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政治與政治生態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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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現代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了巨大進步的同時，由于人類對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確認識及盲目開發行為，導致了20世紀
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態危機。生態危機的產生與發展成為生態政治運動興起的動因和基礎。在此基礎上推動了各國政治和國際政治生態化的發展。生態政治產生發展是政治生態學、政治生態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礎，政治生態化是生態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結果，是解決當前全球生態危機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協調、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未來政治發展的趨勢之一。
關鍵詞：環境問題；生態危機；生態政治；政治生態化；可持續發展
一、引言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生態危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這種關注從某個角度上講已遠遠超過了國家之間、地區之間、民族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人類越來越關注自身共有的生態環境和生存家園--地球。對生態危機的關注迫使人類重新審視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重新審視人類自身原有的思維方式、生產及消費方式、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倫理觀、發展觀，以及世界各國經濟、文化、政治發展前途和命運。全球性環境問題的出現，使得任何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的出現，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風起云涌的生態政治運動。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為契機而不斷壯大，至今方興未艾。80、90年代在生態政治運動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紛紛建立了眾多形形色色的生態組織和生態綠黨（簡稱生態黨或綠黨），生態學與政治學由此聯姻形成了生態政治學、政治生態學等新興交叉邊緣學科，傳統政治發展觀也由此向政治生態發展觀轉變。
二、生態政治的興起、發展及意義
（一）生態危機--生態政治興起的動因和基礎
所謂生態危機，指的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或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由于人為的不合理開發、利用而引起的生態環境退化和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過程。
自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20世紀后50年全球環境遭到空前嚴重破壞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態學家、政治家稱為20世紀人類犯下的三大愚蠢行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地球日"發起人蓋洛德·納爾遜曾精辟說道：來自自然的威脅（生態危機）是比戰爭更為危險的挑戰，從德國和日本我們知道一個國家可以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起來，但沒有一個國家能從被毀壞的自然環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環境相繼出現"溫室效應"、大氣臭氧層破壞、酸雨污染日趨嚴重、有毒化學物質擴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蝕、森林銳減、陸地沙漠化擴大、水資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樣性銳減等十大全球性環境問題。全球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正殘酷地撕毀人類關于未來的每一個美好愿望和夢想，這一影響不僅會殃及一代、兩代人，而且將影響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從以下一些數據和事實我們就可窺見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動植物物種消失的速率較過去6500萬年之中的任何時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約每天有100個物種從地球上消失。20世紀以來，全世界哺乳動物中3800多種中已有110種和亞種滅絕，另外還有600多種動物和25000余種植物正瀕臨滅絕。生態學家指出，迄今為止，人類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復至少要一億年以上。水污染使人類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據統計有17億以上的人沒有適當安全飲用水供應，30多億人沒有適當的衛生設備。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一項調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導致的死亡人數達2.5萬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亞因植被破壞、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災使得100萬人因饑餓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陸12個國家持續旱災，使得約3500萬人瀕臨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國古文明中心的發源地--黃河，目前年斷流最長達227天，與此同時，長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積加速，湖體面積和容量正逐年銳減，洞庭湖1825年面積約6000平方公里，1949年減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長江"特大"洪災時湖面面積僅為2653平方公里，據此縮減速度，洞庭湖將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時間內成為又一個"羅布泊"，從中國自然地理圖冊上消失。目前，長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時?quot;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悲劇在不遠的將來又將可能在長江重演。今年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發生的歷史上罕見的沙塵暴天氣，再次使得中國人感受到了環境破壞程度之深和距離之近。
全球環境惡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損失。據估計，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2000億人民幣，這相當于20個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僅1998年長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達1600億人民幣，而每年全世界因環境污染和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低于2.5萬億美元。因此，生態學家指出地球生態系統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全球十大環境問題已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續發展，生態危機已經超越局部區域而具有全球性質，來自于生態危機的威脅，已遠遠超過戰爭、瘟疫，保護地球家園已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生態學理論認為，人類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樣，都必須以一定的生態環境、特定的生態系統作為其生存繁衍的基礎，在整個地球生物圈這個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態系統中，人類雖在整個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并無時無刻不對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所謂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類自從誕生之日起又無時無刻不依賴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態環境。同時，它與國家及國際政治生活息息相關，而政治又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類社會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態危機既然已關系到全人類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與生態危機發生必然而深刻的內在聯系，它必然延伸到社會之外的自然環境之中，因此當今全球性環境問題引發的生態危機對全球人類所構成的巨大威脅，此時的全球生態危機就不可能不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及政治行為對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生態危機的推動下，政治必須謀求一種全新的政治發展觀：生態政治發展觀。
（二）生態政治的興起、發展及意義
生態危機的加劇使人類認識到，社會是身處自然環境中的社會，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辨證的雙重互動效應，自然生態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社會又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正負效應。因此，到20世紀50、60年代全球環境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日益成為一個敏感而重要的政治問題，生態政治理論也應運而生。生態政治理論認為，人類不僅是社會的人，同時也是受自然環境限制、約束的人，如果政治行為僅僅去把握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社會屬性關系，而忽略自然生態規律對人的影響，甚至違背自然生態運行規律，以人類自身生態環境及資源的犧牲為代價，去達到少數集
團、階級、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那么整個人類最終將自掘墳墓，走向自我毀滅的絕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態政治理論是站在全人類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導生態政治運動有序地進行，一定程度上講，它是超階級、民族、種族、國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態政治運動主要局限于民間自發組織的政治運動。60年代末，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直接導致生態政治出現最明顯的標志是"生態運動的出現"、"生態黨的產生"、"國際環境組織作用的提高與加強"。這標志著全球生態政治運動的興起和發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公眾關心的熱點。到了70年代，生態政治運動的目的
也已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趨勢發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態政治運動已成為環保、和平、女權運動的多元全球性群眾政治運動。最為著名的生態運動當屬1970年4月22日美國爆發的有2000多萬人參加的公民環保政治運動，正是這次運動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誕生和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90年代以來，生態政治運動從公眾關注生態環境問題發展為公眾與政府共同關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環境問題。"公共決策"過程的"生態化"使生態運動真正成為生態政治運動。與此同時，從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態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學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態環境發展與預測報告。如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長的極限》、加博爾等的《超越浪費的時代》，以及由58個國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態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家共同編寫的《只有一個地球》等。
伴隨著生態政治運動規模的擴大和深入發展，世界各國"綠黨"組織應運而生，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響的日益增強。1972年新西蘭誕生了世界第一個綠黨，此后的70~80年代，西歐國家出現了綠黨組織興起的高峰，其中德國的綠黨組織對全球綠黨組織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到1983年，德國綠黨以5.6%的選票出人意料地首次獲得27個議席，這標志著綠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歷史舞臺。由于德國綠黨以嶄新的政治風格展現在公眾面前，其黨綱將生態、經濟、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反對核軍備競賽，謀求國際和平和女權、人權等，并提出相當完備的持續發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議會選舉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獲得42個聯邦議席，到兩德統一后的1994年，綠黨已在聯邦議席中占有49個席位，成為聯邦議院內第三大政黨，到1998年，綠黨領導人菲舍爾出任德國外交部長，首次成為國家政府中重要領導人。同時，80年代以來，歐洲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英國、法國、瑞典等國家以及90年代東歐及其他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也相繼建立?quot;綠黨"組織。據統計，1979~1989年，西北歐15個國家的綠黨共有117名成員進入11個國家的議會，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開了歐洲綠黨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有28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提出了許多"綠色國際"等國際生態政治發展新概念和新趨勢。
在各國綠色組織紛紛建立和民間生態政治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像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UNESCO）、人與生物圈計劃（MAB）、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國際自然資源保護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WWF）、世界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綠色和平組織政府和非政府間國際生態保護組織也紛紛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個非政府和政府環保組織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上。他們用生態思想、環境意識、生態倫理、生態哲學、持續發展等理念為解決國際爭端、沖突、戰爭，最終為維護國際和平，為國際間經濟、文化、政治協調發展以及跨國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作出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間自發的生態政治運動意義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態運動影響下"生態環境保護"成為各國政治家選舉和施政的口頭禪，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須首先提倡保護環境，以"生態牌"來夯實其競選實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國卡特成功當選總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提出了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承諾；二是在公眾輿論壓力下，西方各國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間接介入生態環境的保護、治理行動中來，并制定相應嚴厲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環境法規，增加環境開支比例；三是在公眾生態政治運動宣傳下，西方發達國家從工業文明時代逐步向生態文明時代過渡。到了90年代，公眾生態政治運動發生了新的變化，尤其是1992年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盛會召開以后，不僅發達國家，而且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公眾也從純粹關注環境問題發展為政府與公眾共同關心全球環境變化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生態政治運動幾乎觸及到各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人權等每一個領域。
綜上所述，全球性環境問題導致了全球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又成為民眾生態政治運動的源動因和基礎，把環境問題作為政治范疇并納入政治家的視野，用全球性的環保聯盟來代替軍事、經濟聯盟，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戰略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變。由于世界各國綠黨的參政，以及民眾生態政治運動的深入和范圍的擴大，使得各國政治和國際政治向新的方向發展，這就是目前國際及各國內部政治發展的生態化趨勢。
三、生態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政治生態化
（一）政治生態化的內涵--政治的可持續發展
"生態化"一詞目前經常出現，比如經濟生態化、教育生態化、科技生態化等。"生態化"是將生態學原則和原理滲透到人類的全部活動范圍內，用人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認識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根據社會和自然的具體情況，最優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政治是人類的政治，人類生存發展一刻也離不開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因此政治的發展與人類與自然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系。
"政治生態化"這一概念在國內外還鮮為少見。所謂政治生態化，其實質是把生態環境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政治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辨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環境在宏觀上影響著政治區域的結構、功能和政治區域之間的相互作用，并制約著政治區域系統的運行以及政府高層決策者的政治舉措。因此，政治生態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確地解決政治與環境的關系，把環境問題納入到政府決策、公民政治參與、國際政治行為和政治教育等過程中，使政治過程與生態環境的發展有機協調起來。這樣政治與環境的內在關系就成為政治生態化研究的核心內容。政治生態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續性、協調性、生態系統的自我調節、循環再生、生態平衡等生態學基本原則和原理。在當今世界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過程中，它將成為傳統政治發展的歷史轉折點，從而構成與生態文明時代相適應的新型政治生態觀，以推動世界經濟、文化、政治、生態環境間的協調發展，使人類戰勝生態危機，走?quot;人類中心主義"的陰影，向"生態中心主義"轉變，步入生態文明時代。
（二）政治生態化對國家及國際政治發展的基本要求
筆者認為，政治生態化認識和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政治過程生態化。廣義上說，政治過程既包括國家內部的政府行為過程
，也包括國際政治環境、政治秩序的動態過程。政治過程生態化對政治發展的具體要求表現在以下幾個
方面：
首先，政治生態化要
求各國政府決策行為生態化。政府決策行為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對環境保護進行直接干預，同時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對經濟發展模式、公眾行為的影響又間接影響生態環境的保護。因此，政府決策行為在促進生態環境持續發展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它可以把各種權利、手段有效結合起來，去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科學素質，去調控人口數量和素質；通過政府實施教育工程去改變人們無節制地追求物質享受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態觀。
事實上，世界各國都曾因政府決策失誤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當今世界面臨的生態危機如此嚴峻，相當部分發展中國家還在繼續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國的生態環境破壞及人口問題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決策的嚴重失誤所致。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大煉鋼鐵"，沒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錯誤政府決策，就不會出現我國北方近年來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塵暴；沒有對馬寅
初的批判，中國也許就不會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負擔，而這些政治發展觀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誤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是無法用數學概念來衡量，這種破壞是快捷、持續、長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轉的，不是一代幾代人可以償還的，往往需要數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變。而這種努力一旦失敗，人類數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將付諸東流。這一點從人類曾經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為佐證：曾經燦爛一時的樓蘭古國"、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文明、尼羅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興衰都為人類當今面臨的生態危機提供了前車之鑒。未來政治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重塑生態地球村的和諧。政府和政治家們將面臨社會團體、公眾越來越多的壓力，政府官員和政治家也必須用更多的財力、物力、人力來維護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以此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是未來各國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趨勢。因此，當今世界各國亟需一批具有環境意識的、富于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政治家。將環境保護知識與法律等基礎知識同等列為國家政府公務員報考、考核的內容之一是當務之急，同時考核政績時應對經濟政績對等考核，以此來促進政府政治行為的生態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生態化是政治環境生態化的必然要求。當生態環境問題從自然向社會領域轉移并危及人類的生存發展時，生態環境問題就自覺轉變為政治問題。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參與將對政府決策具有極為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及生態危機的出現不自覺地促進了公眾的政治參與，政治參與主要通過政治選舉、投票、公眾對生態環境保護宣傳活動等方式從而達到對政府環境政策和環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眾政治參與又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有著促進作用。因此政治生態化中廣泛的公眾政治參與及意識的增強是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從而改變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傳統消極的觀念。廣泛的政治參與對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政治參與有助于和平解決生態環境問題，避免政治動蕩；政治參與有助于實現對政府的監督，避免政府決策失靈；政治參與有助于政治決策的科學化、公開化；政治參與有助于實現公民的環境權這一基本環境生存權利。
政治民主與政治環境生態化是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①，任何國家如果沒有政治穩定，就沒有國家、社會秩序的穩定、經濟的有序健康發展，不穩定的社會使人們把過多的物力、才力、財力投入到權利與財富的斗爭之中，經濟也因此沒有和平環境和可持續的自然資源供應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這一論述實際上已經從政治環境生態化的高度上闡述了政治與環境協調發展這一跨世紀戰略目標。這一點""就已經經受了慘痛的教訓，不但經濟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環境的不穩定導致對環境、資源的破壞、人口數量的膨脹造成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都難以償還的惡果和環境債務。另一方面，由于生態環境問題的出現又會反過來影響政治環境穩定和政治民主。例如，嚴重的糧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資源污染與枯竭，人口劇增并超過環境承載量等一系列生態危機的出現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穩定的社會局面，因此，政治環境的不穩定必然導致生態環境的退化，環境的退化又反過來影響政治的不穩定，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同時，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也具有緊密聯系，在遵循環境持續發展基礎上的快速經濟增長不僅為推進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經濟基礎，為生態環境的保護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政治民主的進程加快，又會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因此政治民主與政治環境生態化在解決環境問題和生存危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國家、地區間平等、和諧、和平共處的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聯邦"是政治生態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還是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1999年的科索沃問題即是有力佐證。強權政治與霸權主義的直接后果是地區、國家、民族間的沖突、戰爭、核軍備競賽等，這些軍事、政治行為的最終后果是對生態環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壞。由于國際政治舊秩序的混亂，導致60年代以來地區沖突不斷擴大和升級。這種沖突最根本目的還是為各自的"狹隘生態利益"。中東地區長年不斷的戰火的根源就在于爭奪水資源是全世界不爭的事實。世界各國尤其是核大國，裁軍和削減核武器是當務之急，強權、霸權政治不僅加劇地區動蕩、國家沖突，更不利于環境的持續發展。目前全球每年軍費開支超過一萬億美元，這些費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環境，那么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自然保護區就可有效地得到保護。
生態學認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種間不論強弱、大小、進化時間的長短，它們在生態系統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國際政治新秩序中各國也應遵循這一平等性原則，減少或消除強權和霸權政治，避免地區、國家間的沖突，以及對地球生態環境威脅最大的核軍備競賽，以此來保證全球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
因此，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促進國際政治生態化，就必須建立全球伙伴新關系。這種新的全球伙伴關系既要求推動國際社會間在維護、恢復地球生態環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動國際社會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合作，這種新的全球伙伴關系必須包含環境與發展兩方面，改善國際經濟環境，以利于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的可持續目標；這種新型關系必須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國際關系準則基礎之上，要實事求是地考慮造成地球生態環境惡化的不同國家間的責任，并以此確定相應的義務，在制定有關措施時，必須考慮到各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顧及歷史和現實而用同一標準來要求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這種新型關系必須有國際社會共同有效、積極、務實地參與，在承擔這一責任時各國之間也必須停止無休止的爭吵，因為全球自然生態環境是一個整體，只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才能建立這"新型全球伙伴關系"，確保全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共同目標。
第四，政治教育生態化。教育是人類改造自身的一種實踐活動，教育過程中蘊涵了人類與自身的關系、與身外自
然之間的關系。教育對人類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響，是以人類對身外自然的改造為前提和基礎的，因此，教育并非純粹的精神文化現象，它并沒有遠離自然界，相反它是以
人類自身自然為對象，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作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與政治意識。政治教育生態化是將生態學的基本原理、知識、原則滲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將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識提升到全人類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識上來，從而促進受教育者的環境素質和環境意識的提高。因此，在生態危機遍及全球的嚴峻形勢下，現代政治教育向生態化方向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進政治教育進入一個嶄新的教育生態化時代。通過政治教育生態化過程，使人類認識到工業文明時代已走向盡頭，生態文明時代的到來是時展的總趨勢。
綜上所述，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是全球生態政治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態政治運動及各國生態綠黨的成立發展成為政治生態化產生發展的基礎，政治生態化成為解決當今全球環境問題和生態危機、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環境協調、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徑，政治生態化也就成為未來政治發展的新趨勢和必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