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森林管理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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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持續森林管理概念的起源和意義

可持續森林管理已成為全球森林治理的總體目標。這個概念是個不斷演變的概念，它包括和承認與森林有關的所有價值，而且試圖平衡這些不同的、且有著內在沖突的價值。森林區域共同的價值包括:生態和環境價值、社會和文化價值以及貿易和發展價值。假使在法律框架內承認所有這些價值，對全球范圍內的政策制定者而言也是困難的，在國內層面也是如此。與森林相關的多種價值，如何體現、融合在一個法律體系內對可持續森林管理的法律規制是一個挑戰。對森林地區的管理，如對其他自然資源的管理一樣，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但是，森林不像其他自然環境元素(如水、空氣和動物)，在一段時間內允許對其享有所有權。特定區域的森林的所有者，享有一定的受到嚴格限制的財產權利和責任，這使得森林的管理及其法律制度極為復雜。在國際上，人們普遍認為可持續森林管理概念的核心是承認和促進森林領域所有權利和利益的平等。1990年在斯特拉斯堡召開了歐洲森林保護部長級會議，涉及大約40多個歐洲國家，討論了“森林保護跨境機制的啟動”。1993年6月在赫爾辛基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在談判進程中為可持續森林管理制定了一個可行的定義，這在決議H1:歐洲森林可持續管理的一般準則D段中，森林的“可持續管理”是指森林和林地的管理和使用的方式和速度，保持其生物多樣性、生產力、再生能力以及活力和滿足他們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方面的潛力，無論現在和未來，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都不會造成對其它生態系統的破壞。

在1994年的后續會議上，確立了進一步可持續森林管的基于赫爾辛基會議決議H1和H2的標準和指標，旨在確定國家的森林條件和管理的模式與趨勢。赫爾辛基會議制定出可持續森林管理的6個標準:①維護和適當提高森林資源及其對全球碳循環的貢獻;②維護森林生態系統的健康和活力;③維護和鼓勵森林的生產功能(包括木材和非木材);④維護、保護和適當加強在森林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⑤維護和適當提高在森林的保護功能的管理(尤其是對土壤和水);⑥維護其他社會經濟功能和條件。上述第6個標準涉及與可持續森林管理相關的法律問題。赫爾辛基會議制定的相關的法律要件是:第6．28條規定現存的法律監管框架可在一定程度上對森林文化遺產進行程序上的管理;第6．29條規定保護寶貴的文化遺產和風景的程序規制框架;第6．30條規定一定程度上提供足夠的財政激勵的經濟政策框架和金融工具;第6．31條規定實施政策框架的信息化手段，以及具有特殊的可視文化價值遺址研究的能力。可持續森林管理的這些標準和法律要件并不是國際法準則，它們也不需要執行，其形成的重要意義在于將基本要求引入了可持續森林管理的理念。

2可持續森林管理的全球治理

可持續森林管理的理念通過各種形式滲透在有關全球森林利用和管理中。盡管這樣，可持續森林管理因其在國際層面上缺乏清晰的概念、意義和目的，因此還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各國在解釋該概念以及在實施、貫徹這一理念時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圍繞可持續森林管理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主題:平衡森林區域的經濟利益和生態利益;代表和認可森林的所有利益和價值;促進和認證可持續砍伐木材程序。在本質上，這個概念一般被理解為管理森林資源所采取的方法和程序來滿足今天和明天社會的多樣化需求，而不損害生態承載力和更新森林資源的基礎潛力。國際林業法規在形式上極其分散，除了零散的可持續森林管理的要求，基本上仍然屬于自愿性質。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重要的能力建設援助，需要外商直接投資。一些國際公共機構，如聯合國森林論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世界銀行，都單獨形成了自己的可持續森林管理的標準和要求。此外，國際私營林業機構，如標準和指標程序、林業認證體系和林業市場已經出現，形成了實現可持續森林管理的新流程和機制。可以看到，這里有大量的重復、重疊，需要進行精簡。這種分散還導致了一種情況，除了法律、規則、標準的分散以外，機構的分散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沒有一個全球性的機構負責、承擔、管理與可持續森林管理相關的全球義務。目前的狀況是，一些公共和私營林業機構在一個支離破碎的系統中運作。各國在這些相互競爭的國際機構中能形成的是典型的“論壇店”，清談、議論多多，達不成共識，形不成規范，當然就談不上采取共同行動。

各國參與國際森林制度的動因是他們必須看到、得到某種形式的福利或回報，或新的商業機會出現。當前，國際公共機構并未對各國政府保護森林的行動提供重大激勵措施，也未提供可持續森林管理方面問題的有力指導。聯合國森林論壇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因為如此，它在解決全球森林問題方面是否有效還值得商榷。目前全球森林治理運作上的缺陷必須加以克服，提供明確的規則和衡量的標準、適當融資和積極鼓勵、技術轉讓，自下向上的方法，各級機構和政策之間的協調，常設的對話形式、公正地解決沖突，都是需要建立起來的制度與規則。國際森林談判需要解決真正的問題包括根據指定的目標增加受保護的森林地產，以可持續的方式管理生產林以及促進發展中國家森林保護和管理的能力建設。需要進一步分析、理解法律在實施可持續森林管理理念中的作用。森林和林地的管理和使用的方式和速度，其保持生物多樣性、生產力、再生能力以及活力和潛力，相關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功能，在地方、國家和全球層面的施行，以下事項都是可持續森林管理的重要內容:生物多樣性價值:這需要尋求法律保護高生物多樣性的森林地區。生產價值:這需要法律定義若干森林區為富有生產力的地區，并規定這些區域內森林如何經營。再生能力:這需要法律來界定再生，并提出需要一定標準的指導方針。

活力:法律也必須定義活力和提出需要有一定標準的指導方針。生態價值:法律必須承認所有森林地區提供的生態服務。這些服務一旦被確認，法律必須確保這些服務繼續，制定規定禁止對這些服務的干擾。經濟價值:法律必須承認所有森林的經濟利益，這包括生態服務系統(PES)等新興的森林價值，傳統的木材和非木材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包括土著團體、社會團體、土地所有者和其他有關各方的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社會價值一旦被確定，法律必須承認。在必要的情況下，建立具有較強社會價值的森林保護區域。地方利益:法律必須確定森林地區的局部利益，這需要積極的利益攸關方的參與。一旦確定了地方利益，法律必須給予承認，而且在必要的情況下要保護當地的森林權益。國家利益:法律必須確定森林地區的國家利益，這將需要從國家層面對所有森林進行研究。一旦報告完成后，可能需要修訂法律來承認和保護所有國家的森林權益。全球利益:法律必須確定森林地區的全球利益，全球森林報告、相關的國際環境多邊協議也表明了國際社會在森林地區相關的利益。未來利益:法律也必須認識到子孫后代與森林地區的利益關系，必須制定森林法規以確保所有為了子孫后代的森林價值。以往人們主要把森林區域看作是“保護森林地產”或“生產性的”森林地產，現在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森林管理要滿足生態、經濟和社會的需要。例如，以前的森林認證計劃主要關注的是森林的生產性價值，現在需要在木材生長和收獲中要遵循一定的生態標準。國家應對保護林產開始進行可持續性的管理，以滿足生態系統服務的目標。

3可持續森林管理的法律要求

實施可持續森林管理涉及到許多方面的法律，用一個單一的法律進行各方面的可持續森林管理是不可能的，需要包括法律、法規、政策、標準和行為守則等各種法律形式。此外，在普通法制度中，司法判決將有助于可持續森林管理的實施。重要的是，所有的森林法律是彼此一致的，避免重復或缺乏明確性。管理部門必須明確自己在森林管理與規制中的角色，應該向公眾提供易于理解與遵循的形式，來解釋私營和公共森林監管機構的角色。以下幾個方面的法律都涉及到可持續森林管理及其實施。

3．1環境法Bates提出，環境法的主要功能是管理自然資源，保護生物多樣性，管理污染、廢物和受污染場地以及管理能源生產和氣候變化。政府爭取確保自然資源的使用和管理是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雖然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法律地位尚不清楚。Bosselmann探討該原則的地位，引用像羅威這樣的作者將其描述為“變化的”原則，金沙則將它描述為國際習慣法。最終，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被定義為有責任保護和恢復地球的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依據以下三個角度:經濟———資源開發的角度，生態———環保角度，社會———保護當代和未來人類需要的角度，森林規制可以分解為兩種主要類型:森林保護制度和森林生產制度。這些制度都試圖包含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社會發展三大支柱。

3．2規劃和發展法全球森林砍伐的最大原因是為了農業生產而清除森林區域。規制城市或農業發展的法律是規劃和發展法，這可以防止被視為高保護價值的森林地區的破壞。這方面的法律機制包括環境影響評價(EIA)、戰略環境評價(SEA)、公園及保護區區劃調整。其他比較突出的還包括:官方計劃、建筑法規等。環境影響評價的目的是告知決策者和公眾有關預測結果及建議，以及對環境、發展的影響等。規劃和發展法施行可持續森林管理概念的一種方式，是要求政策法規制定者在法規制定過程中和實施過程中貫徹森林的所有價值，這通常要求重新造林或在林區再造林。

3．3物權法對森林的大部分規制都包含在物權法中。Fisher認為，所有權和控制權是自然資源被管理的最基本的基礎規范。物權在兩個主要方面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森林地區的占有，也就是說，如何合法擁有森林區域，包括公有制、私有制、社會所有權或臨時所有權(如租約或許可證)等各種形式。所有權的類型直接影響制定管理不同森林區域的規范的性質。其次，一塊林地上有多個與物權相關的利益。例如，一個人可能擁有土地所有權，另一個人可能擁有樹木的所有權，第三個人可能享有樹木所提供的環境服務(例如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所有權。物權法需要認識到這些權利并對所有的森林物權提供保護。

3．4憲法“憲法的重要性僅僅是因為其他位和影響力。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代表了一系列原則，甚至意識形態它代表了一些法律制度的基本價值”。上述引文表明，憲法對各個領域的法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在聯邦制國家，憲法可以界定聯邦和各州政府在環境管理和保護中的作用。一些憲法直接包括關于森林的使用和管理的規定，而另一些可能間接影響森林規范，例如，其包含土地和財產使用。憲法規范迫使各國政府為保護環境或賦予公民強制執行的清潔和健康的環境權利，這可能比法定的權利更安全，也更容易被政府改變或廢除。然而，憲法規定的可執行性取決于法院解釋和闡述他們具體程序的意愿。

3．5土著居民法土著居民法是基于習慣法和傳統的法律。大多數土著文化的重要功能是和自然緊密結合。因此，土著居民法律能夠且已被納入到環境資源保護法的領域里。土著群體往往與自然環境(包括森林區域)有緊密的聯系，這方面的法律能改變森林管理。例如，在澳大利亞，原住民火燒森林的做法已成為國家公園的管理實踐，這些實踐做法已被采取用來改善生物多樣性。《聯合國土著居民權利宣言》制定了一些旨在提高承認土著人民法律權利的原則。這些原則有助于森林土著居民擁有并參與森林管理。

3．6國際法“環境保護是國際性、全球性問題，環境問題超越了主權國家和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地區的傳統的全球政治分裂的地理概念。生態系統是以深刻和復雜的方式相互關聯。由于這些相互關系，其對環境的影響是廣泛的和長遠的。因此任何國家都既不想在自己的領域內保護環境，也不想對在其領土上開展活動而造成的全球影響承擔責任。”相比于其他領域的國際法如國際人權法、國際勞工法、國際貿易法，國際環境法欠發達，其沒有全球性條約即國際環境公約來建立基本環境權利或義務，而是專注于特定的環保價值或問題。有很多的國際環境法律原則，如責任和預防、可持續發展、預防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等，都是這樣。關于可持續發展國際法原則的新德里宣言為國際環境法提供了一些指導，并要求采取一種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全面和綜合的方法。國際森林法有能力直接，至少是能夠間接影響國內森林法。國際森林法的全球森林目標代表全人類利益、全球利益，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利益。如前所述，因為存在一些不同的國際森林標準和政策，所以導致缺乏一致的國內森林政策。但是，一個廣泛實施的國際機制已經開拓出森林政策的基本內容、基本內涵，用標準和指標來衡量可持續森林管理的進展情況，這是非常重要的。

要檢驗全球森林治理是否取得預期的成果，我們將會適用一些標準。評估全球森林治理的成效，會適用以下標準:是否存在明確的全球森林目標，偏向于衡量既定目標。良好的全球森林治理安排(負責任的、有代表性的、公平的和適合的)。可持續森林管理的實施(程序、進展和未來需要的報告)。森林條件的改進———切實改善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質量和數量。可持續森林管理概念的形成、界定和衡量方面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當它涉及到概念的實施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森林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管理的全球治理安排非常分散，這樣會導致國際森林規范和標準的重復和重疊的極端低效結果。森林資源的全球治理安排急需改革，目的在于精簡和加強義務，在國家層面，為實施可持續森林管理的必要的治理安排是復雜的。與森林相關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價值意味著不同的法律領域都需要接受可持續森林管理這個概念，而且需要采取一種綜合的治理方法。

作者：荊珍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