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舞教學體系的發展定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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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年第四期

追溯中國舞蹈發展的歷史，“中國古典舞”概念的形成有其相對復雜性，它與中國舞蹈特殊的歷史發展狀況及其文化流變密切相關。中國的傳統舞蹈文化源遠流長，宮廷樂舞在漢、唐曾達到其高峰;發展至12世紀的南宋時期，由于市井文化的興盛，加上種種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樂舞逐漸與戲曲合流，再經元、明、清三代之后，它已融入戲曲，成為傳統戲曲表演程式的表現手段之一，舞蹈自身的獨立品格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衰退(民間自然傳衍的舞蹈仍舊活躍)。從對中國舞蹈歷史流變的簡略勾勒中可見出，作為傳統的古典舞“活體”已經不存在了。事實上，“中國古典舞”實乃今人對中國傳統古典舞蹈的復興與再造，這個過程創始于20世紀50年代。也因此，我們在“中國古典舞”前冠之以“當代”二字。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形成與發展有其歷史的原因及過程。雖然它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這種復興與再造卻并非沒有根基與源流。對此，舞蹈理論家資華筠先生曾談到:“與世界各國的‘古典舞’(CLASSICLEDANCE)相比較，我們今天所謂的‘中國古典舞’，既不同于‘芭蕾’，自文藝復興之后逐步發展，業已形成了具有嚴格規范、程式的舞種(包含訓練方法和語言體系)，有國際統一的認定標準;也不像我們的一些近鄰，如:日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各自有‘現成的’古典舞目與較完整的訓練表演體系。所以，發展到今人所稱之為的‘中國古典舞’，無疑是具有復興意義和當代人的闡釋。”因此，本文所闡釋的當代“中國古典舞”，正是在中國舞蹈發展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與構建的、具有“再造”和“復興”意義的“古典舞”。

一、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發展定位

無可否認，今天我們對當代中國古典舞的認知和探討出現了一些爭議。值得關注的是，爭議中我們探討的對象有時候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當代中國古典舞”，而是擴大到了完整系統的“中國古典舞”大概念。我以為這種探討的擴展正是與當代中國古典舞的發展同步的，即發展到更加完善更加成熟的階段，會衍生出更多的思考與期待。這種思考，甚至是反思，對于當代中國古典舞的發展無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伴隨著探討的擴展，也容易混淆一些概念，模糊一些歷史進程，筆者認為澄清兩個非常重要的參照點不容忽視。其一，對當代中國古典舞的探討不能回避其起始于教學的歷史事實，因此脫離教學體系去探討當代中國古典舞就失去了原點。當代“中國古典舞”復興與再造的過程，實際上是肇始于新中國文藝發展中對舞蹈訓練課程的需求，并由此展開探索中國舞蹈教學的體系化構建而逐步形成的。當年，創建這門課程的主要意圖非常明確，這就是“結合舞蹈教學對中國古典舞進行研究與整理，并培養出新中國的舞蹈表演藝術人才”。標志著中國古典舞學科建立的第一個專業課程———中國古典舞“基訓課”，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古典舞“基訓課”是以中國傳統戲曲舞蹈的風格、形式為基礎，結合西方芭蕾訓練體系的結構框架創建而成的。1962年的第一本中國古典舞訓練教材《中國古典舞教學法》的出版，標志著中國古典舞教學已經完成了它第一階段建設的歷史任務。作為支撐其初步體系化建設的主干訓練課程，“基訓課”所取得的教學成就，以及它在中國古典舞的整個發展進程中所起的推動作用，都是巨大而不容忽視的。

其二，訓練價值與審美風格的不斷融合與升華，恰恰是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化發展的必然路徑。誠然，舞蹈作為一個學科，要完成其教學的體系化建設，一門訓練課程的設立只是初級階段。在基本解決了演員功能性訓練的同時，中國古典舞風格化訓練模式的確立，就成為了學科教學發展的重要課題。基于此，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古典舞學科的風格化訓練課程———“身韻課”應運而生。“身韻課”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古典舞”的教學模式擺脫了以往單一的以戲曲舞蹈為構件、填充芭蕾結構之框架的做法，由提煉“元素”出發，從追尋“韻律”入手，擷取風格特征鮮明又極富生發性的動作元素，并依據它的運動邏輯及造型規律來加以結構，使其成為既具有鮮明民族風格又體現時代氣息的獨立的舞蹈動作語言。可以說，“身韻課”的誕生給中國古典舞的訓練模式帶來了最直接、也是最重大的影響。正是由于“身韻”的“催化”作用，“中國古典舞”才在解決功能訓練的同時，更加關注和強調具有鮮明民族風格的身法、技法、神韻、氣息以及內在情感等多種因素的高度融合。“身韻課”的創建，既填補了肢體功能性訓練之外的形態風格與韻律語言訓練，又為“中國古典舞”找到了一個極好的“審美支點”，使這一舞種的形式、內容日趨豐滿與完善，其教學體系的建設也由此上升到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由此可見，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核心的研究領域與支點，具有突出的可操作性與實踐性。但是現實中，我們往往因為中國古典舞歷史發展的斷層而對當代中國古典舞寄予了某些脫離實際的期望與想象。實際上，我們常說的“古典舞”，在一般意義上，是一個國際通用的概念，它是指各國家和民族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具有典范意義的舞蹈。“古典舞”具有相對穩定的美學法則和嚴謹、規范的表演及訓練體系，是特定社會及其民族傳統舞蹈文化中經過不斷“雅化”而逐漸形成的部分，在這一點上，它是與“民間舞”相對應的概念。因此，“古典舞”在美學上更推崇理性、秩序、規范、均衡、嚴謹、靜謐等等，并以此作為主要的審美傾向來表現其民族精神，而且往往被認為是代表了特定國家和民族傳統舞蹈文化的最高成就，所謂“典范意義”也正在于此。藝術中的“古典”還是一種價值觀念。關于這點，傅雷先生在其《傅雷談音樂》一書中有過精當的論述:“‘古典’意義的最高境界是在其價值觀念方面追求‘經典’意義，也就是追求歷史地位上的獨特性及現代意義上的魅力經久性。”

由此可見，“古典舞”既包含了“古代流傳”，更強調著“后世選擇”———即被后世認作“典范”和奉為“經典”，其內涵實質乃是后人對傳統文化藝術的一種價值取向與判定。因此，“古典”不同于“古代”，后者更具歷史的特指性，而“古典”則具有歷史流傳的典范性，體現的是一種后人的價值判定，更具概括性。可以說，“古典”不僅是一個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概念，同時也屬于一個外延不斷擴展的概念。比如印度古典舞，它由婆羅多舞、卡塔克、卡塔卡利、曼尼普里、奧迪西、庫吉普迪等六大體系組成，有其嚴格、復雜的表演及訓練體系;又如，誕生于歐洲宮廷的西方古典舞———芭蕾，以其嚴謹、系統、規范而著稱。而中國古典舞由于與戲曲的合流，弱化了其純舞蹈的文化特質，也缺少了流傳的“活體”，因此當代中國古典舞更加突出的是始于教學的“復興”與“再造”。在這個前提下，脫離教學體系發展規律的歷史虛無與歷史想象都是不可取的。那么作為復興與再造的當代“中國古典舞”，其本體特質該如何界定呢?對此，資華筠先生曾這樣闡釋道:“它繼承了戲曲、武術等傳統文化的精粹，提煉了東方神韻的審美特質，借鑒了西方舞蹈體系化構建的經驗，逐步形成了當代‘中國古典舞’多姿多彩的風貌。”這一解釋從語言體系、審美特質、結構方式這三個層面對當代“中國古典舞”的界定，闡明了該舞種多層次的概念和可伸縮的界面，準確、精辟地揭示了這一“新”舞種的本質屬性與理論前提。

描述、分析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形成與構建，也可以基于以上三個層面展開。首先，“它繼承了戲曲舞蹈等傳統文化的精粹”。這種繼承并非盲目，而是有選擇的。它將戲曲舞蹈中程序化的表演與身段，經過歸類、整理并高度提煉，逐一完成規范、分類、組合等不同的階段性任務，最終將戲曲舞蹈(包括武術)套路化、程序化的表演形式提煉成為元素化、符號化的舞蹈動作。第二，它“提煉了東方神韻的審美特質”。當代“中國古典舞”在其審美特質的提煉上著重強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民族共通的歷史性、地域性文化特征。它們有別于西方古典舞蹈文化中注重“外放”、“造型性”、“雕塑感”和強調人體線條顯現的審美特質，無論在外部形態特征上還是內在的風格韻律上，它都集中、鮮明地體現了東方民族傳統文化精神中所追求的“圓潤”、“含蓄”、“內斂”、“沉靜”等內在之美的藝術特性。第三，它“借鑒了西方舞蹈體系化構建的經驗”。這種“借鑒”在相當程度上摒棄了傳統戲曲舞蹈“口傳身授”的教學方式，廣泛吸收和借鑒西方芭蕾“系統化”、“規范化”、“科學化”的教學方法與模式，并以此來整合、建構當代“中國古典舞”的訓練與表演體系。這個過程并非盲目跟從或全盤照搬，而是充分尊重本民族傳統舞蹈文化，并以此為基點，以開放、理性、科學的態度，實現著對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學科建構。可以說，當代“中國古典舞”的形成與構建既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它是當代人根據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化精神和傳統的古典文化遺產，重新整理、恢復、創造，并融入了當代人的審美情趣與思維觀念的“新”古典舞，因此，它具有強烈的時代性，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當代延續，是傳統舞蹈風貌的當代建構。

二、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研究途徑

半個世紀以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建設有了長足的發展，業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課群設置。其主體課程(專業必修課)包括:一、解決技術技能方面的“基訓”、“技巧”;二、解決風格韻律方面的“身韻”、“袖舞”、“劍舞”、“刀槍舞”、“戲曲舞蹈片斷”;三、解決本專業教學理論方面的“中國古典舞教學法”、“學科發展史”;四、解決舞蹈理論方面的“舞蹈概論”、“舞蹈教育學”、“舞蹈運動力學與解剖學”、“中國古代舞蹈史”、“中國傳統文化”;五、解決舞臺表演方面的“中國古典舞教學舞目”、“作品賞析”、“表演”;六、解決實踐操作方面的“舞蹈編創”、“教學實習”、“舞臺藝術實踐”、“畢業論文寫作”等。另外，“中國古典舞”學科的課群建設還進一步向學術與科研的縱深發展，實際教學中滲透著各項學術研究與教學研討，特別是對已有課程的內部挖掘與深化，是對傳統優勢課程的補充與完善。

“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化的確立，既是一種時代的要求，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從理論的高度梳理、總結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發展與構建，是舞蹈學科整體建設的組成部分，不僅必要而且必須。在如何檢驗中國古典舞是否已初步完成其教學體系化建構這一問題上，資華筠先生進一步談到:“首先，在技藝層面，它已基本能夠輕易而準確地訓練學生和使其獲得自由的身體;其次，在神韻層面，它已擁有鮮明的東方文化基因特征;第三，在創作領域里，它自身已經形成了一個“自洽”的舞蹈語言體系，具有相對完善的審美、表意功能。同時它遵循了循序漸進、由淺入深的科學化教學規律。”［2］從這段闡述中，我們可清楚地看到:第一、在技術訓練上，中國古典舞已具備相對成熟、實用的科學方法，多年來培養出了包括李恒達、沈培藝、官明軍、劉震、山翀、黃豆豆、武巍峰、汪子涵、王亞彬……等一大批技藝高超的舞蹈表演人才;第二、由于不斷糾正和彌補了創建之初只重“基訓”的傾向，更加自覺地追求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和藝術審美特性，尤其是“身韻課”的誕生，幫助“中國古典舞”從訓練與表演上找到了解決其風格化難題的重要途徑，從而使其富于東方傳統文化精神的藝術風格與藝術個性得以鮮明地呈現;第三、在創作上，由創建初期50年代的《飛天》、《春江花月夜》到發展中期80年代的《新婚別》、《木蘭歸》、《黃河》直至近年來的《秦俑魂》、《扇舞丹青》等等，已經積累了大量優秀的古典舞作品。這些作品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情感表現，在舞蹈語匯上，與以往相比都有了非常明顯的突破，自身已經形成了一個舞蹈風格較為鮮明的動作語言體系。至此，當代“中國古典舞”已初步形成了以基訓、身韻、教學法、教學舞目及舞蹈創作為主體并具有互動關系的學科教學體系，同時，還擁有了一系列學科教學體系化的階段性成果。在當代“中國古典舞”的構建與發展中，許多親歷者、研究者都從不同方面對之進行了經驗總結和理論闡釋，各家(學派)有爭鳴，也不乏獨到的見解。這些寶貴的學術性思想和成果，對于我們今天的研究無疑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需要指出的是，與中國古典舞成果豐富的教學實踐相比，其教學理論研究明顯滯后，對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近半個世紀發展的豐碩成果及經驗得失，至今尚無系統梳理及全面整合性的論述。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方面的研究具有填補空白的開拓意義。為此，我們需要通過對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形成與構建進行縱向梳理，以及對現有體系模式的橫向性分析研究，從理論的高度予以概括和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對其未來的發展空間進行預測和前瞻。為實現此目標，還需要結合一般歷史研究的方法，在對“中國古典舞”發展脈絡及其規律性研究的過程中，特別注意對曾參與這一學科體系建設、并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實踐、思想及理論探索———進行理論的梳理與廓清，并歸納、總結出規律性的經驗與成果，適度運用舞蹈生態學的相關研究方法以求科學地提煉出藝術規律，形成對該學科體系的理論闡釋。

誠然，對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進行歷史的梳理與研究，資料和史實的把握是基礎，但歷史研究中對方法論的自覺追求與提煉，往往對其最終的研究結果產生根本影響。因此在方法論的運用方面，我們應該廣泛借鑒美學、史學、文化學等相關學科成果，并運用舞蹈生態學等更貼近舞蹈實踐的方法論，探討更加深入的研究途徑和創新性可能:首先，縱觀中國舞蹈史研究，既往的治史方式大都是“以事述人(舞)”為主，即以歷史文獻為最大依據。舞蹈生態學在注重文獻史料研究的同時，更強調“以人傳舞”的史學方法。資華筠先生提出并主張的“以人傳舞”與“以事述人”兩者辯證統一的科學方法，將文獻研究與對相關歷史及其親歷者的全方位考察(含文獻與采訪記錄)有機結合起來，具有重實證研究的特點。當代“中國古典舞”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雖然其時間跨度并不太長，但其中涉及的人物與事件卻紛繁復雜。結合重大事件，對在這一歷史進程的不同階段產生重要影響的先驅、親歷者、代表性人物進行較全面、切實的考察，將由此勾勒出當代“中國古典舞”由發軔之初的一堂看似尋常實乃意義重大的“訓練課”，直至今日其教學系統化構建已初步完成的整體發展脈絡。能夠真實、鮮活地記錄和還原這一歷史過程，證實“以人傳舞”之舞史觀與方法論的科學性及優越性，將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其次，舞蹈是以肢體運動為主要媒質的藝術種類，因此論述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構建，必須對其形態特征、審美特質提出具體的、可操作的科學分析。學習并運用舞蹈生態學之形態分析中“因子分解、特征提取”的科學方法，可以對當代“中國古典舞”教學實踐中“元素論”的科學依據進行總結，并對當代“中國古典舞”形態特征、運動規律以及審美特質進行多層次的具體分析。其中包括:

1．以舞蹈生態學之舞蹈形態分析的“因子分解、特征提取”方法，對應中國古典舞業已行之有效的基本元素分析，進行更科學、明晰的闡釋。為原有的元素分析尋找到更加層次分明、更具可操作性的重要依據。

2．運用其典型舞疇、舞疇序列的動作“單位”概念，對中國古典舞風格訓練主、支干教材中最具基礎性、最具代表性的動作與組合進行分解、綜合及可操作性分析。提取其外部形態特征，概括其自身運動規律。這在中國古典舞動作研究中具有創新性。

3．分別選取中國傳統戲曲、西方芭蕾舞的程式化動作作為比較項對照進行研究。這是由于，一方面中國古典舞是從傳統戲曲中剝離出來的業已形成獨立品格的舞種。通過比較可以更清晰地認知其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與發展。此外，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的構建基礎，借鑒了西方芭蕾體系化模式為其標準。但由于文化背景的深層差異，我們不能完全“模擬”芭蕾，而只是“借鑒”了其形成的科學化過程。以芭蕾作為比較項，有助于我們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更清醒地把握“借鑒”的尺度。兩種比較的目的都是為了使當代“中國古典舞”中蘊涵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質更加鮮明、突出，同時進一步提升其“系統化”的科學水準。

4．在形態分析、特征提取、舞種比較、規律概括的基礎上，綜合提煉中國古典舞與本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一脈相承的審美特質，以求進一步印證其神韻上擁有的比較鮮明的東方文化審美特征，同時，努力提升該舞種文化傳承理念與風格屬性的自覺意識，實現研究的科學性、創新性。再次，在學習、研修“中國古典舞”二十多年的歷程中，筆者長期從事一線教學工作，對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有著很多的體會與思考，但也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這種實踐優勢不能停留在“局限性、描述性、經驗性”的淺層次敘述，而必須從紛繁復雜的現象中努力探索內在的規律，并予以系統、理性的升華。“中國古典舞”無論是作為一個舞種，還是一門學科，目前都還處在進一步發展之中，尚有大量空白和未知領域有待探索、研究。對其發展前景的思考，還應該關注以下三點:其一，當代“中國古典舞”的發展應進一步確立其傳統審美特質的鮮明性，并在此基礎上大膽擴展其空間;在不斷開掘古代歷史遺存的同時，創造具有中華民族古典審美標準和風格特色的舞蹈藝術形式。其二，打破學術壁壘，促進流派之間的相互吸收，從而進一步整合當代“中國古典舞”;立足戲曲舞蹈，同時擴大視野、解放思想，向歷史文化汲取養分，是我們的唯一選擇。漢唐舞、敦煌舞的探索具有積極意義，相關實踐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開發了歷史文化資源，同時也從不同的角度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方法，這些都是對古典舞教學體系的有益補充。只有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古典舞的內涵和外延不斷豐富和擴展。其三，在創作上，由于在作品中過多地直接“引用”訓練中的技法性語言，從而導致了舞目的大量雷同。只有進一步確立與完善當代“中國古典舞”創作語言，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創作中題材和內容的局限與雷同問題。

通過以上探索，我們應該努力實現對“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訓練規律和發展方向的本質把握，增強其教學和創作實踐的自覺意識，以期對尚在發展、探索中的這一新型學科的體系化建構，做出每個人微薄但有意義的貢獻。

作者：韓瑾 單位：解放軍藝術學院舞蹈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