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后的農建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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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抗戰的勝利帶來了“重建國家”的訴愿、共識與使命。國民政府與社會團體曾就此進行過各種探索。在戰后農建探索進程中，中國建設協會的建設思想步趨成熟，這種成熟不僅體現在其對農業在現代化建設中之重要地位的深刻認知，更在其對農建問題之癥結的反思與洞析中得以彰顯。

關鍵詞：

抗戰勝利；農業建設；土地問題；中國建設協會

抗戰勝利后，“重建國家”成為時勢之急需，尤其是中國農村“田園荒蕪，骨肉流離，千瘡百孔，滿目瘡痍”之景①，更使復興鄉村、振興農業以蘇解民困成為國民政府及社會各界之共識。在民國建設肇端之際，時任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委員長的張靜江，聯合國內外各種建設人才組織成立中國建設協會。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與以中國建設協會為中心的社會力量在此期間所進行的農村建設探索，不但豐富了時代內涵與歷史經驗寶庫，而且為往后的農建提供了深刻的教訓與啟示。對于抗戰勝利后農建問題的考察，目前為止學界相關論著雖有一些涉獵，但多集中于探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②，對國民政府的農建舉措及路向選擇缺乏系統深入的考察③，對悉心研究與努力探索現代農建之合理、合情、合勢之向的社會團體的專題研究更屬鳳毛麟角，而這些是值得深入發掘的重要課題。以中國建設協會這一常被學界輕忽的重要社會團體為視角切入，窺察抗戰勝利后農建探索的演進歷程，不唯有助于明晰中國現代農建的發展脈絡，且可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與歷史經驗。

一、時勢必趨：戰后中國農建之急切性

在自古以農立國的中國，歷史上農業對于國民經濟的貢獻，對于國家財政的支持，農民對于抗敵御侮能力的表現，已毋庸贅言。抗戰期間，中國對外換取各種軍需民用物資，對內所有戰費的負擔、糧食的供應、兵源的補充或擴充亦無不仰仗于農業、農民。戰后，農業對于國家財政、經濟，乃至產業發展、社會安寧，更具有不可忽視的支柱功能。經濟乃政治之基礎。戰后初期，“一般的見解，認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即是工業化的問題，也即是生產的技術革命問題。”④但中國建設協會會員及相關學者卻愈來愈深刻地體察到：盡管戰后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心要求，仍然應該是積極策進“工業化”以提高技術生產力，卻不能因此忽視工業化之必要基礎———農業。首先，農業在供給原料、人力、市場這些意義上是發展工業生產的基礎。⑤作為農業國之中國，農村經濟即社會經濟，社會經濟亦即國家的命脈，國家如無法振興農村經濟，工商業自無昭蘇之望，甚而至于政治、教育、文化等都臨到了最后嚴重關頭。很顯然，中國要真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首先要從農村的滋養下手。⑥其次，國防建設亦離不開農村。農業品是國防上“物的資源”，農民是國防上“人的資源”，因此必須發展農業以充實建設國防的物力，組織農民以加強建設國防的人力。

⑦再者，戰后中國經濟建設的民族資本的形成，亦有賴于各種農業特產的增產以擴充輸出。而且，“為了戰后在復員過程當中迅速收到安定民生，恢復社會秩序的效果，對于作為衣食之源的各種主要農作物，亦自非切實迅速地積極爭取復興與增產不可。”⑧戰后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之日臻嚴重更足以警明：復興農業及農村以蘇解民困實為戰后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課題。歷經八年抗戰“慘烈的摧殘，空前的破壞”，農村乃至整個中國經濟之復原已非易事。“在八年長期抗戰中，遭受蹂躪的地區達二十二省，土地被破壞及因而荒廢的有五萬萬畝，應征的壯丁近千萬人，犧牲的軍民達千余萬，而各地耕牛農具的損失，更不可數計，再加上戰時物資、食糧的消耗以及貪官污吏的變本加厲的敲詐剝削”，對于脆弱的中國農村經濟已是一個“致命的打擊”。⑨之后內戰又起，農村經濟再遭慘酷破壞，本已遭受著重重束縛、層層壓制的廣大農民被逼在死亡線上掙扎，農村購買力降至無可再低的程度，“國內工商產品銷路呆滯，自為必然的現象”。⑩對于全國經濟均“建筑于農村之上，工商百業悉隨農業為盛衰”的農業國———中國而言，農業經濟的破產足以動搖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戰后，中國農村經濟雖尚未達到“總崩潰”的深淵，但其急劇崩潰已成為促致民生困苦、社會杌隉、經濟動蕩、人心散漫的主要原因。更為嚴重的是，農民的經濟狀況得不到好轉，“工業建設亦如沙漠上的建筑，不可能實現。”戰后農業及農村衰落問題確已到了不可不急謀根本解決的地步。

二、土地問題：中國農業衰落之根源

自民國成立直至抗戰勝利后的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業技術專家們對于“各種作物新品種的育成，各種病蟲害防治方法的介紹和發現”，以及“農業機械化的學說與知識的宣傳和鼓吹”，無不致極大的努力；“農民追求新品種新方法的心”也都很迫切。但中國的農業技術依然落后如故，農業機械始終不能應用到農業經營中，甚至在戰后經濟部與農林部合辦的“農具制造廠”，也還在“計劃著制造中國中世紀的老式的農具”。輱訛輥可見，農業技術落后只是中國農業衰落的“現象”之一，在這一表象背后顯然還有更深層的原因。中國建設協會相關學者認為，中國的農建問題絕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生產關系的合理化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必要前提。就農民而言，其追求新品種新方法的心情固然很熱切，但在高額地租與各種有形無形剝削下，連單純再生產都不易維持，他們唯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身體這一樣“活的工具”，“土地的改良和土地及身體以外的生產工具及肥料的運用”實在是“可望而不可即”，“殘酷的土地剝削制度，使他們只能抓住眼前的時刻盡量在土地上多要一點，而少化（花）一點”。

據表1對稻田生產成本的統計可知，“人工”和“田價利息”為主要成本，其中“田價利息”竟占總成本的一半，對于租田耕種的佃農而言，這一部分就代表對地主的供奉。各種生產成本相比較，“地租”是“肥料”的97.4倍，是“灌溉”的54.1倍，是“農具”的11.3倍。這也就是說，地主少收1／97的地租，農田可以多加一倍的肥料；地主少收1／54的地租，農田得灌溉之利可多一倍；地主少收1／11的地租，農人的耕種可多得農具一倍的幫助。抗戰以前，國聯派來中國調查的拉西曼與哈斯一致認為，中國農業衰落的原因在于：“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苛捐雜稅的繁重，高利貸的剝削，交通工具缺乏和生產力的低落”，其中除最后一項屬于技術問題外，其他各項皆屬于生產關系問題。可見，在不合理生產關系之下，生產力的提高是不可能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可分，技術生產力的發展固然會引起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社會生產關系的桎梏，尤其會有力地阻礙著技術生產力的發展。”正如民國農學專家李仁柳在《中國建設月刊》發文所言：農業建設首須“改革技術以外的妨害著農業技術的改進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早在20世紀初，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就已意識到中國土地問題的嚴重，主張用平均地權來加以救治，并將此作為“民生主義”的基本要求與前提條件。孫中山曾在《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演說詞中講到：“要想革命完全成功，預先還要解決土地問題。”所以，戰后中國經濟建設之先決條件，也應該是土地問題的合理解決。“可是向來，特別在抗戰以前的十來年間，人們往往把主張誣為提倡階級斗爭，把倡導耕者有其田誣為過激行為，甚至于連描寫農民痛苦，報道農村景況，分析土地關系，主張蘇減農民痛苦的言論，都曾經有過一段相當的長時期不能在報刊上發表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莫大遺憾。因此，從1945年起，中國建設協會在其會刊《中國建設月刊》上刊文宣說，期圖借助眾學者之筆透視農業衰落之現象，洞析其根源。抗戰結束后，國民政府“忙于部署內戰，無暇顧及建設”，為應付國防與民生需要，以“糧食增產”為中心，將農業建設的重點落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與推廣方面，分別就戰區及后方各地之現況，制定了糧食生產復員計劃。在戰區，主要是對還鄉農民“貸發生產資金及配放耕牛農具種子肥料，使積極恢復生產”，對無主熟荒進行“調查登記，分配于抗戰軍士及無業難民，扶助耕作”；在后方各省主要進行“擴大推廣改良種子，防治病蟲害，改善農田水利”等，對化學肥料與新式農具的生產制造與推廣運用，以及機械復墾的推行等尤為注重。

以戰后“糧荒遍地，餓殍載野”之情形，中國“自然亟需謀增加糧食生產”。據聯總農業復興組宣布，中國1946年收獲預計，白米產量要比1931~1937年的平均產量減少“五百八十萬公噸”，小麥要少“二十萬公噸”。甚至胡佛也承認：“中國的糧荒，在世界各國實最嚴重。”論及根源，“很多人都說八年抗戰中所受敵人的劫掠和破壞，是造成今日饑荒的根因。”其他諸如“戰前歷年長期的內亂，政治的腐敗，封建勢力的頑存，土地制度的落后，生產技術的低落，都是中國糧荒的種子”。但在《中國建設月刊》發文的眾學者看來，這些尚不是其全部根源，中國農村貧困問題的嚴重性不僅表現于生產的落后，尤其表現于其不合理的生產關系。以土地問題為核心的生產關系才是改進生產技術、提高農業生產力之根本所在。只有徹底改革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才能真正“蘇解民困”。自抗戰以來，“貧窮與落后”已成為中國農民獨特的“天賦或命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能建立相適應的聯系時，生產關系就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阻滯生產力的繼續發展，二者的統一即根本破壞。這就說明舊的生產關系應該崩潰，新的適應生產力繼續發展的社會制度或生產關系應該建立，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在人類社會歷史行程中維持其相適應的關系。尤其是在經濟危機的嚴重關頭，生產力受到全面阻滯或破壞，其弊端似在于“社會制度的本身問題”或“經濟關系的合理問題”，而不是生產“停滯”或“衰退”等現象本身。在封建性生產關系下，耕地往往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致使想耕種、肯耕種的人得不到土地，而握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又利用貧農之沒有土地，對其施行種種苛刻剝削。廣大中小農終歲勤勞尚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迫不得已，不是冒險入山為匪，便是離開鄉村另謀生計。由此，荒地日增，農業生產減少自屬必然。據統計，抗戰以前“占全國農村人口百分之四的地主，大約擁有全國一半的土地，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貧農雇農，則只占有百分之十七的耕地”。戰時土地集中與兼并之風更加猖獗，農民無地化過程來得更加迅速。據中國農業研究所調查，后方15省佃農及半佃農平均占農民總數，在1936年為55%，至1941年增至67%，至1943年更增至75%，1945年以后“增加得更是厲害”。

在中國，土地所有的“集中”并沒有產生“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而只為經營“技術異常低劣的零細田場”安排了“最堅實的基礎”。在地主經濟體制下，土地的轉移有著較大的自由，任何人只要有財有勢就可以獲得土地，幾乎沒有任何身份的限制。所以，爭購土地的人主要是官僚、商賈以至地主自己，其爭購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從事農業經營，而是把土地當作“擴大剝削的對象”或“待價而沽的賭具”。他們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資本，“不是用來再擴大其對土地的兼并，便是從事各種商業投機活動或經營高利貸款”，很少“投放于農業的再生產過程”。而那些租種土地的“痛感土地饑餓的貧農大眾”，為了經營資金的集中，只能將土地日漸分散下去經營。由于其資金有限，地力雖日趨貧瘠，卻無人關顧，其他種種技術上的改善，自然更談不到。盡管，許多農業專家、農業專科的學生努力了幾十年，普遍設立的農業改進所、農業推廣所、示范農場及原種場圃等已存在幾十年，但這些人與這些機關于中國農村“始終無干”，“仿佛卡車吉普是有了，但橋梁沒擱，開不過去”。相反，“勞力的浪費，收獲的減少，地質的枯竭”等必使農業生產在再生產的輪回中，趨于萎縮、艱難以至擱淺。農業生產所得“通過租佃關系封建性經濟的及超經濟的剝削掉進城市人的袋中，一去不回，留下枯渴的農村趨于更枯渴，憔悴的農民更憔悴”。由上述情形可知，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即“土地所有權的高度集中和土地使用權的極度分散”，所導致的“有地者不耕，耕種者無地”之矛盾現象，不僅使農業生產技術得不到改進，而且由于農業無法實行大規模集中經營，其現代化也就難以實現。“由于農業停滯在半封建的階段上，農村長期凋敝，農民普遍赤貧，國家工業化就缺乏廣大的市場做基礎，工業化既無市場基礎，當然難以順利實現”。

三、耕者有其田：解決土地問題的根本途徑

中國建設協會會員及相關學者對戰時及至戰后中國糧食荒歉、農業生產急劇衰落等問題之根源的挖掘，以及對戰后中國農建之關鍵———土地問題的揭示，使得土地問題是農村經濟問題的核心，逐漸成為社會各界之共識，意識到要根本解決農業衰落問題以蘇解民困，“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突破現存農村生產關系，解放農村生產力。”抗戰以前，除共產黨在其根據地實施耕者有其田的外，一般人甚至是興起于20年代末聲勢浩大的全國性鄉村建設運動的領導者，“對于土地問題和政治問題都是回避而暫時置之度外的”。直到1931年至1935年這段時間，由于西北的連年旱災，長江流域的水災，以及種種人為的災禍掠奪，“農村經濟急劇崩潰，內在的危機完全外露”，于是，作為中國農村中主要生產關系的土地問題便被提出來。當時許多人雖已直面農村經濟的嚴重局勢，卻還是“怕碰到土地問題的核心———土地分配這個癥結”。然而，歷史的考驗使人們不能不在事實面前低首。抗戰結束后，“土地關系中的種種不合理情形”較戰前“已更惡化到十百倍”，“現代化工業化的時代要求，卻比那些時期也更迫切到十百倍”，土地問題的重要性由此逐漸得到大家的公認，普遍認識到中國土地問題乃是土地所有問題，且無日不在求應付之方、解決之道，無奈問題尚在逐漸揭開，未見究竟，其勢只有枝枝節節應付，不能得其要領。為尋求更為適合的農建路向，中國建設協會著眼于農民的最急切需求，聚合眾專家學者之智，從戰前主重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轉向從生產關系方面探求土地問題的根本解決，深入剖析戰后農業及農村急劇衰落甚至走向崩潰的根源，以期把握癥結解決問題。由此，“向來似乎被列入忌諱的問題”，在《中國建設月刊》上討論熱烈，方案亦多。到1948年，“”“顯然已非應否與能否的問題，為人所矚目的是那一種方案真在執行，以及那一種在執行的方案，對改革最有效，對農民最實惠”。綜合《中國建設月刊》所呈現的諸種方案，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要點。首先，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生產關系，實現“耕者有其田”，是使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的對立分離情形得到統一、根絕農村中最主要封建剝削的唯一途徑。中國建設協會所刊載的各種關于土地問題的論說，無論從何方面著手，以何事象作對象，皆以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為“最高指導原則”，主張從社會制度層面改革現存的不合理生產關系，達到“耕者有其地”的最終目標。學者們認為，“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在于“將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合而為一，均為農有之”。

欲達此目的，即須平均地權，通過“照價抽收重稅”，“迫地主放棄土地，俾農民易于獲得耕地”，并將“政府收買所得之土地，轉授與農民耕種”，“用政治與法律之規定，保護農民，助其有田”，使“耕者”均為“自耕農”。唯有如此，“才能鼓起農民的耕作熱情，才能實行農業的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才能談得到農業技術改進與新式農具的普遍應用，以達到農業工業化，增加農業生產的目的。”其次，以改善農民生活為宗旨，建立代表農民利益的鄉村民主政權，是的前提。“中國農民生活的貧苦程度，是二十世紀時代人類生活記錄的最黑暗的一頁，其所以如此，完全由于土地關系與一切封建剝削的結果。”此結果反過來又成為戰后中國“社會不安，農業落后，工業不發達”的原因。所以，為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前途著想，為了改善農民生活，應當是無條件的。但作為一樁鏟除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徹底推翻舊有關系建立新興制度的大改革，當然不能交由農村中的“土豪劣紳”，只有最迫切需要土地的貧雇農，才有徹底實行的決心和勇氣。故“耕者有其田”須與“耕者治其鄉”相輔而行，以“最具決心也即占農村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層”為核心，有真能代表農民利益的民主政治與其配合，“樹立鄉村中的民主政權”，才能徹底執行“耕者有其田”的，并確保其成果。再者，以滿足農民實際利益為宗旨，引導農民自愿實行合作生產，才能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合理化與現代化。

中國農民“散漫而缺乏組織”的生產生活方式，既是社會經濟落后之果，也是社會經濟落后之因。所以，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同時，還需要依據農民自愿的原則，引導其自動組織“農業合作社”或“合作農場”等“理想的生產組織”，以擴大農業生產。在合作經營形態下的農業，“特別有可能，也特別可能有更高的速度”向著經營合理化的途程邁進。合作經營不僅可以矯正小農經營的缺陷，集眾人之力增進農業生產經營的技術，提高農產品的效用或價值，促進農業生產力的向上發展；而且可以“潛移默化地促使農民放棄過去土地私有的陳腐觀念”，使“農業生產不受土地私有制之束縛，暢步地向前邁進”。而且，戰前中國農業合作的經驗與教訓表明：只有“以農民之實際利益為依準”，適應著當前最大多數貧苦農民渴望獲得土地的要求，實行“耕者有其田”的，靠經常保護農民利益的實際措施來說服農民自愿參加到農業合作中，才能使“生產提高，收益增多”，農民普遍免于匱乏。總之，在諸學者看來，以保障農民生產所得、改善農民生活為前提，徹底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引導農民自動實行合作生產，共謀農業技術之改進，是農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建設路線的“起腳點”。這個“起腳點”徹底奠立后，農業生產乃可改進，新式工業也才有了市場、原料、勞力、資本等發展條件。再由此出發，配合著政治、社會諸方面的建設，才能邁步向前，“集體地、有計劃地建設一個富庶康樂的新中國”。

四、未及根本：戰后國民政府的農業政策及其效應考察

在戰前及戰時農業衰落之“嚴重傾向”下，各縣鄉政府“對于農田水利，農業振興，竟遠乏人肯予切實注意，著力設法挽救”。所謂農業建設者，“只系公文上之建設”，不僅“毫不與農村農民息息相關”，甚至由于基層政治的腐敗，使農民“疑懼于一切新的措施”。農村中的種種設施并不是著眼于農民的實際利益，“調查戶口只是為了計算攤派的便利，或者只是為了濫捕壯丁的準備……多一件新政，在農民的了解中間就是多一種作踐。”直到抗戰結束初期，因未明農建問題之癥結或無切實的農建舉措，各地農業建設“成績不裴”之狀并未得到改觀，“不論其建設部門，如何廣大；建設計劃，如何龐大；建設經費，如何偌大，恐亦系舍本求末之建設”，“如努力于糧食增產，而糧食未見增加；如提倡冬耕，但冬田多不見有冬作……”戰后，在以中國建設協會為主體的社會力量的呼吁下，社會各界日愈深刻地認識到：土地問題的解決已刻不容緩。對此，國民政府也深有體認，在改進農業技術以增糧產之余，制定與實施過一些有針對性的農業政策。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經濟學說》一書中對中國應采取的農業政策做過詳細說明：“我們的農業政策，一面為平均地權，一面要改良農業的技術，要逐漸把犁耕變為機器耕種，現在小的分散的農場，將來必須合并為大的集體農場來經營，才能節省勞力增加生產。”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正式通過的政策綱領和決議明確宣布：“要遵照國父遺教實行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可見國民政府當局確已“覺悟到眼前土地問題的嚴重”，并“把當作建設新中國的中心任務之一來處理”。然而，國家政策只有配以實現的具體辦法和步驟，付諸實施才能體現其價值。戰前，國民政府即已頒訂“二五減租”法令，作為“耕者有其田”的過渡辦法。按照“二五減租”的辦法，是佃戶應得土地收獲量的62.5%，地主得37.5%，就是說，地主不勞而獲的封建剝削減少了，農民收入增加了，自然即可相對提高其生產積極性。這本來是一個“遷就地主的改良主義”的辦法，但在實際操作中還是“不能普遍實行”，雖在浙江等地實行過，后來也“名存實亡”了。1945年9月3日，國民政府“為謀農民的休養生息”，頒行“二五減租”，以減輕農民負擔。

但“沒有那一個地主理會這一法令，在江南甚至還有以二五減租之名，行‘二五加租’之實的”。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通過的“土地政策綱領、農民政策綱領以及民生主義部分的政綱政策”中，雖一再宣布迅速實行“耕者有其田乃至土地國有公有”，但在具體辦法上“連如何立即（抗戰勝利結束的今天）處置敵寇漢奸國賊們的土地都一字不提”；雖宣布要“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生活”，卻“連如何立即實行減低租稅，蘇減農民疾苦，規定最高租額，處置從事超額剝削違反國族利益的反動地主之土地等等，都不予明確規定，更不宣布實施期限”。因此，其依據“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之原則的，也將永遠成為具文，而絲毫無補于實際。此外，在租佃關系方面，為減輕農民負擔，國民政府于1945年9月3日發令：“陷敵各省區，豁免去年田賦一年；后方各省，豁免今年度田賦一年”。但這些地區尤其是前者的田賦，“早經敵偽預征以去，免賦并沒實惠”。而且不久即“因內戰擴大，軍需公糧需要迫切，而又重行宣布恢復”。田賦之外，“戰后對農村的剝削，依然還有通貨膨脹、各種攤派以及征夫等項”。在所有這些經濟的或超經濟的重重剝削之下，農業經濟的衰落是必然的，農民生活的長期貧困化更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由于國民政府對于農建乃至整個抗建并沒有全盤與明確的認識，更沒有誠心執行的實踐，亦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問題，加以內戰的繼起破壞，自抗戰結束至1948年，“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不獨正在加速行進，甚且在若干地區內，業已成為擴大亂源、孤立城市的主要癥結之所在。”在農村向著“總破產的絕境加速邁進”之時，農民在種種沉重壓迫與破壞之下無法生活，結果“只有鋌而走險，引起種種社會騷動和不安”，遂致“一切力量無從配置”，所謂的生產建設也就無從談起。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農村一向是都市行使勒索剝削的對象，同時更是它的一切畸形繁華的最終輸血者”，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甚至破產，對于都市的威脅之大不容忽視，戰后中國物價繼續高漲以及城市工商業的紛紛破產，即為明證。

五、結語

抗戰勝利后，應國家重建的時代訴求，中國建設協會在深入剖析農建問題之癥結的基礎上，立足于農民實際利益提出了一系列建設主張與方案。其中，既不乏洞見本原之見，也不少可行之策。尤其是諸學者聚焦探討的土地問題雖已是“老問題”，但確是“可以判斷中國革命是否成功的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因為革命的終極目的是為了解決大多數人的生活問題，在中國，所謂大多數人自然是占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根本上就是一個土地問題。正如中國建設協會所力倡的：只有以蘇解民困，提高農民生活水準為基本出發點實行徹底的，才能順利有效地完成新中國所急需的農業建設，間接推進整個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偉大建設。放眼整個中國近代歷史，抗戰結束后的農建探索不僅是自民初興起的中國現代農建之關鍵轉折，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中國建設協會的主張、方案在被政府接納，成為有效的政策和舉措，并在實踐中加以落實等方面的功效不彰，但其柄鑿之困，顯然斷非一個社會團體所能作為，而其對現代農建的積極探索，于后世的認知與鑒借，確有不容輕忽的價值與意義。

作者：杜慧 單位：太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