的生豬出欄量增大，山東生豬養殖規模化結構將進一步優化。

關鍵詞:生豬養殖;規模化;時序特征;趨勢;省際比較

規模化是生豬養殖發展的必然趨勢，生豬養殖規模化對于提高飼養管理水平、改善養殖效益、保障畜產品質量安全，以及強化政府職能落實等具有重大現實意義［1-3］。2007年以來，在國家和各級政府部門的政策扶持下，山東省生豬養殖的規模化水平有了明顯提高。

山東省養豬場戶數基數大，2016年，年出欄5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僅占養豬場總戶數的31.7%，年出欄10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僅占養豬場總戶數的13.1%，生豬養殖規模化仍存在很大發展空間，規模化結構仍需優化。2016年農業部印發的《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將山東省劃為重點發展區，并把提高規模化、標準化養殖作為當前生豬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之一。近年來，學者圍繞生豬規模化養殖已開展了較多研究。沈銀書等［4-5］研究發現，中國的生豬養殖已走出農村經濟中副業生產的軌跡，形成一個獨立的產業體系，生豬養殖的規模化、標準化、組織化不斷提高。關于最佳養殖規模，張振等［6］研究表明，具有比較優勢的省份，生產者會投入更多生產要素。吳學兵等［7］進一步用概率優勢模型研究了不同飼養規模下的生豬區域優勢，認為山東中大規模養豬場最具比較優勢，而閆振宇等［8］認為，山東中規模養豬場盈利能力最強。許彪等［9］預測我國未來5～10年的養殖模式將以規模化養殖為主，黏性散戶并存。在影響規模化發展的市場因素中，已有研究指出城鎮豬肉消費、農村勞動力遷移、交通通達和扶持政策是推動規模化發展的主要因素，養殖成本增加、生豬養殖周期波動和環保高壓是迫使散養戶退出的重要因素［9-11］，其他學者也對影響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定性或定量研究［12-13］。本研究基于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以下簡稱“31省”)生豬養殖規模化指數的時序變化情況，從省際比較視角梳理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的歷程和特點，并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旨在為推動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理論指導和現實借鑒。

1材料與方法

1.1數據來源本文所用分析數據來源自《中國畜牧獸醫年鑒》(2008—2017年)。

1.2指標界定借鑒已有研究，生豬養殖的規模化程度可以用生豬出欄、生豬存欄和生豬養殖戶3者的規模化程度表示，本研究采用生豬養殖戶的規模化程度來進行研究。定義一級規模化指標為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占同年所有養豬場總戶數的比例;二級規模化指標為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占同年所有養豬場總戶數的比例;兩級規模化指標差為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占同年所有養豬場總戶數的比例，用一級規模化指標值與二級規模化指標值之差表示。

1.3分析方法運用SPSS軟件，運用聚類分析，對31省進行分類，從省際比較視角梳理山東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的歷程和特點。

2結果與分析

2.1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透視2007—2016年，天津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為57.8%～71.9%，處于全國最高水平，屬第Ⅰ類。北京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穩定在40%左右，上海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值處于19.7%～41.7%，屬第Ⅱ類。黑龍江、吉林、山東、新疆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分別由最低時的8.1%、5.6%、10.5%和10.7%增長至2016年的26.2%、20.9%、31.7%和26.8%，屬第Ⅲ類。四川、湖南、河南、湖北等24個省級行政區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始終在低位徘徊，屬第Ⅳ類。第Ⅲ類省級行政區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情況。2007—2016年，第Ⅲ類省份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發展趨勢具有相似性，究其原因主要是養豬業為高耗糧型畜牧業，規模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飼料原料供應成為生豬養殖的限制性因素，將生豬養殖地點設在飼料原料主產區，可將玉米和大豆就地轉化為畜產品，減少運輸成本。山東、吉林、黑龍江均屬于玉米和大豆的高產區，而新疆由于實施規模化發展政策較早，生豬散養的基數小，相比之下，新疆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在第Ⅲ類中處于較高水平。2013年以來，山東生豬規模化發展速度明顯快于吉林和黑龍江，2015年山東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首次超越新疆，位列第一，這可能與養豬場戶對豬群結構的調整有關。2013—2015年，山東豬肉價格始終低于盈虧平衡點，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通過減少經產母豬、增加后備方式越過價格低谷期，由于效率的提升，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總體呈現上升態勢。2015年以來，隨著對市場的利好判斷，部分養豬場戶又逐漸加大存欄母豬量，山東的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總體處于增長狀態。具體到山東省，2007—2016年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值總體呈現上升趨勢，2007年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值僅為10.5%，2008年和2016年增幅較大，分別較前一年增長38.6%和25.2%。

2.2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透視基于二級規模化指標，本文通過聚類分析對31省進行分類，分類結果與基于一級規模化指標的分類結果差距較大。天津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由2007年的25.3%增加至2016年的44.95%，仍屬第Ⅰ類。2007—2015年，北京和上海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為9.2%～27.2%，呈現出持續小幅發展的趨勢，屬Ⅱ類。新疆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由2007年的3.1%增長至2016年的10.9%，仍屬第Ⅲ類，山東、吉林和黑龍江不在此類。山西、吉林、黑龍江、江蘇、福建、山東、河南、廣東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為1.4%～13.1%，屬第Ⅳ類。內蒙古、遼寧、浙江、安徽等19個省份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較低，為0.1%～5.1%，屬第Ⅴ類。為便于對山東省進行具體分析，下文給出第Ⅳ類省份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對比情況。第Ⅳ類省份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發展趨勢比較相似，2007年二級規模化指標為1.3%～2.9%，在2007—2016年，每年增長1%左右。山東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在第Ⅳ類省份中一直處于前列，2012年以前，山東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領先優勢不明顯，但2013—2014年，山東的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增長速度明顯加快，逐漸拉開了與黑龍江、吉林等省份的距離。《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4)》數據表明，2013年山東年千頭以下和千頭以上的養殖場養殖凈利潤分別為1.39、0.91元·kg－1，遠高于其它養殖規模。生豬規模化是養殖戶的一種逐利行為，基于自身利益，養殖虧損的散養戶退出，更多的資源分配到養殖凈利潤最高的年出欄100頭以上這一養殖規模。2007—2016年，山東省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總體攀升，2016年的指標值為2007年的4.68倍。依據生豬養殖二級規模化指標值變化情況分為穩定增長(2007—2014年)、小幅下降(2014—2015年)和顯著回升(2015—2016年)3個階段。

2.3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透視基于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采用聚類分析方法對31省進行了分類，分類結果與一級規模化指標分類結果完全相同。天津的兩級規模化指標差總體水平遠高于其他省份，屬第Ⅰ類，但天津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呈逐年下降趨勢，由2007年的46.7%下降至2015年的30.0%。據農業部2016年的《全國生豬生產發展規劃(2016—2020年)》，京津滬地區是畜牧業約束發展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化水平高，生豬養殖總量小，但規模化和生產水平全國最高，當前主要任務是穩定現有生產養殖規模，優化生豬養殖布局，故天津在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年出欄50～99頭的養殖戶合并或擴大自身養殖規模，成為年出欄99頭以上的養殖戶，兩級指標差逐漸下降。北京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值介于22.0%～24.1%，上海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值介于9.5%～14.5%，北京和上海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總體水平高于天津以外的其他省份，近年來呈現出緩慢增長的趨勢，屬第Ⅱ類。為便于對山東省進行具體分析，下文給出第Ⅲ類省份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對比情況，在第Ⅲ類省份中，山東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值逐年下降，山東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值在2015年超越新疆和黑龍江，在第Ⅲ類省份中排名第一。具體到山東省，2007—2016年山東的生豬養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總體呈現為增長趨勢，但2012年出現小幅波動，并直接導致了生豬養殖一級規模化指標在2012年的下降。

3討論

3.1山東省生豬規模化發展的特點2007年以來，山東省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所有養豬場戶數的百分比穩定增加，平均每戶出欄量增多。2007—2016年，年出欄5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占所有養豬場戶數百分比由5.7%上升至26.1%，年均上升2.2%，規模化趨勢穩定。2007—2011年，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增加75150戶，2012—2016年，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減少41089戶。規模化發展初期，規模化主要表現為年出欄5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的增加，隨著規模化的發展，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開始減少，平均每戶的生豬出欄量增多。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所有養豬場戶數的百分比由2007年的2.8%增加至2016年的13.1%，年均增加1.1%，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所有養豬場戶數百分比的增加幅度明顯偏低，但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不斷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標準低，規模化結構仍待優化。按照規模化標準，年出欄50頭就屬于規模化養殖，山東的規模化養殖戶大都集中在年出欄50～99頭這一區間內。以2015年為例，山東省生豬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殖戶數占養殖戶總數的比例為25.4%，生豬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殖戶數占養殖戶總數的比例僅為10.2%，山東省的規模化水平提升主要由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戶拉動。

3.2山東省生豬養殖規模化發展趨勢2011年以來，山東省年出欄5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出現減少的趨勢，但山東省的生豬出欄量并沒有出現大幅下降。未來伴隨著山東省年出欄50頭以下養豬場戶的退出和年出欄50頭以上養豬場戶數的減少，養豬場戶總數將不斷減少，平均每個豬場戶飼養生豬的數量增加，少量養豬場戶飼養大部分生豬。年出欄50～99頭的養豬場戶數增長變慢，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穩定增長。目前，山東省年出欄5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養豬場總數的比例和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占養豬場總數的比例都呈增長趨勢，但參考規模化程度最高的天津市可以發現，當規模化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年出欄50～99頭的生豬養殖戶數逐漸下降，規模養殖內部結構不斷變化。過去較長時間內，年出欄50～99頭生豬養殖場戶數占年出欄100頭以上的養豬場戶數的比例保持在58%以上。隨著規模化結構的不斷優化，預計年出欄生豬50～99頭的生豬養殖戶數占比將逐年下降，而年出欄生豬100頭以上的養殖戶數占比穩步提高，預計會成為下階段生豬規模養殖的發展主力。

4政策建議

研究表明，山東省生豬規模化發展水平仍待提高，規模化結構仍待優化。基于以上結論，提出政府應加大扶持力度，不斷擴大養豬場的養殖規模。對于已有養豬場，政府可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鼓勵養豬場的收購和兼并，逐步擴大規模，從而實現集約化生產與管理;對于新進入的養殖場，應逐步提高規模化的準入門檻，使得山東省生豬規模化水平進一步提高。

參考文獻:

［1］王雨林，劉國強，李后建，等．農戶繼續從事生豬散養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25個縣(市、區)的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15(5):85-96．

［2］馮永輝．我國生豬規模化養殖及區域布局變化趨勢［J］．中國畜牧雜志，2006，42(4):22-26．

［3］賓幕容，覃一枝，周發明．湖南省生豬規模養殖環境成本評估［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7，38(6):126-133．

［4］沈銀書．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現狀及其展望:兼論瘦肉精事件后豬肉生產、市場與消費的走勢［J］．中國畜牧雜志，2011，47(14):3-7．

［5］張愛民．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建議［J］．肉類工業，2014，34(10):1-4．

［6］張振，喬娟．中國生豬生產布局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1，26(8):61-67．

［7］吳學兵，喬娟．不同飼養規模下的生豬區域優勢分析［J］．中國畜牧雜志，2012，48(14):16-19．

［8］閆振宇，陶建平，徐家鵬．我國生豬規模化養殖發展現狀和省際差異及發展對策［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33(1):13-18．

［9］許彪，施亮，劉洋．我國生豬養殖行業規模化演變模式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2):21-26．

［10］周晶，陳玉萍，丁士軍．中國生豬養殖業規模化影響因素研究［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4，29(1):63-69．

［11］周晶，陳玉萍，丁士軍．“一攬子”補貼政策對中國生豬養殖規模化進程的影響:基于雙重差分方法的估計［J］．中國農村經濟，2015(4):29-43．

［12］孫良媛，劉濤，張樂．中國規模化畜禽養殖的現狀及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2):23-30．

［13］張園園，孫世民，彭玉珊．生豬養殖規模發展趨勢、主體行為與路徑優化:基于山東省的相關數據檢驗［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8-13．殖兩級規模化指標差值在2013年以前處于較低水平，但在2013—2015年間黑龍江、新疆的生豬養

作者：李曉慧張園園孫世民王軍一單位：山東農業大學臨沂市畜牧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