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環境影響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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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于2007—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從企業環境表現的視角研究國有企業進行民營化改革的非經濟性后果。研究發現，國有企業民營化后，企業的環境表現會有所下降，但這種現象只在政府環保補貼少的企業和環境監管力度弱的地區中存在。上述研究從環境表現的視角提供了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后果的經驗證據，對豐富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的認識，更好地完善民營化企業的環境治理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民營化；企業環境表現；環保補貼；環境監管；雙重差分模型；傾向得分匹配法；制度變遷理論

一、引言

報告明確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①。黨的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改革提供了新的指導，民企融合將成為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有專家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希望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國企的資產優勢、效率優勢與民企優勢有機結合，實現共同發展”②。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能否取得預期的效果？為此，學術界對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的后果展開了大量的研究，主要聚焦其對經濟績效的影響［14］。隨著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可持續發展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標。報告也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③。但是，現有的國有企業民營化后果研究缺乏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關注，國有企業民營化環境影響的研究存在空白。因此，區別于已有文獻從經濟績效角度展開的研究，本文創新性地從企業環境表現的視角，全方位考察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后果，為后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理論支撐，并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提供新的經驗證據。本文的貢獻主要在于以下三個方面：（1）有助于從企業環境表現視角深化關于國有企業民營化后果的研究。已有文獻主要基于政治觀和效率觀分析國有企業民營化對企業經濟績效的影響［14］。而本文則從環境績效的角度分析民營化的影響。因此，本文為國有企業民營化的非經濟性效果提供了新的證據。（2）有助于從國有企業民營化視角豐富和拓展企業環境表現的相關研究。已有文獻主要是從環境監管壓力、政治關聯以及企業自身特征等方面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58］。本文則從國有企業民營化角度切入，為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釋。（3）解決了產權性質與企業環境表現研究中存在的內生性問題。關于比較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環境表現的文獻未得出統一結論。一些學者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環境表現比民營企業要好［5，9］，也有一些學者得出相反的結論［1011］。由于產權性質與企業環境表現的研究都會存在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因此結論的可靠性存在爭議。本文以國有企業民營化這一外生事件分析其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在解決內生性問題的基礎上能夠得到更為可靠的證據。本文后續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理論分析和假設提出；第三部分為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變量定義與說明以及模型設定等研究設計；第四部分為實證檢驗結果，并對其進行分析；第五部分為穩健性檢驗結果；第六部分為研究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和未來研究展望。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文獻回顧（1）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后果研究在現有文獻中，大部分學者著重關注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經濟后果，從企業經濟績效提升的角度為我國民營化改革的發展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1215］。但是，關于我國國有企業民營化的經濟績效卻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一些學者研究發現，民營化有助于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表現［1618］，也有一些學者發現民營化之后企業的財務和運營績效表現不佳［1920］。比如，胡一帆等根據世界銀行一份對我國五個城市、覆蓋六個行業的近300家國有企業1999—2001年間的調查數據分析了國有企業民營化帶來的績效，結果發現我國的民營化是富有成效的［12］。而劉春等以1999—2008年深滬A股市場改制上市而實現部分民營化的國有企業為樣本，發現盈利能力不僅沒有得到提高，反而出現了下滑［21］。（2）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因素研究企業環境表現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少學者對此進行了探索。姚圣等以2010—2012年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政治關聯、地方利益等對企業環境業績產生重要影響［5］。唐國平等以2008—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發現不同的環境管制力度以及不同的行業屬性對企業的環境投入均產生不同的影響［6］。黎文靖等發現機構投資者比例與企業環境表現正相關［7］。Gray和Farzin等均發現環境規制強度會影響企業所有投資決策，包括生產技術的選擇、污染治理設備的購置、投資資本的配置等［2223］。綜上所述，目前還未有文獻探討國有企業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因此，本文借助國有企業民營化這一外生經濟政策深入研究其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能夠填補民營化環境后果研究的空白，也能夠為產權性質對企業環境表現影響提供更加科學可靠的文獻支撐。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改革開放后，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國有經濟正是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堅力量，但由于漸進轉軌與舊體制的殘留，國有經濟亦是受計劃經濟體制束縛最深的經濟主體［15］。張維迎指出，產權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先決條件，因而讓非國有經濟插足國有企業承擔“股東”角色，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使私有產權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勵機制和經營者選擇機制，從而形成優于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24］。1999年，政府實施了一項重大決策，宣布將對除大型國有企業以外的其他國有企業實施民營化（即“抓大放小”），以推進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根據前文分析，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作為企業最根本的一項制度安排，在影響企業獲取資源的同時，也會影響到社會對其的認同，進而會對企業行為產生重要影響［25］。因此，本文將使用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國有企業民營化所帶來的后果。根據制度變遷理論，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不僅會使企業面臨物質資源、技術信息等要素獲取的變化，還會影響其在謀求社會認同過程中所采取的行為。一方面，制度變遷理論認為，企業在社會環境中需要賴以物質資源來生存和發展。在中國特有的制度背景下，我國政府對經濟資源的配置具有很強的控制，導致企業無法完全依賴市場機制獲取經濟資源。國有股權使國有企業與政府形成千絲萬縷的聯系，影響資源優化配置［1］。而民營企業很難與國有企業同處于公平競爭的地位。已有文獻也證明，政府作為國有企業“保護傘”或國有股權行使者，更愿意向國有企業伸出扶持之手，給予更多的補貼收入［2627］。因此，民營企業面對這種中國特色制度背景下的“歧視”，其生存與發展存在重重阻礙。

環境治理具有外部性特征，是一種高風險、高投資以及見效慢的治理活動，需要耗費企業大量的資源去購買環保設備，開展環境保護活動。國有企業民營化以后，政府對于民營企業環境治理，給予補貼撥款的可能性和資助力度較弱。因此，民營企業會更多地考慮自身經濟利益，往往存在較低的意愿去動用其自身的資源來防治污染，提升其環境表現，而會更多地將其稀缺資源用于企業經濟績效的提升。另一方面，制度變遷理論也認為，獲取社會的認同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文簡稱：國資委）2008年通過的《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讓中央企業努力發展成為社會責任發展的主力軍。因此，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環境投入等社會責任承擔方面會很大差異［28］。同時，從1979年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的頒布到2014年史上最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的修訂，從2014年《環境保護部約談暫行辦法》的制定到2015年《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試點工作的全面鋪開，均體現出我國越來越重視環境立法和執法，也反映出我國環境監管力度越來越大。企業在環境方面受到的規制也會越來越強。在相同的制度環境中，國有企業的合法敏感性會更強，更會遵從這愈發嚴格的環境要求。如Ghazali研究發現，國有控股公司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29］。因此，我們認為國有企業民營化以后，若企業所在地區的環境監管較弱，民營企業的自利動機會更強，并更加注重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忽視環境保護等長期戰略的發展。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2007—2015年發行A股的國有上市企業為樣本①，且為了保證樣本企業在民營化前處于正常的經營狀態，本文按照研究慣例對初始樣本進行以下步驟的篩選和處理：第一，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第二，剔除財務數據存在缺失的公司樣本；第三，剔除公司當年被ST／PT的公司樣本。最終本文得到9038個公司－年度樣本。本文與上市公司層面相關的財務數據均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萬德數據庫（Wind）以及色諾芬經濟金融數據庫（CCER）。企業環境投入的數據來源于上市公司年報－在建工程附注，我們進行手工整理將其作為企業每年進行的環境表現。為降低數據極端值對研究結論產生干擾，本文對所有連續變量在1％和99％分位處分別做了縮尾（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定義與說明（1）企業環境表現（Lnepi）。關于企業環境表現的測度由于受限于微觀企業數據難以獲取，以往文獻對其衡量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大部分學者采用主觀評價的內容分析法對多個指標進行綜合評分［30］。但是這些指標受評分者主觀影響較大，可靠性較弱。胡曲應等使用企業繳納的排污費作為環境表現的指標，但用排污費衡量企業環境表現存在類似于審計費用衡量審計質量的缺陷［31］。Patten和黎文靖等均認為企業的環境支出是相對較好的環境表現衡量指標［32，7］。同時，由于中國在2013年7月才頒布《國家重點監控企業自行監測及信息公開辦法（試行）》，該辦法在2014年1月1日試行，故在2014年之前，我國缺乏企業層面的有毒物質真實排放量的數據。因此，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和真實性，本文在借鑒上述文獻的基礎上，用企業環境支出作為企業環境表現的變量。具體來講，我們從上市公司年報－在建工程附注中手工收集了企業每年與環境相關的資本支出增加額，并對環境投入取自然對數。（2）政策變量（Treat×After）。Treat是代表組別的一個虛擬變量，本文借鑒相關文獻［4］，手工整理企業民營化數據，如果企業在樣本期間從國有企業轉變為民營企業，發生了產權性質的變化，則將其定義為“實驗組”，并取值為1，如果企業始終保持國有產權性質，則將其定義為“控制組”，并取值為0。Treat×After是一個政策虛擬變量，反映t時段樣本企業i是否進行了民營化。（3）環保補貼（Subsidy）。從上市公司政府補助附注中手工收集整理企業每年收到的與環境相關的補助，并對其取自然對數。（4）環境監管（Law）。參考已有文獻［8］，我們手工整理了每個省份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數目，以此作為地區環境監管力度的衡量指標。（5）控制變量。變量X由許多控制變量組成的向量。企業環境表現還受到除民營化以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影響，如企業自身的規模、負債水平和經營盈利能力等。因此，還需要在模型中控制一些重要的影響因素，以降低估計偏誤。鑒于此，我們參考以往文獻［7，2829］，分別在模型中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企業成長性（Growth）、盈利能力（Roa）、現金持有水平（Cash）、經營凈現金流（Ocf）以及上市年限（Age）等變量。此外，為盡可能降低地區、行業環境和經濟周期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我們在模型中還對公司層面和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進行了控制。

（三）模型設定本文樣本包括進行民營化的企業和未經歷民營化的企業，故為考察國有企業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運用多時點雙重差分的固定效應模型來檢驗本文的假設。同時，參考已有關于企業環境表現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7，2829］，本文將待檢驗模型設定如下，用來檢驗本文的假設H1－H3。其中，X’為回歸模型中的控制變量，αi為公司個體固定效應，i為年份固定效應。

四、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1提供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特征。其中，Lnepi的均值為4．944，中位數為0，說明樣本中有一部分企業進行了較多的環境投入，樣本整體呈右偏分布；標準差相對較大為7．798，說明樣本企業的環境表現水平存在較大個體差異。Subsidy的均值為5．26，中位數為0，說明樣本企業中獲得環保補貼的較少。Law的均值為1．639，說明每年都有省份頒布與環境相關的法規。在其他的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盈利能力（Roa）以及企業的成長性（Grow）等指標均值和中位數都基本相同，說明這些變量整體符合正態分布。總體來講，各控制變量的分布均在合理范圍，與已有文獻描述統計結果基本一致［7，2829］。

（二）相關性分析其中，上三角報告Spearman相關系數，下三角報告Pearson相關系數。結果顯示政策變量（Treat×After）與企業環境表現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假設1得到初步驗證。其余控制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見，模型變量選取較為合理。

（三）單變量均值檢驗在民營化前，進行民營化企業和未進行民營化企業環境表現水平均值分別為3．612和4．448，且民營化企業的環境表現水平小于未進行民營化的企業（均值差異為－0．836），且差異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在民營化后，進行民營化企業和未進行民營化企業環境表現水平均值分別為3．691和5．907，且民營化企業的環境表現水平也小于未進行民營化的企業（均值差異為－2．215），差異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更為重要的是，雙重差分值為－1．379，且至少在1％水平顯著。

（四）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表4提供了民營化與企業環境表現關系的回歸結果。其中，在列（1）我們沒有加入控制變量，僅對公司層面和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進行了控制，此時Treat×After的系數估計值為－1．199，且至少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為考察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進一步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和盈利能力（Roa）等前文提到的控制變量以及公司層面和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我們發現Treat×After的系數估計值為－0．691，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負相關，且系數估計值不存在較大的變化。以上回歸結果表明，在民營化后，企業會減少環境投入，且這種相關關系比較純粹，不容易受控制變量選擇的影響。因此，回歸結果分析與本文的理論推導一致，支持研究假設1。

（五）民營化、環保補貼與企業環境表現接下我們來分析環保補貼對民營化與企業環境表現之間關系的影響。我們按照中位數，對環保補貼的高低進行分組，分為高環保補貼和低環保補貼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與上述回歸表格的結果類似，在列（1）和列（2）中我們除公司層面和時間層面的固定效應外，沒有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在列（3）和列（4）中加入了前文所提到的所有控制變量。通過對表5的回歸結果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Treat×After系數估計值在低環保補貼子樣本中顯著為負，說明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負向影響只在低環保補貼的樣本中顯著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結果的穩定性，不容易受控制變量的影響，同時這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相一致，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

（六）民營化、環境監管與企業環境表現最后我們分析企業所在地的環境監管力度對民營化與企業環境表現之間關系的影響。我們按照中位數對各省的環境監管強弱進行分組，分為環境監管程度強和環境監管程度弱兩個子樣本分別進行回歸。與上述回歸表格的結果類似，通過對表6的回歸結果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Treat×After系數估計值在環境監管程度弱的子樣本中均顯著為負，說明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負向影響在環境監管弱的樣本中顯著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結果的穩定性，不容易受控制變量的影響，同時這與前文的理論分析相一致，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3。

五、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本文結果的客觀性與可靠性，我們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穩健性檢驗：（1）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簡記PSM）對進行民營化的企業與在樣本期間未進行民營化始終保持國有產權屬性的企業進行匹配，克服樣本自選擇偏差；（2）在模型中增加更多的控制變量，解決遺漏變量的問題；（3）選擇不同的替代變量，進行變量的敏感性檢驗。

（一）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已有文獻顯示，國有企業在民營化過程中并非隨機選擇的［4］。因此，針對這一問題，本文采用基于PSM的雙重差分檢驗模型進一步消除企業個體的異質性①。表7報告了基于PSM的1比1匹配方法的雙重差分模型后的假設1回歸檢驗結果。在列（1）中，我們除控制公司層面和時間層面等控制變量外，未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在列（2）中進一步加入控制變量，結果顯示，Treat×After的系數均至少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在解決樣本選擇偏誤的問題后，前文的檢驗結果仍然成立，說明本文的結論具有較高的穩健性。

（二）遺漏變量問題同時，無法避免的是影響企業環境治理因素有很多，為檢驗遺漏變量對本文結果造成的影響，我們在回歸模型中加入了更多的控制變量進行檢驗。具體而言，由于本文用環境表現替代企業環境治理，但凡涉及到投資行為就不可避免受到企業管理者的問題影響，此外環境表現可能還受到企業當年購置固定資產的資本支出的影響，因此在模型中我們分別加入了反應管理者問題的替代變量（獨立董事比例，Independent）和反應固定資產等資本支出的替代變量（新增投資占總資產比重，invest）。此外，我們認為地方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環境質量也可能影響地方環境監管和企業環境行為，因此在模型中進一步控制了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Gdp）。

（三）變量選擇問題最后，為了進一步證明本文結論不受主要變量的衡量影響，我們對參考已有文獻［7］，對以下變量進行敏感性檢驗：（1）將企業環境表現設置為“0／1”虛擬變量（Dummy＿epi），表示企業是否進行投資；同時，將企業的環境投入扣除企業的環保補貼后的差額作為環境表現的測量（P＿epi）①。（2）對“政府補助”取自然對數作為替代變量。（3）2014年，《新環保法》的出臺極大程度上加強了環境的監管，因此以2014年此法的出臺時間作為環境監管的替代變量。

六、結論及啟示

報告強調，要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一流企業，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激發其作為市場主體的活力。同時，報告明確要求，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因此，本文研究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全方位考察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的后果，有助于豐富對民營化改革的認識，對民營化改革具有指導意義。本文基于2007—2015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分析國有企業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以及從公司外部治理角度檢驗環保補貼和環境監管的調節作用。檢驗結果發現，國有企業在民營化以后，企業的環境表現下降，但這種負向關系只在獲得環保補貼少的企業以及環境監管弱的地區顯著存在。最后，我們采用PSM方法解決樣本選擇偏誤問題，并增加控制變量以及使用不同的指標衡量主要變量等一系列穩健性檢驗，證明本文結果均保持穩健。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啟示，應重塑對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的認識，全面考察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所帶來的影響。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發展目標主要著重對經濟績效的追逐，未能協調經濟與環境的關系，難以“削足適履”超前承擔環境責任。因此，在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要發揮有效的外部治理作用，在落實經濟政策有效運行的前提下，也要引領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同時采用環保補貼的“胡蘿卜”與環境監管的“大棒”。具體而言，一方面加大對民營企業的環保補貼，給予民營企業足夠的支持，幫助民營企業更多地增加環保投入；另一方面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環境監管，督促企業更好地履行其環境責任，幫助企業實現經濟和環境的雙贏。本文的不足及相應的進一步研究方向從以下兩個角度考慮：一方面，本文僅研究了國有企業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未考慮國有企業部分民營化對企業環境表現的影響。在未來研究中，可以對國有企業民營化改革進行深入細致分析，考慮國有企業部分民營化對企業行為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目前已有文獻對企業環境表現的測度還未得到一致結論，本文從投入的角度，使用企業環境投資的數據對其進行衡量。該數據由作者手工從年報中，通過檢索與環境相關的關鍵詞獲得，對于關鍵詞的確定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因此，進一步的研究可以從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綜合考慮如何更好地衡量企業的環境表現。

作者：沈洪濤，伍翕婷，武岳 單位：1．暨南大學管理學院，2．廣州區域低碳經濟研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