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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認識體育的功能
體育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使體育之功能得以充分展示,因而全面認識體育的功能,是體育文化建設在理論上的一項基礎性、前提性工作。體育的功能指體育對人的作用或效用,它取決于體育本身的特點和人對它的需要。在其不同發展階段,體育的特點和人對它的需要是不同的。從最初的體育服務于勞動,到后來體育成為實施全面教育的手段,體育的表現形式與時俱進、日益豐富。除開體育,人類還有德育、智育、美育等多種育化方式,但與它們相比,體育偏重于身體運動方面,是以促進身體發展為主要任務的育化方式,在增強人的體質和提高人的運動技能方面的作用或效用沒有其它的東西可以替代,尤其是在科技進步造成了勞動分工越來越細,腦力勞動在勞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腦力勞動者在勞動人口構成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勞動方式的變化使整個人類出現“運動不足”的背景下,體育的這種作用或效用更加凸現。近代學者王國維曾在《論教育宗旨》一文中,把德育、智育、美育劃為一類,稱為心的教育,把體育單列出來,稱為身體的教育。但是,正如身心不能分裂一樣,體育與德育、智育、美育作為人類的育化方式,均不可或缺,同時,相互之間也不能截然分開,我們在確認體育獨特性的同時,還應當認識到,“體育不是有別于精神的身體教育,它是包括身體在內的人的全面教育”。
育體不是體育的唯一功能,而是它的首要功能,這一功能“通過參加各項運動來實現”。生命在于運動。通過適當的運動,可以促進青少年身體發育,保持中年人身體健康,延緩老年人肌體衰退,涉及人體的各個器官。具體而言,科學的運動,能夠改善大腦的供血狀態,消除大腦疲勞;能夠發達肌肉,增多肌紅蛋白;能夠提高心臟功能,使心肌搏動有力;能夠增加肺活量,加深呼吸深度;能夠增強骨的抗彎和抗折能力,提高關節的靈活性,增強韌帶的韌性;能夠提高人體的適應能力和抗病能力等。關鍵在于“科學性”,在于科學的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項目,在于掌握進行這些項目的科學方法等,并要求良好的心態,良好的生活習慣與之相匹配,只有這樣,才有了文化的滲入,體育對身體的育化才成為了文化。早在公元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得出了“德智寓于體”的結論。在《體育之研究》中也說“體者,載知識之車寓道德之舍也”,均試圖揭示體育的育體功能與其它功能的關系。育體只是體育的首要功能而不是它的唯一功能,它也有育德、育智、育美等功能。體育的育德功能至少有二:對體育運動參與者,尤其是對運動員的道德培育功能;對社會或對公眾的道德感召功能。例如,在體育比賽中,運動員會面臨許多的選擇與考驗———對方犯規時是毫不計較,還是以牙還牙;裁判誤判時是大度寬容,還是得理不饒人;集體配合不夠默契失利時,是相互鼓勵,還是相互抱怨……所有這些都是運動員自我道德教育或接受道德教育的良好契機。通過體育比賽,可以使運動員學習如何正確地認識評價自己,如何正確的評價別人,學習正確地處理人際關系。體育的大課堂可以使人明事理、守規則、講團結、善合作,而且由于它的群聚性、儀式性、共振性等,使它成為傳授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理想載體,在激發愛國熱情、振奮民族精神、培養集體榮譽感、個人責任感及其社會公德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視、不能輕視的作用或效用。
體育的育智功能主要體現在:第一,腦是思維的器官,腦的發育和體質直接相關。堅持進行體育運動,有益于大腦和神經系統。第二,體育知識是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體育知識的積累,不但可以幫助我們選擇適當的體育運動項目,而且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進行體育運動項目。因而體育知識的學習十分必要,知識面越寬,人的智力水平就越高,對社會生活的適應性就越強。第三,體育運動能訓練人的注意力、觀察力和判斷力,提高思維的效率。體育的育美功能無可置疑。從西方的情況看,對體育的育美功能的理論詮釋與實踐探索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古希臘人把對人體進行健美塑造視為體育的目的之一,并認為這來自神明的啟示,有利于人的心靈的陶冶。他們不但在體育運動會上對裸露的健美人體進行炫耀,而且創作出了大量反映人體健美的藝術作品。———“擲鐵餅者”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這件作品呈現一位健美且富有力感的男性運動員形象,刻畫出他凝聚爆發力前最精彩的瞬間———大幅擺動雙臂,猶如一張拉滿弦的弓,膝蓋彎曲,重心在右,屏息靜氣,蓄勢待發,栩栩如生地定格在歷史的時空中,永垂不朽!這種健與美、靈與肉渾然一體、內在統一的文化傳統,是后來體育與美育發展相得益彰的重要源泉,也是今天體育發揮育美功能的文化資源。顧拜旦曾說:“奧林匹克理想,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很強的體育文化概念,它一部分建立在你們如此向往的并稱之為公平競爭的騎士精神,另一部分建立于對優美和崇高狂熱崇拜的美學思想”。現代以來,體育“不僅是強身健體的手段,而且是個性情感的表現途徑,正是在對有節奏的自由運動形式的感受中,個性情感以文明的方式得到表現和升華。在這一點上,體育蘊藏美育功能”[6]。體育之美,美在形體、美在速度、美在力量、美在韻律,它是用人的生命灌注的美。“體育運動的發展同時意味著新的藝術現象的出現,人類的運動美和人體形象特征在這種現象中被發現出來”。
除開育德、育智、育美之外,體育對人類其它心理品質的育化功能亦不可小覷。洛克說:“健康的心理寓于健全的身體。”體育運動可以緩解人的心理壓力,在如何對待困難與挫折、成功與失敗、個人與集體,在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調整自己的心態等方面表現的極為生動、具體與直接。而且,體育運動可以使人產生非常美妙的感受,包括激發人的自尊心、自信心等。此外體育運動可以增進人的交往,當人們相聚在運動場上,很多時候無需語言,一個手勢、一個眼神就可以信息溝通,心心相印,達成默契,尤其是在集體項目中可以使成員間更團結、更和睦。最后,體育運動還會幫助我們養成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吃苦耐勞、沉著冷靜、持之以恒、勇于開拓等良好品德。要再強調的是:其一,體育不但能育體,而且能育德、育智、育美……,只有全面認識體育的功能,才能在文化上還體育之真實,避免體育的異化,異化了的體育必然導致人的畸形,不斷地復制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單向度的人”。其二,盡管體育除育體外,還有其它功能,但同德育、智育、美育等育化方式相比,這些其它功能的發揮,體育有內容的側重與方式方法的不同。在其它功能的發揮上,體育只能作為一種補充,而不能取而代之。
二、正確理解體育的意義
體育文化建設的又一重要任務,是使體育之意義的積極的或正面的釋放,因而,正確理解體育的意義是體育文化建設在理論上的又一項基礎性、前提性工作。所謂體育的意義,是指體育發展到了今天,作為人的一種實踐方式實際且應當具有的追求。它包括求趣與求勝,求名與求利。不論是求趣與求勝,還是求名與求利都是體育固有的,是體育本性使然,但卻又都是需要規約的,需要用文化去規約,文化規約之目的在于保證它積極的或正面的釋放,并抑制它消極的或負面的釋放。
(一)求趣通過體育可以求趣,和游戲一樣求趣。盡管游戲絕不等同于體育,但體育是一種游戲,永遠無法擺脫游戲的性質。顧拜旦在《體育頌》中寫道:“啊,體育,你就是樂趣;想起你,內心充滿歡喜,血液循環加強,思路更加開闊,條理更加清晰。你可使憂傷的心散心解悶,你可使快樂的人更加甜蜜。”體育使身體的運動不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享受,或者說,凡不再是一種負擔而是享受的身體運動都可稱為體育。因此,體育娛樂的適應性十分廣泛,不同的人都可以從某種體育運動中獲得愉快與歡樂,男女皆宜,老少皆宜。求趣的過程是一個人需要表達與滿足的過程,既有感官的刺激,也是精神的愜意與舒暢。通過體育可以求趣,這個趣字,一指趣味,具有客體性,二指樂趣,具有主體性。正是由于它有趣味,從中可以獲得樂趣,所以人們才喜歡體育,熱愛體育。體育的求趣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通過自娛求趣。通過自娛求趣的體育發展為普遍開展的大眾體育,它以強身養生、放松心情、豐富生活為主要和直接目的,不存在任何嚴格的規定,甚至連植樹種菜都可以成為體育鍛煉的方法。因人而異,因時而變,因地制宜。第二,通過娛人求趣。通過娛人求趣的體育發展卻不同,它推動著競技體育向“更高、更快、更強”的目標不斷前進,推動競技體育的職業化。通過娛人求趣首先要能娛人,讓人贊嘆、讓人欣賞、讓人褒揚,為此,運動員不僅要有過人的體育競技能力,還要有對體育競技抱以鐘情態度。為發展過人的體育競技能力,運動訓練和運動天賦同等重要,或者說從某種角度看前者更重要,所謂“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就是這個意思。因為如此,運動訓練要予以特別重視。只有對體育競技的鐘情,一個運動員才可能執著、堅持,在給人帶來運動享受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運動享受。
(二)求勝世界充滿矛盾,矛盾無時不在,無處不有,有矛盾就會有競爭。體育的求勝,從一個側面集中反映了競爭這一自然界和社會生活的普遍法則。所謂求勝,即企圖在競爭中勝出,取得圓滿、成功。這既是個體的較量,也是群體的較量;既是“情”與“知”的較量,也是意志和體能的較量;既是物質條件的較量,也是精神狀態、精神面貌和精神境界的較量。質言之,競爭有盲目無序競爭和有序競爭的區別,體育為有序競爭提供了最佳的范式,“人的本質力量”和“人的對象化力量”都在體育中得到印證。然而,體育競爭也會有無序發生,“黑哨”、“興奮劑”等丑聞的不斷爆料便是例證,但要指出:體育競爭無序的發生往往由社會亂象引起,體育競爭的亂象是社會亂象的縮影。為使體育競爭有序,同樣離不開法制的護航、輿論的導向與道德的守望。求勝是體育的顯著特征,它見之于與自然爭、與人爭、與自己爭的過程。與自然爭,其一是為了克服外部自然障礙,其二是為了克服人的自然的限制,是人對自然的反抗、躍遷到回歸自身的自覺。與人爭,是為了贏得地位和尊嚴。與自己爭,不僅意味著在生理上挑戰自我、超越自我,而且在心理上挑戰自我、超越自我。求勝是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的顯著特征。體育文化內涵博大,但以體育運動為起點為核心,沒有了體育運動,體育文化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體育運動如果沒有競技,不體現競爭,不去求勝,就沒有生命力。無論是參賽還是觀賽,賽場無疑為人們在生活中即將發生的競爭提供了參照的模本與預演平臺。賽場是社會的縮影,根據遷移原理,人們在賽場上養成的良好品質和表現,可以遷移到日常行為中。社會生活同賽場一樣,有得意之時,也有失意之時。勝者固然值得敬佩,為求勝而敗者亦雖敗猶榮。重在參與是對的,但重在參與更應做到勝不驕、敗不餒。奮發向上努力拼搏,這不僅是運動員所獨有的好品質,也是每個公民應該具備的好品質。
(三)求名名者,有臭名和美名之分。一個人憑借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臭名昭著,也可能美名遠揚。通過體育可以求名,而且競技體育必須求名。體育求名求的是榮譽,不僅是個人的榮譽,而且是集體的榮譽、國家的榮譽,榮譽乃精神財富,精神財富可以轉化為物質財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對處在原始公社時期北美印第安易洛魁人曾這樣寫道:“在胞族間互作球技,每一胞族選出自己的優秀球員,其余的按胞族旁立觀看,并以本胞族球員的獲勝打賭”。勝者會出名,并成為胞族人心中的偶像與英雄。當我們對競技體育的舉國體制的得失利弊作評判時,千萬不要忽視了一個重大的歷史事實,那就是競技體育運動員所代表的不僅是他本人,而是一個國家。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要特征的現時代,體育競技成了不同國家間形象比拼的舞臺,是顯示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窗口。也因此,競技運動水平高低,競技成績表上的排名,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榮譽。競技比賽的好成績,可以使一個公民感到自己國家的強大,并為之自豪。為了擴大國家的影響,提高國家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每個國家都越來越重視競技體育,每個民,作為國家的一員,有責任、有義務為自己國家的強大而努力。奧運會是重在參與的典范。可是,參與不但要取得資格,而且如果僅僅是為參與而參與行嗎?不行!恰恰相反,隨著時光的流逝,奧運會日益成為體育求名的最大、最佳園地。1984年,中國體育代表團打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奧運會上的空白記錄,贏得了東道主和與會各國的交口稱贊。有位老華僑感言:祖國積弱百年,僑胞旅居異邦多受壓抑,今得見諸位在世界體壇出人頭地,莫不感到揚眉吐氣。在奧運會上,當五星紅旗一次又一次升起,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次又一次奏響,中國人的血都在沸騰,憑借此,寰宇之間,也才有更多人知道了“古老的東方有條龍,他的名字叫中國”。在輝煌的奧運戰果面前,有誰還敢稱我們為“東亞病夫”。出名有好處所以才去求名。出名好處何在?這是我們考察體育求名正當性的應有視角。首先,同樣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活動中體現和證明人的價值,其它活動可以,體育也可以。名望、名聲等就是對人價值的認可。我們說的名望、名聲之名,不是炒作的虛名,亦不是投機作假的惡名。名望和名聲從來不是自封的,而是別人評判的。只有普遍認可才有實際意義。其次,凡是人都有求名的需要,這是人性所在,馬斯洛揭示了這一點,它的需要層次論里所講的求尊重、求自我實現就是求名。既然人的需要乃人性所在,所以是合理的,不合理只發生在表達需要的方式和滿足需要的手段方面,我們應當學會在承認人的需要合理的前提下,引導人們以合理的方式表達自己的需要,以合理的手段滿足自己的需要,或者更進一步,學會為人們以合理的方式表達需要、以合理的手段滿足需要創造必要條件,提供必要機會。再次,競技體育職業化后,一個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的名望、名聲是它職業前途的可靠保證,也是他們的職業追求,他們往往把名望、名聲視為生命而倍加珍惜。最后,競技運動項目的發展同樣需要參與者的名望、名聲,一批有影響力的運動員,可以帶動一項運動的開展,有影響力的前提就是他要為眾人所知曉且為眾人所贊賞。
(四)求利奧運會差點因為對體育求利不正當性的認定而陷入困境,后來又因為對體育求利正當性的認定而興盛。商業化曾經是顧拜旦、基拉寧等奧運會領導堅決反對和拒絕的。為了避免金錢對奧運會的侵蝕,他們在奧林匹克憲章中明確規定:反對將體育運動和運動員濫用于任何政治與商業目的。但是,舉辦奧運會是要花錢的,一時間,奧運會成為了食之無味、棄之不舍的雞肋,甚至有人說怪話:只有美國那種錢多得可以用來燒的國家才會舉辦奧運會。于是,我們看到了1984奧運會又一次在美國舉行,不過城市換成了洛杉磯。恰恰就是這屆由民間首次籌辦的奧運會,在金融家彼得•尤伯羅斯的領導下,一改過去虧損局面,不僅節省下原定的5億美元的耗資,而且盈利2.5億美元,為此,國際奧委會授予他金質勛章。體育的商業化已被開啟,這亦使求利作為體育的應有之義在全球層面凸現。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曾經說過:“奧運會對商業的經濟要求是有限的,而商業對于奧運的需求是無止境的。”這句話的前半句指出體育具有產業屬性,理應進行市場運作,理應遵循商業規律。對商業要求一味說“不”,體育就會失去生機;而后半句則提出,商業對體育的要求是一把雙刃劍,體育求利要守住底線———不能傷害運動員、不能傷害體育的宗旨,無原則地迎合商業的經濟要求,被它牽著鼻子亦步亦趨,體育將沉淪墮落。我們倡導體育的適度求利,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并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而體育產業發展了又反過來為整個體育的發展提供強大的物質支持,一種良性互動共生的局面才會形成。求趣、求勝、求名與求利,是歷史和邏輯統一在一起的,它們關系到人們從事體育的動機。行為動機決定行為目標,并為實現目標輸入動力。動機有邊際,目標有指向,需要價值的導引,因而,體育文化建設就離不開對體育價值的文化評判和開發。
三、合理定位體育價值的文化評判與開發
體育的價值由以下三個方面構成:其一,娛樂價值。娛樂價值是體育最初也是最具現代性的普遍價值之一。體育起源于娛神的種種儀式,并同步注入娛己娛人的內涵。所謂娛己,注重過程,自得其樂,樂在其中。而娛人亦不證自明,早在古代西方,很早就出現為了他人娛樂而訓練的專業競技者,公元前羅馬的角斗士便是典型。而在今天,隨著社會必要物質生活資料生產的時間越來越短,社會財富的積累越來越多,于是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欣賞體育表演的隊伍中。單項體育比賽觀眾的數量已經十分龐大,而奧運會的觀眾數量更是驚人。其二,功用價值。體育作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身的矛盾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用,它不但促進著人自身的人化,而且促進著人的社會化、人的身心和諧化。其三,衍生價值。體育的衍生價值包括交往價值———體育成為人們社會交往日益重要的橋梁與紐帶,增進人們之間的了解、理解和友誼;財富價值———體育產業已成為不少國家的重要產業部門,不但可以拉動內需,增加GDP,還能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象征價值———人的“本質力量”在體育中得到直接印證,同時比賽成為了國家間競爭的高地,成為顯示國家綜合實力,尤其是文化軟實力的窗口;感召價值———運動場上,我們時刻能觸摸到一種即刻的共鳴,使觀眾和運動員在同一韻律中舞動,借助一個個鮮活的人物榜樣體育對公眾發揮著獨特的示范和強大的激勵。以文化為尺,我們可以對體育的價值作評判———分別對體育的娛樂、功用和衍生價值從文化格調、品味和含量上進行鑒賞、鑒別和鑒定。
任何一種娛樂,都有庸俗與高雅格調之分,對體育娛樂價值進行文化鑒賞,我們同樣可以區分其格調的庸俗和高雅,并不斷期盼體育娛樂價值的高雅格調。據此,西班牙的斗牛引發爭議便在情理之中,要么改革,要么禁止,這是主流的聲音。文化不僅有精華,而且有糟粕,從文化品位反思體育的功用價值,體育的功用價值也有精華與糟粕之分。例如,當我們片面地強調體育的特定身體機能,就會導致體育的異化。為什么會出現退役后只能選擇簡單勞動方式謀生的世界冠軍,就在于我們忽視了體育功能的全面性。即使我們重視體育的育心功能,為爭勝而更多考慮競技體育中堅持、拼搏、頑強等相關心理品質培養,但卻會很少考慮妥協、退讓甚至放棄。競技場上培養出來的爭勝斗士,一旦進入社會生活,難免處處碰壁,因為雖然一方戰勝另一方的零和博弈是體育競技場上的常態,但卻是社會生活中的少有,社會生活存在的現象更多是非零和博弈現象。對體育衍生價值的文化含量進行鑒定,將為體育的衍生價值亮起文化“紅燈”。體育的衍生價值是體育與人類其它活動互動而生成的,并非人類的任何活動都可以稱之為文化,只有“因人而生”,并能“因而生人”的“人化”和“化人”的人類成就才能稱為文化。
體育衍生價值的文化真偽影響到體育價值的擴展與延伸。因此,對體育衍生價值的文化含量有必要做文化鑒定。其一,并非所有的體育衍生價值都可以納入文化范疇而加以褒揚;其二,具有文化含量的體育衍生價值有層次之分;其三,體育衍生價值具有時代性,因此,既要指出它的歷史合理性,又要指出它的歷史局限性。例如,體育的財富價值是體育與經濟活動互動生成的,在體育的財富增值中,就商業化本身而言,潛藏著許多陷阱。體育的商業化以體育為載體,客觀上推動體育發展,但其運作方式是商業的,其動力是獲取最大利潤,因此,它的文化破壞風險是等同的。再者,體育的商業化推動體育文化的全球化,我們的青少年在穿上耐克服裝的同時,也接受了耐克文化,但體育商業全球化同時包含著文化滲透甚至文化殖民。對體育價值進行文化評判,最終是為了對體育價值進行文化開發,從而明確支持什么反對什么,接受什么拒絕什么,弘揚什么弱化什么,倡導什么阻抑什么。體育價值的文化開發擬從三個層面展開:一是體育的歷史使命需要我們樹立提升體育的文化標桿,群眾體育、學校體育中不乏對我們價值提升的文化標桿,但競技體育作為體育高端,其文化標桿在體育明星身上負載,過去的女排、李寧、鄧亞萍等,現在的孫楊、姚明等都是這樣的文化標桿,要從文化上好好總結、好好包裝、好好宣傳、好好推廣。二是體育價值的現實化需要我們確立衡量體育價值的文化標準:以人為本、快樂第一、尊重對手與規則、公平競賽等都是這樣的標準。大家都自覺踐行這些標準,體育才有希望,而對這些標準的踐行正如前所述,離不開法制、輿論、道德的抓手或指揮棒。三是體育的感染力需要我們塑造象征體育價值的文化標識,這些標識有體育會旗與會徽、體育建筑、體育口號、體育服飾、體育儀式和體育賽事等。我們應當賦予體育會旗會徽文化意蘊,積淀體育建筑的文化張力,展示體育口號的文化魅力,發散體育服飾的文化創意,聚合體育儀式的文化氛圍,充實體育賽事的文化內質。唯有這樣,它們在無形中對人們的熏陶才能歷時彌久,收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之效。
作者:劉哲石劉雪豐單位:湖南師范大學體育學院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