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軍事中的人事禁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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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

摘要:

軍事禁忌習見于中國古代兵家文獻，其中人事禁忌尤重，是考察古代戰略戰術不可忽略的重要內容之一。古代軍事人事禁忌以兵者乃兇器濫用將遭受天罰為心理根源，滋生于戰亂深重的現實和陰陽五行思想影響的雙重土壤。軍事人事禁忌主要包括畏戰原則和慎殺行為兩個方面的主要內容，是古代慎戰思想的集中反映。軍事人事禁忌沿襲三代天命觀、人本主義、仁戰思想、軍禮孑遺等傳統內核，隨著時展日益陵替式微，但貫穿整個古代軍事而不絕顯隱。軍事人事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過約束戰爭發展和減少戰爭傷害的作用，合理性與愚昧性并存，應該回到具體歷史場景中加以辯證分析和批判繼承。

關鍵詞:

古代;軍事;人事禁忌

軍事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決定生存空間和發展態勢的終極手段。戰爭的重要性迫使人類對勝利不懈追求，戰爭藝術的廣度與深度極限擴展。同時，戰爭亦將嚴重危害人類社會的生存基礎，必將加以限制與約束。軍事禁忌既以一種神秘訴求的細微形態展現了人們對勝利的渴望，又以自我抑止的方式規避戰爭的發生與傷害程度，是人類對于戰爭悖論的雙向涵括。軍事禁忌在既有的軍事研究中基本被視為枝節瑣屑被忽略，在一些綜合性的軍事著作和研究中少有提及，如十七卷的《中國軍事通史》［1］及《兵家軍事思想研究20年回顧》［2］。然《漢書•藝文志》分兵家為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門，陰陽者乃“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即通過選擇、占候等形式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兵陰陽實質即力圖戰前發現不吉之象冀以回避，軍事禁忌乃其重要內容之一。宋定《武經七書》乃古代兵書之典范，其中亦包含相當的軍事禁忌成分。軍事禁忌雖為“小數”，但體現了古代軍事家在極端的現實環境中為了追求勝利而無微不至、無所不慮的戰爭態度和理念，更能深切著明的反映戰爭的殘酷。軍事禁忌是一定時代思想認識水平的體現，尤其受到陰陽五行觀念的指導與影響，并隨著社會的進步而逐漸式微，這也是其內容集中于戰國秦漢而后世日少的原因。由是觀之，軍事禁忌常見于古代兵家文獻，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戰爭的實情，涵蘊著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是觀照古代軍事不可忽略的有益補充。按照兵家文獻約定成例，古代軍事包括天時、地理、人事三個層面。相較前二者之神秘難測，人事禁忌具有更多的理性因素和現實意義。中古古代軍事中的人事禁忌包含內容、成因和作用諸要素，茲將逐一淺陳于方家而待教。

一、古人對于戰爭大多持否定態度

認為戰爭是兇戾險危之事，不得已而用之，對戰爭的普遍畏忌形成軍事人事禁忌的心理根源和社會共識。《老子》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管子•法法》:“兵事者，危物也。”《韓非子•存韓》:“兵者，兇器也，不可不審用也。”《呂氏春秋•仲秋紀•論威》:“凡兵，天下之兇器也;勇，天下之兇德也。舉兇器，行兇德，猶不得已也。”《文子•微明》:“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尉繚子•武議》:“故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六韜•武韜•兵道》:“故圣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百戰奇法•好戰》:“夫兵者，兇器也;戰者，逆德也，實不得已而用之。”各家于戰爭皆以“兇器”名之，視為不祥兇險之物，使人產生畏忌心理而有意回避。“兇器”之名根源于戰爭好殺與上天好生之間的悖離。天道重人，厚生愛民。戰爭則與之相逆，殺生取利，大違天和。逆天則不祥，殺生則致禍。在這種天人本一，傷人即害天的時代思潮下，戰爭被視為最大的不祥。這即是形成古代戰爭人事禁忌的心理源泉。戰爭兇名社會共識的一致，加速催生了古代慎戰思想的形成。在這種兇器慎用的戰爭心理主導下，古代軍事人事禁忌的具體內容，可以分為畏戰原則與慎殺行為兩個方面。畏戰原則是指基于戰爭兇險不祥心理形成的對于戰爭總體的指導性畏忌態度。大致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一是不可好戰善戰。戰爭是以巨大社會損失為代價的，越是好戰善戰者對社會的戕害越嚴重。為了減少戰爭的損害程度，古人有意宣揚兵者乃不祥之器，善戰好戰者必將招致禍殃的因果立場。《孟子•離婁上》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簡本《孫臏兵法•月戰》:“［十戰］而十勝，將善生過者也。”整理小組注曰:“過，疑借為禍。古代軍事家多認為屢次打勝仗并不一定是好事。如《吳子•圖國》說:‘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3］58故好用兵者最終將走向滅亡。《老子》三十一章云:“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孫子兵法•作戰》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百戰奇法•好戰》中也有“國雖大，好戰必亡”的言論。這種對于窮兵黷武的批判思想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對古代戰爭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是不可首先發動戰爭。戰爭是兇險不祥之物，主動進攻者承擔主要責任。首先發起戰爭的一方是不利的。《易•同人•九三》上曰:“擊蒙，不利為寇，利御寇。”《國語•越語下》:“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禮記•月令》注“為客不利”疏引正義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這是對不得已而戰的強化，不利的一方將會遭致不祥。《呂氏春秋•孟春紀》:“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十大經•順道》:“不為兵邾，不為亂首。”整理小組注引《文子•道德》“為兵主，為亂首”例讀“邾”為“主”，兵主指挑起戰爭的人。［4］85-87不得主動挑起戰爭的思想在主觀上為減少戰爭的發生形成了一定的約束力。三是不可隨意發動戰爭。不可首先發動戰爭也并非絕對，一定條件下是允許的。為了誅亂禁暴維護天道的正常運行可以運用戰爭手段，但必須在上天降下一定天意征兆后才可以進行，不得隨意發動。《管子•勢》:“天因人，圣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越絕書》卷三引范蠡曰:“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兇之應，善惡之敘，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六韜•武韜•發啟》: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呂氏春秋•仲秋紀》:“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十大經•兵容》:“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如果違背天意而戰，將會帶來惡果。《孫臏兵法•月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經法•亡論》:“興兵失理，所伐不當，天降二央(殃)。”當然，天兆不過借天之名，實質是根據敵情所做出的人事判斷。《劉伯溫兵書•天戰》:“凡欲興師動眾，伐罪吊民，必任天時。非孤虛向背也。乃君暗政亂，兵驕民困，放逐賢人，誅殺無辜，旱蝗水雹，敵國有此，舉兵攻之，無有不勝。法曰:‘順天時而制征討。’”［5］237但在迷信天罰和報應的時代思潮下，借助天意約束戰爭的發生正是厭戰心理的極致體現。慎殺行為要求盡量減少戰爭中的殺戮。戰爭最大的危害莫過于大規模的生命消逝，對社會發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古今中外對于戰爭的譴責和控制，根本出發點皆源于此。中國上古時期戰爭以德治威服為目的，傷亡較少。春秋戰國以降，戰爭規模和烈度不斷加劇，大規模傷亡開始出現，反對殺戮的呼聲開始高漲。《老子》三十一章曰:“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指出殘虐好殺者反而會遭到天下的反對而失敗。《孟子•公孫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從儒家仁義之道出發，不屑于行殺人之事。墨家強調兼愛非攻，極力反對戰爭行為，全書充滿了對傷生害命的批判。《尉繚子•武議》云:“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為了強化對好殺者的約束力，進而宣揚殺戮會致使上天降臨不祥。《墨子•法儀》:“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尉繚子•十二陵》:“孽在于屠戮。”《淮南子•兵略訓》:“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無力逃避戰爭的傷害不得已祈愿于虛幻的天罰，現實的無助滋生了軍事中的人事禁忌。慎殺行為突出體現為不可殘殺已經投降的士兵，否則將遭受不幸。《經法•亡論》:“大殺服民，僇(戮)降人，刑無罪，過(禍)皆反自及也。”長平之戰，白起盡坑趙降卒四十余萬，為秦統一掃清了障礙。后白起獲罪賜死，內心恨忿不已，然轉以長平殺降之事自解。“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6］白起列傳李廣以勇計威懾匈奴，聲名遠播但長期得不到封賞，才能不及者多位列其上。李廣就此問望氣士王朔曰:“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王朔問道:“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李廣回答:“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6］李廣列傳《西夏書事》卷三十三記:童貫使劉法合熙、秦之師攻仁多泉城。守將遣使請救，乾順命晉王察哥將兵援之。察哥聞法名不敢進，城中孤守月余，力竭出降。法受而屠之，死者三千余人。作者清人吳廣成按曰:“殺降，兵家所忌;屠之，虐更甚矣!異時，統安之敗，法不得其死，宜哉!”白起以坑降卒而自認該死，王朔與吳氏皆認為殺降是將領不幸的原因。不得殺害已降士兵乃古代戰爭之通例，古人對此觀念普遍認同與遵行。《史記•王翦列傳》引客論曰:“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班固說:“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于前，而國滅亡于后。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這種認同與因果報應相結合，通過上天降臨不幸于自身或后人的禁忌形式得以實現，以虛為實的直接作用于當事人，既反映了思想發展的時代局限，同時不可否認特定歷史條件下其實在的約束力與影響力。出于保民的目的，戰爭過程中還應遵循一些相關的行為禁忌。《司馬法•仁本》:“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荀子•議兵》:“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不獲。”《呂氏春秋•孟秋紀•懷寵》:“至于國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淮南子•兵略訓》亦有相同記載。《六韜•虎韜•略地》: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塚樹社從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施之以仁義，示之以厚德。這些規定帶有明顯的上古仁戰色彩，從春秋戰國開始就已經與戰爭實情相去甚遠，但其中保民愛民的思想精華長期延續傳承，成為反戰控戰的理論源泉。

二、軍事人事禁忌的產生過程是一定社會思想指引下的現實反映

春秋時期開始突破國野限制實行普遍兵役制，對舊的軍事體制和思潮形成沖擊，軍禮一統的格局逐漸被打破。戰國時期戰爭的性質由名義上的爭霸轉入實質性的爭地，強度與烈度大為增加，非生即死的格局致使勝利成為戰爭的唯一目標。為了保證勝利的獲得，除了各種詭詐并作外，影響戰爭勝敗的各種因素都被充分考慮，人事禁忌即其一。《史記•天官書》:“田氏篡齊，三家分晉，并為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同時學術繁榮尤其是陰陽五行思想的盛行與兵家勃興加速了戰爭神秘因素的推行過程，作為戰略考量在實戰中施行，秦漢時期達致頂峰，一定程度地影響到戰爭的進程。人事禁忌是戰爭殘酷的現實反映，亦是社會思潮的客觀指引，含蘊深刻的戰略思想和歷史背景。以后則逐漸衰落，時日愈后影響愈弱。但其魅影從未消失，以各種形式在古代戰爭史上顯隱。軍事人事禁忌雖是戰國秦漢之際戰爭現實變化的直接反映，但其出現必然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歷史依據。軍事人事禁忌實際上與上古三代的戰略思想一脈相承，是該傳統在新的戰爭形勢下的擴展與演化，二者約束戰爭發生和減少戰爭損害的本質訴求并未改變。從軍事人事禁忌內容分析可以發現，其思想淵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成因。天命觀。天命觀念是古代思想與文化的重要淵藪，軍事上往往表現為應天命而伐不義，以替天行道的形式占據師出有名的道德高點。據《尚書》記載，夏啟伐有扈氏稱“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甘誓》);湯伐桀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誓》);武王伐紂稱“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泰誓》)，皆以天命為借口而出征。天命觀常被作為是否出兵的理論依據。武王率諸侯觀兵于盟津，欲興師伐紂。“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6］周本紀秦晉崤之戰前，在爭論是否出兵時，原軫指出:“秦違蹇叔而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7］僖公三十三年武王退兵與晉國進軍具托言天命，是因為天命觀最易被人接受與信服。軍事人事禁忌的根本出發點即在于上天好生而惡殺，戰爭乃逆天行事所以會遭到上天的懲罰，正是因為對這種觀念的認同與遵守使虛幻的人事禁忌具備了一定的約束力，也才有需要上天給予征示后才能出兵的規定，天命觀為軍事人事禁忌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心理源泉。人本主義。人本主義是古代哲學的核心精粹之一，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人力消耗最為集中的軍事領域。戰爭中的人本主義一則體現為重視民心向背對戰爭勝負的決定作用。《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孟子•離婁上》:“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議兵》:“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二則體現為重人事而輕鬼神。《孟子•公孫丑上》:“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六韜•盈虛》:“禍福在君，不在天時。”《尉繚子•天官》:“天官時日，不若人事。”《太白陰經•地無險阻》:“天時不能福無道之主，地理不能濟亂亡之國。”三則體現為仁愛士兵使其自覺竭力于戰事。《孫子兵法•用間》:“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有學者指出:“在當時戰亂的社會環境中，孫子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能夠正視戰爭，愛護民眾，珍惜士兵和人民的生命，其軍事思想已具有強烈的以人為本的理性態度，是我國傳統文化中重人精神的具體表現。”［8］《尉繚子•戰威》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正是在這些人本原則的指導下，滋生了禁止殺戮人民和士兵生命的系列人事禁忌，人本主義為軍事人事禁忌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仁戰思想。此二者都是直接反映在軍事人事禁忌中的早期戰爭規則遺存。三代戰爭以禁亂誅暴和安國保民的仁戰為目的。《尚書•召誥》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惟不敬德，乃早墜厥命。”《論語•季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代戰爭以德服人的指導思想使戰爭具有濃厚的仁戰義戰色彩，戰爭的目的在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7］宣公十二年。這種思想并未隨著戰爭的加劇而消失，依然具有較廣泛的影響。《呂氏春秋•孟秋紀•禁塞》說:“兵茍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史記•律書》:“兵者，圣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軍事人事禁忌中有不少保民愛民的規定即是對仁戰思想的繼承。軍禮孑遺。與仁戰思想相匹配的是戰爭中對軍禮的遵循。班固《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序》曰:“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顧炎武亦指出:“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9］卷三•小人所腓。軍禮提倡不鼓不成列，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拜獻尊者、服則舍之、聞喪而還等崇仁守禮行為，《左傳》中多有記載，春秋時期仍然常見。“春秋戰爭禮最大的特點，在于講究承諾，遵守信義，不以陰謀狡詐取勝。”［10］戰國以后隨著戰爭向詭詐轉化軍禮亦逐漸被拋棄，但對有序戰爭的向往使部分軍禮在軍事人事禁忌中得以沿襲。仁戰思想和軍禮孑遺為軍事人事禁忌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歷史依據。

三、軍事人事禁忌上承三代之余緒

在戰國秦漢間激烈的社會沖突中勃興而至頂峰，隨時代延展日益陵替式微。傳世兵家文獻和戰爭描述中大量涉及相關內容，足證其對古代軍事的影響，當視為軍事思想的有益組成部分加以評述。軍事人事禁忌是歷史現實和社會思想的反映，不必完全視為落后與迷信。“粗略統計，戰國二百五十余年間共發生大小戰爭二百三十余起，幾乎年年不斷，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頗為罕見的。”［11］9正是在這種現實逼迫下，引起了人們對軍事的極端重視。《韓非子•五蠹》曰:“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戰國時期鄒衍之徒大力宣揚陰陽五行學說，在統治者與術士的大力推動下，戰國秦漢間該學說成為指導社會行為的主流意識，與人們憑自身能力無法改變兵連禍結的現實無奈求助于上天的祈愿不謀而合，導致兵陰陽學說流行，軍事人事禁忌大量出現。隨著封建大一統和儒家獨尊格局的形成，軍事人事禁忌依然沿襲并伴隨古代戰爭始終，但重要性呈不斷弱化的下降趨勢。軍事人事禁忌是古代歷史現實和社會思想的反映，充分體現了戰爭的時代特征，是對古代戰爭全面分析把握的有益補充成分。研究者不必以當下標準視之為封建迷信，應該承認具有大量的神秘禁忌才是真正的古代戰爭。《淮南子•氾論訓》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于古為義，于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回到歷史自有場景中去分析，避免以今量古的后見之明。軍事人事禁忌的合理性和愚昧性并存，應該辯證分析與批判繼承。軍事人事禁忌本身只具備一定條件下的歷史性，但在繼承與運用的過程中則不得不考慮其現實性。軍事人事禁忌中有大量的合理成分，如不可隨意挑起戰爭、不得虐殺戰俘和無辜平民、盡量避免干擾民眾生活等規定無論在任何時代背景下都應該秉承，其源遠流長恰好為減少現代戰爭傷害提供了歷史注腳。就其實際作用而言，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戰爭的發生。另一方面，軍事人事禁忌的理論根基源于虛幻的神秘天罰，其愚昧性在當下是顯而易見的。接受其合理內核，摒棄其愚昧成分，在辯證分析的基礎上批判繼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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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羅琨，張永山．中國軍事通史第三卷戰國軍事史［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作者:王光華 李秀茹 單位:重慶科技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重慶科技學院法政與經貿學院