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文學文化身份的差異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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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緊隨時展需要，華裔文學研究領域對文化身份的探討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姿態。差異性可視為促成美國華裔文學中文化身份構建的基礎元素之一，探究華裔文學中體現的文化身份差異性，既能有效加強讀者對中美文化的理解和認識，又能通過中美文化間的文化沖突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提高大眾跨文化交際的意識。

關鍵詞：華裔文學；文化身份；差異性

隨著美國華裔文學研究領域的日益深入，許多學者緊跟全球化趨勢下多元文化迅速發展的步伐，從不同的視角對華裔文學中的文化身份進行解析。因此，有關華裔文學中的文化身份研究的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源源不斷地涌現在讀者的視野當中。一些美國華裔文學中文化身份的差異性進行了系統性的論述。管建明就對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的認同及其危機等進行過討論，表現出華裔作家在錯綜復雜的跨文化交際的語境中謀求對自身文化身份認同的共同追求[1]。梁艷從后殖民主義、本民族文化及主流文化三個不同的層面對華裔文學與非華裔文學中文化身份構建進行相對的比較，同時又通過強調兩種文化之間相互兼容的重要性來突顯文化身份地建立[2]。徐穎果則從文化政治化的角度出發，對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的族裔文化身份進行一定的思考與探索[3]。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諸多關照下，美國華裔文學中文化身份的差異性研究，不僅能體現華裔作家在文化沖突的矛盾中對自身作品里隱含的文化身份有更理性的認識，還能將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基礎加以鞏固。

一、文化身份的界定

著名學者理查德·漢德勒(RichardHandler)指出：“20世紀中葉，在美國眾多的社會科學領域中，身份已經在眾多學術、文化研究領域成為炙手可熱的架構。”論起身份，其范疇既可小到個人，又可大至整個民族，而國家的身份則對某群體或民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文化身份的內涵概念則要寬泛于國家身份。一個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身份通常會牽涉到某個國家或是這個國家中國民的特點、特征或者是某些特性等內容；而就個人身份而言，涉及的內容更加復雜。威廉·布魯姆(WilliamsBloom)指出：“對身份進行確認是每個人都會產生的內在的、本能的一種行為要求，并且以此種行為來獲得心里安全感，也設法努力維護、保持及鞏固身份，以此來加強安全感，穩定個性，保護心靈健康，至關重要。”[4]從約翰·湯林森（JohnTomlinson）對“文化身份”的定義所做出的具體闡述可知，“文化身份”在本質上論，可劃分于現代一種“組織”范疇，圍繞某些特定的，并且通常受政治影響的不同分類進行自我及共同界定。若暫且撇開“文化身份”中的“身份”不談，“文化”自身就有著諸多不同意義，即“特性”與“一般性”；但“身份”本身也具有矛盾性，既是“個性”的代表，又代表著“類似性”。也就是“文化身份”與生俱來的模糊不清的特點，文壇領域中對于文化身份問題的探討才會如此激烈。要想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對文化身份的問題進行解析，就必須從與之緊密相連的“地方”入手。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地方乃是萬物之源。”[5]在美國，文化身份不僅僅只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同時也是各個少數族裔關注的一個現實問題。美國華裔文學作家作品中所彰顯出的文化身份與社會地位息息相關，緊密相連，且其身份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發生相應的轉變，這就促使華裔的身份處于不斷變化當中，差異性也就此而生。

二、文化身份的差異性的表現

華裔文學自問世起，就處于兩種不同文化的交接處，左右為難，任何一方的文化身份都是他們可望不可及的。與生俱來的混血背景本應該成為華裔作家完成兩種不同文化進行跨文化交際的橋梁，而文化話語權的不平等性致使他們一面被美國的主流文化所梳理，一面又不自覺地主動疏離中華傳統文化，精神上甚至處于一種無可皈依的流浪狀態，同時也成了代表性的不被認可的邊緣人[6]。

（一）男性刻板形象之“異”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的差異性可體現在華裔作品中所塑造的男性刻板形象的差異性。在趙健秀看來，華裔作家在白人杜撰的白紙黑字中種族主義和對其他種族歧視法律的壓迫下，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自我否定、自我藐視的各種人格缺殘當中，且這樣一種自我人格擯棄心態相當嚴重，以至于存在某些華裔作家偏向認可，作為華裔作家的一員，自身的存在既不具有完整的文化性，也沒有亞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甚至都不算是白人或華人的模糊混合體[7]。故此，分清楚華裔文學文化身份之“異”迫在眉睫。在美國白人的主流社會環境中，借助不同通俗文化的表現形式，將華裔男性形象的刻板進行加深，不斷強化。如電影中陳查里、傅滿洲等人物歪曲不正的負面形象，賦予華裔男性陰陽怪氣、缺乏男子氣概的弱勢群體，可就其本質而言，這二者無非是“幾近相同的迷思制造的幻象，屬于白人基督徒種族潛意識逐漸醞釀而現的。”[8]事實是，在華裔文學作品中，一些男性的文化身份所展現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話或偉大英雄人物，并非只是具有丑惡行徑的華人。如關龍曼的妻子曾說，“華人絕不可能在好萊塢電影中主演華人，他們更愿意讓白人婦女飾演華人偵探也不會相信華人！他們更愿意讓被人婦女主演華人男子也不會讓華人男子本性出演！他們寧愿讓華人同性戀來充當銀幕大明星，也不會去找華人男子！”[9]華裔男性無力像白人那般扮演真真正正的英雄人物，無力對自我文化進行再現。從某種層面而言，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娘娘腔的、唯唯諾諾的陳查里雖是一位聰明的偵探，卻也正是一個經過基督徒洗禮的、備受垂青的對象，屬于唐人街一類的一昧博求白人喜愛的馬屁精。此種被扭曲過了的華裔男子形象對美國華裔而言是一種直面而來的侮辱，是對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的一種威脅，是白人主流文化排除異己的充分體現。實則，小說《甘加丁之路》中的甘加丁是出自諾貝爾文學得主、英國作家迪亞德·吉卜林（1865-1936）筆下的長詩《甘加丁》。詩中的甘加丁是一名英勇的戰士，為保衛國家，無所不用其能地用自己卑微的生命捍衛國家尊嚴的勇士。而華裔文學作品《甘加丁之路》與電影《甘加丁》有著相似的故事結尾，而人物形象的刻畫卻大相徑庭。在中華傳統文化的頌歌里，比如關公，男性形象雖曾一度強硬刻板，但在父權社會的影響下，男子一直被塑造為救世救難的民族英雄，剛直不阿。并非披著狡黠奸詐、女性化外衣下陳查理般的小丑摸樣。華裔男子雖算不上純粹中國人，可其華人血統無可非議，也就是在白人主流文化不同程度上的丑化，華裔男子與其本身應有的文化身份不同步，差異性也就顯而易見了。

（二）女性主體意識之“異”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的差異性還可體現在華裔作品所展現出來的女性主體意識的差異性。在美國主流文化的凝視下，華裔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蘇醒及構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華裔文學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華裔文學女性主體意識的差異性離不開華裔女作家共同的堅持與努力。如著名華裔女作家的湯亭亭就對同為華裔女作家黃雨雪贊不絕口，對黃雨雪為喚醒華裔女性主體意識打造的一個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的優良榜樣拍案叫絕[9]。黃雨雪撰寫的《華女阿五》曾為華裔文學更好的發展開創了新局面，但黃雨雪尷尬的文化身份卻不斷受到來自中美兩個不同國家文學界的深深質疑與嚴厲批判。當時的香港人就對該書所講述內容的真實性大為懷疑，并認為該書具有美國自身捏造故事的嫌疑；而許多的亞裔文學作家也對黃雨雪借助美國提供的大力支持對“美國夢”進行的正面宣傳做出過負面評價，批判其默認少數族裔在美國不能取得成功的原因歸咎于少數族裔本身的行徑[10]。在華裔文壇家喻戶曉的湯亭亭筆下的《女勇士》更是顛覆了美國主流文化對東方主義中的傳統保守、自卑自憐的女性形象，并在主流文化中站穩自己的腳跟。對《女勇士》的性別歧視致使美國評論界對其產生誤解，忽視《女勇士》內含女性主體意識偏向，誤讀為華裔女子對中國長輩制、父權制以及對美國男性主權社會的反抗。在美國傳統式的對東方女性主體意識的認知思維中，女子地位卑賤低下，受限于中國父權制的強制壓迫，并成為對其無條件地惟命是從的“小奴隸”，而湯亭亭的初衷旨在塑造隱匿于加利福尼亞的華裔女性英勇無畏的高大形象，通過頗具異國情調的故事情節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新鮮感使得與時展不同向的女性主體意識的理念悄無聲息地深入人心[11]。再如譚恩美的首部小說《喜福會》更是讓女性在理想的世界里重新活了一次，真切地賦予女性主體意識的內涵意義。隨著女性主義運動的塵埃落定，思維方式就會走上渴求變革的道路，女性主體意識不自覺地油然而生，可由于華裔作家的雙重文化身份，人們站在中美兩國文化的沖突與碰撞的十字路口，女性主體意識的認識便出現的分界線，承載不同文化身份的學者也好作家也罷，對女性主體意識所表達的意義也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不同性質的文化一旦相匯總會擦出異樣火花，就如不同的文化身份就會對女性主體意識之“異”從不同層面來界定。

三、文化身份差異性地消解

美國華裔文化身份的差異性將雙重文化身份的美國華裔作家一直夾在兩種不同文化的狹縫中求生存，這使得華裔尋求自我文化身份的重建及文化身份差異性的消解刻不容緩。美國華裔文化身份是受到美國主流文化驅使再現的、邊緣化的文化身份，擺脫刻板化的文化身份，置換被白人主流文化歪曲的文化身份形象，使華裔在美國文學界中獲得平等的國家身份與廣泛認可，消除文化身份的差異性是重中之重。

（一）解構男性刻板形象名噪一時的“趙湯爭論”成功地吸引了美國華裔文學界以及海外文學界對華裔文學的真切關注和思考，這一項壯舉有利于找回并重建華裔歷史，刺激華裔堅決顛覆美國主流文化施加給華裔男性刻板形象，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消除美國華裔男性生硬刻板的形象[12]。比如趙健秀為解構華裔男性的刻板形象，對美國白人主流文化賦予華裔男子刻板形象的行徑一直秉持非茍同之態。眾所周知，美國歷史上華裔被消音的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將華裔男性女性化，消除被主流文化所歪曲的華裔形象，書寫華裔本身的神話和英雄事跡才是正確之道。此外，趙健秀在文學批評中亙古不變的主題乃是堅持華裔美國人的感性，反抗美國人的種族歧視，唾棄虛假的刻板形象，倡導勇往直前的戰斗態度。他通過不同的文學選集痛斥白人種族主義者以捏造傅滿洲、陳查理等具有明顯種族歧視性的華人男性刻板形象的方式對華人自帶的文化傳統進行慘不忍睹地閹割，進而從思想層面上對華裔的丑惡行徑進行同化，在小說《甘加丁之路》（1994）中出現的好萊塢神話，一直都是不遺余力對其進行一絲不茍的修正，并借以帶有諷刺或夸張性的語言竭盡全力地消解各種扭曲化、有害性的刻板形象，致力于美國華裔男性男子氣概地重塑。為解構被丑化了的華裔男性刻板形象，趙健秀為此靈活地運用英雄傳統式的寫作方式，堅持借用英雄氣質重構故事對抗已存的錯誤記憶，恢復華裔在美國文學歷史上最真實的面貌。美國華裔從一開始就是帶著英雄傳統的情結來到美國，中國的古老經典的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都將英雄傳統展現得酣暢淋漓，這種英雄傳統不但造就了土生土長的中國本土國人，還對久居他鄉、帶有中國血性的美國華裔影響巨大。故此，趙健秀巧妙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優點，從中不斷汲取營養成分，引用關公清廉正直的人物形象，充分利用《三國演義》中著名的“桃園三結義”情節，有力地駁斥被美國種族主義者捏造而生的華裔男性陰柔服從的刻板形象，恢復中國移民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力求從最大限度上構建美國華裔英雄傳統和男子氣概，對白人心中華裔男性刻板形象進行強有力地反擊，讓美國華裔勇敢自信的真實本性足以揭穿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謊言，最后將美國主流文化中美國華裔的消極形象取而代之。

（二）渲染女性主體意識全球化視角下多元文化發展的跌宕起伏，混血文化身份的華裔作家在敏感的文化環境中開始找尋自我文化的自覺性，尤其是對于華裔女性作家而言，一邊要說服自己適應消化文化移位的失落感，一邊還要喚醒沉睡中的女性主體意識，這種使命感無形之中成為她們完成整個創作的初衷。黃雨雪著作里的《華女阿五》是基于自我成長道路上的所見所聞而匯編的一部自傳體式的故事集，該書表達出來的觀點曾被加州的一些中學采納并作為亞裔文學最佳范例適用于課堂教學，獲得了廣泛的認可[13]。黃雨雪本身出生在美國，從小深受美國家庭對于情感表達方式、潛藏創造力地挖掘和個體自我意識的尊重的影響，從內心深處強烈渴望擺脫華人家庭與華人社會強加給女性的種種禁錮，憑借自己作為雙重文化的使者優勢抹平白人主流社會對華裔女性的種種非議，在文化沖撞與融合的平衡環境中，文明的、創造性的及保守不妥協的女性主體意識能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擁有自己的話語權。被視為華裔文學的領頭軍和代表人物的湯亭亭杜撰的《女勇士》令人矚目。其中最讓人過目不忘的最屬湯亭亭對于“花木蘭”這一角色的詮釋，女性主體意識得以強化渲染；她打破了華裔女子屬性或是美國本土女性的極度沉默，為消音了的、不被待見的女子爭奪了發言權，并使得女子成為時代道德楷模、戰亂時期為國為民挺身而出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女勇士、大英雄。中國的學者趙文書提出：“湯亭亭筆下的以強調凸顯女性主體意識為主《女勇士》雖然缺少明顯的反抗種族歧視的相關內容，而且對于性別歧視的批判性內容僅局限于中國社會及中國文化對女性的壓迫，甚至對美國主流社會中出現的性別歧視只有只言片語，但其采用的卻是第一世界主流社會女性主義的立場，這與東方主義在某一思想層面上達成共識，即女性主體意識主導下女性主義的東方主義。”(2008)游離于對中國故事的豐富想象和自身在美國成長的真實經歷，湯亭亭靈巧運用“以退為進”策略始終探索對自我的認知，對女性主體意識的深深思考，期望擁有完整靈魂的女性能掙脫來自中國傳統社會和美國主流社會的桎梏，建立起完完全全獨立自主的女性主體意識，化解美國主流文化對華裔女子的惡意丑化和侮辱。與黃雨雪、湯亭亭不同的是，譚恩美從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角恰如其分地提出了加強女性主體意識的訴求，表現了對雙重文化身份的反認同。譚恩美借用《喜福會》起伏不定的故事情節凸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重要性，而《喜福會》中的各種“記憶”對中國傳統文化地展現、對美國華裔文學在美國主流文化社會中地位地奠定，及其對華裔女性主體意識建構地宣揚意義非凡。

四、結語

多元文化主義承認文化身份的差異性，尊重文化差異，且真正的多元文化既是實現世界各族文化和諧的強大內動驅力，又是突出不同文化差異性的獨特力量。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差異性可體現在很多方面，而男性刻板形象和女性主體意識之“異”是展現華裔文化身份的典型代表。華裔作家積極投身于美國華裔文學文化身份書寫和反思，努力消除美國主流文化社會強加在華裔男性身上刻板形象的偏見，恢復華裔男性的男子氣概，揭開湮沒在美國華裔歷史中華裔女性主體意識的神秘面紗，升華華裔文學作家的歸屬感、親切感，化解讀者對美國華裔文學作家文化身份的誤解，促使跨文化交際意識從國際大門邁入平凡大眾讀者之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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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黃玉雪.華女阿五[M].張龍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

作者：黃絲，周單位：湖南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